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劍拔弩張：病毒大流行將如何書寫中美關係新篇章？

2019冠狀病毒疫情突如其來，讓本來就因貿易戰而緊張的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一週多前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電視採訪，說有「大量證據」表明，病毒大流行起源於武漢一個實驗室。但世界衞生組織同日反駁，美國關於病毒出於人造的說法毫無依據。中國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隨後以激烈言辭，批評「蓬佩奧的嘴，騙人的鬼」，說「政治的偏執讓蓬佩奧喪失了基本的理性」。眾多「黨和國家的喉舌」人身攻擊另外一個大國的外交事務負責人，北京的憤怒溢於言表。

爭執可能才剛剛開始。美國聯邦調查局和互聯網安全局於5月13日發布警告，指責中國黑客與間諜正在嘗試偷竊美國在開發病毒疫苗和特效藥上的研究資料。這樣的指責無論是否屬實，都讓美國民眾對中國更加沒有好感。

在煽動民族主義、仇美情緒上，中國的紀錄一向很差。3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稱，懷疑2019冠狀病毒由美軍帶入中國，要求美國解釋。中國社交媒體上，鼓吹病毒是美國製造、用於遏制中國化學武器的種種言論大行其道。中國國內有許多人相信，美國敵視中國，「妖魔化」、遏制中國是美國的根本戰略。美國國務卿的言論，似乎坐實了中國民族主義者對美國的指控。

有良好願望的人們曾經希望，中美兩國在面對2019冠狀病毒這個人類共同的敵人時，能夠通力合作。但晦暗現實讓許多人對中美關係的未來感到悲觀。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認為中美關係處於「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之中：中國作為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霸主，而美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中美有可能「終有一戰」。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最近在一篇題為《中美關係面臨巨大的撕裂》的文章中寫到，「走過48年艱苦歷程之後，美中關係全面破裂已迫在眉睫」。

圍繞肺炎疫情，中美政客很多時候只是在罵街，但罵街不是外交。罵街姿勢不優雅，邏輯很混亂，用詞不講究，這些互動只能加劇中美關係的惡化。我認為，這場瘟疫將會把半個世紀以來的中美關係正式推到第三季。

中美關係第一季：同仇敵愾

中美關係的第一季從1978年中美建交開始，到1989年東歐劇變、天安門事件發生而結束。第一季是一段長達十年的蜜月期：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大膽改革、擴大開放的時期，而美國為了遏制蘇聯，也需要中國。

兩國經濟都在經歷一個迅猛增長的時期。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1500億美元翻了一番，達到1989年的3478億美元；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同一時期也翻了一番。中國在197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是美國的6%左右，到了1989年，還是6%左右。中國不是美國的威脅，是認真向美國學習的好學生，還是鉗制蘇聯的重要力量。

但是，到了1989年，東歐劇變，柏林牆倒下，蘇聯不再是美國的戰略對手，並在兩年後正式解體。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門事件標誌着中美關係第一季的結束。

中美關係第二季：誤會，所以相愛

六四事件之後三十年中，美國對華政策基本上是超越黨派、跨越總統的一以貫之的對華友好。但這樣的相愛，也許有部分緣於一些美好的誤會。

人權是中美關係中的偽命題

2016年希拉里•克林頓與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北京希望特朗普當選。北京認為特朗普是個商人，而商人唯利是圖。只要延續過去互惠的經貿關係，避免在人權問題上「不必要」的糾纏，中美會更加和睦。而希拉里如果當選，作為律師和女權主義者，大概率會延續1989年以來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批評，激化中美意識形態上的衝突。

從「商人」的角度去看1978年中美建交以來，兩國在經濟貿易上的交流，確實互利互惠。對中國而言，美國對華2500億美元累計直接投資，並輸入技術與管理，還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是中國四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增長超過90倍的重要原因。同時，美國也是中美經貿往來的受益者。2015年，美國22%的棉花、26%的波音飛機、56%的大豆銷往中國，美國46個州將中國列入前五大出口市場；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創造了180萬就業機會；中國是美國電影、電視和體育行業最大的市場；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國際學生來源國；中國過去三任國家主席的子女都在美國留過學。

如果商業上是互利互惠的，我們可能會以為，中美雙方在過去的衝突，主要是意識形態方面的。確實，從老布殊到奧巴馬在內的所有美國總統，都沒有停止對中國人權紀錄的批評。北京也一直對內宣傳，西方國家要在中國實現「和平演變」，不僅要讓中國在經濟制度上接受資本主義制度，也要在政治制度上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按這個標準來看，特朗普大概是1989年以來唯一一位沒有在意識形態上批評中國的總統。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北京得其所願，白宮新主人是一位只關心經濟，只關心利益，不關心人權民主的商人。既然如此，為何特朗普入主白宮三年多，美中關係反而面臨全面破裂的危險？

原因是，美國政府其實從來就不真正關心中國「人權」問題。人權在中美之間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從尼克遜開始的八任美國總統，雖然在不同程度上批評中國的人權紀錄，但也一直延續了總體友好的對華政策。美國最激烈地批評中國人權的時候，比如在比爾•克林頓主政時期，恰是中美兩國關係最好的時期之一。坊間傳說，90年代初，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只要一個電話就可以安排美國政商人物訪問中南海。也正是克林頓總統，將中國描述為美國的「戰略合作伙伴」，支持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常態化。美國政府對中國民主人權的關心，只是表面文章（“lip services”）。不管嘴巴上說得如何熱鬧，中美建交以來，美國政府從來沒有真正因為中國的人權問題而投入大量政治與經濟資源，試圖謀求中國的政權變更（regime change）。

中國與前蘇聯不同。前蘇聯在意識形態上是「進取」的，有在別國推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野心。中國則是「防禦」的，只是不希望西方改變自己的政治體制而已。不管特朗普之前的歷屆美國政府如何表現自己對中國民主人權的關心，其實都是說說而已——給一些政治庇護簽證、提供一些資助——但謀求中國的政權變更從來都不是可行、可欲、可能的政治目標。這個問題看一看北朝鮮就明明白白——美國如果對北朝鮮的金氏政權60年以來都無計可施，它怎麼可能對中國共產黨政權有任何推進政權變更的野心？

特朗普有意無意之中，揭開了這個遮羞布。

特朗普對中國的民主人權現狀完全無感。不是因為他覺得不可能改變，而是因為他根本上就不在乎這些議題。特朗普在許多場合標榜自己是習近平、普京的朋友，欣賞這些領導人的治國能力。他上任之後訪問的第一國家是沙特阿拉伯，是一個能夠在自己的大使館裏肢解記者的專制國家。特朗普處理美國內政的作風——攻擊司法獨立、批評媒體——其實也反映了他對強人政治的嚮往。確實，特朗普只關注商業利益——貿易逆差、國內就業機會、知識產權保護——這些涉及美國經濟利益的問題也因此成為中國關係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議題。

面對特朗普，北京的尷尬在於，突然發現原來過去美國政府關於「人權民主」的關注，都是「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可以用驅逐不同意見人士等表面功夫來讓問題消失，而「小人誘之以利」的解決辦法，卻是具體的、影響到實際利益的。換而言之，當特朗普當局不談人權，只談關税、非關税壁壘、知識產權保護這些「小人誘之以利」的問題，中美矛盾變得更加尖鋭、直接。而中國政府回應這些問題的方案，也很難避免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

讓人傷心的領悟：自由市場經濟不必然導致民主政治

心理上放棄「和平演變」，還有一個更為意想不到的後果。

美國的左右兩派原來都有各自不同的理由支持與中國廣泛的經濟貿易合作：共和黨相信自由貿易，民主黨相信自由市場經濟可以導致民主政治。美國左派政界精英一直有一個美好的誤會：當中國經濟水平提高、中產階級出現時，政治制度也會發生轉型，變成一個自由民主國家。

在習近平上台之前，雖然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進展緩慢，但整體在更自由的市場和內外壓力之下，還是在法治與開放的道路上有所進步，並沒有「開倒車」的跡象。這也讓美國覺得對華策略的正確。但在習上台之後，中國的人權行動者開始被有計劃地打壓，從許志永2014年初被判刑開始，到2015年以「709」人權律師案為代表的斬草除根式的行動，意味着中國不再配合過去那個「人權與經濟動態平衡」的遊戲了。

當習近平在2018年推動中國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後，美國政界精英終於發現，希望中國在實現經濟自由之後自然而然地實現政治民主，只是不切實際的一廂情願。中國這個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政治上堅持專制的模式，不僅會長期持續下去，還會成為其他國家效仿的榜樣，根本看不到有轉變的機會。

這個太讓人傷心的領悟也讓美國左派（民主黨）加入到了右派（共和黨）批評中國的大合唱之中。特朗普時代的共和黨與民主黨在幾乎所有的問題上都意見相左，兩黨唯一心心相映的政策就是——反對北京。

中國需要美國這個「世界警察」

表面上，中國政府一直以來對美國的批評之一，是美國自詡為「世界警察」，通過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制定遊戲規則，經濟上確立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政治上，不惜通過局部戰爭的方式，推銷西方意識形態。

但這僅僅是中國的牢騷而已，不能當真。中國才是二戰以來國際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以國際秩序中最重要的兩個國際組織——聯合國和世貿組織為例，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當中，中國佔一個席位，對國際重大安全事務擁一票否決權。當美國試圖推動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比如試圖推動讓日本和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時，中國都極力反對；世貿組織的情況也類似。中國是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所以一方面享有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税自由，另一方面享受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特別待遇。中國在二戰以來，搭上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順風車（free ride），又保持着一直發牢騷的權利。

中美在原有的整個國際秩序上沒有根本性衝突，可能有衝突的是一些中國認為自己有領土主張的地區或者「內政」問題，如南中國海、台灣、新疆、西藏、香港。在這些方面，隨着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讓美國逐步作出讓步，承認中國在自己的周邊地區的領導地位，是中國可以實現的小目標。

但這種微妙的地緣政治平衡也在慢慢被打破。一方面美國的孤立主義傾向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中國希望在國際事務中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以最接近「世界警察」的聯合國維和行動為例。1990年，中國只有5名軍事觀察員參加國際維和行動。到了2019年，中國總共累計派出了3萬多人次參與24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員最多的國家。中國是聯合國維和項目第二大資助國，貢獻資金佔到項目15%的預算。就國際維和人數而言，2018年美國只派出了31個維和人員，排名第82位。事實上，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維和先行動中人員、資金綜合投入最多的國家。

特朗普當局認為，美國應當更加關注自己的國內事務，所以他批評各大國際組織，對內削減國務院預算，對外減少對聯合國、世衞組織的投入，減少世貿組織的影響力，不願意承擔國際責任。特朗普在2020年美國預算中，要削減美國對聯合國財政投入的28%。簡單來說，他覺得美國不應當繼續擔任「世界警察」。

幾乎同時，中國從2013年年底開始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北京宣稱這一戰略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的方針，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則認定，中國試圖根本性地改變現存國際秩序，推廣中國的意識形態。不論中國初衷如何，「一帶一路」被美國鷹派認為是中國要從根本性挑戰美國領導地位的重要戰略。

國際社會面臨的尷尬是：美國不願意承擔領導責任，但希望維護現有國際秩序；中國希望有更多發言權，但作為非民主國家，並沒有意識形態上的，或者說政治道德上的感召力。也許世界還不能失去美國這個帶頭大哥。

突如其來的瘟疫成為變數

一場突如其來的2019冠狀病毒瘟疫，並沒有讓中美兩個大國團結協作，而是讓情況更加惡化。

一切國際問題都是國內問題的延伸。對於特朗普團隊，今年壓倒一切的是贏得11月大選，獲得連任。阻礙這個政治目標實現的兩個最大因素是：經濟與疫情控制。特朗普在疫情控制方面表現極差，從1月3日中國將疫情通知美國到2月底之間，毫無作為，坐失控制疫情的良機。之後也是左右搖擺，進退失據。到現在為止，美國已有超過138萬人感染，8萬4千人去世。美國經濟也因此受到重創，4月份的失業率超過10.8%，一個月內美國領取失業保險的人數就增加了2050萬人。在這種國內壓力下，拿北京當替罪羊，將2019冠狀病毒稱為「中國病毒」，甚至即使沒有證據，也說病毒是武漢實驗室裏造出來的。種種表演，其實都是為了解決自己面對的國內政治問題。

中國的表現也是類似。在沒有完全控制疫情之前，中國社交媒體盛傳病毒是美國針對黃種人製造出來的生化武器，通過美軍輸入武漢。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還在推特上傳播這種理論。以北京對政府工作人員管控的力度，很難相信趙立堅的行為是個人行為，而沒有更高層的授意。這種行為不是為了真正反美，還是為了轉移國內問題。同樣的，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一起批判「蓬佩奧喪失了基本的理性」，可能也是希望通過罵美國來凝聚中國人民對北京政府的擁護。

但是，將國內矛盾轉移到國際關係上，用一個國家做自己國內政治無能的替罪羊，會破壞國與國之間應有的信任與價值認同。公平來說，中國即使有在1月份之前隱瞞疫情，美國也有足夠時間在收到情報之後果斷採取行動。特朗普當局的無能，是美國疫情嚴重惡化的最重要原因。試圖讓中國「背鍋」，美國多數認真思考的人不會「收貨」。採訪蓬佩奧的美國廣播公司電視主持人就當場質疑，蓬佩奧的言論與美國情報部門的官方意見直接衝突。但是，當下各國政治的可恨可歎之處在於，不願意認真思考的人民眾多，足以影響民主和公共選擇的結果。

疫情將中美關係推進到第三季

從2019年中美從貿易爭端升級為貿易戰以來，中美關係已經開始進入「第三季」。第三季與第二季不同之處在於，美國不再幻想中國的自由市場經濟會促成民主政治，接受了中國會長期保持專制的現實。美國還認識到，中國會更加強大，可能會在許多方面趕超美國。特朗普開啟的一個局面是：「美國第一」是基礎，「對華友好」不是共識，爭權奪利是本質。

中美關係第三季將如何展開？要看以下五個問題如何解答：

一、中美貿易戰是否會打下去？不管是否正確，許多美國民眾還是認為中國對疫情至少有部分責任。對於白宮來說，是煽動並跟隨民粹主義情緒繼續打貿易戰，還是將經濟發展放在首位，尋求共贏？根據特朗普的歷史紀錄，他很可能會選擇前者，因為今年經濟衰退已成定局，而批評北京還有民意市場。但總統在華爾街的朋友們，是否能夠說服他，不應給美國經濟上雪上加霜，請他在貿易問題上與中國儘快和解？

二、疫苗出來之前，各國是否能夠控制住疫情？迄今為止，中國控制疫情的成績理想，雖然人們可以批評中國對人民生活過度干預、通過電子設備控制人員流動侵犯個人隱私。而美國對疫情的應對則是進退兩難、錯誤頻頻，現在也看不到勝利的曙光。當然，判斷最後勝負為時尚早。在疫苗出現之前，瘟疫不會完全消失。即使是中國，如何避免病毒再次襲擊、與國際的聯繫還要斷絕多久、怎樣才能維持經濟正常運轉，統統都是艱鉅的挑戰。美國如果能夠重啟經濟，同時處理好與病毒長期共存的醫療難題，那反而可能是一個更為可持續的解決方案。但如果最後的結果就是中國完勝，美國失敗，那歌頌「中國模式」的聲音就會更加嘹亮，更多的人會相信中央集權、認同數字監控、批評民主低效。

三、特朗普會否連任？特朗普大概是美國二戰以來最不關心也最沒有能力處理國際事務的總統。他如果連任，就意味着美國會在孤立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多世界事務的領導權不可避免地會轉移到北京。

四、誰會最早生產2019冠狀病毒疫苗？最早批量生產的國家可以最早全面恢復經濟生活，開放邊境。通過控制疫苗出口與配額，發明國也可以進而影響國際關係。這項科研是如此重要，所以國家的強力介入，也就不足為奇。特朗普是否真的試圖插手購買從事疫苗開發的德國生物科技公司？中國的黑客與間諜是否如美國聯邦調查局所說，嘗試偷竊美國在開發疫苗和特效藥上的研究資料？如果中國最早成功開發疫苗，就會有更多宣揚中國應當成為世界新盟主的聲音。相反，如果最早開發出疫苗的是美國，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會得到加強。對世界和平來說，由中美以外的國家最早開發出疫苗，會不會反而是最好的結果？

五、誰會對發展中國家提供醫療援助？假如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是疫情的第一波，歐美是第二波，那麼更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將迎來第三波。病毒對他們的打擊將會是災難性的。是中國，還是歐美會施以援手？

2019冠狀病毒也許選擇了一個襲擊人類的最好時間。美國，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國家，有一個史上最能惹麻煩的總統。中國，專制且日漸強大的巨嬰之國，有一個信心滿滿的政治強人。想起二千多年前，孟子見梁惠王，在回答怎樣的政策對梁國最有利時，孟老夫子說：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當然，二千多年前的眾多君王，沒有誰真正聽孟子教誨。今天的各國領導人，可能也不會接受先義後利的治國理念。這次瘟疫將改變的，絕不僅僅是中美關係。可歎的是，在這場徐徐開演的第三季中，我們不是觀眾，不管身在中國大陸、香港、台灣，還是世界其他地方，中美的競爭、衝突、脱鈎、和解，都會影響到我們。

（儲章兄，跨國公司高管，美國法律博士，中美關係觀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