邓正健：国安法红线当前，香港文化界如何面对“新常态”？

香港的“不成文”文化政策行之有年，现在却要面对头上一把未落的刀。“港区国安法”的实施虽尚未直接波及文化界，但寒蝉效应已然形成，再加上疫情导致文化活动全面停顿，在可见将来，香港文化工作者必须面临政治生态上的结构转型。

连续举办了30年的“香港书展”，终在疫症肆虐之下首度暂停，延办日期未定。香港书展一直被人诟病为“书籍散货场”，主要是供出版社和书店展销新旧出版，但作为洽谈书籍出版、推动国际出版业务交流的平台，作用相当有限。然而，香港书展长年以来的运作模式，却体现了香港在资本主义下的自由主义文化逻辑。

据陈云在《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上卷）》一书中的分析，香港文化政策向来是以“不成文”的方式进行。自港英殖民时代起，政府一直没有一套明确的文化政策，指引文化发展方向，而是将文化艺术纳入别的社会政策范畴里，例如以负责民生的民政事务局掌管文化艺术事务，或将艺术发展局架设成一个单纯的拨款机构，而香港书展则是一个由贸易发展局主办的“商业活动”等。在香港的特殊政治环境下，欠缺上而下的文化政策的确不利文化发展，但民间对香港政府要主导文化政策发展的举动，普遍存有戒心。前特首梁振英曾打算成立文化局，却因反对派议员“拉布”而胎死腹中。反对派议员的意见调动了民间对文化政策的疑虑，担心一旦文化局成立，政府就会借“成文”的文化政策钳制言论和创作自由。究其原因，正是香港人普遍对内地法治并不信任。

暂停的香港书展一直被人诟病为“书籍散货场”⋯⋯然而，其长年以来的运作模式，却体现了香港在资本主义下的自由主义文化逻辑。

《老懵董》

傅姿灿 著

次文化堂

2000年

政治审查是内地钳制文化活动的惯用方法，例如出版审查、网络监控等。过去香港在出版和网络言论上，一直都相当自由，任何涉及中港政治的著作，基本上都可以出版。香港也一直是中国禁书的天堂，一些像“铜锣湾书店”的独立书店，一直以售卖涉及内地高官私生活、政治制度或社会问题的著作而闻名。这些书籍在香港本土读者群中的市场不大，亦有不少独立书店会视这些书籍为政治八挂或阴谋论著作而拒绝售卖，但对内地读者来说则相当吸引。早在“自由行”政策之前，已有不少内地游客特意来港购买这类内地禁书，像在旺角、铜锣湾等游客区里，甚至不少街边报摊亦有出售。

另一方面，回归以后，香港公民社会不断发展，民间政治意识提高，涉及香港政治的出版物也日渐增多，深受香港读者欢迎。其中一类是政治讽刺著作，如出版社“次文化堂”在2000年出版笑话集《老懵董》，讽刺民望甚低的时任特首董建华，竟获大卖，而后这类作品就成了“次文化堂”的恒常出版。另一类是政治倡议著作，陈云于2011年出版《香港城邦论》，成为当年的畅销书，适逢本土主义思潮崛起，不少倡议香港政治改革的民间著名亦纷纷出版，甚至有触及“民族自决”和“港独”的极敏感话题的，皆见于书店架上。而书展作为香港一年一度的最大型书籍销售活动，也成内地人购买这类“禁书”的主要场所。

内地对香港出版和媒体的“间接控制”

对联合出版集体和无线电视的控制，既是“大外宣”这一全球计划的一个小环节，也是中共试图在维持“一国两制”表象下、对香港社会进行间接舆论控制，积极将政治上的反对声音驱逐出公众舆论。

多年来，香港政府一直没有禁止这类书籍的出版，人们很容易就可买到，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法治制度健全，《基本法》所列明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仍能贯彻执行。然而，其实在很久以前，香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已开始被蚕蚀，内地政府早就悄悄启动了各种国家机器，遏止这类政治敏感话题扩散。

一个著名例子是中联办对联合出版集团的直接控制。联合出版集团垄断了香港大部份的书店经营、发行和出版生意，形成一个封闭牢固的书籍生产系统。众所周知的是，中联办透过子公司几乎全资控制联合出版集团，对香港的出版市场有著巨大的影响力。从本土主义出现，到近年的抗争运动中，大量相关出版物都不能在三联、中华和商务（三中商）这三大连锁书店中上架，也无法经联合物流的发行网络发行，严重影响这些书籍的曝光率。同时，不少批评本土主义和抗争运动的亲建制著作和图册，则被放在书店最当眼位置，形成了俨然与内地相似的一面倒现象：一个普通读者往往只能接触到亲政治主场的著作，无法透过出版物了解公民社会对政治和社会议题的多元讨论。

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近年香港民间早就形成了抗衡政治垄断的独立模式，过去三中商纯粹被视为一种市场垄断，文化艺术工作者和独立出版商努力经营著自己的网络，独立书店艰苦经营，作者和独立出版商透过申请资助、自资和网上聚筹等方式作独立出版，而书展则成为他们接触读者的重要机会。到了联合出版集团的中联办背景曝光，民间也变得更依赖独立出版网络和社交网站，方能接触到一般读者。严格来说，这种垄断是无法逆转的，民间一直以“独立”自居，其实就是以“另辟蹊径”之法，以维持能自由发声的局面。换言之，法治即使在名义上保障了言论自由，官方没有正式的政治审查机制，但透过市场垄断，内地逐步把言论自由赶出书藉出版市场的领域之外。

这种手段不只在出版业里进行，电子媒体亦然。过去内地资金一直积极染指香港电视台，先是亚视，后是无线，至今曾是占据香港绝大部份收视、代表了香港文化认同和集体回忆的无线电视，已被内地资金完全控制。无线新闻报导立场偏颇，倾向中央和建制，淡化甚至扭曲反对声音，早已为人诟病；近年更试过抽起了政治立场相对激进的港台节目《城市论坛》和《头条新闻》，并经常播放内地电视节目，亲中立场已无庸置疑。中共多年来积极进行“大外宣”计划，投入大量资本在全球各地对当地媒体进行渗透和收购，以夺取公共话语权，而对联合出版集体和无线电视的控制，既是“大外宣”这一全球计划的一个小环节，也是中共试图在维持“一国两制”表象下、对香港社会进行间接舆论控制，积极将政治上的反对声音驱逐出公众舆论。

不过，上述只是一些比较公开的经济手段。2015年的“铜锣湾书店事件”是内地干预香港言论自由的一次策略转型。近十多年来，已屡屡有具影响力的传媒人因受政治压力而禁声，如2003年后郑经翰、黄毓民、李鹏飞等人“被封咪”（封掉麦克风以禁言），及后更有2014年蔡东豪声称感到“恐惧”而结束网上媒体“主场新闻”，亦曾有多宗知名传媒人遇袭案，都被人质疑跟政治原因有关。这些事件说明了因政治上的公开言论而进行恐吓、威胁和暴力行为，也是内地打压香港言论自由的间接手段，我们虽然无法得知实际操作是怎样，当中又如何涉及建制与黑帮勾结政治和利益关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持续于发生的事件不是个别例子，而是香港言论自由长期遭受政治压力的表现，香港的法治并未如所声称中那么有效牢固。

但“铜锣湾书店事件”却是有内地官方人员涉嫌跨境绑架，以打击港台出版政治敏感书籍的出版和售卖。一些评论认为，这是为了配合习近平政府加强监控内地民间思想的态度，防止内地人民透过香港接触到港台“禁书”。但此先例一开，旋即对一国两制中的司法独立造成严重冲击，中共已不只利用经济行为和政治恐吓等间接手段进行言论钳制，而是把层次上升到执法层面。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说，“铜锣湾书店事件”中的所谓“跨境执法”，实际上可能只是一次“非法”绑架，而非“执法”，但这些手段恰恰是内地政府打击异见人士的常用方法。事件说明了内地对香港言论自由的控制，已由“间接”渐渐转向“直接”。但直接控制的代价，是公然打破“一国两制”这个运作多年的政治平衡表象。

网络与街头：最后的“政治异见言论”领域

近年来，香港人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主要是在网络和街头体现，两者都是上述的“间接方式”所无法控制的。换言之，在内地多年来对香港各个社会领域的长期渗透中，“网络”和“街头”始终是两颗一直拔不掉的眼中钉。

若以实施“港区国安法”代表“一国两制”寿终正寝，在政治现实说上，其实并不准确。长期以来，内地政府一直以不公开的间接方式逐步收紧对香港的控制，从经济入侵、统战式的地下政治操作到制造能引发寒蝉效应的“个别事件”，都是为压抑反对声音，制造政治上的和谐表象。然而，回归二十多年，香港公民社会发展已甚具规模，同时亦逐渐形成以“社会舆论”、“网络”和“街头抗争”三方面互相配合方式，作为政治异见声音的基础。近年来，香港人对言论自由的理解，主要是在网络和街头体现，两者都是上述的“间接方式”所无法控制的。换言之，在内地多年来对香港各个社会领域的长期渗透中，“网络”和“街头”始终是两颗一直拔不掉的眼中钉。

更为关键的，是自2012年反对国民教育运动起，街头抗争模式出现若干种范式转移，其中最为刺激中国政府神经的，是这些大型抗争运动的议题，渐渐由针对香港内部社会矛盾和政府管治能力，转移到挑战中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绝对权威。反对国民教育运动是挑战官方国家史观，属意识形态问题；2014年雨伞运动的主要诉求是争取“真普选”，即试图改变一直由内地主导的政治游戏规则。在中央眼中，这两场重大的抗争运动都包含了三个重大元素：一、议题上是挑战中共权威；二、动员方式主要是依靠网络，而绕过了内地可透过“间接方式”控制的各种传统舆论渠道；三、实践方式是多元街头抗争，另一个中央无法顺服的领域，这方面在雨伞运动里得到相当大的发展。

还有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就是激进本土主义的出现。如前所述，香港本是“禁书天堂”，同样也是“政治异见言论”的天堂，多年来香港悼念六四的维园烛光晚会一直保留著“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到了2010年前后中港矛盾开始出现，民间纷纷涌现各种激进的本土政治主张，影响力比较大的有陈云的《香港城邦论》，以及2014年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的《香港民族论》，而后者更开宗名义以“民族自决”为论述基础，对中国大统一思想造成极大挑战。过去内地容忍香港人悼念六四和出版政治敏感著作，一方面是碍于要维持“一国两制”的政治平衡，另一方面由于香港政治社会仍相对和平，而在江泽民及胡锦涛时期内地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亦有关系。不过，到了2013年习近平全面上台之后，内地政治收紧，适逢香港政治转趋不稳，对于上述的政治异见言论也变得难以容忍了，因为香港舆论中的政治异见言论已不再是单纯的“言论”，而是有著巨大动员力的街头运动论述。雨伞运动后，这些激进的政治异见言论甚至有能力得民意授权而进入议会，在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本土派成功进入议会，虽然旋即被香港政府借不符宣誓程序为由，先后褫夺了6名议员的议席，但政治光谱上的移位，超过了中央的政治底线。

2019年的“逃犯条例”既是“廿三条”的变体，也是中国政府在仍然维持“一国两制”表象，但同时将“间接方式”在香港法治领域上施行的最后尝试。结果，反修例运动比雨伞运动更激进，动员力更深更广，显然中国政府已经深信，过去的“间接方式”再无法维持下去，终于决定要雷厉风行，借助警队暴力及紧急法全面扑灭街头抗争。在上述的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清楚了解实施“港区国安法”的含意：“港区国安法”跟香港警队迅速提升的武力，是控制香港政治异见言论的两大“杀手镧”，目标是要将“网络舆论”和“街头抗争”这两个过去一直无法控制的领域连根拔起。

Breakazine 062《危险阅读》

寒蝉效应下的“新常态”

写政治评论的卢斯达，更以“无形国安”来形容这种情绪，他觉得香港很可能会“移风易俗”，逐渐形成一个“自我箝制”的文化，每次写文章，都会觉得有国安人员正在监视你。

在民主国家，文化艺术得以拙壮成长的最基本条件，是言论自由，之后才是国家在其文化政策上订立的目标和蓝图。殖民时期港英政府曾有过对文化艺术活动进行“不成文”的审查，后来逐渐废止。回归后，除了对“淫亵及不雅物品”的管制外，基本上没有任何成文的出版及创作审查，因此我们才说，香港文化艺术创作基本是自由的。但如前所述，内地对香港言论审查是“间接”的，像控制书籍出版链和电子媒体，以及借助不见得光的渗透和恐吓，以驱逐政治异见言论，这反而迫使了网络公民社会和独立文化艺术群体的迅速发展。而“港区国安法”某程度上却是一套“成文”的言论审查修例，它好像清楚给参与公众舆论的人一条十分清晰的红线：若你谈及涉及国家主权的政治问题，你就是超越了红线。但问题是“超越红线”并不代表违法，也并不代表你的言论一定会被禁制，或你一定会被拘捕。借个十分流行的比喻：那是一把放在头上的刀，或借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另一著名比喻：“蜷伏在吊灯上的蟒蛇”（The anaconda in the chandelier），红线的作用就一目了然了。刀是否落下，或蟒蛇会否扑下来，权全在中央，因为按内地一贯的政治现实，“颠覆国家”一类“罪名”是没有标准的，它可以任意指称某人的言行是“颠覆国家”，他就可以被定罪。这也是内地打压异见人士的惯招。

效果是，“港区国安法”所造成寒蝉效应是前所未有的严重。在过去中央的“间接方式”之下，你的言论最多只会令你无法出版、被逼封咪、或失去工作，而不会被定罪。积极的异见者亦早已开拓了有效的网上发平表台和独立文化群体的网络，以避开上述“间接方式”的钳制。但“港区国安法”效力是无远弗届的，它完全可以因为你在社交网上的一个留言、画过的一幅漫画、发表过的一行诗句、或在街上喊过的一句口号，便被划进红线另一边的国安法法网里，而且可判之刑是前所未有的重。

不过，现时尚没迹象显示，曾发表或仍在发表政治异见言论的人将会被大量搜捕。在反修例运动余波未过、疫情肆虐的“非常时期”，港府暂时只针对部份高调的异见人士。可是，这似乎只是为即将来临的“新常态”铺路，“港区国安法”之刀令曾一度遍地开花的“黄色经济圈”严重萎缩，黄店纷纷撤下店内的“连侬墙”和抗争标语，更有曾积极支持反修例运动的商铺，高调声明退出“黄色经济圈”；专栏作家如写文字学的古德明、写财经的利世民和孙柏文相继封笔；擅画政治漫画的漫画家阿涂先被有其专栏的杂志提点“小心触犯国安法”，其后专栏更被腰斩。

这种踩红线之言跟内地网络的擦边球言论也不相同，内地网民对红线的认知其实是相对清晰的，他们一般都知道红线在哪，而擦边球却是在评估过不会误踩红线之后，尽可能接近红线。

还有另一文化杂志《Breakazine》，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初，便被公共图书馆下架，下架期数的封面主题分别是探讨催泪弹的影响，以及讨论怎样在极权下怎样面对恐惧。有报道指，杂志曾遭亲建制阵营针对，才被图书馆下架。及后杂志编辑部更宣布停止今年余下期数的出版，声明更指他们咨询过法律意见，“对新法例实施的理解仍有不确定性，并希望保障一众共同参与者”，最后决定停止出版。事件清楚反映了出版界对“港区国安法”的恐惧，一是由于无法判断红线所在，二是法律上代价太大，三是在新法的“掩护”下，建制阵营针对异见言论的种种告发和批斗，将会更肆无忌惮。

事实上，香港出版界里各个环节的自我审查渐成常态，例如在反修例运动中被催泪弹射伤眼部的中学教师杨子俊，出版记录抗争运动的著作《致自由》时便处处碰壁，先有三家印刷商拒印，及后只好删除书中的抗争口号和政治敏感内容，才有匿名印刷商愿意承印。社会运动题材的出版进一步被边缘化，大部份出版商已不敢出版这类书籍，作者需要以众筹或自资方式自行出版，而印刷商拒印，书店不敢卖，也将成常态。一些本计划参加今年香港书展的小型出版社和独立书店，也一直在评估在书展现场里售卖政治书籍的风险，以及若遇到警方或书展主办方的检控，或被建制阵营骚扰和告发时，应有何对策。

凡此种种，逼使记者、评论人和二次创作者彻底放弃传统出版和书店，而滞留在网络上。但国安法已迅速令一直活跃于网络的政治评论者，也感受白色恐布的“无形之刀”，漫画家Cuson Lo曾以一幅三格漫画表达这种恐惧：先是漫画家站在窗前，与对面楼宇的居民一起向窗外大叫，然后对面居民突遭上门的警察拘捕，而漫画家本人的身后也冒起了警察的影子。Cuson坦言，他相信自由日后创作时会作自我审查，并作了不再画政治题材的准备。而写政治评论的卢斯达，更以“无形国安”来形容这种情绪，他觉得香港很可能会“移风易俗”，逐渐形成一个“自我箝制”的文化，每次写文章，都会觉得有国安人员正在监视你。

“新常态”形成前的红线之争

弥漫著一种“等待极权来临”的心态。过去民间的政治争拗和路线论争已大为减退，而因论争而产生的内耗和创新也归于沉寂，一间时，恐惧似乎成功地遏止了任何形成的政治讨论，人们都开始害怕以公众舆论处理政治问题，哪怕只是一些温和的言语。

英国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过一种称为“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监控技术，大意是建造一座环型监狱，在环的中央竖立一座监视塔，站在塔上的狱警可以清楚看到环型监狱内所有囚犯的一举一动，但囚犯却连塔上有没狱警站岗也看不到。设计的巧妙之处，是监视塔根本不需要长期有狱警站岗，囚犯亦会因自危不敢作反。“港区国安法”也成了这样的设置，即使香港尚未出现禁网，或大规模的以言入罪，恐惧已迅速植根于人们心里。没有人能预计中央日后会怎样运用“港区国安法”这一把刀，但可以想像，从“旧常态”逝去到“新常态”的全面来临，中间会有一个过渡期。过渡期里，有些人会封笔、封咪甚至离开香港，有人会转軚（改弦更张）投向建制阵营，改为发表亲中言论。但现时更多人似乎仍在揣摩中央的言论底线，出版商和作者的退缩暂时仍是策略性，先避开明显越过红线的言论，如抗争口号或“港独”等政治上极度敏感的内容，再慢慢测试水温。像批评港府抗疫政策，揭露内地社会问题、或重提去年的警暴等讨论，在网络上仍然相当活跃。

香港的网络公民社会看来还未被摧毁，却已弥漫著一种“等待极权来临”的心态。过去民间的政治争拗和路线论争已大为减退，而因论争而产生的内耗和创新也归于沉寂，一间时，恐惧似乎成功地遏止了任何形成的政治讨论，人们都开始害怕以公众舆论处理政治问题，哪怕只是一些温和的言语。这才是对公民社会和言论自由的最大伤害。

结果是，不论是出版、大众舆论还是网络，政治论述势将会形成两种极端，一种是一面倒向不涉任何政治异见的无害洁净言论，另一种则是甘冒踩红线之险的犯险言论。过去香港文化艺术圈子里有一种普遍想法，认为以艺术形式也好，直接宣示也好，敢于在这种政治压力下发表异见，是一种有骨气的表现，而“自我审查”则是妥协懦弱之举，往往遭人唾弃。但今天的政治成本大大提高，自我审查反而变得必要，目的是为了在继续发声和自保之间，取得一个危险的平衡。

不过，这种踩红线之言跟内地网络的擦边球言论也不相同，内地网民对红线的认知其实是相对清晰的，他们一般都知道红线在哪，而擦边球却是在评估过不会误踩红线之后，尽可能接近红线。但“港区国安法”的红线位置尚不清楚，中英驻港官员、港府和建制阵营不断放风指某些异见言论“可能触犯国安法”，就是调较风向，引导社会对红线的理解方式，而不是直接执法。例如最近港府发声明讉责有人流传中央协助港府进行的检疫工作是为了收集香港人基因，是“不实谣言”，有可能构成犯罪；而早前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亦曾声称，网络流传去年831太子地铁站袭击事件中有市民被警方打死是“谣传”、“出于恶意”，因而“有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如何拿捏这条红线的位置，将会成为今后香港人继续发表政治异见言论的首要考虑因素。

今天香港政治被阴霾浓罩，而国际战线仍波谲云诡。全球疫情未退，中美“新冷战”格局如箭在弦，西方民主国际对中国的政治围堵之势也正待形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早前声称要进行“净网”，截断与中国的网络联系，而如Google、Facebook和YouTube等美国科技龙头也积极考虑撤出香港。此等国际政局变化，进一步令香港人陷于禁声的惶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