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作家家書

謝傲霜:當我們說回不去了,回不去的是什麼?

當舊愛已逝,新戀人總是突如其來出現,截然不同卻又同樣令人動心的人。只是我們愛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城市。


2019年10月31日,反對政府禁蒙面法的示威者裝扮成恐龍。 攝:Vincent Yu/AP/ 達志影像
2019年10月31日,反對政府禁蒙面法的示威者裝扮成恐龍。 攝:Vincent Yu/AP/ 達志影像

我愛香港、香港是我家,聽來很維穩,但這種愛,正正是黃藍衝突共同分享的核心,有時甚至是黃絲內部分裂的共同情緒。只是,我們愛的方式、目的、被愛的需求、如何定義「愛」都不一樣。最後,我們都認為對方不是「真愛」。而那些的確並不愛香港的人,卻在光明正大地偷笑。

我們都看過所愛的人被虐打致血流披面,雖然我們不直接認識對方。他是一個青年,她是一個女孩。我們聽到子彈劃破城市夜空,聞到催淚煙滲進住宅門縫,嚥下淚水盛載的絕望與憤怒。

一具又一具的屍體,發臭,發脹,從天而降,浮上水面。

然後疫症來襲,零星的戰役混和着口罩之下的恐懼與沉默。而屍體仍然像列陣的軍隊,繼續湧進這個城市。

說我們回不去了,誰不知道。

1997年,香港回歸,我出版了第一本著作《愛情廢話》,分析香港大眾媒體如何塑造港人對愛情的想像與實踐。及後多年,我自己,又或與前輩、友人們一起,編著了多本關於香港的書籍,記錄不同時期香港的狀況及對未來的想像,包括《香港情書:我們愛上了一個地方》、《新春糊士托.菜園藝術快樂抗爭》和《中英街1號》等。

當我們說回不去了,究竟「回不去了」的內容是什麼?「警察叔叔」的印象?許冠傑歌唱的香港?譚詠麟?2003年沙士香港人萬眾一心抗疫的團結?和理非快樂抗爭?公眾集會權利?三權分立?法治?而其實,以上皆是。

我們愛的城市,理應屬於我們

回歸後,禽流感、亞洲金融風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沒有砲彈和空襲,城市卻從裏面開始陷落。而有這麼一個女子,生於日本,在歐洲與非洲長大,卻因希望經歷香港回歸前後的非常歲月而來港定居。羽仁未央,是她的名字,於是也就有了我編著的《香港情書:我們愛上了一個地方》(1999年)。除她以外,還有不少愛上這個地方的人,包括香港文化人馬傑偉、梁款、蔡寶瓊、張展鴻和電影導演陳果等在書中細訴香港情。

但那年頭⋯⋯悲情中就是有無限的韌力與生命力,就算笑中有淚,起碼還能黑色幽默,因為在困苦中,香港人有的是未來。

2014年10月15日,雨傘運動示威者佔領政府總部附近的空間。
2014年10月15日,雨傘運動示威者佔領政府總部附近的空間。攝:Carlos Barria/Reuters/ 達志影像

在撰寫《香港情書》的那些日子,我就在大學的教職員餐廳、電影院旁的咖啡廳,甚至乎湮滅前的啟德機場餐廳,聆聽着他們對香港的愛恨情仇,當中對羽仁未央如何描述香港的生命力印象尤深。1985年她首次來港,雖只逗留了一星期,便已愛上這地方。「記得有首歌叫作This Noisy Paradise,歌裏面說,如果想去,可以去天堂,或者無界限的地方,但我決定留在這很小、很嘈的樂園。」在她眼中,香港街道上廿四小時都在上演着當年的「港產片」,例如她親睹貨車上的搬運工人因為司機不慎,致從車上跌下,人們卻只說:「哎呀!跌咗落去呀!(掉下去了)」然後眾人還嘻哈大笑。羽仁未央說:「我才發現,香港電影不是創作,而是一齣紀錄片。」我卻從未如此看待香港,因為實實在在的生活令我看到表層底下的悲情。

香港製衣業旺盛的七八十年代,公共屋邨家家戶戶化身成製衣工場,我家也有一部工業用衣車,每天母親就在與孩子們戰鬥和細心專注地縫好一條線之間掙扎求存,而我在小學時已在家中做童工剪綫頭、做幫工。記得一次替媽媽到家樓下拿布料上樓,那袋布比我的個子還要高,在沒人幫忙也沒有手推車的情況下,就僅我一個小學生如螞蟻揹樹葉般扛回家。途中有個坐在金屬欄桿上的「欄河飛」(小混混)為我配詞道:「鬼叫你窮呀!頂硬上啦!(鬼讓你窮呀,咬著牙幹啦)」反覆吟唱着。

但那年頭的港產電影,確是無論文藝片、武打片、恐怖片或艷情片,在香港創作人手裏都能變成喜劇,就像外來者如羽仁未央所看到的一樣,悲情中就是有無限的韌力與生命力,就算笑中有淚,起碼還能黑色幽默,因為在困苦中,香港人有的是未來。

2014年、2019年,我們認清,被承諾了的未來其實從未存在,但數百萬香港人仍然愛着這個城市。因為愛,我們渴望互相歸屬。「香港人加油!」無論是抗爭還是抗疫,都會聽見這句話。我們愈來愈認同,我們是屬於香港的。自然,香港也理應屬於我們的。可現實卻不然,小部分(香港和非香港)人決定着大部分(香港)人的政制、基建、財政,甚至生活方式。我愛你,而你不屬於我。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此。

2014年,正值兩傘運動期間,羽仁未央在東京去世,50歲。說我們回不去了,相信也包括人,包括笑的能量,甚至黑色幽默的胸襟。

我們是屬於香港的。自然,香港也理應屬於我們的。可現實卻不然,小部分人決定着大部分人的政制、基建、財政,甚至生活方式。我愛你,而你不屬於我。人世間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此。

和理非快樂抗爭的挫敗 vs 暴力抗爭的必然

2011年2月5至6日農曆年初三、四,因為興建高鐵而遭連根拔起的菜園村舉辦了一連兩天的「新春糊士托.菜園滾滾來——大型廢墟藝術節」,淌血的土地化身舞台、電影院、文學館,樂聲響徹村落。我和謝至德因此合編了《新春糊士托.菜園藝術快樂抗爭》(2012年),記錄了整個藝術節,從而歸納了反高鐵運動的種種。而反高鐵的社運形態,部分延伸到2014年的雨傘,但在衝突與挫敗中,再潛藏演化至2019年出現的「反送中」運動(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

2010年我辭去了穩定的中學教師工作,摸索着人生該往哪裏,故反高鐵運動期間我有足夠的時間協助守村,常在菜園村的廢墟中游走,在一間間屋頂被掀開、門戶破落,甚至粉碎成參差巨石陣的房子中,登堂入室,細讀別人的家居生活。藝術節中我的參展作品「團年飯」,桌上的茶壼、茶杯和湯碗,均是巡守期間在廢屋中撿拾而來。觸摸着家園被清拆而遭遺棄的細微物品,我總聽到曾經存在的日常家居對話,所以作品圍成一桌「團年飯」的對話,人去樓空,聲音卻巨大吵耳。

2010年1月16日,香港反高鐵示威者以苦行方式遊行至政府總部。
2010年1月16日,香港反高鐵示威者以苦行方式遊行至政府總部。攝:Bobby Yip/Reuters/ 達志影像

反高鐵運動雖亦有警民衝突,但呈現在公眾面前的是「苦行」、「斷食」,而藝術節更是以「快樂抗爭」的形態呈現。當年我在書中還引用了陳雲《終極評論,快樂抗爭》(2010年)對快樂抗爭的說法:「就是懷抱歡喜心,直面痛苦,啟發思想,集結龐大民眾,以人民總量令到壓迫者畏懼,宣揚民眾的快樂生活方式而使到壓迫者愧疚而覺悟,改過遷善,從而達致彼此的解放。」當然,今天的陳雲也不是當年的陳雲。說我們回不去了,的確也包括人。

2010年,立法會在被示威者包圍下通過撥款,正式落實興建高鐵。2020年1月23日,香港首宗輸入的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經高鐵抵港,患者為武漢人,最終不幸離世。所謂的快樂抗爭,現在回顧,可以被形容為天真可笑。而壓迫者,其實從不愧疚,也不會覺悟。2014年傘運,雖仍有快樂抗爭的影子,如傘運相關藝術品大爆發,包括夏慤道的「雨傘人」雕塑,以及夏慤村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令我難以忘懷的馬路中心自修室。但激烈的肢體衝突也較反高鐵運動時急劇增加,警民衝突的規模亦龐大和血腥許多,當中尤以旺角最為激烈。

2019年「反送中」,基於2014年留守佔領區的挫敗,演化出Be Water的抗爭哲學,而也正正由於Be Water,大型的藝術品無法形成,甚至乎由傘運演變而來、遍地開花的連儂場,平面設計創作雖同樣震懾人心,但因為遭恐怖襲擊與藍營清洗,也往往僅能曇花一現。在警棍、催淚彈、布袋彈,甚至真槍實彈的瘋狂血洗,以至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擊,繼而燃燒中大、理大的攻防戰下,香港實實在在地發生着「內戰」,「快樂抗爭」這四個字放在當下,簡直是對抗爭的嘲弄與侮辱。時移勢易,我們怎可能回去?

所謂的快樂抗爭,現在回顧,可以被形容為天真可笑。而壓迫者,其實從不愧疚,也不會覺悟。

從絕對空虛到血肉模糊,除了行動別無選擇

2019年,人們又會憶起1967年的香港,既比較,又反對比較。2015年出版劇本、2018年上映獲大阪亞洲電影節最優秀作品獎的《中英街1號》,我作為編劇,在認同與臭罵聲中,更早經歷着這種既比較、又反對比較的集體情緒。早於2011年,我和導演便開始構思劇本,期間不斷刪改揚棄,因為要比較1967與當下香港,永遠追不上急促的形勢變化。

看過《中英街1號》的人,大多較喜歡電影中1967年的部分多於2019年的當下香港部分,後者的人物故事均較脆弱確是事實。2018年電影首映引來廣泛爭議,也引伸了許多不同的討論,在此不一一細說。但當中程翔的一個論點,令我印象深刻。他指出,電影將六七暴動的參與者描述為陽光正氣,反觀曾參與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則潛水,極不負責任。或許電影最終出來的效果未如理想,但作為編劇,我想解釋一下為何角色如此呈現。

主要其實是時間點上的不同。電影中呈現的六七暴動參與者,是身處風暴核心,若他自身不相信運動是正義甚至值得犧牲的,角色的行為就變得不合理了。當然,電影應否從游學修飾演的蘇振民視點出發,則有待商榷,而其實永權(陳健朗飾)/永權伯(楊秀卓飾)則提供了另一視點。至於電影中2019年的傘後世界(2015年出版的劇本投射的是2017年,而劇本最後修訂稿在2016年完成,2017年拍攝,2018年上映),是呈現雨傘運動後的挫敗與迷惘,故事發展到後來同為游學修飾演的角色一航,覺悟到繼續「行動」的重要,也是唯一出路,這點呈現在他再次站出來參與抗爭,和為公民抗命而入獄後與女主角李思慧(廖子妤飾)的一場對話中:

一航:「回想起來,真的不明白自己為什麼白白浪費了那麼多時間。最終我得出兩字。」
思慧:「什麼?」
一航:「行動。」
思慧:「你想了一整年了,就只是想到這兩個字?」

這裏不是想為角色設定平反,而是想說明2014年傘運後的消沉,最後累積了2019年絕地反擊的「行動力」。香港政治的空虛本質,迫使人民最終將運動推進至以性命相搏的戰役。

《中英街1號》劇照。
《中英街1號》劇照。網上圖片

2014年傘運後的消沉,最後累積了2019年絕地反擊的「行動力」。香港政治的空虛本質,迫使人民最終將運動推進至以性命相搏的戰役。

我在撰寫《中英街1號》整個過程中的最大感受,是無論親手製作和丟炸彈的「暴徒」,與打示威者至頭破血流的警察,都同樣真心相信自己所作所為是「為香港好」。我愛香港、香港是我家,聽來很維穩,但這種愛,正正是黃藍衝突共同分享的核心,有時甚至是黃絲內部分裂的共同情緒。只是,我們愛的方式不一樣,愛的目的不一樣,被愛的需求不一樣,如何定義「愛」也不一樣。到最後,我們都認為對方不是「真愛」。而那些的確並不愛香港的人,卻在光明正大地偷笑。

說我們回不去了,當然也包括2003年沙士香港人萬眾一心抗疫所呈現的團結精神,撕裂與不信任在政府與人民之間,以至人民與人民之間蔓延,四面八方,無孔不入,以至全港齊鼓掌撑醫護與《2020許冠傑同舟共濟Online Concert》也可以衍生出許多不一定合理但理所當然會出現的批判。

當我們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要光復的,也許就是那個「回不去了」的香港。而又其實,最好能「光復」的,並不是那個回不去了的「香港」,而是一個舊時代者如我還未來得及想像的,屬於新時代者的香港,所以「時代革命」,就像當舊愛已逝,新戀人總是突如其來出現,截然不同卻又同樣令人動心的人。只是我們愛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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