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剑拔弩张：病毒大流行将如何书写中美关系新篇章？

2019冠状病毒疫情突如其来，让本来就因贸易战而紧张的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周多前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说有“大量证据”表明，病毒大流行起源于武汉一个实验室。但世界卫生组织同日反驳，美国关于病毒出于人造的说法毫无依据。中国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随后以激烈言辞，批评“蓬佩奥的嘴，骗人的鬼”，说“政治的偏执让蓬佩奥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众多“党和国家的喉舌”人身攻击另外一个大国的外交事务负责人，北京的愤怒溢于言表。

争执可能才刚刚开始。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互联网安全局于5月13日发布警告，指责中国黑客与间谍正在尝试偷窃美国在开发病毒疫苗和特效药上的研究资料。这样的指责无论是否属实，都让美国民众对中国更加没有好感。

在煽动民族主义、仇美情绪上，中国的纪录一向很差。3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称，怀疑2019冠状病毒由美军带入中国，要求美国解释。中国社交媒体上，鼓吹病毒是美国制造、用于遏制中国化学武器的种种言论大行其道。中国国内有许多人相信，美国敌视中国，“妖魔化”、遏制中国是美国的根本战略。美国国务卿的言论，似乎坐实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对美国的指控。

有良好愿望的人们曾经希望，中美两国在面对2019冠状病毒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时，能够通力合作。但晦暗现实让许多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感到悲观。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之中：中国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霸主，而美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中美有可能“终有一战”。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最近在一篇题为《中美关系面临巨大的撕裂》的文章中写到，“走过48年艰苦历程之后，美中关系全面破裂已迫在眉睫”。

围绕肺炎疫情，中美政客很多时候只是在骂街，但骂街不是外交。骂街姿势不优雅，逻辑很混乱，用词不讲究，这些互动只能加剧中美关系的恶化。我认为，这场瘟疫将会把半个世纪以来的中美关系正式推到第三季。

中美关系第一季：同仇敌忾

中美关系的第一季从1978年中美建交开始，到1989年东欧剧变、天安门事件发生而结束。第一季是一段长达十年的蜜月期：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大胆改革、扩大开放的时期，而美国为了遏制苏联，也需要中国。

两国经济都在经历一个迅猛增长的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500亿美元翻了一番，达到1989年的3478亿美元；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同一时期也翻了一番。中国在197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6%左右，到了1989年，还是6%左右。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是认真向美国学习的好学生，还是钳制苏联的重要力量。

但是，到了1989年，东欧剧变，柏林墙倒下，苏联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对手，并在两年后正式解体。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事件标志着中美关系第一季的结束。

中美关系第二季：误会，所以相爱

六四事件之后三十年中，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是超越党派、跨越总统的一以贯之的对华友好。但这样的相爱，也许有部分缘于一些美好的误会。

人权是中美关系中的伪命题

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与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北京希望特朗普当选。北京认为特朗普是个商人，而商人唯利是图。只要延续过去互惠的经贸关系，避免在人权问题上“不必要”的纠缠，中美会更加和睦。而希拉里如果当选，作为律师和女权主义者，大概率会延续1989年以来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激化中美意识形态上的冲突。

从“商人”的角度去看1978年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经济贸易上的交流，确实互利互惠。对中国而言，美国对华2500亿美元累计直接投资，并输入技术与管理，还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四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超过90倍的重要原因。同时，美国也是中美经贸往来的受益者。2015年，美国22%的棉花、26%的波音飞机、56%的大豆销往中国，美国46个州将中国列入前五大出口市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创造了180万就业机会；中国是美国电影、电视和体育行业最大的市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中国过去三任国家主席的子女都在美国留过学。

如果商业上是互利互惠的，我们可能会以为，中美双方在过去的冲突，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确实，从老布什到奥巴马在内的所有美国总统，都没有停止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北京也一直对内宣传，西方国家要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不仅要让中国在经济制度上接受资本主义制度，也要在政治制度上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按这个标准来看，特朗普大概是1989年以来唯一一位没有在意识形态上批评中国的总统。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北京得其所愿，白宫新主人是一位只关心经济，只关心利益，不关心人权民主的商人。既然如此，为何特朗普入主白宫三年多，美中关系反而面临全面破裂的危险？

原因是，美国政府其实从来就不真正关心中国“人权”问题。人权在中美之间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从尼克逊开始的八任美国总统，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但也一直延续了总体友好的对华政策。美国最激烈地批评中国人权的时候，比如在比尔•克林顿主政时期，恰是中美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坊间传说，90年代初，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安排美国政商人物访问中南海。也正是克林顿总统，将中国描述为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支持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常态化。美国政府对中国民主人权的关心，只是表面文章（“lip services”）。不管嘴巴上说得如何热闹，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而投入大量政治与经济资源，试图谋求中国的政权变更（regime change）。

中国与前苏联不同。前苏联在意识形态上是“进取”的，有在别国推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野心。中国则是“防御”的，只是不希望西方改变自己的政治体制而已。不管特朗普之前的历届美国政府如何表现自己对中国民主人权的关心，其实都是说说而已——给一些政治庇护签证、提供一些资助——但谋求中国的政权变更从来都不是可行、可欲、可能的政治目标。这个问题看一看北朝鲜就明明白白——美国如果对北朝鲜的金氏政权60年以来都无计可施，它怎么可能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有任何推进政权变更的野心？

特朗普有意无意之中，揭开了这个遮羞布。

特朗普对中国的民主人权现状完全无感。不是因为他觉得不可能改变，而是因为他根本上就不在乎这些议题。特朗普在许多场合标榜自己是习近平、普京的朋友，欣赏这些领导人的治国能力。他上任之后访问的第一国家是沙特阿拉伯，是一个能够在自己的大使馆里肢解记者的专制国家。特朗普处理美国内政的作风——攻击司法独立、批评媒体——其实也反映了他对强人政治的向往。确实，特朗普只关注商业利益——贸易逆差、国内就业机会、知识产权保护——这些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问题也因此成为中国关系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议题。

面对特朗普，北京的尴尬在于，突然发现原来过去美国政府关于“人权民主”的关注，都是“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可以用驱逐不同意见人士等表面功夫来让问题消失，而“小人诱之以利”的解决办法，却是具体的、影响到实际利益的。换而言之，当特朗普当局不谈人权，只谈关税、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这些“小人诱之以利”的问题，中美矛盾变得更加尖锐、直接。而中国政府回应这些问题的方案，也很难避免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让人伤心的领悟：自由市场经济不必然导致民主政治

心理上放弃“和平演变”，还有一个更为意想不到的后果。

美国的左右两派原来都有各自不同的理由支持与中国广泛的经济贸易合作：共和党相信自由贸易，民主党相信自由市场经济可以导致民主政治。美国左派政界精英一直有一个美好的误会：当中国经济水平提高、中产阶级出现时，政治制度也会发生转型，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但整体在更自由的市场和内外压力之下，还是在法治与开放的道路上有所进步，并没有“开倒车”的迹象。这也让美国觉得对华策略的正确。但在习上台之后，中国的人权行动者开始被有计划地打压，从许志永2014年初被判刑开始，到2015年以“709”人权律师案为代表的斩草除根式的行动，意味着中国不再配合过去那个“人权与经济动态平衡”的游戏了。

当习近平在2018年推动中国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美国政界精英终于发现，希望中国在实现经济自由之后自然而然地实现政治民主，只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中国这个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政治上坚持专制的模式，不仅会长期持续下去，还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根本看不到有转变的机会。

这个太让人伤心的领悟也让美国左派（民主党）加入到了右派（共和党）批评中国的大合唱之中。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都意见相左，两党唯一心心相映的政策就是——反对北京。

中国需要美国这个“世界警察”

表面上，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美国的批评之一，是美国自诩为“世界警察”，通过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制定游戏规则，经济上确立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政治上，不惜通过局部战争的方式，推销西方意识形态。

但这仅仅是中国的牢骚而已，不能当真。中国才是二战以来国际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以国际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国际组织——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为例，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当中，中国占一个席位，对国际重大安全事务拥一票否决权。当美国试图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比如试图推动让日本和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中国都极力反对；世贸组织的情况也类似。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所以一方面享有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税自由，另一方面享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别待遇。中国在二战以来，搭上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顺风车（free ride），又保持着一直发牢骚的权利。

中美在原有的整个国际秩序上没有根本性冲突，可能有冲突的是一些中国认为自己有领土主张的地区或者“内政”问题，如南中国海、台湾、新疆、西藏、香港。在这些方面，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让美国逐步作出让步，承认中国在自己的周边地区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可以实现的小目标。

但这种微妙的地缘政治平衡也在慢慢被打破。一方面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中国希望在国际事务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以最接近“世界警察”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为例。1990年，中国只有5名军事观察员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到了2019年，中国总共累计派出了3万多人次参与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员最多的国家。中国是联合国维和项目第二大资助国，贡献资金占到项目15%的预算。就国际维和人数而言，2018年美国只派出了31个维和人员，排名第82位。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维和先行动中人员、资金综合投入最多的国家。

特朗普当局认为，美国应当更加关注自己的国内事务，所以他批评各大国际组织，对内削减国务院预算，对外减少对联合国、世卫组织的投入，减少世贸组织的影响力，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特朗普在2020年美国预算中，要削减美国对联合国财政投入的28%。简单来说，他觉得美国不应当继续担任“世界警察”。

几乎同时，中国从2013年年底开始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北京宣称这一战略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方针，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则认定，中国试图根本性地改变现存国际秩序，推广中国的意识形态。不论中国初衷如何，“一带一路”被美国鹰派认为是中国要从根本性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重要战略。

国际社会面临的尴尬是：美国不愿意承担领导责任，但希望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中国希望有更多发言权，但作为非民主国家，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或者说政治道德上的感召力。也许世界还不能失去美国这个带头大哥。

突如其来的瘟疫成为变数

一场突如其来的2019冠状病毒瘟疫，并没有让中美两个大国团结协作，而是让情况更加恶化。

一切国际问题都是国内问题的延伸。对于特朗普团队，今年压倒一切的是赢得11月大选，获得连任。阻碍这个政治目标实现的两个最大因素是：经济与疫情控制。特朗普在疫情控制方面表现极差，从1月3日中国将疫情通知美国到2月底之间，毫无作为，坐失控制疫情的良机。之后也是左右摇摆，进退失据。到现在为止，美国已有超过138万人感染，8万4千人去世。美国经济也因此受到重创，4月份的失业率超过10.8%，一个月内美国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就增加了2050万人。在这种国内压力下，拿北京当替罪羊，将2019冠状病毒称为“中国病毒”，甚至即使没有证据，也说病毒是武汉实验室里造出来的。种种表演，其实都是为了解决自己面对的国内政治问题。

中国的表现也是类似。在没有完全控制疫情之前，中国社交媒体盛传病毒是美国针对黄种人制造出来的生化武器，通过美军输入武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还在推特上传播这种理论。以北京对政府工作人员管控的力度，很难相信赵立坚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没有更高层的授意。这种行为不是为了真正反美，还是为了转移国内问题。同样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一起批判“蓬佩奥丧失了基本的理性”，可能也是希望通过骂美国来凝聚中国人民对北京政府的拥护。

但是，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国际关系上，用一个国家做自己国内政治无能的替罪羊，会破坏国与国之间应有的信任与价值认同。公平来说，中国即使有在1月份之前隐瞒疫情，美国也有足够时间在收到情报之后果断采取行动。特朗普当局的无能，是美国疫情严重恶化的最重要原因。试图让中国“背锅”，美国多数认真思考的人不会“收货”。采访蓬佩奥的美国广播公司电视主持人就当场质疑，蓬佩奥的言论与美国情报部门的官方意见直接冲突。但是，当下各国政治的可恨可叹之处在于，不愿意认真思考的人民众多，足以影响民主和公共选择的结果。

疫情将中美关系推进到第三季

从2019年中美从贸易争端升级为贸易战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开始进入“第三季”。第三季与第二季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不再幻想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会促成民主政治，接受了中国会长期保持专制的现实。美国还认识到，中国会更加强大，可能会在许多方面赶超美国。特朗普开启的一个局面是：“美国第一”是基础，“对华友好”不是共识，争权夺利是本质。

中美关系第三季将如何展开？要看以下五个问题如何解答：

一、中美贸易战是否会打下去？不管是否正确，许多美国民众还是认为中国对疫情至少有部分责任。对于白宫来说，是煽动并跟随民粹主义情绪继续打贸易战，还是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寻求共赢？根据特朗普的历史纪录，他很可能会选择前者，因为今年经济衰退已成定局，而批评北京还有民意市场。但总统在华尔街的朋友们，是否能够说服他，不应给美国经济上雪上加霜，请他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尽快和解？

二、疫苗出来之前，各国是否能够控制住疫情？迄今为止，中国控制疫情的成绩理想，虽然人们可以批评中国对人民生活过度干预、通过电子设备控制人员流动侵犯个人隐私。而美国对疫情的应对则是进退两难、错误频频，现在也看不到胜利的曙光。当然，判断最后胜负为时尚早。在疫苗出现之前，瘟疫不会完全消失。即使是中国，如何避免病毒再次袭击、与国际的联系还要断绝多久、怎样才能维持经济正常运转，统统都是艰巨的挑战。美国如果能够重启经济，同时处理好与病毒长期共存的医疗难题，那反而可能是一个更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完胜，美国失败，那歌颂“中国模式”的声音就会更加嘹亮，更多的人会相信中央集权、认同数字监控、批评民主低效。

三、特朗普会否连任？特朗普大概是美国二战以来最不关心也最没有能力处理国际事务的总统。他如果连任，就意味着美国会在孤立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多世界事务的领导权不可避免地会转移到北京。

四、谁会最早生产2019冠状病毒疫苗？最早批量生产的国家可以最早全面恢复经济生活，开放边境。通过控制疫苗出口与配额，发明国也可以进而影响国际关系。这项科研是如此重要，所以国家的强力介入，也就不足为奇。特朗普是否真的试图插手购买从事疫苗开发的德国生物科技公司？中国的黑客与间谍是否如美国联邦调查局所说，尝试偷窃美国在开发疫苗和特效药上的研究资料？如果中国最早成功开发疫苗，就会有更多宣扬中国应当成为世界新盟主的声音。相反，如果最早开发出疫苗的是美国，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会得到加强。对世界和平来说，由中美以外的国家最早开发出疫苗，会不会反而是最好的结果？

五、谁会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假如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是疫情的第一波，欧美是第二波，那么更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将迎来第三波。病毒对他们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是中国，还是欧美会施以援手？

2019冠状病毒也许选择了一个袭击人类的最好时间。美国，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有一个史上最能惹麻烦的总统。中国，专制且日渐强大的巨婴之国，有一个信心满满的政治强人。想起二千多年前，孟子见梁惠王，在回答怎样的政策对梁国最有利时，孟老夫子说：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当然，二千多年前的众多君王，没有谁真正听孟子教诲。今天的各国领导人，可能也不会接受先义后利的治国理念。这次瘟疫将改变的，绝不仅仅是中美关系。可叹的是，在这场徐徐开演的第三季中，我们不是观众，不管身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还是世界其他地方，中美的竞争、冲突、脱钩、和解，都会影响到我们。

（储章兄，跨国公司高管，美国法律博士，中美关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