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 讀者來函

讀者來函:《後浪》——對官方話語的接續與超越

在國家與其他行動者普遍合謀的當下,運用簡單的邏輯只能忽略問題的複雜性;因此惟有審視這些縫合的痕跡,才能使思辨的邏輯更加完善,為公共討論創造更理性的基礎。


bilibili在央視投放廣告《後浪》。 圖:影片截圖
bilibili在央視投放廣告《後浪》。 圖: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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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五四」青年節,Bilibili(B站)發布「獻給新一代的演講」《後浪》,隨即成為網絡上討論最多的話題。視頻本身可以視作是B站的商業推廣,但其貼近官方敘事風格的表達方式、片尾多家體制內媒體的掛名,又有了官方背書或為官方背書的性質。這種二重性隨即帶來的問題就是視頻敘事邏輯的雜糅——有的批評者認為它偏離官方話語,也有批評者指認它過於「官方話語」。而本文則旨在從《後浪》對於官方話語的接續與偏離展開分析。

一、社區參與和內容生產:青年貢獻的新詮釋

《後浪》的態度是讚美青年。有的批評認為,視頻裏的讚美是「割韭菜」,從而將視頻轉譯為對青年的一種全然的欺騙、麻痺和利用。但這便否定了視頻中讚美的內在邏輯,換言之,青年必須有值得讚美之處,《後浪》才可以理直氣壯地進行這種褒揚。因此,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後浪》中的青年何以值得讚美?

傳統官方話語對於青年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有利於社會與國家。這種話語的源頭是「新文化」運動以降中對青年社會角色與責任的討論。從陳獨秀《敬告青年》就倡導青年要覺醒,爭取進步。其邏輯是青年受傳統沾染更少,思想更容易轉變,是社會進步的主要推動者。社會的變革跟隨代際更替,青年之進取革新對於社會就更為重要,因此應該喚醒青年改造社會的責任感。中共執政後接續了這一話語,把培養青年一代作為社會改造的重要一環,類似的宣傳口號如「社會主義新人」、「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八十年代新一輩」。這一時期國家對於青年的控制力強,把為社會做貢獻解釋為服從國家需要。培養青年的方式已經轉變為引導青年執行國家制定的政策,甚至鼓動青年直接參與各項社會與政治運動。

改革開放之後,國家不再能控制青年,但是依然提倡集體主義精神。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的講話中提到,青年要把「小我」融入祖國和人民的「大我」中。但既然社會已經不再為國家所全面控制,人們開始脱離國家目標的束縛,所謂「小我」如何做才能算是為「大我」做貢獻,開始愈發模糊。

一種最低限度的看法認為,做好本職工作就是做貢獻。這種看法通常把個人的工作和國家的經濟建設聯繫在一起,認為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在建設國家。「工作」強調生產性,只有個人好好工作,國家才能提高其總生產。以具體數目計量的GDP的增長,意味着國家「價值」的增長,也反過來使得個人獲得了「價值」。其他工作如科研文化工作,也可以用「國家實力」這樣抽象的概念來概括,將個人工作和國家關聯起來。

《後浪》全篇在討論青年,卻沒有提及青年的工作,而只是陳述青年的興趣愛好,如遊戲、娛樂、旅遊等等,配以來自B站的視頻素材,展現年輕人的消費性生活。這原本是與工作-生產的邏輯格格不入的。不僅如此,消費性的生活還被認為消耗財富與精力。這些被消耗的資源可以用於再生產,因此這種消費實際抑制了生產。這就是為什麼過去的人們會認為遊戲危害青年,因為沉迷遊戲讓人耗費錢財,不思進取,無法投入工作。

但是《後浪》在此卻試圖論證這些消費性的生活是有貢獻的。其中隱含的邏輯是,青年們並不僅僅是消費者,他們「把愛好變成了事業」。這裏的消費者與生產者的概念就和以往的認知不同。通常的認知是在娛樂產業中,大部分人屬於消費者,他們只能在屏幕前觀看視頻。因此無論娛樂產業如何發展,他也不能算作是消費者的「事業」。但是B站的邏輯試圖展示通過互聯網這一新媒介,任何人都可以變成生產者,而沒有傳統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劃分。

事實上,在B站這樣的視頻平台上,上傳視頻的門檻很低,任何人都可以使得自己的視頻被傳播,甚至製作內容的可以不僅是視頻的製作者,彈幕也可以形成自己的文化,成為同樣重要的內容生產者。B站在展示自己是一個開放社區,其中的內容是由社區的成員共同創造的,因此它應該是為社區所有人所共享的事業。《後浪》通過這樣的邏輯將青年,即潛在的B站用戶嵌入了社會貢獻的邏輯。對於B站來說,它許諾加入B站就可以加入一種激動人心的事業。而官方話語也樂於見到更多的人意識到自身與「大我」事業的關聯。

這個邏輯中的另一個關鍵點是證明B站這一年輕人的社群貢獻了「有價值」內容,它是連接人群與「貢獻」邏輯的中介。官方話語一直將某一類文藝作品的內容界定為「有價值的」,比如一首宣傳意識形態的歌曲,或者探討社會問題的電視劇。青年亞文化如遊戲動漫之所以長時間沒有被認為對社會「有貢獻」,也是它們所生產的內容沒有被官方指定為「有價值的」,它們被批評是過去正是被貶低為商業化的,庸俗的。

近來宣傳部門試圖藉由「亞文化」來生產一些內容,達成其宣傳目的,比如共青團試圖營造自己的動漫形象,以擬人化的「阿中哥哥」來動員飯圈參與愛國主義運動。《後浪》則是反向操作,它嘗試將B站上已經生產出來的內容劃歸到「有價值的」的一類裏。譬如,《後浪》的文案中說到「將傳統的變成現代的,民族變成的世界的」,並配上用戶上傳的古風舞蹈,就是將這些內容定義為重新表達傳統文化。演講的後半段又說道「一個國家最好看的風景就是這個國家的年輕人」,是說這些內容形成了中國的正面形象。一旦內容能夠融入國族主義敘事,就具備作為官方宣傳資源的可能,自然也有成為了「有價值的」。

因此,在青年的價值或社會貢獻的層面,《後浪》從生產性與內在價值兩方面部分接續官方關於青年貢獻的話語,又有所偏離。由於B站涉足諸如互聯網平台與青年文化這些官方宣傳相對陌生的領域,這種偏離可以視為在B站這些領域對於官方話語的補充。由此B站證明了自身作為宣傳資源的價值。

Bilibili發布網絡影片《後浪》。
Bilibili發布網絡影片《後浪》。圖:影片截圖

二、多元娛樂:一種安全的後物質主義需求

由何冰以「前浪」身份加以認同的,不僅僅是青年的社會貢獻,還在於青年的生活方式本身。視頻素材頻頻展現年輕人玩遊戲、演奏樂器、出國旅遊等場景。但是《後浪》並沒有簡單地把這些看作視頻UP主的創作,而是視作對「後浪」生活景觀的展現。面對其中年輕人充滿朝氣的笑顏,演講者何冰在最後說「我們」應該向「你們」學習「如何生活」。

但是這樣對於特定生活方式的贊同在過去的官方話語中並不常見。宣傳部門主導的紀錄片等經常表現的內容是和收入水平提高同步的生活方式變遷。例如人們現在可以更頻繁地閲讀,看電影,參與體育運動。這些活動所表現的,依然歸於官方的所謂物質文化需求名下。官方的論點是,和經濟發展導致物質需求的滿足相同步,文化的發展使得非物質需求也得到滿足。這種非物質需求和物質需求沒有本質區別,都是說明在發展的邏輯之下市場可以提供更多的商品,而發展又和國家的治理密切相關。但是需求本身被認為是自然的,並不值得讚賞,好比人們可以看電影,但是喜歡看電影只是一種偏好,喜不喜歡並沒有優劣之分。

《後浪》繼承了官方話語的這一部分內容。在開篇它說到「科技繁榮、文化繁茂、城市繁華」,是肯定這種現代化的發展邏輯。而接下來它說道,人們有「自由選擇權利」的時候,遙相呼應的正是官方的「非物質」需求。它提及的自由是選擇不同文化產品的自由,其條件是文化市場產品的豐富,這種豐富性和任何商品市場的繁榮是相同的。

但是《後浪》很快離開了這個邏輯,在下面的敘述中,它不僅將生活方式視作需求的偏好,而是「後浪」表達自我的企圖。這使得對這種生活方式的追求成為一種獨立的、值得肯定的價值。那種豐富不再被視作市場繁榮的表象,而是一種多元性的象徵。這種多元性的景象正是青年追求表達自我的有益結果。人們可以憑藉興趣相互聯結,形成不同的亞文化群體。這些群體的形成鼓勵人們表達自己的與眾不同之處,並與他人互相認同。這才是《後浪》試圖超越官方話語之處。

從現代化進程的視角看,年輕一代轉向表達自我的意識是必然經歷的文化轉型。政治學者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用「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這一組座標來表徵現代的文化轉型。物質主義及強調個人生存的安全,反映在外即強調經濟發展和人身安全。後物質主義則是更注重歸屬感、尊重和自我實現,反映在外即注重言論自由、在政治和社會組織中的話語權及人性化的社會等。他的社會化假設提出,人在未成年時期,即被社會化的過程中,最注重的需求將印刻在他們的價值中,即使成年後社會環境發生改變,他們也會遵循同一價值,尋求滿足同一種需求。更明確地說,就是在經濟發展之後出生的一代人——對於中國來說就是「後浪」一代——相比前輩會更傾向於遵循後物質主義價值。這一轉型的直接結果就是兩代人因為信仰不同的價值觀而產生觀念上的衝突,形成可見的「代溝」。

從這一角度說,官方話語強調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始終貼合在物質主義價值上。但是這樣的話語無法打動後物質主義轉型後的年輕人,這也正是宣傳系統近來試圖解決的問題。而這時《後浪》出現了。因為肯定自我表達的價值,它比官方宣傳片更吸引年輕人,並且激起了互聯網上前所未有的討論。

對於官方話語來說,《後浪》的選擇相對安全。肯定後物質主義價值觀不僅包含對生活方式的贊同,也同樣可以包含政治性的議題,譬如自由表達必然涉及言論自由,歸屬感與認同也容易衍生出身份政治。可以說,《後浪》中的內容和政治就只差一層窗戶紙的距離,然而它卻完美地規避了這些,選擇了政治上最無害的娛樂亞文化的多元性。在英格爾哈特的理論中,「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訴求。而今考察中共的執政,「物質主義」的需求大多滿足,而對「後物質主義」的需求卻遮遮掩掩,甚至倒行逆施。這就導致宣傳中強調物質主義的部分容易自圓其說,體現其執政的合法性;而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可能反倒動搖根基。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官方的宣傳話語中難以肯定後物質主義價值觀。

但是官方宣傳難以開口的,《後浪》可以道明。在承認新的價值觀時,它並不是以道德權威的姿態,而是間接地通過演員何冰——一個1968年出生的「前浪」,也就「後浪」的前輩。 由此,《後浪》也就規避了和物質主義官方話語的矛盾。

它可以將物質主義和後物質主義之間的對立轉化成代際矛盾,又藉由代際矛盾來暗指年長者掌權的「主流」和青年的「小眾」之間的關係。在二者的關係中,整個演講讓「前浪」認同「後浪」的價值,在最後,甚至直接說出「我們」應該向「你們」學習。於是在調和了代際之間的價值差異的同時,也隱含地完成了當權者對於出於邊緣的青年價值的承認。

三、結語

上文所述種種,是剖析《後浪》當中的種種話語如何成理。應該被關注的是,當《後浪》成為一種半官方的宣傳詞,它的種種話語是怎樣和官方的主流話語合流的。那些彈幕中的聲音可能覺得視頻很燃、很勵志、很「正能量」,視頻裏的「後浪」們也非常開心、非常積極。但是「正能量」一詞所包含的含義相當複雜,尤其是在官方缺乏明確意識形態支撐的情況下,任何一種話語都可能被附會成正面宣傳的資源。

在《後浪》中,我們發現的正是這樣一種情況,它的某些部分看起來還在官方的話語體系內,比如本文所述的關於青年對國家與社會貢獻,或是中國社會當下的現代化想像。但是其內在邏輯已經完全和既有的宣傳話語不同,這也就為B站將這一段看似說教的演講隱含的商業宣傳提供了機會。

雖然兩種力量的聯合作用使得《後浪》傳達的內容並不協調,甚至邏輯也極其脆弱。譬如按照上文的思路,當它試圖將所有青年都納入內容生產者角色中時,大多數內容依然被一群專業化的人群壟斷,而絕大多數人依然是被動的觀看者。當它試圖說明一種讚揚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時,卻忽略了物質主義與後物質主義目標之間的矛盾,而這是當今大多數青年需要處理的最大的矛盾。由於《後浪》的漏洞百出,一些聲音批評後浪的極度虛偽,認為純粹是官方宣傳的粉飾太平。另一些則認為《後浪》僅僅是一部廣告片,因此從商業邏輯理解即可,不必深究。

但筆者卻認為,本文所堅持的細緻探討具有其意義。因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官方與非官方話語如何縫合出《後浪》這一怪異的結果。在國家與其他行動者普遍合謀的當下,運用簡單的邏輯只能忽略問題的複雜性。因此惟有審視這些縫合的痕跡,才能使思辨的邏輯更加完善,為公共討論創造更理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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