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拆除逾千小產權别墅：它們是怎樣被建造的、又因何被摧毀？

北京人也嚐到了辣椒水的滋味。2020年6月29日清晨，昌平區流村鎮瓦窯村居民與防暴警察發生衝突。厚密的白色煙霧中，一個女聲嘶喊道：「辣椒水！」人群四散避走，這場抗擊拆遷的行動以失敗告終。

警察是入夜來的。凌晨兩點多，居民們發現一台鈎機立在瓦窯老村的村口。緊接着是第二輛、第三輛……不久，鈎機、推土機、警車和救護車把雙向車道佔滿，大批保安、警察魚貫而入。

居民們則迅速組織「防線」。「挺壯觀的，對講機在呼叫，按笛子、按喇叭，把大家叫起來，所有車呼嘯而過。」瓦窯居民顧林對端傳媒回憶。多則現場視頻顯示，數十人頭扎白巾，上書紅色大字「保衞家園」，與警察相向而立。其中有不少白髮、灰髮的中老年人。「開始還有一種挺歡快的氛圍，天還沒亮，心情還挺激動，覺得大家是一個團體。」顧林說。視頻中，激昂的人群一度對警察高喊「滾回去」，一個男性聲音說：「喊沒用了，準備動手。」

這樣的士氣很快被現實打碎。接近凌晨五點，隨着一聲命令，十餘名戴鋼盔、舉盾牌的防暴警察迅速向前推撞，「防線」被衝散，人群中傳來尖叫與悶哼。居民們朝警察投擲物品，用大葱、雨傘、掃帚等進行攻擊，有居民端起滅火器向警察方向噴射。一位防暴警察舉起黑色瓶身的噴霧向人群噴灑。「辣，當時什麼都看不見。」顧林回憶道。不少居民低頭捂眼向後撤退。

「老的老，傷的傷，滿地都是我們的人。」顧林說。防暴警察與保安將不斷後退的居民們驅散，顧林也被制服，拖行至山下。他的膝蓋、手腳都被磨破流血，衣服也爛掉了。「現場遠比你看到的視頻殘酷，他們把你拽到保安後面揍一頓，打完之後扔到（山）下面去找幾個人看着。」

「激戰」過去兩三天後，顧林的眼瞼仍然紅腫。根據醫院後來開具的報告，其身體多處軟組織挫傷。「真的特別幼稚，非常天真，以為可以阻止他們。」

顧林的家在距離北京城中心41公里的瓦窯村，這裏坐落逾六個別墅小區，共1300戶居民（住戶統計數據）。2020年6月15日，瓦窯村部分住戶接到昌平區人民法院的《限期拆除公告》，稱該處房屋為集體土地上的違法建築，限7日之內恢復土地面貌。

中國法律規定，城市市區的土地屬國家所有，農村和城郊的土地，除國家所有外，屬農民集體所有——包括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可用於進行各項非農業建設。儘管法律嚴禁城鎮居民在農村購置宅基地，但一直以來，全國各地的村委會利用集體土地招商引資、吸引開發商蓋樓售賣的行為屢禁不止。

這些建築在農村集體土地上的房屋，因沒有國家房管部門頒發的產權證，被稱為「小產權房」。據《法制日報》2020年6月報導《整治小產權房考驗政府智慧》，如是研究院數據顯示，全國所有城鎮住房面積為298億平方米，其中小產權房面積為73億平方米，佔比達到24%，僅次於佔比38%的商品房。

先上車後買票——是廣大住戶的普遍心理。在瓦窯「作家村」，居民「加盟」行為甚至一度獲得了區、鎮政府和村委會的鼓勵與歡迎。多年來，關於小產權房的政策出現數次搖擺，幾度露出部分合法化的曙光；與之交錯相伴的，是全國範圍對小產權房的數波強力拆除。直到2020年，小產權房又一次被宣判不合法。

此刻降臨在顧林和瓦窯村的命運，亦是全北京數以百計（僅昌平區就超過100處）小產權別墅區的命運。它們被裹挾進一場轟轟烈烈的全國違建別墅專項整治運動和宏大的首都規劃中，碾得粉碎。

斷電的新年

「耳朵裏都是突突突的砸房子的聲音。」

斷電那一刻，「歐北木屋」的居民們便明白——要拆遷了。

2019年12月24日，氣温低於零下12度，道路、房頂與小轎車頂均覆蓋了一層薄雪。在這個坐落於昌平區延壽鎮上莊村的別墅小區裏，居民們嘴中哈出白氣，在一段視頻中講述，供電局與市長熱線回應他們說——這是「配合政府斷電」。儘管，據中國《行政強制法》第四十三條， 行政機關不得對居民生活採取停止供水、供電、供熱、供燃氣等方式迫使當事人履行相關行政決定。

歐北木屋的鄰居、上莊村漆文化產業園區的管理者莫雷向端傳媒確認了前述視頻的真實性。莫雷稱，他所在的園區，是現年83歲的著名漆畫藝術家喬十光的工作室與展覽館，也於12月底收到即將拆遷的「温馨提示」。

得知歐北停電後，莫雷把院門打開，讓年老的居民住進自己裝有暖氣的工作室。「樓上樓下都住滿了人，他們太難了。」

但短短6天後，莫雷屋裏的燈也一下子黑了。他知道，漆畫園也保不住了。莫雷買來蓄電池，歐北木屋的留守居民買來兩台發電機，大家一同發電、抽水，只有天矇矇亮時和晚飯後的一個小時裏可以來充電。莫雷帶着心愛的麻犬，親自上山拾柴，在壁爐裏燒火取暖，「一身都是黑咕隆咚的」，就這樣度過了一個冬天。

在2019年冬天的北京，莫雷與鄰居們的遭遇絕非孤例。端傳媒得到一份錄音中，昌平區南口鎮新元村「鰲山國際」別墅區的住戶駱君表示，自己的戰役長達147天：到最後，沒有水電，路被封鎖，「糧食也不讓往上送」，移動電話的信號亦非常微弱。冬天時，山上最冷的夜晚零下二、三十度，整個山溝的200多戶人家最後被逼到只剩7戶，其中3戶沒有任何取暖設備。

在昌平區流村鎮南流村「金蘋果」別墅區，60多歲的住戶趙煦於2020年2月4日、小年夜當天，接到流村鎮政府限期拆除公告的「貼條」，要求10日內搬離。

「所幸」肺炎疫情接踵而至，拆遷被暫緩了。

4月30日，全國第一波疫情平息，北京宣布「解封」，外地務工人員也得以陸續進京。5月13日，鈎機開入駱軍居住的鰲山國際，她在錄音中描述：五、六十個黑衣人將她一人包圍在房子裏，幾個人「撬門撬窗進來」，開始拆房。

6月5日，趙煦再次接到拆遷通知，發現園區正式停水停電。鈎機拆到大門時，趙煦想拍一張照，「拆遷公司的人二話不說，掐着我的胳膊從門口給我拖到院子來」。

第二天，歐北木屋也被貼上拆遷條，6月11號，莫雷描述道，拆遷隊伍帶着鈎機與救護車，裏三層外三層包圍了小區。6月20日，漆文化產業園亦難逃拆遷命運。從事雕塑藝術的莫雷將一件雕塑作品擺在窗前作為前景，看遠處鈎機的長臂啄爛鄰居的房屋，在遠山映襯下激起比樓房還高的煙塵。莫雷將好些傢什留在屋內院中，見證當年歡迎自己的村民如何「禿鷲」一般將木架子、盆栽、樹木「啄」盡挖走。「整個事情像一場荒誕戲。」

五天後的中午，豔陽高照，疲倦而憤怒的莫雷暫時離開北京，麻犬被寄養在市內一處學校。「耳朵裏都是突突突的砸房子的聲音。」莫雷說，那天一出京便瓢潑落雨，雨大如豆。

昔日的「榮譽村民」

「政府和開發商規劃得那麼誘人，我們真的很難拒絕。」

莫雷不認為自己居住的是「小產權房」。他聲稱，園區的主人、著名藝術家喬十光是2008年受區政府邀請考察漆樹林、招商引資進來的。彼時，時任村委書記的劉照還帶着村民用滑桿把喬十光抬上了山。據莫雷回憶，2007至2008年間，幾位合夥人一同集資36萬，在當地政府選好的村集體用地上自己蓋起了園區，包含美術館、畫廊、工作室等8、9棟建築。

在很多住戶的記憶中，當年這些距離北京市區相當遙遠的村落相對貧困閉塞，都以招商引資、邀請城市人入駐買房為風潮。「從高速路口下來，沿途都是巨幅廣告，製作精良的電視專題片到處播放……」居民在情況反映材料中寫道。

以瓦窯村為例。2009年，昌平區文化創意產業領導小組辦公室向流村鎮政府下發紅頭文件《2009年度區級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認定結果的通知》，指「北京瓦窯作家村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已被認定為區級集聚區，辦公室將撥專項資金100萬支持基礎建設。由鎮政府提交的《項目任務書》介紹道：「藝術家創意園」會向文創企業和作家會員們提供長租短租工作室，計劃打造「創意群體『安居樂業』的世外桃源」，項目起始日期：2009年7月及2010年12月。「當時都是實驗性質，學習深圳產業園。」一位瓦窯居民告訴記者。

但數份蓋有鎮政府、村委會公章的文件均未指出，2010年之後，這個旨在提供長租工作室、讓作家們「安居樂業」的世外桃源如何合法存續。

2009年12月28日，瓦窯村村委會開具《證明》，同意北京瓦窯文化創意有限公司對「協議項下土地享有70年期限的使用權」，並蓋有公章。工商資料顯示，該公司成立於2009年5月，至今存續。

據《中國房地產報》2011年10月報導，瓦窯文化創意有限公司的售樓廣告出現在多個地產平台，項目銷售人員在電話裏直言不諱賣別墅：「按照文化用地走的，會有一個70年的使用權證。」時任流村鎮政府辦公室蔡姓負責人卻對同一媒體表示，瓦窯作家村一期俄羅斯風情園別墅區已受到原北京市國土資源局昌平分局查處和處罰。

這些紛擾的消息並不影響大量住戶搬遷至此。2012年，考慮到父母養老，從事文化行業的顧林選擇來此「購房」：通過繳納「加盟」費，成為「榮譽村民」，獲得房屋的70年使用權。顧林告訴端傳媒：「作家村」項目得到區政府和鎮政府的雙重支持，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都在這兒買了房子（編注：沒有公開資料證明莫言入住作家村，但他確實多次出席瓦窯相關活動）。此外，加盟者與村委會、開發公司簽訂了三方協議，「協議裏也寫了甲方會完善後續審批手續」。

據昌平區人民法院2015年和2019年的民事裁決書，《瓦窯作家村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會員加盟定金協議》規定通過繳納會員費方式獲得集居區內功能配套用房的70年使用期限，合同由瓦窯村委會（甲方）、瓦窯建設公司（乙方）與意向加盟方（丙方）簽訂。

另據《昌平年鑑》，2012年5月4日，由昌平區文聯、 北京瓦窯作家村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等聯合主辦的首屆「文學的堅守與作家村建設」高峰論壇在瓦窯村舉行，北京市作家協會秘書長王升山，原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司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梁衡，莫言等30餘位知名文化界人士出席了論壇。

2019年深秋，剛剛辭職的顧林把大量心力財力投放在作家村房子的裝修上。他坦承「疫情期間過得還是蠻舒服」。在200平米的房子與400多平米的大院裏，顧林養的四隻小狗終於能撒開腿奔跑。鄰居們一同唸詩、唱卡拉ok，年輕人甚至不用開火，每天「吃百家飯」。

和顧林的經歷類似，2012年，退休工程技術工人趙煦賣掉頤和園處住所，花120多萬在金蘋果「購置」了250平米的獨棟別墅。這些別墅和流村鎮政府的直線距離僅1公里多。趙煦來時，已住進60多戶，只剩3、4套可供挑選。他覺得，就在政府「眼皮子底下，應該沒有問題」。

在前述《法制日報》報導中，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立法諮詢專家胡功群指出，小產權房久禁不絕，反映了中國房地產市場某種「扭曲狀態」。一些城市合法建築的房價已經完全脱離居民真實的購買力，因此，價格遠低於商品房的違法小產權房，也就成了一些低收入群體無奈的選擇。

「城裏哪能買得到這麼便宜的房子？」以5000元一平米價格購買金蘋果別墅的趙煦也承認。據香港環亞經濟數據庫數據，2008年，北京市商品樓均價12418元，2012年均價17021元。在端傳媒記者採訪中，同時期小產權購房者支付的每平米均價則在5000元至一萬餘元不等。

不過，在不少小產權別墅居民看來，早在2007、2008年就選擇當時十分偏遠的鄉村山區，請星級酒店設計師為自己設計別墅、加蓋天台，以500元、700元一袋的價格購買土壤，一抔抔、一棵棵耕種荒山、拾掇院落，其實是嚮往田園生活的獨立中產的選擇。「政府和開發商規劃得那麼誘人，我們真的很難拒絕。」一位瓦窯被訪者告訴記者。

作家村處於瓦窯村荒山坡上，當地居民不喜居住此處，但顧林的鄰居們自己買土、買樹苗，種下柿子、杏、桃、李子、蘋果樹，還有「松鼠幫忙種核桃樹」，每年春夏都「非常漂亮」。

據《工人日報》2007年7月的調查，購買北京市小產權房的人中，購置第二居所的高收入群體、投資房產的人、外來務工人員佔絕大多數，普通工薪階層相對很少。

不過，這些中產田園生活，有不少是建立在村民被迫低價轉讓土地的基礎上。2011年4月《中國產經新聞報》一則報導披露，原瓦窯村委書記邢如意與村主任邢全普，在2005-2014年期間，將村東45.5畝可耕種土地承包或轉讓，建設瓦窯灣生態鄉村酒店等小產權項目。一位邢姓瓦窯村村民聲稱，作家村共佔用村荒山耕地1400多畝，每畝耕地僅給補償12000元，而且「這12000元至今都沒有付清」。

當然，招商引資為村集體、鎮政府帶來的財富，也得到各方承認。據《京華時報》2014年12月報導，邢如意、邢全普兩人投案時，村民提交了聯名信，對兩人任職期間發展集體經濟的政績表示認可。

前述《法制日報》報導同時指出，如果沒有基層政府參與默許，小產權房的開發、建設、交易、轉手等環節不會如此順利。

2008年，朱茜放棄了亞運村已交定金的精裝修商品樓盤，花120萬接手了昌平區崔村鎮「香堂文化新村」的二手別墅。在其簽訂的《購房協議書》中，記者看到，崔村鎮政府對這一使用權轉讓協議加蓋了公章。據協議，住戶未來仍可轉讓房屋，只需向香堂村委會繳納3萬元費用；不僅如此，村委會還將負責辦理土地使用證。

香堂以聯排別墅為主，有將近4000戶居民。記者了解到，2008年，香堂聯排別墅的裸房價格已從最初的一套20萬漲到180萬，到了14、15年，帶裝修的好房子成交價能達到400多萬。在此過程中，房屋的轉賣從未停止。朱茜接手的同一年，北京奧運會申辦報告的總設計師邵新亦選擇將設計公司註冊在香堂接手的二手樓盤中，並建立新的工作室和培訓基地。2009年4月起，為考慮安全保密，他與20餘人的設計師和編輯團隊在此封閉工作5個多月，完成了國慶60週年的標誌設計工作。

政策閘門

這一「官宣」，讓很多購買了小產權房的置業者的幻想徹底破滅。

多年來，小產權房的命運幾度沉浮。據央視網報導，2007年12月13日，原國土資源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對於一些已形成一定規模、符合土地利用規劃的小產權房，可考慮讓其補齊手續後轉為合法。「要針對不同問題，不同處理，小產權房那麼多，不可能都拆了。」但國土部旋即在第二天表示該報導失實。

此後，中央對小產權房的態度亦顯示數次搖擺。2013年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有限度地出讓、租賃、入股，以及2017年展開的全國第一批13個城市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兩度被視為小產權房「轉正」的某種信號；但均在後來被官方「闢謠」。2017年1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指出：「城鎮居民不得到農村購買小產權房。」

2020年1月1日，修訂版《土地管理法》正式施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可以入市、使用權可以出讓。中國政法大學不動產與金融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席志國在接受《法制日報》採訪時建議，對於已建設的小產權房，可在符合新土地管理法的條件下予以合法化。

但5月14日，自然資源部又發布《關於加快宅基地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確權登記工作的通知》，指出對城鎮居民非法購買宅基地、小產權房等，不得辦理登記，不得通過登記將違法用地合法化。前述《法制日報》報導形容：「這一『官宣』，讓很多購買了小產權房的置業者的幻想徹底破滅。」

另一個重大打擊是2011年頒布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不但推動各省市開始新一輪違法建設的清理，更明確規定：「對認定為違法建築和超過批准期限的臨時建築，不予補償」。

據人民網2013年11月報導，原北京市國土局已公布「小產權房」和變相「小產權房」108個，昌平區是「小產權房」的「重災區」，共計41個。 但是，這些小產權房哪些拆、哪些不拆，一直未有明確標準。

北京懷柔區橋梓鎮秦家東莊村雅園小區住戶趙元對端傳媒表示，七、八年前雅園就被「貼過一次條」，但那一次被開發商「用錢擺平了」。事後，橋梓鎮鎮長、秦家東莊村村長和居民代表們「一起吃了一頓飯，飯桌上官員承諾不拆他們的房子」。

2012年REICO工作室發布報告《我國小產權房問題研究：現狀與出路》中推測，這可能因為2010年5月原國家國土部曾發布一則公告：對尚未銷售的，2007年12月30日以後新建、續建的小產權房屋予以拆除。對2007年12月30日以前銷售的已建成房屋，待全國小產權房處理政策出台後將一併處理。

這本是部分小產權別墅「轉正」的最後一絲曙光，直到2014年，一波前所未有的拆遷席捲全國。

2014年5月，習近平就秦嶺北麓西安段圈地建別墅問題作出第一次批示。

2002年，西安長安縣撤縣設區，首任區長錢引安提出「新長安戰略」。「秦嶺北麓經濟板塊」成為該戰略的重要規劃之一，此後開始大建別墅。據央視新聞2019年1月一則專題紀錄片：儘管陝西省明令禁止秦嶺北麓區域任何房地產開發行為，西安市委市政府依然保留了一批旅遊項目，通過「一路放水」，旅遊項目演變成為房產和別墅項目。2005年，秦嶺北麓違建別墅建造達到高潮。

據該紀錄片報導，習近平第一次批示後，「秦嶺北麓違建整治調查小組」旋即成立，在當年7月表示已徹查共計202棟違建別墅。此後四年，清查數字一直停留在202，直到2018年7月，習近平第六次對秦嶺別墅問題進行批示。7月30日，「秦嶺北麓違規建別墅問題專項整治工作動員部署大會」在西安召開，中央政府派出整治專項組大規模展開行動，包括錢引安在內的多名省、市級高層官員落馬。截止2019年3月7日，陝西省共拆除秦嶺違建別墅1185棟、依法沒收9棟，涉及國有土地4557畝、集體土地3257畝。

2019年5月14日，全國違建別墅電視電話會議召開。隨後，浙江、湖北、河南、遼寧、廣州、黑龍江等省先後啟動違建別墅問題清查整治專項行動。北京市亦開展淺山區違建別墅整治工作。同年12月，北京市紀委監委發布規劃自然資源領域專項巡視意見，指出整治工作避重就輕、違建別墅點多面廣長期禁而不絕。

一位土地與房地產法領域專家對端傳媒表示，這一輪拆遷力度「明顯超過」之前幾輪清理整治。更特別的是，之前拆除行動，行政機關會受理行政復議案件，法院也會受理行政訴訟，而這一次不受理復議、訴訟。據這位專家介紹，懷柔區橋梓鎮一渡河村寬橋文化園區的行政復議及行政訴訟就未得到法院受理。端傳媒記者也在瓦窯與香堂案例中發現了同樣的困境。

「從秦嶺經驗來看，拆外之後就沒有再搞新建，只是搞植被恢復，北京可能也會這樣。」前述專家表示。這些小產權別墅建在北京城鄉結合部（指四環路至六環路範圍規劃集中建設區以外的地區），也是非首都功能疏解和環境污染治理的重點區域。《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顯示，這片區域將進行騰退還綠、植樹造林。這也符合北京城市規劃中「戰略留白」的整體思路。北京市在2020年4月發布《北京市戰略留白用地管理辦法》，規劃了132平方公里「戰略留白」用地，為日後城市發展預留空間。

但是，對成千上萬顧林、趙煦這樣的住戶來說，這些「戰略留白」，清除了他們的唯一住所。

艱難發問

「第一反應就是憤怒。」

2018年12月25日，昌平區法院對瓦窯村貼出兩份強制拆除公告，指法院已同意就原北京國土局昌平分局在2014年7月8日對瓦窯村委會作出的《行政處罰書》進行司法強制執行。但是，有居民告訴記者，此前，開發商、村委會並未向其告知政府責令拆除違建房屋、繳納罰款的事情，「第一反應就是憤怒」，他說。貼在村委會門口的這兩份公告，也未說明違法地塊的具體範圍。

在端傳媒記者看到的這份裁定書中，2014年9月25日，分局向村委會發出執行催告書，村委會逾期仍不履行義務。昌平區法院因此依法准許對處罰書展開強制執行。

瓦窯村居民告訴記者，直到2019年年初，極少數人家才零星被貼條，「蓋的還是村委會的章」（端傳媒記者未能看到該次貼條的圖文記錄）。據居民講述，來貼條的工作人員說，根據原國土資源部門的衞星遙感地圖，該十幾棟建築與保留底片不一，屬於2012年後違建。不過，因大部分住戶未被貼條，事件亦未引起足夠警惕，一位被訪居民表示自己當時根本沒去留意。

根據中國法律，村委會、開發商在未獲得相應行政許可手續下以出租、加盟方式轉讓小產權房的使用權，則協議應視為無效。若各級政府、村委會、開發商的各種行為足以使「買房者」相信房屋已有合法手續，則後者應被視為民法上的善意第三人，受到相應保護。

2018年12月26日至2019年3月間，作為居住於違建建設上的利害相關人，居民們陸續向昌平區法院提交案外人執行異議。可是，法院訴訟材料的受理清單接到一沓，居民們卻表示從未收到法院開庭審理案件的通知。端傳媒記者看見，一位陶姓工作人員在至少三份清單上作為接受人簽名。

同期，居民自發來到昌平區政府「討說法」，並向鎮政府及區政府提交信訪。

2019年1月31日，顧林回述稱，第一位居民被昌平區公安分局「帶走」一個晚上，「反覆騷擾」。顧林表示，其本人也被叫去分局，18小時後，拿着一份訓誡書，帶着「被技術處理」後的手機離開，照片、視頻及其他相關內容被全部清空。

2019年3月中旬，一些居民收到昌平區法院以「談話」為事由的執行傳票，傳票上已列出案號。但端傳媒未能了解談話的具體內容，亦未能向昌平區法院及公安分局、流村鎮政府或瓦窯村村委確認上述情況。

3月22日，居民們終於收到流村鎮政府的信訪答覆。端傳媒記者看到，答覆重述了作家村等小區建築的違法事實和法院強制執行決定；面對信訪訴求中，1000餘戶居民對於房屋拆遷的擔憂，鎮政府建議居民通過司法程序主張權利。

包括昌平區、懷柔區在內的許多居民也曾與境內專業機構媒體聯繫，希望獲得報導，未果。

尾聲

6月29日「激戰」之後，鈎機已進駐瓦窯村。村內的向陽坡小區已被拆完，普瑞斯堡小區僅剩一棟住戶，7月3日，小黃口小區僅存一戶人家留守家中。7月4日以後，端傳媒記者失去了與顧林的聯繫。7月10日，另一被訪者表示他們也失去了與瓦窯的聯繫，據其掌握的信息，瓦窯所有別墅都已被貼條。

如今，流離失所的趙煦只好借住兄嫂家，老伴則暫時回到娘家。瓦窯拆遷進行一週後，香堂村的朱茜向端傳媒記者分享自己得到的小道消息：「他們要在7月份動手（拆香堂）。」疫情和瓦窯被拆的消息，令她心情鬱結。朱茜畫了許多眼睛，畫鳥，畫了赤裸的女人，均以黑色、灰色作為主要色調。朱茜沒有北京戶籍，如果拆遷，她決定回到中部老家，再次重新開始。

同住在香堂的邵新則利用剩餘的時間專心辦展。2019年12月9日，早期中國共產黨重要學生運動的紀念日裏，邵新改裝的展覽館宣告建成，3天後，他的奧運設計回顧展正式在此開幕。他希望在香堂這個「地處北京中軸線、享有奧運文化接待村稱號」的地方將計劃中餘下的展覽辦完，「我在這裏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原本，他的設想一直待到2022年冬奧會開幕之際，「還想在這裏立個奧運申辦報告大書」。 但邵新對香堂的未來命運稍顯樂觀：「我們每個人都會努力發聲，總得有講理的地兒。」

應受訪者要求，顧林、莫雷、駱軍、趙煦、朱茜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