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反修例運動一年，人們常說「回不去了」，香港教育現場也經歷如此激變。個體的恐懼、勇氣或堅持，如何糾纏於紅線處處的教育結構，及日益兇險的政治現實？不同位置如何交互作用，釀造香港教育的重大改變？我們製作了此系列報導，由人、位置及結構，來探究反修例運動如何給香港教育體系鋪設了一條「不歸路」。

讀過「少年篇」，今天來到學校裡各種位置上的成人的恐懼。校長、教師與社工，經歷政治風波，不約而同「怕煩」、「怕家長」、「怕投訴」，教育大機器歷經改造，這些大人到底是在怕什麼？

教師篇：老師是怎樣開始自我審查的

2019年，中學老師夏維看著新聞，無數衝突畫面。他眼中，看到警方打抗爭者出手很重，驅散攻擊示威者的團體時，卻落手很輕。想著被重打的都可能是學生，夏維又難過又憤怒。在學校，夏維教通識科和人文學科。作為一個公民，夏維有其價值取態政治立場，珍重公共生活。但作為教育者，他非常重視教育專業，上課時候，一定會舖陳事實和不同觀點，讓學生自行判斷。同事和學生都欣賞夏維的課。

而那天，夏維按捺不住，在個人的社交媒體貼了一個咒罵警隊的訊息，表示自己對於警隊對待年輕人的手法，無比不滿。

發佈訊息那一刻，夏維並未為意今天的香港，教師「公」、「私」生活的界線已變得那麼模糊，「我同意作為老師，詛咒別人是不正確。所以有懲罰，也是接受的。」只是，往後發生的在體制內外的後果，「懲罰」超乎想像。

反修例運動這一年，大量投訴指向老師在個人社交媒體、或課堂，發表與反修例事件有關的仇恨，或偏頗的言論。在回應個人社交媒體乃私人空間、質疑其言論應否受教育局所規管，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不同場合指出「唔希望學生係表面講一套，實際個心又係諗另一套（不希望學生在表面講一套，實際心裡又想著另一套）⋯⋯希望老師『言行合一』」，而且表示「教師在私人空間展現的品德和價值觀亦為其專業操守」。

夏維的經驗，就是在這個局方強調要「言行合一」的時空之中。

「『監視』成風，『出事』是遲早事情，不是哪一次，就是下一次。」

沒完沒了的民間報復

某天，社交媒體的系統發「通知」予夏維，說有「朋友」上載了他的照片。進去一看，就發現一個陌生人，發了帖文，截了夏維罵警察的圖，說自己已經向學校和教育局提出投訴；而投訴者顯然有備而來。夏維是一個珍愛公共生活的人，那是他教育理念。投訴消息傳出之後，夏維參與的公民組織群組也開始受到攻擊，指責夏維是洗腦老師、煽動學生暴動，指控組織包庇夏維；同時，惡意騷擾／恐嚇也蔓延到組織的其他成員，他們也開始被騷擾和起底，組織成員的私人社交媒體帳戶有關批判政府的帖文，也被公開。

隨後，好幾個親建制的組織分別拉橫額（橫f幅標語）到校門前示威、叫囂，向校方表達解僱夏維的訴求，多得工友和校務處同事，阻止那些團體。當然，夏維自己的個人資料甚至地址，也被發佈到網上。電話當然也被公開了，試過有人威脅要打他的家人，也有人問他，「你知唔知自己響大陸都出晒名！（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大陸出了大名）」確實，一次社交媒體的失言，連內地網民都出動發帖文罵夏維。高峰期，夏維每3分鐘就接到一個咒罵他的手機短訊，「頻密得不像機械人訊息。」

這一類型事件，即因老師在下班後（例如社交媒體、在抗爭場合被拍攝）發表言論，而心驚膽戰，而受到線上、線下有組織地「狙擊」、騷擾，其實並非新近現像。只是在反修例運動以後，更多高調案例走入了公眾的視線（像最近期何佰欣藏頭詩事件）。人們該記得在2013年，小學老師林慧思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該年暑假，林慧思因不滿警方在旺角處理法輪功人士的手法，在街頭以粗言斥責警方執法不公。最後林慧思被「起底」，被「揭發」她正職為小學老師，並引起了「愛國團體」連日到校抗議、去信學校，要求辭退林慧思。事件之後，林亦害上了情緒病，辭去教師工作；在2017年，正職為教師的知名評論人庫斯克以個人身份在2017年因撰評論文章（當中並無辱罵）批評警方當年舉辦撐七警集會，團體「愛港之聲」甚至主動「到訪」校監工作的診所追問事件。最後庫斯克決定封筆以平息事件。

「反制動員」所指，乃是當社會有一股反政府力量獲得一定支持後，漸漸出現另一類同樣強調「由下而上」、「自發」的「民間團體」。它們往往模仿對方的行動甚至修辭，去攻擊或「抵銷」原先的那一股反政府力量，然而論述和立場與內地官方版本一致。

反制動員不是新鮮事

不少學者其實已經留意到，在2012年以後，新興的親建制團體快速冒起，在不同領域開始有明顯行動，可以像上述事件般針對個人，也可以辦一個大型撐政府的遊行等。學者袁瑋熙曾於《反動員的政治邏輯》一文中（載於《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中大出版社；2018），分析這類在反國教、雨傘運動年代香港突然冒起的一系列新型的親政府、有實體行動（非單純網上罵戰）的「民間團體」（如早期的「愛港力」、「青關愛」），並將之歸納為一種在半威權或威權國家裡常見的「反制動員」（countermovement，或稱平行動員）。

「反制動員」所指，乃是當社會有一股反政府力量獲得一定支持後，漸漸出現另一類同樣強調「由下而上」、「自發」的「民間團體」。它們往往模仿對方的行動甚至修辭（如組織示威、抗議、利用社交媒體等公民社會的常見策略），去攻擊或「抵銷」原先的那一股反政府力量，然而論述和立場與內地官方版本一致。「確實，我們難以證實那些團體人物，是全然『發自內心』去行動，還是單純為（政權或代理團體）利益而行動；實在，兩者是可以同時並存，我們也不必否定當中有人是真心支持政府、支持警察的。但可以肯定是，每當有新一輪大型的社會事件，這類新組織就會有所行動。」

最後，就此事件，學校給予夏維警告信，意味他若再犯，學校可以與之解除合約；同時，由於夏維任教的通識科要與學生討論社會時事，學校也刻意安排夏維停教通識科改教其他科目（通識科近年經常被歸咎於社會運動的「元兇」）；同一時間，教育局也去信要求夏維為投訴解釋，「他們曾要我親身到辦公室去見面。但當我堅持要帶同律師在場才會面，他們就著我只以書面回覆。」夏維好記得，那段時間，緊張得每天手震，「教育局始終是掌控老師註冊大權。所以，我在回覆信件時候，非常謹慎，甚至要徵詢法律意見。」

最後，夏維收到一封來自教育局的「譴責信」，裁定對於他的投訴成立；但未有吊銷夏維的教師資格註冊。

一輪危機後，工作是保住了。回到正常學校生活，要面對的是校內同事和同學的反應，「我有同事是來自警察世家。很明顯，他的態度是明顯和從前不同的，是刻意板著口面。」夏維說，理解為何那些同事會顯得敵意，也不太介意。

但最難面對的，始終是學生。網路消息靈通，學生要發現事件根本易如反掌，「我是擔心同學會怎樣想——特別是警察家庭。例如，他們會否猜想我在今年會刻意針對他們？會否擔心因為立場不同，而我會刻意刁難他們？當然，也有很多同學，是真正的擔心我的處景，例如會問老師會否『好慘』，老師會否工作不保。」

回到學校之後，夏維沒有刻意辨別、打聽哪位同學來自警察家庭。面對學生，他選擇與學生正面接談這件事，「我跟每一班同學，都說自己的事情為學校帶來麻煩，也跟他們道歉。而且，我告訴同學，希望他們給予我時間，證明我絕對不會因為同學的立場和背景而區別對待他們。」事件發生後，他繼續進入課堂教書，「至今，暫時，未有同學仔為著事件在衝撞我。」他說的時候仍然稍為遲疑，似在思量那一個他所擔心的衝突，會不會發生。

夏維本著平常的授課形式，自覺教學風格沒有多大改變，「充其量，在面對中港荒謬的事情，是半點嘲諷的語氣也不透露吧；或者課後，也較少與學生交流對時事的看法。」

但敏銳的少年人，始終還是會看得見，「我聽到學生說，覺得我跟從前不一樣、變得『好小心』了。」這句觀察，夏維一直很介意，「我看來，在不煽動、不作灌輸的底線下，老師是可以、也應坦承和學生分享，一起暢所欲言的。學生覺得老師『小心了好多』，那代表他們對我有期望的，覺得我應該是真誠的老師；而我覺得，事件之後，我不自覺間還是fail（辜負）了他們的期望。」　

我問夏維，有沒有後悔，當天的一時衝動，影響至今，「以自己的個性，自問那裡（沒有學生為網絡朋友的社交媒體個人帳戶）是私人空間；而看到這個社會，批判政府、罵警察，似乎會必然發生。我會說，『監視』成風，『出事』是遲早事情，不是哪一次，就是下一次。」

「匿名投訴人身份是很可疑的，會連我任教的科目也寫錯。」

反修例運動中投訴飆升

在香港，教師有別於其他專業職業如醫生及律師，並沒有一個由業界組成的行業公會處理從業者的註冊、「釘牌」（取消註冊牌照）事宜。處理教師註冊的大權，乃是掌握於屬政府部門的教育局手中。

倘若有人認為教師專業失當，可以向學校、教育局，或向沒有法定地位、純為諮詢組織的「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投訴，並由接獲投訴的機構處理。以夏維的事件為例，學校及教育局分別要求他回應事件。換句話說，一位老師被投訴為專業失德，最嚴重的後果可以包括被僱主（學校）解僱，及更嚴重的由被教育局取消其註冊（俗稱「釘牌」）。至於「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雖由老師、資深教育者組成，然而它只是一個「諮詢組織」，權力遠低於其他於香港透過立法組成的專業公會（像規範醫生或律師專業操守及掌握註冊權的醫委會或律師會），並沒有任何懲處、或裁定「釘牌」的權力。

早在2015年由教育統籌委員會發表的《促進及維護教師專業操守現行架構及機制檢討報告》，已經有建議指教育局未有提供「專業失當」的案例，及其裁決原則。到現在為止，教育局亦沒有公開有關老師言論投訴的案例，給予業界及公眾參考。在採訪期間，一位中學校長在評論有關教師投訴時，他指出在社會風平浪靜，投訴個案少而又「黑白分明」（例於投訴老師性罪行或體罰學生）的時候，原本的機制沒有太大爭議，「但近年社會高度政治化，特別是反修例運動之後，那些與政治言論相關的教師投訴，就連我們校長也不知如何處理或判斷這些問題。我們花了許多行政時間處理這些『爭議投訴』，非常頭痛。」

事實上，有關老師教師的投訴，數字在近月急速上升。根據教育局書面回覆，在2016/17至2018/19這三個學年，教育局總共接獲66宗教師違反專業操守的投訴；但單單在反修例運動爆發的六月至本年一月，教育局就共收到多達171宗涉及教師在社會事件中有違專業操守的投訴，大部份涉及教師發表仇恨、詛咒等不恰當的言論，以粗言穢語侮辱他人，也使用不恰當教材等。

「當然老師任何時候也不應把自己立場強加在學生身上。但教育也是讓學生接觸到多元社會裡不同光譜，中間和偏向兩端的聲音都該認識的。若老師凡是最當下爭議都刻意迴避，不也是人為縮窄了學生該接觸的觀點嗎？」

匿名投訴該管嗎

然而，近年這一類型教師在社交媒體因政見而失言的事件，教育局的處理手法，引起廣大爭議。首先，是前文所述有關教師的公私生活之間的界線。一方面，教育局強調，教師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學生，所以「教師在私人空間展現的品德和價值觀亦為其專業操守」；但另一方面，亦有批評認為教育局的做法侵犯了教師的私隱。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榮譽專業顧問、香港教育法系列作者余蕙萍年初就撰文指出，教育局採納教師在私人場合、或社交網站上有「限閱設定」的言論，作為調查老師「專業失德」的證據，除非言論／訊息牽涉嚴重刑事罪行，否則該行為就可能違反了法律上的「守密責任」；而余認為，在個人網站發表粗鄙甚至仇恨言論，鮮有牽涉刑事罪行，故此難以成為違反「守密責任」的合理原因。

除此之外，過往教育局甚少受理匿名投訴。在其所發給學校的官方文件《學校處理投訴指引》中，亦建議學校除非緊急狀況，否則可不受理匿名投訴。然而，在今次反修例運動之後，教育局則被批評不時接受匿名投訴，情況較以往頻密。以另一案例，屯門區議員兼小學老師羅佩麗在去年當選區議員後，就收到教育局來信，要她回應匿名投訴，指她向學生宣稱《願榮光歸香港》為「國歌」、「點名讚揚」參加反修例遊行的同學，及以偏頗形式向學生談及林榮基事件、散播恐慌，「匿名投訴人身份是很可疑的，會連我任教的科目也寫錯。」羅佩麗向校方指那些都是子虛烏有、不實的指控，而校方亦接受了解釋。不過到現在，教育局仍然未有裁定有關她的投訴。

記者於五月去信教育局，請局方提供在反修例運動前及後，受理匿名投訴教師的數字。然而當局稱接收的以「投訴內容廣泛、每宗個案有其獨特性」為由，指出沒有為具名及匿名投訴作分類。

在電郵中，教育局沒有向記者提供近幾年，受理匿名及具名投訴的數字改變。

這一種「沒有準則」、定義不清晰的紅線，往往就讓教育者近乎神經質的避開任何爭議，引發「趨吉避兇」的傾向，甚至比官方尺度更保守。

一條看不見的紅線

這個現像也引起了熱衷於教育研究的周穎進和通識老師盧日高的關注。在去年12月，他們與其他幾位教育者，邀請了像梁恩榮教授、鄧振強校長等大學及中學界有名的前輩作顧問，開展了「香港教育專業自主指數」的長期研究計劃，希望定期檢視香港教育專業自主的情況。經過與17位老師的焦點訪談、及100名老師的指數自評，他們在四月發佈了第一次報告。

結果是，受訪老師普遍認為反修例運動以後，他們的專業自主受到極大壓力（自評分數由反修例事件前的6.19/10分，下降至僅3.78/10分）。「不少老師會分享，感到一種無處不在的『白色恐怖』。有時會審慎，或自我審查到一個頗極端的地步，例如刻意不在課上討論新近的社會事件，甚至有學校有一個專責的小組，負責去審核校內的工作紙、或者試卷，牽及太有爭議、有『風險』的（如投訴、出事），其實會請老師改動。一個專業的教育者，要請其他科目的同事『幫忙』去『睇（看）爭議』，那是非常不正常的狀態。」周穎進說。

這一種「沒有準則」、定義不清晰的紅線，往往就讓教育者近乎神經質的避開任何爭議，引發「趨吉避兇」的傾向，甚至比官方尺度更保守。今次採訪的另一位通識老師表示，在反修例之後，曾於通識科考試中出過一份以「新聞自由」議題的試卷。該老師還以為很保險、很會打擦邊球，刻意不舉出那些立場批判的媒體被警方阻礙採訪的事例作試題資料，而選擇以TVB記者（TVB被香港公眾標籤為立場親中國政府的媒體）在反修例運動期間被示威者襲擊的案例，著學生評價新聞自由的價值。

怎料，上司還是勸他改出另外一條較少爭議的題目，理由是，「始終事件與『反修例運動』有關，可能家長學生會覺得我們刻意這樣做，要激發學生的情緒。」

諷刺的是，剛過去的文憑試（香港最重要的公開考試）通識科試卷，其實正是以香港新聞自由為主題，出了一條考題。

我問盧日高和周穎進，這一種繃緊的氣氛，可否看成是，讓老師時刻提醒自己，維持教育專業、不作政治灌輸的一個契機。「當然老師任何時候也不應把自己的立場，強加在學生身上。但問題是，教育的功能，也是讓學生接觸到多元社會裡不同光譜的聲音，中間的聲音，偏向兩端的聲音也該認識的。而如果老師凡是最當下爭議都刻意不談、迥避，其實，不也是人為的、縮窄了學生該接觸的觀點嗎？」盧日高說。

「你真是不可以強硬指摘他們，說他自毀前程、破壞香港、影響校譽。難道他不知道嗎？但你這樣說之後，大家可能再沒有connect的餘地了。你會希望學生遇到危難的時候，還會想起可以找學校，找我。」

校長篇：當少年罵你是「教畜」

去年11月，示威者與警方僵持不下，大批人困於香港理工大學，當中包括近300名未成年學生。當日，約50名中學校長、議員、學者與警方協商，讓校長到特定位置接走學生，並不作即時拘捕；但會記下個人資料，警方會保留追究的可能。

P校長也有學生在裡面，他是那個校長團其中一人。P校長自然沒有任何抗爭經驗，當日唯一的「Gear」就是幾張紙巾。鬧市公共交通都停了，掩著鼻，校長走在烽煙四起的彌敦道。

好不容易，在理大的學生終於肯接電話，學生劈頭第一句當然是，「你地係咪『鬼』，覺得成件事好『鬼』，係咪逼我地自首？（你們是不是內奸，整件事好詭異，是不是要逼我們自首）」P校長沒好氣，既被催淚彈嗆得上氣不接下氣，也著實無法保證什麼，只想他們盡速離開現場。平常好嚴肅的校長P，唯有請學生，人鬼都好，千萬千萬要接電話。去到理大現場，好不容易和其他到場的老師、校長、議員入去理大，一眾黑衣少年見到這班成人，左一句「教畜」，右一句「鬼」，作勢要將雜物往這班「教畜」身上丟。到凌晨時分，學生終於願意跟P校長離開理大，P校長感動得想哭。

不單純是教育的考量 vs 死都要親自去接學生

這一年風風火火，P校長跟許多中學校長都一樣，要時刻和一班身體上、精神上都武裝起來的少年人打交道。回到學校，有些較「棘手」個案，例如同學被捕、和家人鬧翻、從理大出來，校長P都要會見學生，「這一次我的經驗是，你真是不可以強硬指摘他們，說他自毀前程、破壞香港、影響校譽。難道他不知道嗎？但你這樣說之後，大家可能再沒有connect的餘地了。我可以做的是，明白他們感受，告訴他們，『如果我在你們的階段，我會怎麼做』。」然後P校長說，「那些時候，我很重視要保持關係。你會希望學生遇到危難的時候，還會想起可以找學校，找我。」

但校長始終不是普通教員，他們還要面對數之不盡的「持份者」，甚至聽起來不那麼祟高而真實的考量。

例如，那一天，其實也有許多校長選擇不進入理大，托付選擇入去理大的校長幫忙接走學生。P校長強調，自己沒有辦法代表其他校長談他們的想法，還有決定是否前往衝突現場接學生的理由。

但他承認，就是他出發之前，腦海裡面也閃過一系列不是單純出於「教育」的考量。「你可能在媒體鏡頭前曝光，可能遇到其他教育界的人物。那代表，你管治的學校下有黑衣示威者，你的學生在『搞暴動』、『破壞香港』。然後，人家可能會標籤你的學校，可能來年，小六升中一，家長都不選你的學校了。好了，校董會當中，也有很是認為要學生自行承擔惡果的校董會成員，還有現在學生的家長呢？校長也是一個普通人。所以有校長很愛惜學生，但也不願『拋頭露面』出去接學生，我是很理解。」P校長回憶那天，「但我那時候，念及裡面困著的，是自己的學生。就覺得，死都要自己親自去接學生。」到最後，大概事情嚴重，想像中的家長和校董問責，沒有出現，「所以有時候，我們是會想太多，過慮了。」

「社會有多撕裂，學校『持份者』就有多撕裂，極黃極藍都有。他們的感受，你不可能不理的。」

不要見光

「為政治爭議而令學校在媒體曝光」，是任何學校管理層都極不願見到的事情。

另外一位擔任副校長的Miss Kwok，曾經在反修例事件前，主責處理一件校園政治危機。其時，郭老師管理的學校被指討論社會議題不夠中立持平。事件令學校連日出現在建制報章，也惹來團體到校示威，「那段時期，天天又數十個電話、會面要求。要留意，流氓式惡意謾罵校方電話，校務處的同事已經為我們（即校長等管理層）擋走了。要見我的，是真正關心事件家長、校友，甚至是我們最關心的學生。社會有多撕裂，學校『持份者』就有多撕裂，極黃極藍都有。他們的感受，你不可能不理的。然後隔陣子，又有建制團體到學校示威，你又要擔心他們騷擾學生，連保安問題都要考慮。正常的學校管理工作在那段時期，是完全癱瘓的。」

學校管理層經常掛在口邊的「持份者」、「向不同持份者負責」的概念，其實是香港千禧教育改革之後，才正式引入香港教育制度的。隨著世界各地公營部門「權力下放」、「引入市場競爭」的趨勢，千禧教改亦推出相應措施，例如歡迎學校發展獨特的「校本課程」吸引學生／家長報讀，或選擇改行「直接資助」模式，同時收取政府資助及徵收學生學費。同時，家長可以行使近似消費者的「選擇權」遠較從前大（例如報讀收學費的直資學校、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主動為孩子報讀跨區的學校等），而不一定依賴選擇空間少得多的「統一派位」，接受由機制分配的所屬校網學額（詳見曾榮光《廿一世紀教育藍圖？－－香港特區教育改革議論》中大出版社，2006）。2004年通過《校本條例》，亦規定學校校董會的組成除了辦學團體成員以外，還必須包括家長、校友、教師等代表作為校董，確保學校的管治能充份為不同持份者需要。

校長的老闆：校董

「以前做校長，是好『權威』的，沒有必要向『持份者』交待。但今現在就不然，大家都知道『問責』是必須的。好處當然是令到學校透明度提高，校長不得濫權為所欲為。」之前進入理工大學的P校長說，「但放在現在極多爭端的社會，這則是學校管理層的一大壓力來源。」

除此之外，校長要面對的就是學校最高管理層校董會。在香港，主流的公營學校包括官立學校、津貼學校和直資學校；官校的辦學團體為政府，而津貼及直資學校的辦學團體則包羅萬有，有常見的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團體，也包括歷史悠久的慈善團體、旅港商會、同鄉會等。一所學校的教育風格，及在重大政治事件的取態，除了校長及管理層決定外，也往往取決於其辦學團體及校董會的教育理念及對政治事件的立場。

根據之前進入理大的校長P的觀察，校董會成員包括資深的教育界人士，也包括各個領域社會賢達，並不熟悉教育專業。在P校長的經驗之中，校董成員如果具備教育相關背景，普遍較理解學生反應、教育的專業問題；但若果成員是來自其他領域的人士，則傾向視學校為一間公司，「名聲」、「風險」等行政問題永遠最重要，「例如，當學生要在學校派發傳單政治宣傳傳單，沒有教育背景的校董，會先想如何趨吉避兇，一刀切，主張學校全面禁任何宣傳，不要讓事件發酵、見報，吸引媒體採訪。但是，我作為教育者，我是知道，我們不可以硬梆梆禁止，你要與他們解釋，說明派政治宣傳的問題，想想他如何不影別人的情況下表達。」事實上，前文中因為不當言論的老師夏維也有類似觀察。他回憶起當日與校董、校長開會解說自己失言的因由時，也明顯留意到，儘管大家都一致認為夏維的言論不妥，但具備教育背景的校董，傾向說明夏維作為老師的專業要求，但其他背景的校董，則主力強調這一風波，如何干擾學校日常的行政。

「除了講道理外，也要靠平時建立的關係。要一時之間改變學生對中國的看法，其實不可能。前提是學生感覺到平常是真心對待他，他們才會在這些時候，放下一些政治意見，為你的處境著想。」

學校擦邊球：學生領情嗎

面對重重壓力，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在今次反修例運動中，學校總是處於兩難。一方面，今年的事件在香港前所未見，少年人在九月的時候非常激動，是無法用慣常「學校必須政治中立」的說法，禁止他們表態；但另一方面，太張揚、太激烈的表達，又容易招致學校甚至個別老師成名，讓學校「一身蟻」。再者教育局在十一月更正式向全港官校發信，直指不應在校內舉辦像罷課、唱歌、人鏈、派宣傳品等政治活動。故此，今次採訪遇過的校長和老師，都說兩方受壓，唯有以打「擦邊球」方式，回應同學校內抗爭的訴求：罷課、集會的話，學生最好乖乖鑽到禮堂、室內運場、校史館、圖書館⋯⋯總之別見光，靜靜的「罷」；要在校內設「連儂牆」，那最好不要叫「連儂牆」抗爭味那麼濃，叫「民主牆」、「大講場」（雖然作用都是連儂牆），沒有粗言辱罵的都可以；有校外訪客到，就把牆封起，訪客離開，才「解封」。那是一種笑中有淚的走位。

當然，少年人不一定領情。

這幾年，回應中國發展趨勢、教育局課程文件要求，香港學校增加了許多認識國情、認識基本法的活動。在去年，校長P的同事，也在校內安排了幾塊介紹改革開放的展板——然後，當然，學生表達反感，說學校很「奶共」（諂媚中共），甚至說要找校長理論。然後，校長P又要花一番心機，告訴他，就算覺得不喜歡，也應該先理解事件本身。好不容易，才說服學生，「除了講道理外，也要靠平時建立的關係。要一時之間改變學生對中國的看法，其實不可能。於是，我也要照直告訴他，『不如幫幫手』，否則許多電話打來投訴，我們（校方）很困難。當然，前提是學生感覺到平常是真心對待他，他們才會在這些時候，放下一些政治意見，為你的處境著想。」

衝突、走位、摸索紅線、妥協、再衝突。這樣的循環，在反修例之後這一年，於學校現場的不同場景，不斷上演——但落幕似乎無期。

疫後的香港校園，在愈益兇險的政治環境下，在五月下旬重開。國安法、國歌法相繼通過，教育局在「六一二」一週年前，再發信給校長，要防止學生誤信「反國安法的不實資訊」、不容學生在校內張貼「政治訊息」及罷課。到下一個夏天，採訪裡遇到的每一個大人、少年人，他們會變成怎麼樣？各方勉力打的擦邊球，還在界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