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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平:架在香港頭上的兩把刀

「香港自治法」目前除了為特區護照持有人帶來不便,由於入口軍事或軍商兩用科技的商品數量有限,受影響只有極少數行業,對香港經濟直接的影響不大。但即時影響有限,不代表潛在威脅到此為此。


2020年6月16日,香港維港出現一道彩虹。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6月16日,香港維港出現一道彩虹。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03年秋天我到美國讀書,每次跟別人提到我來自香港,也許是回歸不久,又或大學圈子的人都有「國際視野」,對方大多知道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也知道香港跟內地有所不同,是個吃喝玩樂的旅遊城市,是個崇尚自由的商業社會,有一套獨特規則、文化。

當年,其實也是香港回歸史上的轉捩點,首次七一大遊行震撼仍在,反對特首董建華的運動如火如荼,回歸初期短暫的美好日子變得不可思議。之後十幾年,香港換了幾個特首,人大解釋了幾次《基本法》,也爆發了好幾場社會抗爭運動,只是這些變遷,都佔據不了國際傳媒的主要版面,於是我跟別人提及香港,得到的反應還是跟2003年時沒有兩樣。

直到去年,反修例觸發社會衝突,為世人提供大量煙霧迷漫的震撼圖像,香港再一次成為全球焦點;再到今年,香港在大量疫情新聞中脫穎而出,成了美國總統記者會的主題,全球媒體都爭相報導「港區國安法」的新聞,美國陸續宣佈對港的新措施,路透社的新聞標題是「U.S. starts paring back Hong Kong's special status due to security law」

不再特殊的香港代表什麼?香港的繁榮穩定是否會一去不返?

討論多時的「香港自治法」(Hong Kong Autonomy Act),終於由美國總統簽署成為行政命令,詳盡列出對香港政策的改變,包括取消對香港出口敏感技術無須首先取得許可的安排、取消給予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較中國護照持有人方便的安排、暫停與香港的逃犯移交協議、命令國務院停止向香港警方或其他紀律部隊人員提供訓練等。至於制裁被認為打壓香港的中國官員,例如拒絶入境美國和凍結其美國資產,以及禁制與其有密切關係的金融機構等,則尚在考慮之中,未有定案。

這一連串的改變,只是「基本消費」而已。除了為特區護照持有人帶來不便,由於入口軍事或軍商兩用科技的商品數量有限,受影響只有極少數行業,對香港經濟直接的影響不大。

即時影響有限,不代表分析到此為止。

「港區國安法」包括的範圍極廣,加上香港官員和國家領導人的創意詮釋,彷彿任何大小的行為言論,都可以扯到國家主權和安全的事情上去,人人都有觸犯法例的可能。與此同時,雖然法例幾乎無所不包,兩個星期以來,動用此法例的個案仍相當有限,至少未以此法例為名去拘捕一眾國際知名的政治人物。有法可依,但有法不用,或只選擇性殺雞儆猴,不代表法例沒有威力,因為架在頭上的一把刀才是最有效的威脅。現在沒有事,不代表將來沒有事,香港人自會作自我審查,為言行劃下一條安全的界線,循規蹈矩在香港生活。

2019年9月29日,銅鑼灣舉行的一個示威中,一名戴著特朗普面具的示威者被防暴警察推開。

2019年9月29日,銅鑼灣舉行的一個示威中,一名戴著特朗普面具的示威者被防暴警察推開。攝:Susana Vera/Reuters/達志影像

同理,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對香港可能作出的制裁,也是一種潛在威脅,就如「香港自治法」,美國總統有莫大的權力,可以制裁大量官員,也可以針對有關的金融機構,對香港這個金融中心造成巨大打擊,同樣是頭上的一把刀。制裁點到即止,也是向中方發出的一個訊號,若然對香港有進一步干預,制裁措施可以升級。制裁的存在,其實也是為「港區國安法」以及其他政治干預增添了一些局限。

對中美雙方來說,一方面以法例嚴力控制,一方面以制裁隔山打牛,都是有其成本的。雖說香港在帳面上佔中國的經濟總值比例愈來愈少,但比例少不等如微不足道,因為香港始終是國際金融中心,全球投資者仍有一定信心,無論是企業來港上市的首選,建立主要人民幣交易中心,還是作為人才和資金通往世界的一個跳板,香港對內地始終有未能被取代的價值。以權力箝制香港太緊,破壞香港形象太深,這些利用價值難免會下降。對美國來說,這些價值正正是中國的痛處,打擊香港這個對外開放的窗口,比打擊內地這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來得容易。不過,香港尚未成為內地城市,加上對美國來說香港只是民主自由被打壓的受害者,以伊朗級別的巨大力度打擊香港是出師無名。

關鍵的問題,在於中美雙方會在哪裏達到「均衡」。以香港人的利益來說,最差的結果,當然是香港實際上和印象上也變成一個內地城市,獨特地位不再,兩制差異完全消失。最佳結果,當然是雙方按兵不動,一方面有限度地利用「港區國安法」以及其他干預,令國際投資者對香港保持一定信心,維持現有的自治程度,另一方面美國維持狹窄的制裁範圍,政治表態多於實際打擊香港經濟。

只是這結果出現的機會甚低。香港社會表面上似是穩定,大規模衝突已近乎絕跡,各種抗爭行動愈見零散,在「港區國安法」之下,連言論的激烈程度也極速下降。只是好一部份香港人對政權的不滿,不會因有形無形打壓而消失,面對抑壓,只會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

跟內地比較,香港仍擁有相當的資訊自由,網上暢通無阻,加上香港未有嚴密的監控設施,香港人「搞事」尚有空間,短時間內實在難以追上內地市民的安份守已。對中國來說,確保政權穩定更從來是最重要的目標,面對香港人層出不窮的反抗,自會作出反應,用盡方法堵塞香港制度上的缺口。例如最近泛民主派舉行初選,中聯辦、港澳辦、港府高調回應,直指此舉是非法操控選舉,公然挑戰「港區國安法」。一場威力相當有限的初選尚且如此,可以想像類似的「界線測試」將頻頻發生,香港人本以為擁有的自由權利逐步減少。

夾在中美之間的香港,正陷於一個風雲詭譎的位置,沒有人敢說最後會出現哪一種結果。制裁的短期影響雖有限,潛伏的不安才是致命傷。長遠投資極受這種不確定性影響,皆因資金下注覆水難收。視乎中美兩國如何「互動」,香港在最佳和最差結果之間命運難料,唯有靜觀其變,選擇別處投資。不似股票債券投資之類的熱錢,這類直接投資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消失,轉移陣地需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只會慢慢磨蝕。

去年我在寫的一篇《中美紛爭下最大輸家是香港》中這樣說:「美國怕香港跟中國內地太接近,跟其獨特的政經地位不符,中國內地也怕香港太自由失控,威脅其內部穩定。香港一直靠中間人的角色得以繁榮,如今卻因這角色卻成了兩面不是人的負累。」這個判斷,今天看來是無奈地貼切。「兩面不是人」,換來的是兩把架在頭上的刀。

(曾國平,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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