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深度銅鑼灣書店

「離開香港,我不難過」:林榮基,和他的台北銅鑼灣書店

在台北重啟銅鑼灣書店前夕,老闆林榮基遭人當街潑紅漆警告。待他回過神來,第一個決定是拿起身邊的背包,「追出去」。

2020年5月6日,林榮基在他的台北銅鑼灣書店內。

2020年5月6日,林榮基在他的台北銅鑼灣書店內。攝:Kevin Chao/端傳媒

端傳媒記者 何欣潔 發自台北

刊登於 2020-05-07

#林榮基#銅鑼灣書店

4月21日,台北銅鑼灣書店開幕前夕,老闆林榮基在台北街頭遭人潑漆。從事後的監視錄影畫面看來,滿臉紅漆的林榮基停頓了一會、竟立刻起身追了出去,「如果我當時有追上他,想攬(攔腰抓住)住他大叫。我看到他比我高一些、人也比我年輕,我應該沒辦法打過他,但我可以攬住他,不讓他走,我相信旁邊的人會上來幫我。」

回顧那一天,林榮基仍帶著遺憾:自己起身追人時,竟猶豫了幾秒鐘,錯失良機。「我停住了一下,才抓我的背包起來追他,他跑得好快,就已經到下一個街口去了。」他回憶,當時自己正專心看手機,事後看警察的監視錄影帶,才知道潑漆人已經在他面前轉了兩圈,「潑到我臉上涼涼的,我還以為是冷水。聽到旁邊的人在叫、眼睛一看,哇,原來是紅油(漆)。」

面對潑漆恐嚇,林榮基沒有停在原地,反而起身追出去,他在想什麼?「我為什麼要怕?是他犯法又不是我,我要去抓住他呀!」不害怕對方持武器攻擊自己嗎?「不會的,你想想,他如果有武器,就不會只對我潑漆。只潑漆,就表示他身上沒有帶其他東西。而且是他做錯事,是他應該要怕我呀!我有什麼好怕?我相信有法治的嘛。」

是他做錯,又不是我,我有什麼好怕?

「是他做錯,又不是我,我有什麼好怕?」坐在台北銅鑼灣書店的書枱邊,林榮基反反覆覆將這句簡單的話重複了好多遍,64歲人談起「我可以攬住他」,氣質竟像個執拗孤拐的少年。同樣憑著這股不認輸的勁,他在2016年的深港邊界,沒有留在原地、任人威脅,反而決定「攬住」了比他更高壯許多的中共政權,雖不能贏,卻確實死命做到了「不讓他走。」

這一攬,亦讓「銅鑼灣書店事件」成為全港與國際矚目的焦點:2016年6月16日,林榮基在民主黨議員何俊仁陪同下召開記者會,指過去八個月的時間中,自己在香港前往深圳的羅湖海關遭拘留,其後移往寧波,遭國安相關單位人員關押、提審,並要求其提供銅鑼灣書店的禁書訂戶資料。林榮基原擬配合,返港欲取內有讀者資料的硬碟交給對方,卻臨陣回頭,選擇召開記者會說出實情,並拒絕返回大陸繳交讀者資料。

林榮基以香港永久居民身分在海關遭押,並解送至大陸押審,震驚香港各界。2019年《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浮現時,亦不少人以此案件為例,指《逃犯條例》修訂便是「送中條例」、人人都可能成為林榮基。此一不信任感引爆超過半年的香港街頭抗爭,也讓台灣與世界各地民眾對中共恐懼日深。

林榮基死命攬住對手的決定,終等到旁邊眾人「上來幫他」,涓滴匯流沖決鐵堤,改變了原本看似固若金湯的時代河道。

2020年4月21日,林榮基在台北中山派出所外,他遭人以油漆襲擊後接受媒體訪問。
2020年4月21日,林榮基在台北中山派出所外,他遭人以油漆襲擊後接受媒體訪問。

打架

我從小就會這樣的,覺得對方不對,我就要打。打不過也沒關係,還是要打。

打架,對林榮基來說並不陌生,「我從小就會這樣的,覺得對方不對,我就要打。打不過也沒關係,還是要打。不會有大人管你的。」

根據林榮基自述,父親是潮州人,家中開米舖,相當富有,母親是自小定下的童養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父母在41年為逃避戰禍自潮州來港,未料年底便遇上日軍佔領香港,家業歸零、生活艱難。林家原居住在香港石硤尾的兩層樓平房區,該地位於九龍區北部山腳,是當時中國大陸難民湧入香港的聚集區。1953年,該區發生大火,五萬多名居民無家可歸,林家即是其中之一。大火後,香港政府開始興建首批公共房屋,林家隨許多當地住戶一樣遷進H型的大廈。1955年,林榮基出生。

「爸爸從小有錢,來香港以後不太做事、不回家,是媽媽養我們長大。媽媽忙得很,根本沒時間管我們。」沒有長輩制止,他自小就可以自由地向任何「該打的架」挑戰。作為老么,媽媽與兄姐都疼愛他,儘管不是富貴之家,過年時的新衣、模型飛機多是他獨享。唯獨在二哥失學之後,一切有了變化。

在林榮基的回憶中,二哥上小學後,性情大變,開始欺負他,「我小時候不會想,小孩子很單純,只覺得二哥對我不好,我也會罵他、頂撞他,他就打我。」有次打得狠了,二哥把他關進房裡,打到他以為自己有性命之憂,「當時心裡只有恨,恨他為什麼要這樣打我。」

林榮基後來思索,二哥可能有些今日定義的兒童發展遲緩問題,在學習上受了挫敗,使性格變得暴躁古怪,更將一股氣出在家中最受寵、也最弱小的么弟身上。「小時候他對我很好,拖(牽)著我的手過馬路、到處玩,很保護我」,但上學之後,「他小三、我小一,我發現一些好簡單的題目,例如造句,他也不會做,我看到題目還想,奇怪這麼簡單的二哥怎麼不會?」

二哥最終無法再升學,以清潔員為業,在家中囤積揀回來的垃圾,將狹小的居住空間弄得更加侷促。林榮基為此在婚後搬出家門,與二哥長年未曾見面,只透過姐姐保持聯絡。但在二哥去世後,細細回想起二哥的一生、或可能是學習障礙導致他性格大變,「我很難過,他這一生其實很苦,想起來還是會非常難過。」

2020年5月6日,林榮基在他的台北銅鑼灣書店內吃晩飯。
2020年5月6日,林榮基在他的台北銅鑼灣書店內吃晩飯。

中業

我也愛國過。

然而,彼時的香港孩子,無論是否有學習障礙,只要不生在富貴之家,無法升學幾乎是註定的命運。儘管能看懂二哥的造句題,林榮基能在正規學校學習造句的時間亦不長。小學畢業後,他很快與兄姐一樣開始工作,工廠工人、各式服務員,「什麼工都做,但都沒什麼興趣」。1977年,22歲的林榮基決定報名中業學院(前中華業餘學校),趁著下工後的時間持續進修。

在中業學習的歲月,對林榮基影響甚深。他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中,返港後、舉辦記者會前探望的兩個人,一個是親生的姐姐、另一個就是他在中業的老師。

「中業是很愛國的。我也愛國過,我這個老師也很愛國啊。」林榮基如此回憶。

中業,最早名為中華業餘學校,成立於1938年,創辦人兼首任董事長是民國時期知名的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強調學校是「師生共有的,推而廣之,也可以說是社會共有的」;授課對象是「失學或失業而有志氣求長進的青年人」。學校成立之初,正值中日戰爭,文人南渡,前幾期授課教師不乏茅盾、胡愈之等知名學者,但很快因戰亂而停辦。

香港知名教育家盧瑋鑾(小思)曾謂,「(中業)在香港教育史上只如電光一閃,但仍不失為一種光輝標誌」,認為其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在香港的重要實踐。戰爭終止後,香港社會教育需求再次增加,電光終有機會再度閃耀。1948年,中華業餘學校復校,改名中業學院,郭沫若為董事長、朱智賢為院長,依然請茅盾回來舉辦講座。

1951年底,應香港政府改名為中業專科學校,學生增加至兩百八十多人。但如林榮基一般的校友,仍習慣喚它「中業學院」。後歷經時代變遷,中業於1984年停辦夜校,其校友會成立旅遊部、後改註冊為旅行社。1990至2003年間,中業開始支持祖國教育事業、並持續對大陸各省的天災災民發放賑濟,種種轉變,是林榮基說中業「很愛國」的原因。

「去上課還是很重要,以前喜歡看書,但很多東西自己看,沒辦法懂。」林榮基在中業選讀了文學科、戲劇科,「上了李援華老師的戲劇課,我才開始看得懂劇本、對它有興趣。」對於林榮基來說,上學與閱讀相輔相成:老師能助他看懂更多書,但亦不會全以老師的教育為真理。他終身喜愛的書籍──顧頡剛的《古史辨》就曾給他這樣的感受:「第一次看到《古史辨》,我才發現,學校老師說的未必都是真的。」

如今,在台灣的銅鑼灣書店,一套精裝硬殼的《古史辨》依然是他的案頭書,顧頡剛「疑古辨偽」的精神,亦與林榮基的史政論點常有共振,「你應該看看(顧),看了之後就會知道,其實就算是余英時的看法,也不是不可批評的。」

2016年6月18日香港,約千人參加遊行從銅鑼灣前往中聯辦,以支持林榮基。
2016年6月18日香港,約千人參加遊行從銅鑼灣前往中聯辦,以支持林榮基。

六四

我們當時在電視上都看到的,你明明是屠殺嘛,六四屠殺,結果中資開的中華書局要我們跟客人說是『六四風波』,我覺得很生氣,這是不對的。

如何看中國?如何不從傳統角度看中國?是賣書佬林榮基一條重要的思考與閱讀軌跡。或許自少年時期,他便隱隱約約有這個疑問,今已不可考,但林榮基自己回顧起來,最重要的一次轉折,是在1989年。

「我們當時在電視上都看到的,你明明是屠殺嘛,六四屠殺,結果中資開的中華書局要我們跟客人說是『六四風波』,我覺得很生氣,這是不對的。」89年六月時,林榮基仍在中華書店做店員;十月,他便辭職,轉往田園書屋工作。自此開始一步步踏入禁書江湖,終成眾人熟知的銅鑼灣書店店長。

林榮基回憶,在六四事件後,他開始對中國產生更濃厚的興趣,常常思考中國傳統文化、儒家、當今與過去的體制何以至之的問題,而六四後第一本讓他覺得有啟發性的書籍是金觀濤與劉青峰合著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該書的續篇《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至今也擺在台北銅鑼灣書店的醒目架位上。

金觀濤與劉青峰的系列著作,是時代轉折的時刻所迸發的歷史感、一代知識份子對新史觀的求索,不囿於一家一派的傳統思想而隱隱與顧頡剛的疑古精神同構,也與林榮基在89後的思索路徑共鳴。他擺在書店櫃檯前的另位作家李劼,亦是如此:在李所著的《中國文化冷風景》一書中,其認為華夏文明不應該自周朝與儒家談起,而必須由《山海經》與河圖洛書始,正對林榮基脾胃,「他(李劼)看待歷史的觀點是很不一樣的,可以啟發思考。」

六四事件影響了林榮基的閱讀與思想軌跡,他卻不願出席六四相關紀念活動。「去年六四三十年回顧,他們約我去,我才不要去,回顧?回顧個屁。」林榮基突然激動:「89年,什麼是89年?89年是80年代的總結。不去看這個,每年都在回顧,今年回顧跟去年一樣、去年的回顧跟前年一樣,回顧有什麼意義?我才不去。」

看似溫文的外表下,林榮基的少年性格斑斑可見,好惡分明,毫不矯飾。言及中國傳統文化,他拿起架上一本儒學研究,「你看過這本沒有?不用看,爛書。完全沒有考據,只是作者的空想,我一看就知道,太誇張。」爛書怎麼還陳列架上?「人家送我的,只有一本,賣完就不再進了。」問他對另一名當紅、亦常提「華夏歷史」的作家劉仲敬有何看法?他夾著煙,只淡言一句,「沒有啟發性。」

同樣原理,在書店的醒目架位,他擺上了馬英九基金會與長風基金會(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成立)合出的《台灣與民主的距離》,「蘇起(九二共識起草人、知名學者)的東西對我也沒有啟發性,但馬英九的書可以看看。你討厭一個人,還是要去了解他。我對他的標題談『台灣與民主的距離』很有興趣,看完覺得他(馬英九)還是太被黨國思想影響,影響他寫論文的公正性,但還是可以推薦大家看的。」

2014年1月21日,銅鑼灣書店。
2014年1月21日,銅鑼灣書店。

書店

我只想開好這間書店,沒時間參與那些。

作為讀者,林榮基自有品味,但開書店總不能只賣自己喜歡的書籍,他亦心知肚明。過往,在香港銅鑼灣書店門口,推介的新書總難逃「秘史」「十九大」「習近平」「薄熙來」等關鍵字;林榮基過往給《端傳媒》點評過的該店十大暢銷書中,有八本都屬政治或政治秘聞類,符合人們一向對其「禁書書店」的印象。

言及過往在香港賣禁書的歲月,林榮基雖正色斥道「別再說禁書啦,書就是書,只有好書爛書,幹嘛叫它禁書?」卻也難以否認這些書、以及其背後的大陸禁書令,恰是香港銅鑼灣書店的主要收入來源。「這本(《毛澤東醫生回憶錄》)賣得很好,其他的嘛,」林榮基看了看其他書籍,「有很多也不是什麼好書,不提了。」

在台北的銅鑼灣書店中,中共政治內鬥、官場八卦類書籍明顯下降,氣氛明顯變得更學院、文藝。一名曾到過香港銅鑼灣書店的老客人笑言,「其實除了林老闆本人之外,幾乎都快認不出來是同間書店啦,真是變得好『台北』、好清新。」

「那是當然不一樣。我現在開店的心態也跟以前(在香港)很不一樣。」林榮基回憶,過往在香港銅鑼灣時,店租昂貴、生存壓力大,每天都要達到一定的營業額才能安心,「譬如說,我今天好天氣,都沒有賣到一定的金額,那明天下雨了人更少怎麼辦?我就會很緊張,如果客人看書看很久又不買,我就會很無奈。所以以前做禁書,那是沒辦法,為了生存。其實不只禁書,(香港銅鑼灣書店)也還是會擺好書的,但禁書還是要賣。」

與在香港時被經濟壓力追著跑的景況不同,台北銅鑼灣書店一開始便有群眾募資的280萬台幣作為後盾,「大家給我這筆錢、支持我,是為了理念,所以我現在做書店,也是為了理念才做這件事。」現在偶爾還有客人上門來問禁書,「我就會好好跟他聊一聊,推薦好書給他。你要站在這裡看完、最後不買,我也不會覺得(為經濟)緊張了。」

向群眾募資而來的280萬元讓林榮基有了底氣,不必為了讀者不買書而緊張,也能選擇是否接受邀約與資助。許多台灣政治工作者、幕僚都曾有過這樣的經歷:某些金主會私下向林榮基表達尊敬與願意資助之意,但林榮基卻未必接受,「他說他錢已經夠了。謝謝對方的好意,」一名立委助理如此回憶。

有人想拉他參與政治活動、出席各色飯局,他一概回應:「我搞這(書店)就很忙啦,事情好多做不完啊!沒辦法啊!」於林榮基而言,書店老闆就是他唯一想擁有的身分,「我只想開好這間書店,沒時間參與那些。」

受訪當天,書店開業已逾一週,林榮基觀察,台北的讀者確實素質更好一些,「香港畢竟是商業社會,讀書氣氛不一樣」,但他亦直言不諱,「台灣讀者素質雖然好,但我感覺想法比較保守,不太會去看跟自己想法相差太大的書。這樣其實不好的。」

林榮基說,看書不是為了重複自己的腦內定見,是否具有啟發性,是他界定一本「好書」的標準,「一本好書不是要給你答案,而是要刺激你去思考,給你更多啟發、讓你有新的想法。」為了忠於「啟發性」,他的書店門口擺著蔡英文的花籃、架位上放著馬英九批評民進黨的書籍,在台灣的獨立書店風景中,一時無兩,他本人卻毫不在意。

「那些(花籃)都不重要啦。你知道什麼才重要嗎?」林榮基直直盯著我,問,「我修過莎士比亞的課,西方有悲劇傳統,你想過中國為什麼不太沒有悲劇?為什麼中國唯一的悲劇就是《離騷》?」我搖頭不知,他說,「因為《離騷》的時候,中國是分裂、(楚國)是獨立的。有獨立、人才有自由,才能產生悲劇。」

他指指牆上的「台灣獨立」旗幟說道,「這才是台灣獨立真正的意義,你明白嗎?只有獨立,才有自由。」

為了自由,一切皆可拋,包括自小生長的城市,「大家都喜歡問我離開香港難不難過?其實,你要知道,人,才是最重要的。你這個人比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方都重要。所以說離開香港,我難過嗎?老實說,我一點都不難過。」

2020年4月25日台北,銅鑼灣書店開幕,台灣總統蔡英文送花致賀。
2020年4月25日台北,銅鑼灣書店開幕,台灣總統蔡英文送花致賀。

自由

我覺得我沒有很勇敢,我是很膽小的人。

在台北銅鑼灣書店裡,林榮基看來確實安然自得。開幕至今,書店人潮洶湧,許多書架幾乎天天都被清空,他仍與香港銅鑼灣書店一樣做派:並不請員工,一切自己來,晚上睡在櫃檯後的高架床上,書店即是家。若遇上老闆溜到小陽台上抽煙,顧客都曉得要耐心等待。

無論日夜,來找他合照、簽名的客人絡繹不絕,他向客人說最多的話題還是書,「這本好呀,有思想。」「這作者有另外一本,你看過沒有?」遇上中學生來店買書,他更忍不住叮囑,「手機也要看,書也要看呀,書才能給你思想。」指指腦袋,活像一個慈愛的父親。

但在晚上九點收店過後,朋友、記者與志工盡皆散去,他一人在店中整理書籍,又流露出賣書佬的脾氣:「書都給我亂擺,唉,有人就不懂書,都我亂亂放。」店中書籍擺架確實大致有序,文史、政治、哲學、國學、建築、戲劇、香港、新疆西藏、台灣、各國小說,是他多年自學而成的知識清明上河圖,迤邐開展,只是難免錯落著幾本被放錯櫃的書,都被他一一拿起、叨叨碎唸。

「你看這個果戈理,怎麼可以放在德國人那裏。日本的,給我放到美國那裏。上次有一個志工說要來幫我擺書,他放了一行我就說你放下吧,我來弄就好。全都是錯的,根本就不懂書。」打烊後的書店裡,便是他一人小宇宙,他手起手落,書本們便各自進入行星軌道,公轉自轉,包括平日常被「大人」們忽略的童書與繪本。

一進銅鑼灣書店門口,左右便是兩架童書櫃,有外國進口的繪本、台灣本土童書,甚至有各地政府出版的地方文史故事的兒童讀本,如澎湖縣政府的《花宅》等,「我覺得每間書店都應該有兒童書區。以後等人少一點了,我要在那邊擺些椅子,讓小朋友坐著看。」

為何把童書擺在一進門的顯眼位置?「你觀察一下,大人都會直接走進店裡、走到中間,不會停在門口,那邊就是小孩子最好的地方,不會跟大人擠。」回頭一看,L型書架夾成的直角,確實產生了一處繁忙動線中的寧靜小區,只容身材矮小的孩子窩在那兒看書。

「人要看書,閱讀的習慣就要重小培養。你要看書,才會思考,才會知道學校老師說的不一定是真的。」話頭一起,他不免又談那本自少年時期便喜愛的《古史辨》,「那時候看到好震撼,發現原來歷史跟老師說的不一樣,那到底是怎樣?好想知道。」

「到底是怎樣?」是林榮基常常無意提起的一個口頭禪。2016年,在香港海關、九龍塘車站外,他的思路亦是如此:究竟是要配合國安單位北返、交出書店資料,從此配合國安人員做監視香港的眼目;抑或轉身向世界說出實情、卻可能連累當時的女友與合夥人受到更多折磨?

「我覺得我沒有很勇敢,我是很膽小的人。我是在那裡一條一條想:事情到底是怎麼樣?如果我去了會怎樣、會發生什麼事?那不去呢?又會怎麼樣?一個一個想,再去想該怎麼做正確的決定。」回顧起來,林榮基隻字不言理想,只依著判斷,做出他認為最該做的決定。

1926年,胡適曾評論《古史辨》可以「解放人的思想、指示做學問的途徑、提倡深澈猛烈的真實精神」,百年之後,喜愛《古史辨》少年讀者終究選擇了忠於真實,而未有因為連串的威脅、恐嚇,而向虛偽低頭。

但林榮基始終遺憾的是,當年看到的《古史辨》是刪減版本,他一直想找完整版來看看。2018年,林榮基私人行程來台,由南到北訪問台灣各獨立書店,在桃園一間書店裡看見精裝版的《古史辨》,全套七本,衣冠齊整地放在架上,心下大喜,忙問老闆:「你怎麼會有這套?你也喜歡的?」

未料老闆只是有朋友家中長輩過世,拿舊書來變賣,自己根本沒看過。基於種種原因,林榮基沒有馬上下手買書,但在後來的兩年之間,一直對這套書難以忘懷。「會常常想它,想它現在應該已經被買走了?結果今年來開店,又遇到那店長,竟然還沒有賣出去!」

林榮基馬上買下,放在書店內的床邊,找到時間便讀一會。「我這兩年還常常在想,是誰買走它了?那個買到它的人一定好幸運。」時近午夜,收店後等待上架的新書堆積如山,林榮基把雙手交枕在書山上、臉頰靠在手背上,露出微笑,「啊呀,原來就是我自己,我就是那個幸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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