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6月9日的大遊行，到6月12日的佔領行動，到6月16日人數更多的大遊行，加上數之不盡的其他示威集會，香港反修訂《逃犯條例》的堅持和熱情，似乎比2003年有過之而無不及。今天的香港經濟表現沒有當年那般風聲鶴唳，社會上依然有此強烈的反對聲音，為甚麼？那不是對香港政府高官不滿那樣簡單，畢竟大家都知道就算換了別人，事情發展只有程度之別，本質上是不會有太大差異的。
不滿，也許源自更深層的擔憂，擔憂香港的制度向中國內地愈走愈近、跟自由民主的距離愈來愈遠，香港在國際獨特的地位不保，優勢逐漸消失。在政治陰霾的籠罩下，我們也聽到獨立關稅區、《香港關係法》等陌生字眼，有關港元被衝擊的傳聞亦不時出現，鬼影幢幢，充滿不確定性。
由始至終，從政治到經濟，香港都處於被動，面對擾攘經年的中美貿易戰，夾在中間的香港人可以做甚麼？
從短期的貿易戰到長期的科技戰
就算特朗普連任機會再高，貿易戰也會以某種形式的協議達成和解，但科技上的爭端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平息的。
根據實證基礎穩固的傳統經濟學智慧，從個人到國家，專業生產可帶來可觀的利益。熟能生巧，再透過交易便能互惠互利。自由貿易是好事，只可惜遇上現實政治考慮和制度差異，利益的計算就變得複雜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成了世界工廠，以其相對低廉的勞工為美國提供源源不絕的便宜產品，美國消費者得益之餘，部分行業更受惠於來自中國的生產要素，得以擴張。只是，難以否定的是中國出口的興起損害了美國一部分本土製造業的利益。現實的困境加上政客的鼓動，中國勞工威脅美國藍領生計成了一個半真半假的熱門論述。與此同時，為了保護個別企業發展和某些維持國家穩定的理由，中國為加入世貿而許下的承諾不少落空，外資進入中國障礙重重，貿易關係難稱得上公平對等。涉及商業秘密、科技競賽以至國家安全的疑慮，就更加是敏感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