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政治學者方志恒：身處新冷戰原爆點，「弱者」香港如何生存？

反修例運動滿週年之際，香港人發現，自己的城市成為了中美博奕的最新戰場。

「刺激了，刺激了。」5月28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聲明強調香港已不具備高度自治狀態的隔天，我們和方志恒在尖沙咀見面，他一邊看著手機直播，等待全國人大代表大會表決港區國安法，一邊說。在方志恒看來，歷史上香港一直處於大國拉扯之中，只是有時激烈有時緩和，來到2020年夏天，幾乎每個普通人都會感受到，這種力量爆炸了。

方志恒今年41歲，香港政治學者，早年研究香港管治聯盟，這幾年視野隨著香港政治氣候變化，移動至中港關係、身份認同與圍繞著香港的地緣政治角力，目前在香港教育大學擔任香港研究學院副總監。他的理論與實踐，在於探討香港如何實現永續的民主自治。2015年，人大八三一決定與雨傘運動後，方編輯《香港革新論》一書，與二十多位香港年輕學者和社運人士一同討論香港應鞏固公民社會、推動民間外交、建立主體意識，嘗試建構「民主回歸」和「獨立建國」以外的本土民主論述。2017年出版的《香港革新論II》則將視野放至世界，研究各個邊陲共同體爭取自主、自治的歷程。

「在地緣政治理論裡，有一個概念叫overlapping sphere of influence，共同邊陲，或是說大國之間的共同勢力範圍，講得就是像香港這樣夾在中間、利益均沾的地方，」方志恒解釋：「這樣的緩衝區，很多時候都是不穩定的，會一直處於拉扯的狀態。」

隨著北京逐漸收緊香港的「民主自治」空間，美國強勢表態，英國、澳洲等緊隨其後，方志恒認為，從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這一系列的變化標誌著中美關係進入一個全新階段。「潘朵拉的盒子已經打開了，」方志恒形容說，「未來會怎麼樣，有好多變數，好難預測，但唯一清楚的是，從國安法開始，香港已經從中美默許的共同勢力範圍，轉變為中美新冷戰的原爆點，或者是說，其中一個重要的戰場。」

「各取所需、利益均沾」的時代結束了

方志恒認為，必須回到上一次冷戰時期，去理解當時中國、美國、香港三方的地緣政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剛剛恢復對香港的管治，冷戰隨即爆發。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力量開始在世界各地角力，亞洲也進入了動盪的時代。1949年，中共建政，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翌年，韓戰爆發，在緬甸、越南和馬來西亞等地，共產主義勢力相繼崛起。

旅英香港歷史學家麥志坤在《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一書中寫道，當時的香港在英國眼中擁有無可取代的經濟價值，它是英國殖民地中除了阿丁（今葉門位置）以外，「唯一繳交帝國防衛稅的殖民地」。香港也是少數沒有被共產黨吞沒的地方，對於英國在東南亞與共產勢力的交鋒，有著穩定軍心的象徵作用。

維持香港的和平對大英帝國來說十分重要。不過戰後，英國的勢力大跌，美國已取代了英國，成為亞洲霸權，如果中美在朝鮮半島、中南半島和台海爆發大戰，香港可能很快便要面對中國的軍事佔領。為保持殖民地利益與和平，英國周旋於中美之間，一方面對北京有所忌憚，同時又努力拉攏美國、協防香港。

據《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一書，二戰後，美國原要求英國將香港交還中華民國，當時英國首相邱吉爾的反應是：「只要我一天活著，休想把香港從大英帝國手中拿走！」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美國也改變了立場。方志恒解釋：「對華府而言，讓英國繼續控制香港，代表著在冷戰的前緣有一個西方的管轄區，可以做為反共陣營的前線，成為自由世界前哨（Free-world Outpost）。」

方志恒說，因此美國一方面幫助港英政府改善軍事防務，另一方面開始在香港建立軍事補給中心，在美國領事館下編列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人員，蒐集大量政治和經濟情報，並透過美國新聞署影響在港的大量華裔難民與海內外華人，同時為東南亞製作大量反共文宣材料。時任中情局局長科爾比 （William Colby）在他於1978年出版的自傳中形容，美國在1950年代初的主要情報中心，已不再位於斯德哥爾摩：「秘密蒐集情報的最大挑戰在別處，是在柏林、維也納和香港。」

而中國面對西方世界的圍堵，以「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視香港為繞過圍堵的突破口。方志恒解釋說，「北京面對韓戰、對華禁運等壓力，所以在當時讓香港繼續做英國殖民地，是有利於中共政權的。香港能為北京突破貿易封鎖，走私被美國禁運的科技物資，同時出口中國農產品。而香港也是冷戰時期中國最大的外匯來源地，同時也是蒐集西方情報的最佳地點。」

香港此刻的心境和想法是，我們不再單單是我們本身的問題，而是捲入兩個世界和兩種生活方式衝突的巨大軌跡之中；此地的大變化將是更廣大變化的一部份，而這個廣大的變化會在翻天巨變的最終章寫下時來臨。

方志恒認為，自冷戰以來，香港便成為中美的「共同邊陲」，中美在此利益均沾，互相制衡。

總部設在香港的《遠東經濟評論》（編按：1946年創刊，2009年停刊）在1952年1月發表的一篇文章，精準地描述了香港當時的處境：「香港此刻的心境和想法是，我們不再單單是我們本身的問題，而是捲入兩個世界和兩種生活方式衝突的巨大軌跡之中；此地的大變化將是更廣大變化的一部份，而這個廣大的變化會在翻天巨變的最終章寫下時來臨。」

香港的最終章什麼時候寫下？許多人感覺，1997年已標誌著一個時代的句號，但方志恒認為，歷史的最終章是在最近全國人大決定繞過香港立法會、將國安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時候才真正來臨的。

「香港作為一個獨立於中國的管轄區，是對大家有利的，大家都發覺有著數（有好處）。這個獨立管轄區1997年之前叫做『英治香港』，1997年之後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雖然名字改變，但是客觀上的地緣政治地位其實沒有改變，」他說，「一國兩制其實是延續，frozen（冰封）了香港的地緣政治中立地位，繼續作為中美共同勢力範圍，中國繼續利用香港集資、做白手套，利用香港的貿易走出去，美國也繼續在香港蒐集情報、做生意。」

「中美之前一路在香港都是談談打打，北京有時鬆一點有時緊一點，美國有時高調一點有時低調一點，但總體來講，大家都是繼續利用香港這個地方，各取所需、利益均沾。」加上港英政府周旋其中、力求平衡，保持了香港在地緣政治上的中立地位，而一國兩制的制度實驗本來也繼續延續香港的中立角色。

「但國安法一個好大的變化，就是北京似乎不再容忍香港作為中美的共同勢力範圍了。」方志恒研判，在北京眼中，國安法是香港的「二次回歸」；在美國眼中，則代表著北京將對香港進行全面管制、終結美國在香港的存在勢力，香港由1949年開始作為共同勢力範圍的歷史地位正式終結。

一國兩制其實是延續，frozen了香港的地緣政治中立地位，繼續作為中美共同勢力範圍，中國繼續利用香港集資、做白手套，利用香港的貿易走出去，美國也繼續在香港蒐集情報、做生意。

全球攬炒、加速衝撞

港區國安法突然打破了舊地緣政治的微妙平衡。方志恒認為，香港由原來連結中國和西方的地緣政治中立地帶，轉變為中國影響力擴張的最前線 ，因此也令國際社會對港政策急速改變。

「這裡我們要停下來問一個問題，」方志恒說，「為什麼北京要將自己擺上台，做出一個眾人皆輸，包括連自己都要承受極大損失的決定？」

香港多年來一直扮演著中國與外界的橋樑。中國2018年發佈的數據顯示，中國全年所獲得的1363億美元境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中，945億通過香港流入，佔總額近七成；香港也是中國公司上市融資的首選地，根據普華永道（PWC）同年數據，中國公司有近六成、多達354例的新股上市選在香港；中國的大公司，不論是國企或是私營企業，很多在香港設有總部，在香港的金融市場融資，並向香港的銀行借貸；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和航運登記制度，也令中國在近幾年能繞過美國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甚至突破聯合國的制裁禁令。

方志恒認為，為了確保香港能繼續為北京所用，北京管治香港最佳的策略，是一面在本地打壓反對聲音、收緊管制，但同時保持一國兩制的軀殼。「因為香港一旦失去了國際承認，經濟、金融、貨幣制度出現崩潰，其實會連帶損害中國自身利益，」方志恒說，「幾年前，中國經濟如日中天的時候，它有可能吸收這個衝擊，但是現在面對西方陣營的全面脫鉤，肺炎打擊國內經濟以及全球追究它對疫情的責任，中國其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香港。」

在方志恒看來，香港在金融方面的角色對中國來說難以取代，例如上海和深圳，由於缺乏國際認可的自由巿場和法律制度，至今仍無法取代香港；然而，北京之所以選擇燒毀香港這個長期「金融命脈」，唯一一個合理的解釋，是習近平作為中國領導人在這一刻面對極大的黨內外壓力。

「所以要對外轉移視線，透過與所謂外國勢力的碰撞，去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繼而鞏固自己的權威。」在中國周邊，有幾個與外國勢力接壤的邊界能夠選擇——香港、台灣、南海、中印邊界。「相對於其他地方，選擇在香港下手至少不會擦槍走火，馬上出現軍事上的熱戰。」

方志恒說，北京預測，美國在港商業利益涉及1300家公司和825億美元的直接投資，若以商業制裁回應北京動作，或是取消香港特殊地位，都可能傷害到自己的國家利益。「這是北京的思維，他們賭美國認為香港有經濟利益，所以不會對國安法有那麼大的反應，但這可能是北京誤判的地方，」他說。「如果美國認為香港只能帶來純粹的經濟利益，那麼科技美企可以去台灣，金融去新加坡，慢慢分散總會分散到的。但香港有一個角色無法取代，是中國大門上面的立足點，有戰略上的價值。如果美國認為香港有無形的、不能用金錢計算的利益，而美國又將這些利益擺在經濟利益之上，他就會有很強的反彈。」

> 台灣和南海早晚會面對中國的入侵，而香港在經濟、金融上的傷害，民主派勢力的清洗，在這個狀態底下是接近無法避免的。

加上特朗普即將競選連任，原作為他最佳政績的經濟牌被疫情打亂，且政府被批評抗疫不力，美國全國也出現因種族問題而引起的抗爭，特朗普的牌桌上似乎只剩下了一張牌——反華。這令雙方都不太可能煞停，重新談判。「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未來只會更差。不是只有香港，而是整個中國周邊，都可能進入非常動盪的時期。」方志恒擔心，當香港危機因香港境內、國際社會的反彈，一路轉化成為中國政權的危機，北京便有更加大的壓力轉移對內矛盾，煽動地緣政治衝突。

「台灣和南海早晚會面對中國的入侵，而香港在經濟、金融上的傷害，民主派勢力的清洗，在這個狀態底下是接近無法避免的，」方志恒認為，未來是動盪不安的。

中美新冷戰下的弱者槓桿

在中美的拉扯之間，有抗爭者認為，香港走到今天不如擁抱攬炒，來一場玉石俱焚，也有人擔心香港會在中美博奕下，不能傷害他國利益，反而成為大國角力的犧牲品。特朗普記者會後，黎智英投書《紐約時報》譴責北京，同時也呼籲美國不要全面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否則只會讓香港更依賴中國。公民黨也發出同樣信號。

方志恒解釋，根據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美國對香港的特殊地位有很多層次，包括承認香港是一個獨立關稅區，貿易政策有別於中國大陸；承認香港有自己飛機與船隻登記制度；香港人的簽證、移民政策也均與中國大陸不同。

這些選項，對香港造成的影響也都不同。方志恒認為，美國一定會做的是禁止高科技產品輸出香港。「這對美國有國家安全的考慮，他們也想做很久了。當美國這樣做，其實大灣區就不用玩了，因為大灣區的作用就是令香港作為中國高科技企業輸入技術的地方，」方志恒說。

另一個「核選項」則是港幣。「美國理論上可以不承認港幣，禁止美元在香港的運作，這對中國的傷害會最大，但也會連帶造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他會不會用到這一招去向中國施壓呢？不知道。所以客觀美國這樣做，是逼中國坐下來聊聊，你不聊，我就動用核選項了。」

香港時間5月30日凌晨，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召開記者會，指出：「中國已經把『一國兩制』的承諾，改為用『一國一制』取代，因此，我指示我的政府著手消除給予香港特殊待遇的政策豁免。」記者會過後，一些人認為特朗普只是在開空頭支票，但在方志恒眼裡，美國在下最後通牒。

「現在的情況是中美都將所有的籌碼擺在檯面，大家 show hand了（一種牌局遊戲，可將手上全部籌碼都作為賭注，一局定生死），」方志恒說，「北京立國安法，將香港擺在中國的全面管制體制下，美國也說，我一定會取消所有香港特殊地位，客觀的政治效果是，北京你不縮我就會來真的了。這是創造空間給大家談判，也是最後的談判空間。北京應該想像得到美國的反應，現在他們進入了新的互動期。」

方志恒認為，面對有別於美蘇冷戰的中美新冷戰，香港要生存有兩個條件：一是香港要發展出能代表自己的政治主體、並繼續維持香港過去的地緣政治中立性，二是中美都要願意再坐下來談。他說，香港的未來不單取決於中央地方互動（central-local dynamics），也受制於全球地緣政治（global geopolitics）；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人不能只當旁觀者，而是應在不同強權間遊走。

他說，在大國的地緣政治的遊戲下，細小的政體空間有限，但歷史上，也有發揮弱者槓桿（leverages of the weak）的佼佼者。《香港革新論II》中，方志恒曾探討魁北克、蘇格蘭、加泰隆尼亞等地的自治案例與邊陲共同體爭取自主之的歷程，但在今天，他覺得香港所面對的情況已經很難與世界其他政體類比。

「像是加泰，他們其實沒有面對香港這麼複雜的地緣政治，也沒有面對威權的打壓，這是一個新的學術問題，我現在還沒進行這個研究。」

我們現在沒有代表香港的政治主體、沒有自己的政府，連一個有整合力的反對力量也沒有，所以過程好被動。

方志恒進一步指出，反修例運動的國際遊說，或是抗爭者經營的「國際戰線」，過去都以「民主價值」做為主要訴求，但揮動價值的旗幟，今天在國際層面已遠遠不足夠。「我們需要建立以香港為主體的論述，讓國際社會不只視香港運動為民主運動，而是地緣政治下的經濟、戰略利益平衡。」

而要參與地緣政治的大國遊戲，香港首先要成為一個 player，形成一個能代表香港共同體的「政治主體」。然而，方志恒認為，儘管香港人作為一種身份認同，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已經主流化，但能代表香港共同體的政治主體在當下卻難以出現。

「政治主體的意思是一種政治代表，我們現在沒有代表香港的政治主體、沒有自己的政府，連一個有整合力的反對力量也沒有，所以過程好被動，」他說，「就算政治主體出現，也不會入到普選，這是香港政治制度上的侷限，是香港的不幸，沒有解決方法。這是最可悲的地方。」

參考資料：

麥志坤：《冷戰與香港：英美關係 1949-1957》（香港：中書局局有限公司出版，2018年）。

Patrick O’Sullivan：《Geopolitics》（紐約：St. Martin’s Press，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