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記憶消失之前，把歷史放進方舟：香港籌六四線上博物館

地處香港繁華市中心的維園，夜晚空無一人，草地中央放一台電視機，八九春夏之交的記憶在螢幕上重演。未幾，歷史的時光機從維園消失，「六四」也從香港徹底消失了。

這是一幕對於未來香港的想像。「我當時還覺得有點dramatic，有點誇張，」黃天星說。作為一名80後媒體人，去年底黃天星和民間團隊與六四紀念館合作，籌備虛擬的網絡博物館，有義工提出這個想像，用於拍攝一部概念影片。話音剛落，更戲劇化的情節闖入香港人的生活，全國人大快速通過港區國安法，港府以疫情為由，三十一年來首度不批准六四維園悼念集會，再加上中史科已經考試的試題突然被取消，黑雲壓城。由於擔憂個人安全，黃天星和工作人員均拒絕出具真名。

「大棍打下來了，」麥海華記得，5月21日，從收音機中聽到北京要立港區國安法消息時，感到震驚又擔憂。69歲的麥海華目前是支聯會常委、六四紀念館管理委員會主席。2014年4月，為了讓更多人認知和傳承六四記憶，支聯會創辦了六四紀念館，過去6年這個紀念館在選址、資金和發展方向等不同方面經歷了種種困難。

在黃天星看來，六四記憶要傳承，除了要抵禦權力打壓以外，也要「活化六四抗爭的論述」。6月4日夜晚，六四紀念館正式開始眾籌，計畫建立一個永久的網絡博物館，名為「六四人權記憶博物館」。除了蒐集散落全球的六四日記、影像、檔案等資料以外，這個網絡博物館也希望透過網上策展和活動，重建六四論述，還原31年前的抗爭經歷，並與近年的香港社會運動產生連結。

「對我來說，經歷了反送中之後，會覺得一場社會運動是這麼豐富的。我會忍不住想，當年的北京，從4月份到6月份，也持續了很久，不可能只是那麼簡單，只是六四那天早晨的事情。那前面發生了什麼？」黃天星說。

在自由網絡保存六四記憶

六四紀念館目前位於香港旺角一座大廈中，佔地1100平方呎。自2014年開館後，這個博物館命途多舛，在2016年因為被逼遷而不得不休館，三年之後，成功找到新選址後在2019年重啓，開館前遭到破壞，被爆竊，電閘被淋上鹹水。

這個不大的紀念館講述了六四事件的來龍去脈，收藏了六四死難者的遺物以及上百本六四書籍史料。2014年，六四死難者吳向東的弟弟，拖著一個行李箱，走過羅湖關口，將吳向東的遺物交到了館方手上。吳向東是北京東風電視機廠工人、北京理工大學學生，在運動期間積極號召工人聲援學生。他在6月3日晚於木樨地橋附近中彈，翌日凌晨去世，時年21歲。他弟弟給六四紀念館帶去的遺物中，有吳向東的海鷗牌相機，他生前拍下的許多運動現場照片，以及他在六四期間記下的日記、相簿、寫有「愛國無罪」的頭帶等，目前正在紀念館展出。

未來，這些遺物、憑證將在「六四人權記憶博物館」展出。

但還有更多的遺物或資料，紀念館無法全數展出。麥海華表示，支聯會近年收藏的六四證物、資料愈來越多，但礙於空間、人手，無法有系統地整理與展出，非常可惜。

而面對疫情封關和人手不足等情況，實體展館的管理也愈發困難。今年5月，六四紀念館開啟新展覽，將31年前天安門事件與反修例運動置於同一時空中。展館中，玻璃櫃內一邊是六四死難者的遺物，一邊是烙下催淚彈痕跡的記者背心；牆邊上掛著六四橫幡，不遠處則是戴著頭盔、面罩的香港示威者模型。麥海華說，開展兩星期，現在每天約有7、80人前來參觀，大部分是本地人，只有5%是外籍人士。

「以前高峰期，兩個月有兩三萬人來參觀，」麥海華說，對比早幾年，參觀人數遠遠下跌，一來香港自由行人數銳減，二來本地學校也剛剛復課，沒有時間辦課外活動。目前，展覽館有2個全職員工、1位兼職，主要負責策劃，剩下都靠義工來負責講解、採購等工作。

黃天星說，紀念館長期內外受困，曾有館員說，「要是紀念館朝不保夕哪天被查抄了，我就是對不起這些文物，對不起手上的東西。」

麥海華希望，透過未來的網絡博物館，可以在更加不受干擾的、廣闊上互聯網上保存六四記憶，他也期待網上博物館提供不同語種的翻譯，將六四資料傳遍世界各地。

支聯會副主席、大律師鄒幸彤過去幾個月也投入籌備網絡博物館，她對端傳媒表示，紀念館空間有限，很難全面講述每位死難者的故事，以及香港當年如何支持和反思運動，她也希望網絡這個新形式可以給觀眾帶來更多視覺和情感體驗。

活化「八九六四」，保持抗爭「生長中的狀態」

不過，黃天星說，網絡博物館不是單單把六四紀念館搬到網上，這個民間團隊還希望，連結當下，活化六四記憶。

「每年我們去點燃燭光，是因為他們是死者，他們是被鎮壓的受害者，他們作為抗爭者的主體身份已經完全被磨平了。沒有人記得八九年是怎麼組織的，有沒有什麼經驗留給中國。」黃天星說，一方面，因為最終的結局過於慘烈，長達數月的抗爭經驗，甚至整個80年代生長的社會能量沒有被紀錄和累積。

鄒幸彤也不希望悼念六四只是流於譴責與悲情，「罵對方、罵敵人，可以很黑白簡單罵完就算，但一個運動，八九或我們自己的運動，有共鳴的是更加了解運動裡面的人的所思所想。」

更進一步，黃天星希望把「六四」還原為「八九六四」，透過網絡策展等，更細緻的梳理和反思1989年甚至八十年代的經驗。

「我不想歷史被簡單的控訴、鬥士、犧牲、死亡、反共等框架框住。一場持續幾個月的民主運動是非常豐富的，中間也必定有很多尖銳的爭議，關於目標、策略、組織、時機，你一旦把檔案收集齊，各個角度的敘事能盡量並置，還能真的面對一些爭論。」直面31年前的具體經驗，也會更好地連結當下，而且從對手的角度來看，黃天星認為，「中共比誰都更想放大運動中的爭議、矛盾，來重建六四的論述，我們至少應該在他們之前，自己做這些事，才經得起考驗吧？」

對於這一個網絡博物館，黃天星希望它保持一種「生長中的、未完成的狀態」，既能留存六四的檔案，提供重新論述六四經驗的機會，也能不斷策劃新展覽，與其他抗爭史、與現實共振。

不能讓歷史消失第二次

對於支聯會而言，開啟線上博物館的項目，原本是紀念六四的一個新選項。

近年來每臨六四，支聯會總處於風口浪尖。有人批評悼念形式一篇一律，不過是「行禮如儀」，不能帶來實質改變，有年輕一代希望中港區隔，「平反六四」不再是他們最重要的議題。不過，在六四事件走入第31年之際，大氣候急遽改變。面對著港區國安法和中美博弈，香港的未來會怎樣？悼念六四的活動以後可以自由進行？支聯會會不會有一天被取締？

「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今年六四前夕，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對端傳媒說。

在麥海華看來，隱憂一直存在。他記得，支聯會前主席司徒華曾在2004年透露，前特首董建華曾在香港回歸後，三度勸喻不要再辦支聯會。現在已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董建華，在國安法消息公布後，有傳媒問及支聯會口號「結束一黨專政」是否被視為「顛覆國家政權罪」，董回應說，假如一個組織日日夜夜都在倡議同一件事，「你再嗌幾聲一定係啦（你再喊幾聲就一定是啦！）」；相反若平時沒有如此倡議，僅朋友之間談天，就不受影響。

未來不可控，麥海華感覺只能坦蕩面對。他80年代出身社工，關心基層權利和香港民主進進程，加入「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這是一個囊括民主派和社會團體的組織。1989年北京宣布戒嚴後，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即刻在維園集會，遊行到新華社抗議，5月20日，香港掛起八號風球，狂風暴雨，數萬市民發起集會、遊行，第二日，百萬香港市民遊行聲援八九民運，支聯會應運而生，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從支聯會創會至今，麥海華都是支聯會常委。「我把這個當良心事業，終身去做，不太考慮前途和安危，要有這些大的考慮早就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