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消失之前，把历史放进方舟：香港筹六四线上博物馆

地处香港繁华市中心的维园，夜晚空无一人，草地中央放一台电视机，八九春夏之交的记忆在萤幕上重演。未几，历史的时光机从维园消失，“六四”也从香港彻底消失了。

这是一幕对于未来香港的想像。“我当时还觉得有点dramatic，有点夸张，”黄天星说。作为一名80后媒体人，去年底黄天星和民间团队与六四纪念馆合作，筹备虚拟的网络博物馆，有义工提出这个想像，用于拍摄一部概念影片。话音刚落，更戏剧化的情节闯入香港人的生活，全国人大快速通过港区国安法，港府以疫情为由，三十一年来首度不批准六四维园悼念集会，再加上中史科已经考试的试题突然被取消，黑云压城。由于担忧个人安全，黄天星和工作人员均拒绝出具真名。

“大棍打下来了，”麦海华记得，5月21日，从收音机中听到北京要立港区国安法消息时，感到震惊又担忧。69岁的麦海华目前是支联会常委、六四纪念馆管理委员会主席。2014年4月，为了让更多人认知和传承六四记忆，支联会创办了六四纪念馆，过去6年这个纪念馆在选址、资金和发展方向等不同方面经历了种种困难。

在黄天星看来，六四记忆要传承，除了要抵御权力打压以外，也要“活化六四抗争的论述”。6月4日夜晚，六四纪念馆正式开始众筹，计划建立一个永久的网络博物馆，名为“六四人权记忆博物馆”。除了搜集散落全球的六四日记、影像、档案等资料以外，这个网络博物馆也希望透过网上策展和活动，重建六四论述，还原31年前的抗争经历，并与近年的香港社会运动产生连结。

“对我来说，经历了反送中之后，会觉得一场社会运动是这么丰富的。我会忍不住想，当年的北京，从4月份到6月份，也持续了很久，不可能只是那么简单，只是六四那天早晨的事情。那前面发生了什么？”黄天星说。

在自由网络保存六四记忆

六四纪念馆目前位于香港旺角一座大厦中，占地1100平方呎。自2014年开馆后，这个博物馆命途多舛，在2016年因为被逼迁而不得不休馆，三年之后，成功找到新选址后在2019年重启，开馆前遭到破坏，被爆窃，电闸被淋上咸水。

这个不大的纪念馆讲述了六四事件的来龙去脉，收藏了六四死难者的遗物以及上百本六四书籍史料。2014年，六四死难者吴向东的弟弟，拖著一个行李箱，走过罗湖关口，将吴向东的遗物交到了馆方手上。吴向东是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工人、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在运动期间积极号召工人声援学生。他在6月3日晚于木樨地桥附近中弹，翌日凌晨去世，时年21岁。他弟弟给六四纪念馆带去的遗物中，有吴向东的海鸥牌相机，他生前拍下的许多运动现场照片，以及他在六四期间记下的日记、相簿、写有“爱国无罪”的头带等，目前正在纪念馆展出。

未来，这些遗物、凭证将在“六四人权记忆博物馆”展出。

但还有更多的遗物或资料，纪念馆无法全数展出。麦海华表示，支联会近年收藏的六四证物、资料愈来越多，但碍于空间、人手，无法有系统地整理与展出，非常可惜。

而面对疫情封关和人手不足等情况，实体展馆的管理也愈发困难。今年5月，六四纪念馆开启新展览，将31年前天安门事件与反修例运动置于同一时空中。展馆中，玻璃柜内一边是六四死难者的遗物，一边是烙下催泪弹痕迹的记者背心；墙边上挂著六四横幡，不远处则是戴著头盔、面罩的香港示威者模型。麦海华说，开展两星期，现在每天约有7、80人前来参观，大部分是本地人，只有5%是外籍人士。

“以前高峰期，两个月有两三万人来参观，”麦海华说，对比早几年，参观人数远远下跌，一来香港自由行人数锐减，二来本地学校也刚刚复课，没有时间办课外活动。目前，展览馆有2个全职员工、1位兼职，主要负责策划，剩下都靠义工来负责讲解、采购等工作。

黄天星说，纪念馆长期内外受困，曾有馆员说，“要是纪念馆朝不保夕哪天被查抄了，我就是对不起这些文物，对不起手上的东西。”

麦海华希望，透过未来的网络博物馆，可以在更加不受干扰的、广阔上互联网上保存六四记忆，他也期待网上博物馆提供不同语种的翻译，将六四资料传遍世界各地。

支联会副主席、大律师邹幸彤过去几个月也投入筹备网络博物馆，她对端传媒表示，纪念馆空间有限，很难全面讲述每位死难者的故事，以及香港当年如何支持和反思运动，她也希望网络这个新形式可以给观众带来更多视觉和情感体验。

活化“八九六四”，保持抗争“生长中的状态”

不过，黄天星说，网络博物馆不是单单把六四纪念馆搬到网上，这个民间团队还希望，连结当下，活化六四记忆。

“每年我们去点燃烛光，是因为他们是死者，他们是被镇压的受害者，他们作为抗争者的主体身份已经完全被磨平了。没有人记得八九年是怎么组织的，有没有什么经验留给中国。”黄天星说，一方面，因为最终的结局过于惨烈，长达数月的抗争经验，甚至整个80年代生长的社会能量没有被纪录和累积。

邹幸彤也不希望悼念六四只是流于谴责与悲情，“骂对方、骂敌人，可以很黑白简单骂完就算，但一个运动，八九或我们自己的运动，有共鸣的是更加了解运动里面的人的所思所想。”

更进一步，黄天星希望把“六四”还原为“八九六四”，透过网络策展等，更细致的梳理和反思1989年甚至八十年代的经验。

“我不想历史被简单的控诉、斗士、牺牲、死亡、反共等框架框住。一场持续几个月的民主运动是非常丰富的，中间也必定有很多尖锐的争议，关于目标、策略、组织、时机，你一旦把档案收集齐，各个角度的叙事能尽量并置，还能真的面对一些争论。”直面31年前的具体经验，也会更好地连结当下，而且从对手的角度来看，黄天星认为，“中共比谁都更想放大运动中的争议、矛盾，来重建六四的论述，我们至少应该在他们之前，自己做这些事，才经得起考验吧？”

对于这一个网络博物馆，黄天星希望它保持一种“生长中的、未完成的状态”，既能留存六四的档案，提供重新论述六四经验的机会，也能不断策划新展览，与其他抗争史、与现实共振。

不能让历史消失第二次

对于支联会而言，开启线上博物馆的项目，原本是纪念六四的一个新选项。

近年来每临六四，支联会总处于风口浪尖。有人批评悼念形式一篇一律，不过是“行礼如仪”，不能带来实质改变，有年轻一代希望中港区隔，“平反六四”不再是他们最重要的议题。不过，在六四事件走入第31年之际，大气候急遽改变。面对著港区国安法和中美博弈，香港的未来会怎样？悼念六四的活动以后可以自由进行？支联会会不会有一天被取缔？

“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今年六四前夕，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对端传媒说。

在麦海华看来，隐忧一直存在。他记得，支联会前主席司徒华曾在2004年透露，前特首董建华曾在香港回归后，三度劝喻不要再办支联会。现在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董建华，在国安法消息公布后，有传媒问及支联会口号“结束一党专政”是否被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罪”，董回应说，假如一个组织日日夜夜都在倡议同一件事，“你再嗌几声一定系啦（你再喊几声就一定是啦！）”；相反若平时没有如此倡议，仅朋友之间谈天，就不受影响。

未来不可控，麦海华感觉只能坦荡面对。他80年代出身社工，关心基层权利和香港民主进进程，加入“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这是一个囊括民主派和社会团体的组织。1989年北京宣布戒严后，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即刻在维园集会，游行到新华社抗议，5月20日，香港挂起八号风球，狂风暴雨，数万市民发起集会、游行，第二日，百万香港市民游行声援八九民运，支联会应运而生，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从支联会创会至今，麦海华都是支联会常委。“我把这个当良心事业，终身去做，不太考虑前途和安危，要有这些大的考虑早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