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讀者評論精選

讀者十論:「相信童話」

「讀者十論」欄目每週擇選報導及圓桌話題中十組精彩讀者留言刊出。


 圖:端傳媒設計組
圖:端傳媒設計組

【編者按】「讀者評論精選」欄目每週擇選報導及圓桌話題中十條精彩讀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會因應長度及語意清晰作節錄或編輯。

1. rhrm,回應《北京拆除逾千小產權别墅:它們是怎樣被建造的、又因何被摧毀?

小產權房或者違建是一個複雜且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問題。有些業主實屬明知故犯不值得同情,但另一些業主卻是地方政府欺瞞行為的受害者。對於不同時期不同背景的案例不加區分一刀切式的拆除,是懶政,表現的是權力的傲慢。

而當下權力更傲慢的地方,則是它完全不給予受害者任何抗辯和救濟的渠道——法院不受理,媒體不能報導,和警察硬碰硬?十年前也許有用,但從烏坎到現在地方政府對此已經建立了一套成熟的SOP了。公開的輿論討論、獨立的司法裁決可以使大多數利益相關者心服,而無處說理的環境,則是滋生極端情緒,促發反社會行為的温床。從「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的楊佳,到駕駛公交車衝進水庫的安順司機,其代價,就要由更多的無辜者來承擔。

2. Sussicran、自由風,回應《What's new: 民主派立法會初選結果出爐,抗爭派16人大勝,望與泛民謀合作

Sussicran:為何在不可轉移比例代表制的選舉中,依然需要把明星候選人拆到不同名單裏然後搞配票呢?這次選舉的議題只有一個,無須再覆蓋不同選民群體的需求了吧?假設民主派用一兩張大名單出選,不知有何弊處?

自由風:@Sussicran:這是制度設計的問題。首先這個比例代表制,是以「最大餘額法」計算剩餘選票的,也就是說如果我方陣營合組一張名單而對手分拆名單,我方將浪費大量選票。此外,由於35席地區直選並非大選區制,而是分拆成5-9席不等的中型選區,導致配票相對容易,於是大家都會改用「不可轉移單票制」的策略,比例代表制名存實亡。

3. 自由風,回應《梁俊彥:香港民主派35+初選結果的三重解讀

論者的觀點很有條理,而且對選舉結果解讀為「抗爭運動成績表」的非二元結論,本人十分贊同。唯獨<左翼淡出>一部卻令人納悶。因為除了論者所提及的工黨、社民連、民協等傳統左翼政黨之外,朱凱廸、袁嘉蔚等社運出身的抗爭派也是左翼政治人物,也都在初選中高票當選,只是本次主打的政綱減少了左翼議題的比重。此處應可作出結論,即左翼政治人物不能太過脫離社會主流議題,否則難以保持支持度。尤其作者更是朱凱廸「本家」的土地正義聯盟成員,會作此忽略實在令人費解。

另外,民協何啟明在開出實體選票後反超電子票領先的馮達浚出線,證明基層路線仍有一定吸引力,但需要配合候選人的政治觸覺。民協在馮檢基退黨後一改保守風格,改為年輕區議員主導的進步主義路線,何啟明更有簽署抗爭派的聲明。說明左翼並沒有淡出香港政壇,只是需要與時並進,才能避免成為「左膠」而被放棄。

4. YesJV,回應《與許紀霖、劉擎等商榷:「(反)政治正確」框架的思維陷阱

以某種先入為主的預設立場,將許多種現象籠統的歸結為一體,貼上同一標籤,再進行一番黨同伐異,這可能是絕大多數現代人類個體都無法避免的通病。

正如文中作者所言,現如今關於的「政治正確」的論述框架,是一種修辭或話術。 進一步擴大時空層面聯想,可能更像是一種污名化之後的特定標籤,與中國大陸曾經流行的「反革命」之名有異曲同工之處。 關鍵在於,革誰的命不重要,誰來革命不重要,革命之後會如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在權力博弈的場域中,選好站隊,搶占定義批判對象為「反革命」的 先機,以絕對權力即絕對正義之實,大搞「權力正確」。

5. OldDog,回應《與許紀霖、劉擎等商榷:「(反)政治正確」框架的思維陷阱

作者着重於「正確」的定義,進而得出「正」和「反」的雙面論證。但卻忽視了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核心:即被排斥在外的言論。

「正確」本就是流動的、相對的概念,所以基於勾勒一個準確的、當下的「正確」的定義得出的結論,反而脫離了『政治正確』問題的核心——即被抹殺的言論。誠然,人們嘴裏的「正確」經常模糊不清,所以「政治正確」也就被套用在了也許錯誤的地方。但是它指出的問題卻是真實存在的:比如在作者舉出的《亂世佳人》的例子中,公司當然有權利選擇根據用戶的需要做出改變;但如若一個公司、一個個體無法再根據自身意願做這種選擇,不僅不敢做相抵觸的言論,而且不得不「表態」呢?

比如一系列 Twitter 上被人揪出來口誅筆伐的有些名氣的人,亦或是公司裏的那些膽戰心驚,不敢說錯半句話丟了工作的小職員。兩天前 Bari Weiss 在紐約時報的辭職信,細數了一名非左翼記者在一個知名媒體裏工作時受到的公開的、無阻罰的騷擾和歧視。她已經是知名人士,試想那些無名的、沒有自己發聲渠道的媒體人,他們得做怎樣如履薄冰的選擇?而這還是媒體行業,是理論上最應該體現言論自由的地方。可事實上隨便掃一下紐約時報的當今狀況,你即會瞭解意見的同質、伐異已是多麼根深蒂固。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例子裏,即便去指出「左翼」人在做一件「反政治正確」的事,不算「政治正確」,那也於事無補。因為問題真實存在,在那個環境裏,「正確」指的就是那一種同質化的聲音,不管那個聲音被稱為「正確」或「反正確」,人們不敢做異議,言論自由的環境不再⋯⋯

這一點最近被以 Orthodox Privilege 為主題討論過,關於『黨派盲區』和『現狀盲區』,我同意作者最終觀點,即右派固守陳約、打擊異議在性質上同等惡劣,需要民眾的注意。不過我不確定因為沒有使用「政治正確」的詞彙在這些事上,或者只更多使用了「政治正確」在左派上,造成的 damage 究竟有多大。我覺得就事論事,即使不使用「政治正確」的字眼也同樣可以充分地在公共空間探討這類問題;反之,現在用了「政治正確」的字眼來形容真實存在的問題,又為甚麼不可以呢?難道說為了平等,連詞彙的運用都要規範和「平均」了麼?這樣影射的結論恰恰又像是「政治正確」——不是嘗試去包容不同的聲音,去理解那些聲音背後所說的問題到底是什麼,而是嘗試去「規範」那些聲音,那麼最後損傷的當然還是言論自由。

6. 學姐、作者,回應《金盾工程:數字監控技術如何改變中國政府的維穩偏好

學姐:這個結論其實處於學術爭論中,並不是很肯定是對的。首先是方法上問題很大,最重要的自變量,測量精準打擊的人數,實際上用的是imprisoned for non-criminal reasons。其實有很多商業犯罪、嫖娼等等被抓也是non criminal reasons,不準確,這個是這個summary裏沒有提到的。

另外一個最重要的自變量不準文章有說了,就是作者用來測量監控支出的公共安全支出,其實不等於監控支出。關於精準打擊的測量可以有很多種,比如說準確的政治犯的數量,當然這種數據是沒有的,作者已經盡最大努力了,但是這個偏差實在是有點大,很大程度上undermine了他的empirical analysis的可信度。

其實這些empirical strategy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作者框架。他首先介紹了威權國家維持社會穩定的框架,壓迫repression和收買co-opt,的對立,兩者是一個tradeoff的狀態,而監控能夠提供壓迫,於是政府就不需要花太多資源在福利上去收買人心,作者認為監控能夠增強壓迫能力,於是乎政府就減少了福利。

這是個很吸引西方聽眾的一個故事。但是問題來了,監控僅僅(被看作是)是壓迫嗎?監控會不會一邊提供了強大的壓迫能力,一邊又讓民眾感覺提供了社會福利呢?因為民眾信任高度信任政府,政府說監控是為了抓壞人,民眾就信了,那麼監控不就是一個完美的同時滿足兩個條件的東西麼?

我覺得中國人並不視監控為敵人,因為相信監控是為了防止犯罪,而確實監控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普遍意義上的犯罪,而不是針對異議者。我當然不是替監控辯護,但說監控因為用於鎮壓異議者於是可以減少福利支出這個結論,是有待商榷。

作者:@學姐:1.關於政治犯數據偏差有多大,研究者在論文裏寫了」Among them, 82% of arrests were related to political crimes such as association, speech, and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再者政治犯被扣上商業/嫖娼罪名的也大有人在(參考鄭文傑和許章潤)。

2.研究者並不是把監控看作「打壓」,而是說監控提供了信息,改變了政府在「打壓」和「收編」之間的取捨。研究者認為監控帶來的信息令政府更多地去「打壓」從而更少地去「收編」,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信息會令政府更多地去「收編」,比如政府得到信息以後更了解民意,更有效地分配資源。這兩種假設下我們都可以觀察到社會福利的下降:你既可以說是因為精確打壓實現了以後政府不需要再撒錢買穩定,所以福利下降了,也可以說因為資源分配更有效率了,更省錢了,所以政府福利開支這種指標下降了。但是作者已經反駁了後一種觀點。

3.如果中國人把監控當作一種社會福利,這種福利是否/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和其他福利互相抵消?作者也可以說,金盾工程實施的地方,監控這種社會福利上升了,但其他福利(政府福利開支、醫院床位等等)下降了,後一點仍然是客觀成立的。

7. EightK、作者,回應《金盾工程:數字監控技術如何改變中國政府的維穩偏好

EightK:@作者:「3.如果中國人把監控當作一種社會福利,這種福利是否/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和其他福利互相抵消?作者也可以說,金盾工程實施的地方,監控這種社會福利上升了,但其他福利(政府福利開支、醫院床位等等)下降了,後一點仍然是客觀成立的。」

這個回應沒回到點子上。監控開支增加的同時會觀察到福利減少是統計結果沒有問題,但是如何理解這兩者間的關係才是重點。這兩文章的核心argument是威權國家因為有了精準打擊而可以減少福利開支,但是我們有更簡單的解釋 那就是地方政府的budget是有限的 監控花的多 那福利自然就少了 而這個不論在威權 民主還是哪裏都一樣。

作者:@EightK:這種可能研究者已經討論了並且這篇介紹裏有說:有一種觀點認為,社會福利開支的下降,可能是因為公共財政總量有限,當政府將更多資源投入到「打壓」活動中後,必然會擠壓其他開支。但研究者指出,這種變化並不是平衡的,各縣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減少的開支,比他們在公共安全方面增加的開支,大約高出了60%。作者認為,這說明「精準打壓」和「普遍收編」之間的此消彼長不只是出於財政平衡方面的考慮。

8. fassyliu,回應《隱秘的角落:審查時代誕生的中式懸疑劇,為何青睞東北與廣東?

贊同作者說的在劇版《隱秘的角落》中,事實上的唯一真相是家庭問題。但是並不贊同 「由此,污名女性和污名家庭聯手,構成了《隱秘的角落》『相信童話』的代價。」

温情脈脈的中年男性形象只是有時候的一瞬,比方說朱永平,其實畸形的母愛,無論是周春紅還是王瑤,如果沒有朱永平的出軌和在再婚和對兒子和女兒之間的不平等對待,也不會造成朱朝陽的黑化,既然已經看到劇所反映的母親的教育問題,為何看不到它同樣反映了父親缺位的同樣嚴重的影響。比方說嚴良的父親,朱朝陽的父親在女兒死前對朱朝陽的表現。

唯一所能指摘的就是,劇中塑造的家庭教育的正面例子借用了一個合格的父親形象,也就是葉警官。所以我覺得它並沒有通過厭女來實現童話。它在反映現實,它所展現的當本應該是父母雙方去完成的家庭教育一方缺席的時候,對於孩子和對獨立承擔下所有責任的那一方的影響(周春紅不願意公開和景區主任的關係)。它反映的是真實而醜陋殘酷的現實,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家庭教育是什麼樣的並且會帶來什麼問題。如果你都不願意承認厭女是存在的,只想直接塑造一個假想中的不受時代枷鎖束縛的女性形象,那又怎麼能讓觀眾產生共情並且進一步反思呢?

9. 天滅,回應圓桌話題《面對反覆的疫情,已重啟的經濟與公共衞生防控之間該如何平衡?

起初還未對病毒有清晰認識的時侯,無知無畏是更嚴重的病毒,政府的角色是帶領民眾和自己一起認識病毒,學習如何與病毒相處。半年過去,了解了傳播途徑,小心防護(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即可避免染疫已成全球共識。此時,無知無畏或小心防護都是個人選擇,政府介入理應縮小對象,關注並支援低收入群體。

減少想要小心防護但因經濟原因無法承擔口罩等防疫用品開銷的人群。於此同時,政府也應當認識到封城封關減少了受疫情影響的群體但增加了受經濟影響的群體,不死於疫情也會死於貧困,而後者波及的人是無法估計的。不同於染疫的人,貧困的人不會馬上死去,亦不會直接反映在疫情數據上。當多數人都減少甚至斷了收入的時候,政府無法進行對應的支援,人們的掙扎會導致抗議亦會使得疫情不斷反覆。該做的是放開經濟活動,推行新常規政策,讓依舊無知無畏染疫的人和小心防護賺錢維生成為個人選擇。否則疫情只會被用來當作施行專政的工具。

10. 匪翠,回應《羅馬競技生死鬥:台灣90後的寶特瓶「共和」之夏

只有社區的體育活動、自發生成的那種約定俗成的遊戲,才能反映和維護社區的德性。有很多運動一開始都是從這樣的形式產生的,但是一旦它升級到大的都市裡面去,變成資本的玩物,或者是變成承擔民族榮譽或者諸如此類的虛無的東西,那麼它原有的意義就喪失了。

有很多東西,像是足球之類的,在它原先處於社區土鱉的階段的時候,實際上是民族精神的一個很好的承載者。但是現在已經變成一種跟集體賭博差不遠的東西,因此本身已經沒有什麼指標性價值。你要想把體育的成績提高上來,只需要把籌款問題解決好,然後設計出一系列在商業化操作和藥品檢查之間的狹窄的......

劉仲敬微信對答——2016年8月27日

讀者十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