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反修例运动一年，人们常说“回不去了”，香港教育现场也经历如此激变。个体的恐惧、勇气或坚持，如何纠缠于红线处处的教育结构，及日益凶险的政治现实？不同位置如何交互作用，酿造香港教育的重大改变？我们制作了此系列报导，由人、位置及结构，来探究反修例运动如何给香港教育体系铺设了一条“不归路”。

读过“少年篇”，今天来到学校里各种位置上的成人的恐惧。校长、教师与社工，经历政治风波，不约而同“怕烦”、“怕家长”、“怕投诉”，教育大机器历经改造，这些大人到底是在怕什么？

教师篇：老师是怎样开始自我审查的

2019年，中学老师夏维看著新闻，无数冲突画面。他眼中，看到警方打抗争者出手很重，驱散攻击示威者的团体时，却落手很轻。想著被重打的都可能是学生，夏维又难过又愤怒。在学校，夏维教通识科和人文学科。作为一个公民，夏维有其价值取态政治立场，珍重公共生活。但作为教育者，他非常重视教育专业，上课时候，一定会舖陈事实和不同观点，让学生自行判断。同事和学生都欣赏夏维的课。

而那天，夏维按捺不住，在个人的社交媒体贴了一个咒骂警队的信息，表示自己对于警队对待年轻人的手法，无比不满。

发布信息那一刻，夏维并未为意今天的香港，教师“公”、“私”生活的界线已变得那么模糊，“我同意作为老师，诅咒别人是不正确。所以有惩罚，也是接受的。”只是，往后发生的在体制内外的后果，“惩罚”超乎想像。

反修例运动这一年，大量投诉指向老师在个人社交媒体、或课堂，发表与反修例事件有关的仇恨，或偏颇的言论。在回应个人社交媒体乃私人空间、质疑其言论应否受教育局所规管，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不同场合指出“唔希望学生系表面讲一套，实际个心又系谂另一套（不希望学生在表面讲一套，实际心里又想著另一套）⋯⋯希望老师‘言行合一’”，而且表示“教师在私人空间展现的品德和价值观亦为其专业操守”。

夏维的经验，就是在这个局方强调要“言行合一”的时空之中。

“‘监视’成风，‘出事’是迟早事情，不是哪一次，就是下一次。”

没完没了的民间报复

某天，社交媒体的系统发“通知”予夏维，说有“朋友”上载了他的照片。进去一看，就发现一个陌生人，发了帖文，截了夏维骂警察的图，说自己已经向学校和教育局提出投诉；而投诉者显然有备而来。夏维是一个珍爱公共生活的人，那是他教育理念。投诉消息传出之后，夏维参与的公民组织群组也开始受到攻击，指责夏维是洗脑老师、煽动学生暴动，指控组织包庇夏维；同时，恶意骚扰／恐吓也蔓延到组织的其他成员，他们也开始被骚扰和起底，组织成员的私人社交媒体帐户有关批判政府的帖文，也被公开。

随后，好几个亲建制的组织分别拉横额（横f幅标语）到校门前示威、叫嚣，向校方表达解雇夏维的诉求，多得工友和校务处同事，阻止那些团体。当然，夏维自己的个人资料甚至地址，也被发布到网上。电话当然也被公开了，试过有人威胁要打他的家人，也有人问他，“你知唔知自己响大陆都出晒名！（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大陆出了大名）”确实，一次社交媒体的失言，连内地网民都出动发帖文骂夏维。高峰期，夏维每3分钟就接到一个咒骂他的手机短讯，“频密得不像机器人信息。”

这一类型事件，即因老师在下班后（例如社交媒体、在抗争场合被拍摄）发表言论，而心惊胆战，而受到线上、线下有组织地“狙击”、骚扰，其实并非新近现像。只是在反修例运动以后，更多高调案例走入了公众的视线（像最近期何佰欣藏头诗事件）。人们该记得在2013年，小学老师林慧思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该年暑假，林慧思因不满警方在旺角处理法轮功人士的手法，在街头以粗言斥责警方执法不公。最后林慧思被“起底”，被“揭发”她正职为小学老师，并引起了“爱国团体”连日到校抗议、去信学校，要求辞退林慧思。事件之后，林亦害上了情绪病，辞去教师工作；在2017年，正职为教师的知名评论人库斯克以个人身份在2017年因撰评论文章（当中并无辱骂）批评警方当年举办撑七警集会，团体“爱港之声”甚至主动“到访”校监工作的诊所追问事件。最后库斯克决定封笔以平息事件。

“反制动员”所指，乃是当社会有一股反政府力量获得一定支持后，渐渐出现另一类同样强调“由下而上”、“自发”的“民间团体”。它们往往模仿对方的行动甚至修辞，去攻击或“抵销”原先的那一股反政府力量，然而论述和立场与内地官方版本一致。

反制动员不是新鲜事

不少学者其实已经留意到，在2012年以后，新兴的亲建制团体快速冒起，在不同领域开始有明显行动，可以像上述事件般针对个人，也可以办一个大型撑政府的游行等。学者袁玮熙曾于《反动员的政治逻辑》一文中（载于《社运年代：香港抗争政治的轨迹》，中大出版社；2018），分析这类在反国教、雨伞运动年代香港突然冒起的一系列新型的亲政府、有实体行动（非单纯网上骂战）的“民间团体”（如早期的“爱港力”、“青关爱”），并将之归纳为一种在半威权或威权国家里常见的“反制动员”（countermovement，或称平行动员）。

“反制动员”所指，乃是当社会有一股反政府力量获得一定支持后，渐渐出现另一类同样强调“由下而上”、“自发”的“民间团体”。它们往往模仿对方的行动甚至修辞（如组织示威、抗议、利用社交媒体等公民社会的常见策略），去攻击或“抵销”原先的那一股反政府力量，然而论述和立场与内地官方版本一致。“确实，我们难以证实那些团体人物，是全然‘发自内心’去行动，还是单纯为（政权或代理团体）利益而行动；实在，两者是可以同时并存，我们也不必否定当中有人是真心支持政府、支持警察的。但可以肯定是，每当有新一轮大型的社会事件，这类新组织就会有所行动。”

最后，就此事件，学校给予夏维警告信，意味他若再犯，学校可以与之解除合约；同时，由于夏维任教的通识科要与学生讨论社会时事，学校也刻意安排夏维停教通识科改教其他科目（通识科近年经常被归咎于社会运动的“元凶”）；同一时间，教育局也去信要求夏维为投诉解释，“他们曾要我亲身到办公室去见面。但当我坚持要带同律师在场才会面，他们就著我只以书面回复。”夏维好记得，那段时间，紧张得每天手震，“教育局始终是掌控老师注册大权。所以，我在回复信件时候，非常谨慎，甚至要征询法律意见。”

最后，夏维收到一封来自教育局的“谴责信”，裁定对于他的投诉成立；但未有吊销夏维的教师资格注册。

一轮危机后，工作是保住了。回到正常学校生活，要面对的是校内同事和同学的反应，“我有同事是来自警察世家。很明显，他的态度是明显和从前不同的，是刻意板著口面。”夏维说，理解为何那些同事会显得敌意，也不太介意。

但最难面对的，始终是学生。网路消息灵通，学生要发现事件根本易如反掌，“我是担心同学会怎样想——特别是警察家庭。例如，他们会否猜想我在今年会刻意针对他们？会否担心因为立场不同，而我会刻意刁难他们？当然，也有很多同学，是真正的担心我的处景，例如会问老师会否‘好惨’，老师会否工作不保。”

回到学校之后，夏维没有刻意辨别、打听哪位同学来自警察家庭。面对学生，他选择与学生正面接谈这件事，“我跟每一班同学，都说自己的事情为学校带来麻烦，也跟他们道歉。而且，我告诉同学，希望他们给予我时间，证明我绝对不会因为同学的立场和背景而区别对待他们。”事件发生后，他继续进入课堂教书，“至今，暂时，未有同学仔为著事件在冲撞我。”他说的时候仍然稍为迟疑，似在思量那一个他所担心的冲突，会不会发生。

夏维本著平常的授课形式，自觉教学风格没有多大改变，“充其量，在面对中港荒谬的事情，是半点嘲讽的语气也不透露吧；或者课后，也较少与学生交流对时事的看法。”

但敏锐的少年人，始终还是会看得见，“我听到学生说，觉得我跟从前不一样、变得‘好小心’了。”这句观察，夏维一直很介意，“我看来，在不煽动、不作灌输的底线下，老师是可以、也应坦承和学生分享，一起畅所欲言的。学生觉得老师‘小心了好多’，那代表他们对我有期望的，觉得我应该是真诚的老师；而我觉得，事件之后，我不自觉间还是fail（辜负）了他们的期望。”　

我问夏维，有没有后悔，当天的一时冲动，影响至今，“以自己的个性，自问那里（没有学生为网络朋友的社交媒体个人帐户）是私人空间；而看到这个社会，批判政府、骂警察，似乎会必然发生。我会说，‘监视’成风，‘出事’是迟早事情，不是哪一次，就是下一次。”

“匿名投诉人身份是很可疑的，会连我任教的科目也写错。”

反修例运动中投诉飙升

在香港，教师有别于其他专业职业如医生及律师，并没有一个由业界组成的行业公会处理从业者的注册、“钉牌”（取消注册牌照）事宜。处理教师注册的大权，乃是掌握于属政府部门的教育局手中。

倘若有人认为教师专业失当，可以向学校、教育局，或向没有法定地位、纯为咨询组织的“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投诉，并由接获投诉的机构处理。以夏维的事件为例，学校及教育局分别要求他回应事件。换句话说，一位老师被投诉为专业失德，最严重的后果可以包括被雇主（学校）解雇，及更严重的由被教育局取消其注册（俗称“钉牌”）。至于“教育人员专业操守议会”虽由老师、资深教育者组成，然而它只是一个“咨询组织”，权力远低于其他于香港透过立法组成的专业公会（像规范医生或律师专业操守及掌握注册权的医委会或律师会），并没有任何惩处、或裁定“钉牌”的权力。

早在2015年由教育统筹委员会发表的《促进及维护教师专业操守现行架构及机制检讨报告》，已经有建议指教育局未有提供“专业失当”的案例，及其裁决原则。到现在为止，教育局亦没有公开有关老师言论投诉的案例，给予业界及公众参考。在采访期间，一位中学校长在评论有关教师投诉时，他指出在社会风平浪静，投诉个案少而又“黑白分明”（例于投诉老师性罪行或体罚学生）的时候，原本的机制没有太大争议，“但近年社会高度政治化，特别是反修例运动之后，那些与政治言论相关的教师投诉，就连我们校长也不知如何处理或判断这些问题。我们花了许多行政时间处理这些‘争议投诉’，非常头痛。”

事实上，有关老师教师的投诉，数字在近月急速上升。根据教育局书面回复，在2016/17至2018/19这三个学年，教育局总共接获66宗教师违反专业操守的投诉；但单单在反修例运动爆发的六月至本年一月，教育局就共收到多达171宗涉及教师在社会事件中有违专业操守的投诉，大部份涉及教师发表仇恨、诅咒等不恰当的言论，以粗言秽语侮辱他人，也使用不恰当教材等。

“当然老师任何时候也不应把自己立场强加在学生身上。但教育也是让学生接触到多元社会里不同光谱，中间和偏向两端的声音都该认识的。若老师凡是最当下争议都刻意回避，不也是人为缩窄了学生该接触的观点吗？”

匿名投诉该管吗

然而，近年这一类型教师在社交媒体因政见而失言的事件，教育局的处理手法，引起广大争议。首先，是前文所述有关教师的公私生活之间的界线。一方面，教育局强调，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学生，所以“教师在私人空间展现的品德和价值观亦为其专业操守”；但另一方面，亦有批评认为教育局的做法侵犯了教师的私隐。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荣誉专业顾问、香港教育法系列作者余蕙萍年初就撰文指出，教育局采纳教师在私人场合、或社交网站上有“限阅设定”的言论，作为调查老师“专业失德”的证据，除非言论／信息牵涉严重刑事罪行，否则该行为就可能违反了法律上的“守密责任”；而余认为，在个人网站发表粗鄙甚至仇恨言论，鲜有牵涉刑事罪行，故此难以成为违反“守密责任”的合理原因。

除此之外，过往教育局甚少受理匿名投诉。在其所发给学校的官方文件《学校处理投诉指引》中，亦建议学校除非紧急状况，否则可不受理匿名投诉。然而，在今次反修例运动之后，教育局则被批评不时接受匿名投诉，情况较以往频密。以另一案例，屯门区议员兼小学老师罗佩丽在去年当选区议员后，就收到教育局来信，要她回应匿名投诉，指她向学生宣称《愿荣光归香港》为“国歌”、“点名赞扬”参加反修例游行的同学，及以偏颇形式向学生谈及林荣基事件、散播恐慌，“匿名投诉人身份是很可疑的，会连我任教的科目也写错。”罗佩丽向校方指那些都是子虚乌有、不实的指控，而校方亦接受了解释。不过到现在，教育局仍然未有裁定有关她的投诉。

记者于五月去信教育局，请局方提供在反修例运动前及后，受理匿名投诉教师的数字。然而当局称接收的以“投诉内容广泛、每宗个案有其独特性”为由，指出没有为具名及匿名投诉作分类。

在电邮中，教育局没有向记者提供近几年，受理匿名及具名投诉的数字改变。

这一种“没有准则”、定义不清晰的红线，往往就让教育者近乎神经质的避开任何争议，引发“趋吉避凶”的倾向，甚至比官方尺度更保守。

一条看不见的红线

这个现像也引起了热衷于教育研究的周颖进和通识老师卢日高的关注。在去年12月，他们与其他几位教育者，邀请了像梁恩荣教授、邓振强校长等大学及中学界有名的前辈作顾问，开展了“香港教育专业自主指数”的长期研究计划，希望定期检视香港教育专业自主的情况。经过与17位老师的焦点访谈、及100名老师的指数自评，他们在四月发布了第一次报告。

结果是，受访老师普遍认为反修例运动以后，他们的专业自主受到极大压力（自评分数由反修例事件前的6.19/10分，下降至仅3.78/10分）。“不少老师会分享，感到一种无处不在的‘白色恐怖’。有时会审慎，或自我审查到一个颇极端的地步，例如刻意不在课上讨论新近的社会事件，甚至有学校有一个专责的小组，负责去审核校内的工作纸、或者试卷，牵及太有争议、有‘风险’的（如投诉、出事），其实会请老师改动。一个专业的教育者，要请其他科目的同事‘帮忙’去‘睇（看）争议’，那是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周颖进说。

这一种“没有准则”、定义不清晰的红线，往往就让教育者近乎神经质的避开任何争议，引发“趋吉避凶”的倾向，甚至比官方尺度更保守。今次采访的另一位通识老师表示，在反修例之后，曾于通识科考试中出过一份以“新闻自由”议题的试卷。该老师还以为很保险、很会打擦边球，刻意不举出那些立场批判的媒体被警方阻碍采访的事例作试题资料，而选择以TVB记者（TVB被香港公众标签为立场亲中国政府的媒体）在反修例运动期间被示威者袭击的案例，著学生评价新闻自由的价值。

怎料，上司还是劝他改出另外一条较少争议的题目，理由是，“始终事件与‘反修例运动’有关，可能家长学生会觉得我们刻意这样做，要激发学生的情绪。”

讽刺的是，刚过去的文凭试（香港最重要的公开考试）通识科试卷，其实正是以香港新闻自由为主题，出了一条考题。

我问卢日高和周颖进，这一种绷紧的气氛，可否看成是，让老师时刻提醒自己，维持教育专业、不作政治灌输的一个契机。“当然老师任何时候也不应把自己的立场，强加在学生身上。但问题是，教育的功能，也是让学生接触到多元社会里不同光谱的声音，中间的声音，偏向两端的声音也该认识的。而如果老师凡是最当下争议都刻意不谈、迥避，其实，不也是人为的、缩窄了学生该接触的观点吗？”卢日高说。

“你真是不可以强硬指摘他们，说他自毁前程、破坏香港、影响校誉。难道他不知道吗？但你这样说之后，大家可能再没有connect的余地了。你会希望学生遇到危难的时候，还会想起可以找学校，找我。”

校长篇：当少年骂你是“教畜”

去年11月，示威者与警方僵持不下，大批人困于香港理工大学，当中包括近300名未成年学生。当日，约50名中学校长、议员、学者与警方协商，让校长到特定位置接走学生，并不作即时拘捕；但会记下个人资料，警方会保留追究的可能。

P校长也有学生在里面，他是那个校长团其中一人。P校长自然没有任何抗争经验，当日唯一的“Gear”就是几张纸巾。闹市公共交通都停了，掩著鼻，校长走在烽烟四起的弥敦道。

好不容易，在理大的学生终于肯接电话，学生劈头第一句当然是，“你地系咪‘鬼’，觉得成件事好‘鬼’，系咪逼我地自首？（你们是不是内奸，整件事好诡异，是不是要逼我们自首）”P校长没好气，既被催泪弹呛得上气不接下气，也著实无法保证什么，只想他们尽速离开现场。平常好严肃的校长P，唯有请学生，人鬼都好，千万千万要接电话。去到理大现场，好不容易和其他到场的老师、校长、议员入去理大，一众黑衣少年见到这班成人，左一句“教畜”，右一句“鬼”，作势要将杂物往这班“教畜”身上丢。到凌晨时分，学生终于愿意跟P校长离开理大，P校长感动得想哭。

不单纯是教育的考量 vs 死都要亲自去接学生

这一年风风火火，P校长跟许多中学校长都一样，要时刻和一班身体上、精神上都武装起来的少年人打交道。回到学校，有些较“棘手”个案，例如同学被捕、和家人闹翻、从理大出来，校长P都要会见学生，“这一次我的经验是，你真是不可以强硬指摘他们，说他自毁前程、破坏香港、影响校誉。难道他不知道吗？但你这样说之后，大家可能再没有connect的余地了。我可以做的是，明白他们感受，告诉他们，‘如果我在你们的阶段，我会怎么做’。”然后P校长说，“那些时候，我很重视要保持关系。你会希望学生遇到危难的时候，还会想起可以找学校，找我。”

但校长始终不是普通教员，他们还要面对数之不尽的“持份者”，甚至听起来不那么祟高而真实的考量。

例如，那一天，其实也有许多校长选择不进入理大，托付选择入去理大的校长帮忙接走学生。P校长强调，自己没有办法代表其他校长谈他们的想法，还有决定是否前往冲突现场接学生的理由。

但他承认，就是他出发之前，脑海里面也闪过一系列不是单纯出于“教育”的考量。“你可能在媒体镜头前曝光，可能遇到其他教育界的人物。那代表，你管治的学校下有黑衣示威者，你的学生在‘搞暴动’、‘破坏香港’。然后，人家可能会标签你的学校，可能来年，小六升中一，家长都不选你的学校了。好了，校董会当中，也有很是认为要学生自行承担恶果的校董会成员，还有现在学生的家长呢？校长也是一个普通人。所以有校长很爱惜学生，但也不愿‘抛头露面’出去接学生，我是很理解。”P校长回忆那天，“但我那时候，念及里面困著的，是自己的学生。就觉得，死都要自己亲自去接学生。”到最后，大概事情严重，想像中的家长和校董问责，没有出现，“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会想太多，过虑了。”

“社会有多撕裂，学校‘持份者’就有多撕裂，极黄极蓝都有。他们的感受，你不可能不理的。”

不要见光

“为政治争议而令学校在媒体曝光”，是任何学校管理层都极不愿见到的事情。

另外一位担任副校长的Miss Kwok，曾经在反修例事件前，主责处理一件校园政治危机。其时，郭老师管理的学校被指讨论社会议题不够中立持平。事件令学校连日出现在建制报章，也惹来团体到校示威，“那段时期，天天又数十个电话、会面要求。要留意，流氓式恶意谩骂校方电话，校务处的同事已经为我们（即校长等管理层）挡走了。要见我的，是真正关心事件家长、校友，甚至是我们最关心的学生。社会有多撕裂，学校‘持份者’就有多撕裂，极黄极蓝都有。他们的感受，你不可能不理的。然后隔阵子，又有建制团体到学校示威，你又要担心他们骚扰学生，连保安问题都要考虑。正常的学校管理工作在那段时期，是完全瘫痪的。”

学校管理层经常挂在口边的“持份者”、“向不同持份者负责”的概念，其实是香港千禧教育改革之后，才正式引入香港教育制度的。随著世界各地公营部门“权力下放”、“引入市场竞争”的趋势，千禧教改亦推出相应措施，例如欢迎学校发展独特的“校本课程”吸引学生／家长报读，或选择改行“直接资助”模式，同时收取政府资助及征收学生学费。同时，家长可以行使近似消费者的“选择权”远较从前大（例如报读收学费的直资学校、在“自行分配学位”阶段主动为孩子报读跨区的学校等），而不一定依赖选择空间少得多的“统一派位”，接受由机制分配的所属校网学额（详见曾荣光《廿一世纪教育蓝图？－－香港特区教育改革议论》中大出版社，2006）。2004年通过《校本条例》，亦规定学校校董会的组成除了办学团体成员以外，还必须包括家长、校友、教师等代表作为校董，确保学校的管治能充份为不同持份者需要。

校长的老板：校董

“以前做校长，是好‘权威’的，没有必要向‘持份者’交待。但今现在就不然，大家都知道‘问责’是必须的。好处当然是令到学校透明度提高，校长不得滥权为所欲为。”之前进入理工大学的P校长说，“但放在现在极多争端的社会，这则是学校管理层的一大压力来源。”

除此之外，校长要面对的就是学校最高管理层校董会。在香港，主流的公营学校包括官立学校、津贴学校和直资学校；官校的办学团体为政府，而津贴及直资学校的办学团体则包罗万有，有常见的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团体，也包括历史悠久的慈善团体、旅港商会、同乡会等。一所学校的教育风格，及在重大政治事件的取态，除了校长及管理层决定外，也往往取决于其办学团体及校董会的教育理念及对政治事件的立场。

根据之前进入理大的校长P的观察，校董会成员包括资深的教育界人士，也包括各个领域社会贤达，并不熟悉教育专业。在P校长的经验之中，校董成员如果具备教育相关背景，普遍较理解学生反应、教育的专业问题；但若果成员是来自其他领域的人士，则倾向视学校为一间公司，“名声”、“风险”等行政问题永远最重要，“例如，当学生要在学校派发传单政治宣传传单，没有教育背景的校董，会先想如何趋吉避凶，一刀切，主张学校全面禁任何宣传，不要让事件发酵、见报，吸引媒体采访。但是，我作为教育者，我是知道，我们不可以硬梆梆禁止，你要与他们解释，说明派政治宣传的问题，想想他如何不影别人的情况下表达。”事实上，前文中因为不当言论的老师夏维也有类似观察。他回忆起当日与校董、校长开会解说自己失言的因由时，也明显留意到，尽管大家都一致认为夏维的言论不妥，但具备教育背景的校董，倾向说明夏维作为老师的专业要求，但其他背景的校董，则主力强调这一风波，如何干扰学校日常的行政。

“除了讲道理外，也要靠平时建立的关系。要一时之间改变学生对中国的看法，其实不可能。前提是学生感觉到平常是真心对待他，他们才会在这些时候，放下一些政治意见，为你的处境著想。”

学校擦边球：学生领情吗

面对重重压力，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今次反修例运动中，学校总是处于两难。一方面，今年的事件在香港前所未见，少年人在九月的时候非常激动，是无法用惯常“学校必须政治中立”的说法，禁止他们表态；但另一方面，太张扬、太激烈的表达，又容易招致学校甚至个别老师成名，让学校“一身蚁”。再者教育局在十一月更正式向全港官校发信，直指不应在校内举办像罢课、唱歌、人链、派宣传品等政治活动。故此，今次采访遇过的校长和老师，都说两方受压，唯有以打“擦边球”方式，回应同学校内抗争的诉求：罢课、集会的话，学生最好乖乖钻到礼堂、室内运场、校史馆、图书馆⋯⋯总之别见光，静静的“罢”；要在校内设“连侬墙”，那最好不要叫“连侬墙”抗争味那么浓，叫“民主墙”、“大讲场”（虽然作用都是连侬墙），没有粗言辱骂的都可以；有校外访客到，就把墙封起，访客离开，才“解封”。那是一种笑中有泪的走位。

当然，少年人不一定领情。

这几年，回应中国发展趋势、教育局课程文件要求，香港学校增加了许多认识国情、认识基本法的活动。在去年，校长P的同事，也在校内安排了几块介绍改革开放的展板——然后，当然，学生表达反感，说学校很“奶共”（谄媚中共），甚至说要找校长理论。然后，校长P又要花一番心机，告诉他，就算觉得不喜欢，也应该先理解事件本身。好不容易，才说服学生，“除了讲道理外，也要靠平时建立的关系。要一时之间改变学生对中国的看法，其实不可能。于是，我也要照直告诉他，‘不如帮帮手’，否则许多电话打来投诉，我们（校方）很困难。当然，前提是学生感觉到平常是真心对待他，他们才会在这些时候，放下一些政治意见，为你的处境著想。”

冲突、走位、摸索红线、妥协、再冲突。这样的循环，在反修例之后这一年，于学校现场的不同场景，不断上演——但落幕似乎无期。

疫后的香港校园，在愈益凶险的政治环境下，在五月下旬重开。国安法、国歌法相继通过，教育局在“六一二”一周年前，再发信给校长，要防止学生误信“反国安法的不实信息”、不容学生在校内张贴“政治信息”及罢课。到下一个夏天，采访里遇到的每一个大人、少年人，他们会变成怎么样？各方勉力打的擦边球，还在界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