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傲霜：当我们说回不去了，回不去的是什么？

我爱香港、香港是我家，听来很维稳，但这种爱，正正是黄蓝冲突共同分享的核心，有时甚至是黄丝内部分裂的共同情绪。只是，我们爱的方式、目的、被爱的需求、如何定义“爱”都不一样。最后，我们都认为对方不是“真爱”。而那些的确并不爱香港的人，却在光明正大地偷笑。

我们都看过所爱的人被虐打致血流披面，虽然我们不直接认识对方。他是一个青年，她是一个女孩。我们听到子弹划破城市夜空，闻到催泪烟渗进住宅门缝，咽下泪水盛载的绝望与愤怒。

一具又一具的尸体，发臭，发胀，从天而降，浮上水面。

然后疫症来袭，零星的战役混和着口罩之下的恐惧与沉默。而尸体仍然像列阵的军队，继续涌进这个城市。

说我们回不去了，谁不知道。

1997年，香港回归，我出版了第一本著作《爱情废话》，分析香港大众媒体如何塑造港人对爱情的想像与实践。及后多年，我自己，又或与前辈、友人们一起，编著了多本关于香港的书籍，记录不同时期香港的状况及对未来的想像，包括《香港情书：我们爱上了一个地方》、《新春糊士托．菜园艺术快乐抗争》和《中英街1号》等。

当我们说回不去了，究竟“回不去了”的内容是什么？“警察叔叔”的印象？许冠杰歌唱的香港？谭咏麟？2003年沙士香港人万众一心抗疫的团结？和理非快乐抗争？公众集会权利？三权分立？法治？而其实，以上皆是。

我们爱的城市，理应属于我们

回归后，禽流感、亚洲金融风暴、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没有砲弹和空袭，城市却从里面开始陷落。而有这么一个女子，生于日本，在欧洲与非洲长大，却因希望经历香港回归前后的非常岁月而来港定居。羽仁未央，是她的名字，于是也就有了我编著的《香港情书：我们爱上了一个地方》（1999年）。除她以外，还有不少爱上这个地方的人，包括香港文化人马杰伟、梁款、蔡宝琼、张展鸿和电影导演陈果等在书中细诉香港情。

但那年头⋯⋯悲情中就是有无限的韧力与生命力，就算笑中有泪，起码还能黑色幽默，因为在困苦中，香港人有的是未来。

在撰写《香港情书》的那些日子，我就在大学的教职员餐厅、电影院旁的咖啡厅，甚至乎湮灭前的启德机场餐厅，聆听着他们对香港的爱恨情仇，当中对羽仁未央如何描述香港的生命力印象尤深。1985年她首次来港，虽只逗留了一星期，便已爱上这地方。“记得有首歌叫作This Noisy Paradise，歌里面说，如果想去，可以去天堂，或者无界限的地方，但我决定留在这很小、很嘈的乐园。”在她眼中，香港街道上廿四小时都在上演着当年的“港产片”，例如她亲睹货车上的搬运工人因为司机不慎，致从车上跌下，人们却只说：“哎呀！跌咗落去呀！（掉下去了）”然后众人还嘻哈大笑。羽仁未央说：“我才发现，香港电影不是创作，而是一出纪录片。”我却从未如此看待香港，因为实实在在的生活令我看到表层底下的悲情。

香港制衣业旺盛的七八十年代，公共屋邨家家户户化身成制衣工场，我家也有一部工业用衣车，每天母亲就在与孩子们战斗和细心专注地缝好一条线之间挣扎求存，而我在小学时已在家中做童工剪线头、做帮工。记得一次替妈妈到家楼下拿布料上楼，那袋布比我的个子还要高，在没人帮忙也没有手推车的情况下，就仅我一个小学生如蚂蚁揹树叶般扛回家。途中有个坐在金属栏杆上的“栏河飞”（小混混）为我配词道：“鬼叫你穷呀！顶硬上啦！（鬼让你穷呀，咬著牙干啦）”反复吟唱着。

但那年头的港产电影，确是无论文艺片、武打片、恐怖片或艳情片，在香港创作人手里都能变成喜剧，就像外来者如羽仁未央所看到的一样，悲情中就是有无限的韧力与生命力，就算笑中有泪，起码还能黑色幽默，因为在困苦中，香港人有的是未来。

2014年、2019年，我们认清，被承诺了的未来其实从未存在，但数百万香港人仍然爱着这个城市。因为爱，我们渴望互相归属。“香港人加油！”无论是抗争还是抗疫，都会听见这句话。我们愈来愈认同，我们是属于香港的。自然，香港也理应属于我们的。可现实却不然，小部分（香港和非香港）人决定着大部分（香港）人的政制、基建、财政，甚至生活方式。我爱你，而你不属于我。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2014年，正值两伞运动期间，羽仁未央在东京去世，50岁。说我们回不去了，相信也包括人，包括笑的能量，甚至黑色幽默的胸襟。

我们是属于香港的。自然，香港也理应属于我们的。可现实却不然，小部分人决定着大部分人的政制、基建、财政，甚至生活方式。我爱你，而你不属于我。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和理非快乐抗争的挫败 vs 暴力抗争的必然

2011年2月5至6日农历年初三、四，因为兴建高铁而遭连根拔起的菜园村举办了一连两天的“新春糊士托．菜园滚滚来——大型废墟艺术节”，淌血的土地化身舞台、电影院、文学馆，乐声响彻村落。我和谢至德因此合编了《新春糊士托．菜园艺术快乐抗争》（2012年），记录了整个艺术节，从而归纳了反高铁运动的种种。而反高铁的社运形态，部分延伸到2014年的雨伞，但在冲突与挫败中，再潜藏演化至2019年出现的“反送中”运动（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

2010年我辞去了稳定的中学教师工作，摸索着人生该往哪里，故反高铁运动期间我有足够的时间协助守村，常在菜园村的废墟中游走，在一间间屋顶被掀开、门户破落，甚至粉碎成参差巨石阵的房子中，登堂入室，细读别人的家居生活。艺术节中我的参展作品“团年饭”，桌上的茶壸、茶杯和汤碗，均是巡守期间在废屋中捡拾而来。触摸着家园被清拆而遭遗弃的细微物品，我总听到曾经存在的日常家居对话，所以作品围成一桌“团年饭”的对话，人去楼空，声音却巨大吵耳。

反高铁运动虽亦有警民冲突，但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是“苦行”、“断食”，而艺术节更是以“快乐抗争”的形态呈现。当年我在书中还引用了陈云《终极评论，快乐抗争》（2010年）对快乐抗争的说法：“就是怀抱欢喜心，直面痛苦，启发思想，集结庞大民众，以人民总量令到压迫者畏惧，宣扬民众的快乐生活方式而使到压迫者愧疚而觉悟，改过迁善，从而达致彼此的解放。”当然，今天的陈云也不是当年的陈云。说我们回不去了，的确也包括人。

2010年，立法会在被示威者包围下通过拨款，正式落实兴建高铁。2020年1月23日，香港首宗输入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经高铁抵港，患者为武汉人，最终不幸离世。所谓的快乐抗争，现在回顾，可以被形容为天真可笑。而压迫者，其实从不愧疚，也不会觉悟。2014年伞运，虽仍有快乐抗争的影子，如伞运相关艺术品大爆发，包括夏悫道的“雨伞人”雕塑，以及夏悫村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令我难以忘怀的马路中心自修室。但激烈的肢体冲突也较反高铁运动时急剧增加，警民冲突的规模亦庞大和血腥许多，当中尤以旺角最为激烈。

2019年“反送中”，基于2014年留守占领区的挫败，演化出Be Water的抗争哲学，而也正正由于Be Water，大型的艺术品无法形成，甚至乎由伞运演变而来、遍地开花的连侬场，平面设计创作虽同样震慑人心，但因为遭恐怖袭击与蓝营清洗，也往往仅能昙花一现。在警棍、催泪弹、布袋弹，甚至真枪实弹的疯狂血洗，以至元朗白衣人无差别攻击，继而燃烧中大、理大的攻防战下，香港实实在在地发生着“内战”，“快乐抗争”这四个字放在当下，简直是对抗争的嘲弄与侮辱。时移势易，我们怎可能回去？

所谓的快乐抗争，现在回顾，可以被形容为天真可笑。而压迫者，其实从不愧疚，也不会觉悟。

从绝对空虚到血肉模糊，除了行动别无选择

2019年，人们又会忆起1967年的香港，既比较，又反对比较。2015年出版剧本、2018年上映获大阪亚洲电影节最优秀作品奖的《中英街1号》，我作为编剧，在认同与臭骂声中，更早经历着这种既比较、又反对比较的集体情绪。早于2011年，我和导演便开始构思剧本，期间不断删改扬弃，因为要比较1967与当下香港，永远追不上急促的形势变化。

看过《中英街1号》的人，大多较喜欢电影中1967年的部分多于2019年的当下香港部分，后者的人物故事均较脆弱确是事实。2018年电影首映引来广泛争议，也引伸了许多不同的讨论，在此不一一细说。但当中程翔的一个论点，令我印象深刻。他指出，电影将六七暴动的参与者描述为阳光正气，反观曾参与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则潜水，极不负责任。或许电影最终出来的效果未如理想，但作为编剧，我想解释一下为何角色如此呈现。

主要其实是时间点上的不同。电影中呈现的六七暴动参与者，是身处风暴核心，若他自身不相信运动是正义甚至值得牺牲的，角色的行为就变得不合理了。当然，电影应否从游学修饰演的苏振民视点出发，则有待商榷，而其实永权（陈健朗饰）／永权伯（杨秀卓饰）则提供了另一视点。至于电影中2019年的伞后世界（2015年出版的剧本投射的是2017年，而剧本最后修订稿在2016年完成，2017年拍摄，2018年上映），是呈现雨伞运动后的挫败与迷惘，故事发展到后来同为游学修饰演的角色一航，觉悟到继续“行动”的重要，也是唯一出路，这点呈现在他再次站出来参与抗争，和为公民抗命而入狱后与女主角李思慧（廖子妤饰）的一场对话中：

一航：“回想起来，真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白白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最终我得出两字。”
思慧：“什么？”
一航：“行动。”
思慧：“你想了一整年了，就只是想到这两个字？”

这里不是想为角色设定平反，而是想说明2014年伞运后的消沉，最后累积了2019年绝地反击的“行动力”。香港政治的空虚本质，迫使人民最终将运动推进至以性命相搏的战役。

2014年伞运后的消沉，最后累积了2019年绝地反击的“行动力”。香港政治的空虚本质，迫使人民最终将运动推进至以性命相搏的战役。

我在撰写《中英街1号》整个过程中的最大感受，是无论亲手制作和丢炸弹的“暴徒”，与打示威者至头破血流的警察，都同样真心相信自己所作所为是“为香港好”。我爱香港、香港是我家，听来很维稳，但这种爱，正正是黄蓝冲突共同分享的核心，有时甚至是黄丝内部分裂的共同情绪。只是，我们爱的方式不一样，爱的目的不一样，被爱的需求不一样，如何定义“爱”也不一样。到最后，我们都认为对方不是“真爱”。而那些的确并不爱香港的人，却在光明正大地偷笑。

说我们回不去了，当然也包括2003年沙士香港人万众一心抗疫所呈现的团结精神，撕裂与不信任在政府与人民之间，以至人民与人民之间蔓延，四面八方，无孔不入，以至全港齐鼓掌撑医护与《2020许冠杰同舟共济Online Concert》也可以衍生出许多不一定合理但理所当然会出现的批判。

当我们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要光复的，也许就是那个“回不去了”的香港。而又其实，最好能“光复”的，并不是那个回不去了的“香港”，而是一个旧时代者如我还未来得及想像的，属于新时代者的香港，所以“时代革命”，就像当旧爱已逝，新恋人总是突如其来出现，截然不同却又同样令人动心的人。只是我们爱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