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乖孩子，香港坏孩子？—— 专访澳门政治学者杨鸣宇

在香港，一名因政见不合而持刀连斩三人的失业汉，近日在法官面前获赞“情操高尚”，引起社会争议。在澳门，超出常理的法官判词，其实早在一年前已发生。

“里程碑式判案，很新的变化。”澳门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助理教授杨鸣宇如此形容这椿案件。话说去年9月，一群澳门市民看到香港警察“止暴制乱”，气在心头，于是打算办集会示威，抗议香港警方向香港市民施暴。

不说不知，受惠于前宗主国葡萄牙1974年的民主化，澳门的示威法例是两岸四地最开明的。市民要示威，通知警方就可（编按：以前规定为通知民政总署，2018年改为通知警方），不用“不反对通知书”，警方无权阻止，除非他们认为示威犯法。而这次，搞手真的收到警方通知，游行不准办，原因是诬蔑香港警察，用法庭的说法是，游行主题“对于（香港）警察当局而言，是一个不具事实证明的无理指控”。

搞手不服，上诉到法庭。杨鸣宇翻查案例，有关部门禁止游行的类似案例在澳门出现过20多次，每次法庭都是做技术分析，判定政府有关部门是否按本子办事，“但今次判词，一半都好奇怪！”

法官变“撑警KOL”

判词中，法官大费笔墨，力陈香港警暴是怎样无中生有，“至今为止，尚未有任何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力机关或监督机构证实或认定香港警方过份使用武力”；相反，示威者“严重冲击香港法治、严重影响社会民生、危害安全的违法犯罪行动……大家有目共睹，在此我们不予赘述”。

澳门法官“撑警KOL”上身，大谈政治，其后更援引中国宪法，强调澳门不能“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内部事务”。最后一锤定音：集会被禁，合情合理。

究竟一个原计划15人，只有标语牌作道具的澳门示威，如何干预香港事务？不但杨鸣宇摸不著头脑，还有一位同道中人。“三个法官审，结果2:1，两个中国法官赞成，一个葡籍法官反对。事后，这位葡籍法官更罕有要求把他投反对票一事写进判决书，要历史证明他做了这个决定。”这位葡籍法官坦承，从法律条文，确实看不到澳门警方禁止示威有何理据。

澳门近年的变化，可以视为中央在香港未来计划的参照物

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近年经常被称为一国两制的“坏孩子”和“乖孩子”，而杨鸣宇指，自反修例运动爆发后，北京对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越发紧张，不但对香港越捏越紧，对澳门这个乖孩子的控制也继续在加强。除了这案，《网络安全法》于去年12月在澳门实施，人人上网实名登记，加上今年推出的“秘密警察”，再配合早前的《二十三条》、《民防概要法》（下称《民防法》），一张天罗地网已撒下，防止“乖孩子”行差踏错。

“澳门近年的变化，可以视为中央在香港未来计划的参照物。”曾留学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土生土长的杨鸣宇，熟悉两岸三地的情况，如今主力澳门研究。多年来，他都在探讨，一个普通人如果跟威权政府有冲突，能如何是好。未改造好的香港结局尚未可知，但已被改变的澳门呢？

他答案清晰：移民。

澳门人非政治冷感

很多人说，澳门自左派于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编按：当年中国文革风暴蔓延港澳，通过称为“反殖爱国”的斗争，企图夺取两个殖民政府的权力）大获全胜，逼使澳葡政府道歉并取到城市实质主导权后，澳门已成为“半个解放区”，大家政治冷感，只爱收成期，但杨鸣宇不同意此说法。他援引澳门学者李展鹏2018年出的《隐形澳门》一书指，澳门人其实有本土意识，甚至愿意为保育本土文化去抗争，如07年灯塔事件。

澳门半岛的东望洋山顶，是松山灯塔，葡国航海历史象征，05年更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本为开心事，但澳门政府同年却放宽灯塔附近土地限制，允许盖高楼，变相遮蔽灯塔，当中包括中联办大楼。有澳门人得悉抗议，杨忆述，到07年，事件上升到联合国层面，他们跟北京沟通，中联办于是妥协。

可是，励志故事只是上集，下集是一场闹剧——原来中联办的“妥协”，是将大楼高度从99.9米降到88米。高度不一样，遮蔽灯塔效果一样。

对于这种“假回应”，保育人士不满意，继续反对，可惜澳门政府不再认真处理。结果，中联办大楼耸立，其他地产商有样学样，不管灯塔景观照起高楼，过了高度限制也不管。澳门市民佛都有火，政府此刻回应：“反正都建了那么高，执埋手尾算啦（把事情收拾好算了），不要追究了。”

这是澳门的无奈。杨鸣宇在访问中，点出澳门三大缺陷，解释为何澳门市民面对澳门政府，或者中国政府时，跟香港相比，会更显得无招架之力。

香港建制派冲突多

首先，人口太少。澳门之所以叫“澳门街”，正因人口仅60多万，少如一条街。小城寡民，代表什么？“产业单一，控制社会很容易。”

杨鸣宇说，澳门的所谓优差，不外乎做赌场、银行、地产、大学及政府。翻查2019年第四季就业统计，在澳门接近39万的劳动人口，相关行业占了足足22万，比率达56%。这些工种的共同点，就是要跟澳门政府，甚至中国政府做生意，“红色经济圈”根深蒂固。“所以当一个企业员工被政府盯上了，你是老板会怎样做？答案呼之欲出。”

在澳门，当你的理念举动是跟政府对著干，确实会遇到经济上的损失。

香港自去年反修例事件爆发后，国泰航空疑基于政见解雇员工，激起社会躁动，其实相同戏码，在澳门已提早20年上演。“我经常举例，澳门两位老派民主派议员：吴国昌和区锦新。90年代，吴国昌是澳门中国银行职员，却因政治信念被解雇；而区锦新则是某建制社团办的学校老师，同样因个人政治理念被炒。在澳门，当你的理念举动是跟政府对著干，确实会遇到经济上的损失。”

而且，澳门何止产业单一，也连带建制组成也单一。澳门的建制，譬如较港人熟知的何氏家族（如今以“四太”梁安琪为首）和金龙集团陈明金（澳门民建联创办人）都离不开赌业。“所以在澳门，要出现田大少这号人物，03年冇啦啦做了人民英雄，是难以想像的。”

近年淡出自由党的荣誉主席，人称“田大少”的田北俊，在这名澳门学者眼中，就象征“建制坏孩子”，亦说明香港建制派并不是铁板一块。03年《二十三条》立法，自由党倒戈反对，领军的田北俊因而辞别行政会议，杨认为，其倒戈涉及身分认同问题，而这当中蕴含一种中产价值观，并非单单金钱能收买；基于自由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中产阶层，这也反映了，金钱以外，还有选票考量。

同时，他补充，港澳建制的分别，还在于行业内部竞争。香港不少行业，一线和二线争持激烈，2012年特首选举正突显出当中的矛盾。当年，唐英年一直被视为大热，得到顶级地产商，包括李嘉诚（长实）、郭氏兄弟（新鸿基）、李兆基（恒基）及胡应湘（合和）等猛人支持，岂料马失前蹄，最后梁振英爆冷跑出，背后撑腰的则是“争上位”的二线地产商，例如陈启宗（恒隆）和罗康瑞（瑞安）。

近日，董建华和梁振英两位前香港特首，加上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牵头组成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试图重新整合香港建制精英，但杨鸣宇强调，香港建制精英，内部仍然是“分裂的”——此亦正是港澳稳定程度的差异所在。

专业人士脱离公共讨论

与此同时，澳门专业人士很早已经对敏感议题噤声。“在香港，政府推一个政策，如果理由欠说服力，专业人士马上批评；在澳门，没具质素的公共辩论。政府推一个草案，抛一个意见，几乎没人接招，讨论不了。”就以16年开展的“全澳城市电子监察系统”（俗称“天眼系统”）为例，当局计划全城安装1620支镜头，具人面识别系统，在澳门这措施没触发激辩，皆因专业人士都沉默了，甚至连私隐保障的讨论都欠奉，主流仅见“行得正企得正怕啲咩（走得堂堂正正怕什么）”这类言论，最后这项措施，几近在没争议下，顺利通过。

在香港，人面识别安装会成国际新闻，何以在澳门却不费吹灰之力通过？除了城内鸦雀无声，国际社会对澳门也没甚兴趣。杨鸣宇说，国际媒体对澳门的报导不外乎两种：一、习近平赴澳门回归20周年等大型官式访问；二、澳门商人涉嫌贿赂联合国官员等丑闻，“澳门的国际形象很差！”

基于这三大缺陷，习近平新时代来临后，对澳门能进而予取予携。

进击的巨人：从谣言罪到法律界“红色恐怖”

自2013年上任国家主席后，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澳门影响深远。有别于历任领导人的“国家安全观”，这套国安理论不光包括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等形而上概念，还涵盖了未提过的社会、科技、网络和文化等11项安全范畴，变相无孔不入。另外，习还多加一项指令：港澳居民一样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虽则被点名，但中央对澳门这位“乖孩子”很放心——见到“坏孩子”香港在《二十三条》立法折戟沉沙后，09年澳门在本地那个直选议员不过半的立法会自行立法《二十三条》（今届直选也只得14席，间选12席，委任7席），甚得北京赞赏。如是者，澳门识时务，所以北京在习时代初期，也没计划大规模改造澳门。杨鸣宇回忆道，到14年，尽管政治敏感议题与日俱增，法庭还是有条件避重就轻，并未如上年般主动出击。

当年，其实不单香港人求踢走小圈子选举心切，澳门人也是，他们因而在8月破天荒举办了一场民间公投，希望让市民对2019年普选行政长官一事表态，奈何遭到政府阻挠。政府说辞跟19年那单“里程碑式”判案大同小异，指民间公投是“对国家宪制和《基本法》的挑战和破坏”。

公投发起人于是一直上诉，最后到终审法院对簿公堂。当时审理的三位华籍法官细看案情后，明确点出公投不属于“集会”性质，也没现行法律可规范，以2:1的表决点出法庭无权审理。结果线下宣传活动被禁止，但公投仍然在网上举行，8688人参与，8259人支持普选特首，比率95%。这俨如一盘冷水，直接泼向同年400选委中一样获95%得票而连任的崔世安。

可惜，这次公投后一个月，对岸的香港爆发雨伞运动，不仅改变了香港，也改变了澳门。杨说：“香港经过此事后，中央特别强调国家安全，而澳门政府又特别遵从国家方针，于是在这种迂回方式下，澳门衍生出一系列加强社会控制的举措。”当中包括对澳门法治的管控。

管控手法不外乎两种，第一种是魔鬼在细节。17年，强台风“天鸽”水淹澳门，城内基建不堪一击，酿成10死244伤。澳门政府事后除了处分气象局领导团队，比如被多家媒体指在局内“养鬼仔”的副局长梁嘉静外，他们也为此于翌年推出《民防法》，并在19年立法会通过。法例大意是希望促进澳门日后应变危机能力，不过某些条文，却不免令人怀疑澳门政府是否另有维稳目的，如第25条“谣言罪”：突发公共危机爆发期间，散播假消息并引起恐慌者均可被捕，一经定罪，最高刑罚三年。

虽法例一出，澳门葡人社区反应激烈，迫使政府作出了些修订，但“谣言罪”仍然不动如山。而且根据法例，“突发安全事件”包括“社会安全事件”，主要包括内部治安和经济运行事务，但指涉什么？条文没具体例子，灰色地带随时把游行示威也纳进去。那么，何谓公众恐慌？条例也没解释。正如杨鸣宇早前访问强调，法例语带含糊，“不把这些字眼定义清楚，客观上会造成限制言论的后果”，“民防”最终沦为“防民”。

另外一种就是对法律界的红色恐怖，比如18年的简天龙（Paulo Cardinal）和戴保禄（Paulo Taipa）事件。两位葡藉律师均为澳门立法会的资深顾问，当中以简天龙年资最长，92年开始任职，会内常跟政府据理力争，反对他们抵触《基本法》之举，会外热衷公民运动，多为一国两制、人权法治等议题发声，近日更撰写 Rule of Law Resilienc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from Macau一文，比较港澳两地在“两制”变质上的异同，著作收录于吴霭仪近日向传媒介绍的法律书籍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Endangering Hong Kong\"s Rule of Law? 中。可是，18年8月，这两位老臣子在毫无预兆下被告知不获续约，年底收拾包袱走人。

尽管被认为是幕后推手，时任立法会主席贺一诚坚持决定是要希望给予二人外闯创业空间，但其后事态发展最可笑是：不要说创业，两位失业大叔连就业也不行，澳门根本没律师楼敢聘请他们。当地葡文媒体引述行内人士称，其实法律界深知两人能力高，人脉广，但就是碰不得，背后原因“相当复杂”，涉及到不想令人误会跟澳门建制，特别是如今是特首的贺一诚作对的考量。

事隔8个月后，简天龙首度开腔，坦言自己在澳门是“不中听的声音”，因此“我可能成为政治清洗的目标”。杨鸣宇说，如今二人已回葡国，旋即被政府雇用。“但我们要想，葡籍律师还有此选项，中国法律界人士呢？他们一被盯上就等于生涯完蛋了。”终于在反修例运动剑拔弩张之际，催生了“澳门游行示威干预香港内政”的争议判决。

再出发？爱回“家”

“模范生永远比坏学生难当，因为坏学生可以常犯错，但模范生一点也不允许。”所以，自反修例运动成为中美角力筹码后，北京将特区的国家安全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澳门套上的缰绳，比香港更紧。

盘点澳门近大半年的快速变化，可见一斑：

2019年9月，澳门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称司法系统能为“城市安定”作贡献； 2019年12月，习近平访澳，美国商会主席及会长、多名香港记者和社运人士首度被拒入境；同月，《网络安全法》实施，全部手机用户要实名登记；今年1月，澳门政府趁《网络安全法》落实后，计划扩大负责刑事侦查的司法警察职权，将网络安全和国家安全列入他们专责范畴，并拟增设跟国家情报搜集、罪案调查、政策研究和综合事务有关的四个部门，同时建议隐藏部分司警身分，被民间批评为“秘密警察”；今年3月，“天眼系统”最后阶段的800支人面识别镜头投入服务；今年4月，保安司长黄少泽指由于“天眼”成效显著，决定未来3年再加1000支镜头；到了5月，澳门政府指出民联会申请的八九民运展览“不符合相关准则”，意味著这一举行了三十年的展览可能被迫取消.....

大政策收紧，民间告密风气趋盛，杨鸣宇便身受其害。去年10月，他被学生告状，指控他在澳门大学教授“香港与澳门的政治”一课，谈到现已撤回的《逃犯条例》修订时，指香港政府虽说引渡港人回中国受审不涉政治犯罪，但实情港人仍欠缺保障。学生投诉他的言论“支持香港暴徒，抹黑香港警察的正义行为”，是“港毒（独）prof（支持港独的教授）”。

北京想把香港新加坡化，而前提就要先把香港澳门化。

“那个学生一没选我的课，二没上我的课，纯粹不知怎样拿了我的Powerpoint，然后据说听了有上我课的朋友转述，就臆测我说了什么。”虽然如今事件已告一段落，但杨鸣宇回想时，还是不禁觉得事情“冇厘头”。

杨鸣宇及后提醒，如今澳门发生的事，就是中央希望对香港改造的大计：“北京想把香港新加坡化，而前提就要先把香港澳门化。”“新加坡化”指的是中央仍然希望把香港塑造成国际仲裁中心，商业纠纷可公平处理，但对于城内人权纠纷则要完全依据政府所好。如何做到？就是要“澳门化”，即行政机关压倒性强势，在建制完全主导的立法机关配合下，通过所有政府想通过的法例，然后法官就能做到北京和香港政府反复强调的“依法办事”。

他坦承，香港的未来是个未知数，但澳门人会如何自处？杨认为，由于社会自身的先天缺陷，澳门公民社会建设速度，永远追不上澳门政府监控社会的速度。澳门人不会花时间“再出发”或“揽炒”，“他们很实际，反正出声咁危险，唔得咪移民（出声这么危险，不行就移民），近年都多了人走”。“而澳门人要移民，又确实比香港人容易的多，81年前出世的人自动有葡籍，加上欧盟身分，澳门玩完咪走啰；相反香港人没有（英籍）。这是澳门独有的历史遗产。”

参考书籍：

余振，娄胜华，陈卓华：《澳门华人政治文化纵向研究》（香港：三联书店，2011年）。

李展鹏：《隐形澳门》（新北：远足文化，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