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老年快遞兵：他失去的不只是工作

16個男人擠在300平方呎的唐樓屋子裏，晾在床架和窗外的衣物悶著4月潮濕的天氣。8張雙層床把兩房一廳填滿，阿來睡下鋪，另一名住客的床離自己只有半米。關掉夾在床頭的小燈，和著廁所飄來的味道，又一個無心睡眠的夜晚降臨。

自2月初，疫情爆發、香港封關，66歲的阿來失業了。他搬進了這棟旺角唐樓，廳子裏沒有頂燈，只有一張桌子，一台電視機。住客們不怎麼說話，阿來只知有兩個人在餐廳打工，有一個人上三天班就得休息兩天，沒有穩定工作。他們或坐在桌旁，或坐在床上，把床的簾子一拉，從擁擠的公共空間劃分出一點私人世界。

阿來躺在屬於自己的單人床黑盒子裏，今夜沒有收到工頭的電話，意味著明天又是在街頭晃蕩的一天。即使早已拜託所有認識的人幫忙留意工作空缺，可往日長期缺人的清潔工作如今怎麼排隊都輪不上他。數著一個月來打零工賺的錢，連1800港元的房租都交不起。吃的方面倒還未太憂愁，社工教他從NGO組織的「食物銀行」拿飯盒。捉襟見肘，睡不著，阿來常想起兩個月前，他仍住在深圳一套同樣差不多三百呎的房子裏，那時只有一個室友，帶窗戶和陽台的廳子十分敞亮；想起自己當時幹勁十足跑在中港兩邊，來回送貨，他更一度計劃攢錢在深圳創業……

如此胡思亂想，不知不覺便到凌晨四點，同屋的室友開始陸續起身，出門工作。天也亮了，洗把臉，阿來套上常穿的格仔衫，壓一頂鴨舌帽，戴好口罩便出門。兩手空空，今天也是人生裏努力找工作的一天。放眼全香港，還有超過13萬人和阿來一樣，掙扎在疫情下看不見盡頭的失業大潮裏。

斷鏈

也有人叫他們「人肉」快遞…… 一個背包、大行李箱和手推車，每日往返於中港口岸，無形中搭建了一條「人肉」運輸線

失業前，阿來是一名中港速遞「步兵」——用行李箱、小推車，人手送貨，往來中港兩地。與「水貨客」不同，他們不是從香港買貨運到深圳倒賣，而是服務中港兩地小型企業的速遞員。

也有人叫他們「人肉」快遞。阿來沒有公司提供的車，純靠雙手雙腳，一個背包、大行李箱和手推車，每日往返於中港口岸，無形中搭建了一條「人肉」運輸線。他的顧客，是旺角、太子、尖沙咀一帶的街邊小鋪、舊式商場裏的商店，包括西服店、婚紗店、鞋店、廣告製作公司、裝修公司，甚至還有一家藏在商場最犄角旮旯處的漫畫書店。

對於運過的貨物，他如數家珍：裁製好的結婚禮服，用塑料袋包裝得整整齊齊；新近印好的廣告海報，能有兩米高；從大陸印回來的名片，一印能印一萬張；一些婚慶紅色中式燈籠，在香港賣的都是他和行家從深圳運回來的；甚至還有零散的凳子、桌子、坐式厕所和洗手盆，是香港的裝修公司幫客人從深圳訂的。

這一切，都是因為「在深圳買會比較便宜」。而相比大型速遞公司，阿來和行家們的優勢，是較低的價格，和「一日來回」的加急速度。

每一天，他從旺角出發，把香港小企業製作的西服、婚紗、晚宴鞋子的樣板，塞進26吋、差不多及腰的大行李箱和背包。然後拉箱背包，坐50分鐘地鐵，到羅湖口岸，過關後坐上深圳的地鐵，再把貨物運到散落深圳各處的工廠、公司。最後，又把深圳做好的西服婚紗鞋子成品、印刷好的大型廣告紙卷，用同樣的方法運去香港各處的小店。

「步兵」單程收入100塊錢港幣，能運10公斤左右的貨物。由於港鐵規定乘客只能攜帶不超過1.3米的物件，運2米高的廣告海報回港時，阿來會選擇從皇崗口岸坐跨境巴士，廣告卷就放進巴士底的行李層，不過，貨運常常擋住別的旅客放行李，跨境巴士的司機因此不太喜歡這些「步兵」。

阿來工作的這家中港速遞公司，已經運作了十幾年了，靠著人手一日來回的速度，以及願意運送「順豐」這種中資大公司的「禁運品」如漫畫書，在大型速遞公司巨頭壟斷的市場裏，摸爬滾打出自己的顧客群。公司長工和散工原本有20人左右，據阿來粗略的估計，全港還有約10家這樣的小型速遞。

和全港其他大行業相比，「人肉快遞」只是一個小而邊緣的工種群體，不過，它對66歲的阿來而言，曾是一份令他充滿希望的穩定工作。

阿來加入公司一年多，他說自己這個年紀，在香港本就很難找工作。慶幸這工作對年紀無甚要求，雖然每月收入不足一萬元，但自己日益上手，開始認識、發展新的顧客，以此提升收入。阿來盤算著一個他稱之為「夕陽計劃」的創業生意，但這一切生意經和基本的生活環境，都隨著疫情爆發、香港封關和強制檢疫，突然全部倒塌。

2月初，港府部分封關之後，阿來原本賴以生存的運輸鏈條一下子斷掉，老闆給他們發來了微信：「我能力有限，大家保重。」

就這樣，阿來失業了。人生66年，失業不是沒遇過，但這一次等待他的，是整個香港看不見盡頭的失業大潮。

從「工搵人」到「人搵工」

現在這個位置都要排隊了，明天沒有位，後天也沒有……

「好久沒試過這麼多失業的人來求助。」社工組織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的社工吳衛東說。

在深水埗海壇街，SoCO服務中心從今年一月開始就收到大量失業人士的求助，據吳衛東說，2到3月份，協會共接觸到超過500個失業個案。吳衛東是註冊社工，自1990年開始服務弱勢群體和基層勞工，正常日子，他們每月接觸的失業個案大約是5-10個。

三月初一個下午，阿來過去找吳衛東申請急救基金和綜援（編按：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香港政府提供的失業及低收入救助），緩解燃眉之急。在他之前，辦公室剛剛來了一個酒樓大廚，同樣失業一個多月，甚至沒有宿舍可住，只能露宿街頭，每天靠即食麵維生。

「天塌下來似的。」大廚說。他原本工作的藍田麗港城酒樓有7家連鎖店，當時已經倒閉了3家。據他了解，酒樓正常一天生意額能有幾萬元，去到週末甚至能有十幾二十萬元，但自從去年六月社會運動開始，生意少了三、四成。

「接著疫情更怕，直接跌到谷底。」疫情爆發後，「邊爐家族」新聞一出，大廚所在的酒樓一天只做得幾千塊錢生意，這家酒樓迅速倒閉，解散70多名員工。散伙那天，大傢伙圍著一張大圓桌子或站或坐，主管一個個給他們算剩下來要發的工資。

大廚從12歲就開始出來工作，做了幾十年大廚，他說，從來是「工搵人」，現在是「人搵工」。

過去十年，香港失業率一直相對較低，維持在約2.8%到3.8%之間，困難反倒是勞動力不足。然而如今，失業率開始攀升了。政府3月17日公佈經季節性調整後的數據，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失業率高達3.7%，是過去九年來最高，其中，零售行業失業率超過6%，建造行業更接近7%。

就在剛失業的時候，有朋友告訴阿來，政府14天強制檢疫隔離營聘請清潔工，阿來還擔心病毒而沒有去，幾個星期後他才發現，現在連隔離營的高危工作都沒有了。

「萍姐，如果是隔離營，妳也預我吧。」阿來對隔離營的工頭說。

「之前叫你，你又不去，現在這個位置都要排隊了。明天沒有位，後天也沒有，如果有就跟你聯絡。」萍姐說。

他又拜託了所有認識的朋友、工頭，零零散散能夠獲得一點臨時的工作，這些工作常常是晚上十點多才打電話過來通知第二天做替工的。他發現，過往通常較有空缺的清潔工作，現在排隊都排不上；加上自己66歲的年紀，工頭經常把他排在最後考慮的位置。

如果這一天沒有工作，阿來也睡不著，聽著同宿舍的人從四點到五點到六點七點各一輪起身出門，然後自己也起床，九點多到旺角綜合大樓的廉價食堂坐著。

三月的早上，在這個廉價食堂裏，一張張大圓桌子零零散散坐著好些中老年男人，他們埋頭吃飯、看報紙、刷手機，當中不少人像阿來一樣，正在尋找散工。

被忽略的一群

有的基層家庭裏，男人失業，只能將家人拆散……

失業大潮剛剛開始，浪還未到最高。

就在阿來住的旺角男子宿舍步行十五分鐘範圍，旺角、太子一帶隨處可見快要倒閉的店鋪。曾經找過阿來「人肉」運貨的一家西服店，店員吳先生告訴端傳媒，2月份跌了八成生意額，客流量少了一半。

小型商鋪正在咬牙支撐、甚至倒閉，大型連鎖企業都開始出現倒閉情況。在香港被視為甜品連鎖店開山鼻祖的許留山，其在大埔廣場的分店因為積欠租金、水電等逾40萬港幣，面臨倒閉危機。在香港開業超過40年的大眾書局，日前宣佈在港全線16間分店結業。

「結業潮絕對已經開始了，」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珠寶巨頭謝瑞麟的集團主席及行政總裁謝邱安儀告訴端傳媒，「餐飲業已經好明顯，零售業其實從中美貿易戰開始，一些小的企業已經陸續結業；當然去到社會事件就更加加速，現在來到疫情，其實不單止中小企，像許留山、大眾書局，這些在香港扎根多年的（大型）零售企業都全線關門。」

不少員工開始被放無薪假期，公司以此節省開支。香港酒店工會早前訪問300位來自170間酒店的員工，發現有超過六成受訪員工被要求放無薪假期，超過五成員工每月放四日或更多日數的無薪假，最嚴重的情況去到十日，等於變相減薪。

職工盟要求港府資助失業、開工不足和因強制檢疫而不獲支薪的僱員。不過，目前為止，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拒絕成立失業援助金，直接支援失業人士。

「我真的要講，我對羅致光極度失望，」社工吳衛東服務基層人士多年，眼見失業人士源源不斷湧入SoCO，政府措施卻無法令他們受惠，他有點憤怒。

目前在香港，失業或低收入人士可以家庭為單位，向社會福利署申請綜援，合資格人士以非長者單身住戶為例，每月可獲得約2525港元生活津貼和1885港元房屋津貼，不少業主正是看準這一份房屋津貼，經營租金約為1800港元的板房或床位房。不過，吳衛東表示，綜援有種種侷限，包括審批需時，需以整個家庭為單位進行繁複的資產審查，需要提交一年的銀行資料和強積金資料等。

政府在今年2月開始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首輪計劃在四個月內向2月21日前已經領取在職家庭津貼（下稱「職津」）的人士一筆過發放兩個月的津貼，羅致光表示，補貼已經在政府部門有登記資料的職津人士，這個做法是希望減省審批程序。他承認，措施未能幫助受疫情影響、但過往無領取職津的人士。

「『抗疫基金』名字動聽，但卻沒真正幫到1到3月失業的人，只幫助職津人士。去年連職津都不申請、希望自食其力的人，現在政府都不幫。」吳衛東說。

4月份，政府公佈抗疫基金第二輪計劃，推出800億元「保就業」計劃，向僱主補貼每名僱員月薪五成、上限9000元，要求僱主承諾不裁員及將補貼全數用於支薪。

「為什麼這筆錢不直接給僱員？」吳衛東質疑，計劃只照顧僱主，存在漏洞：僱主可以藉機換人：將年資較高、薪酬較高者解僱，改請薪酬較低的年輕人，如此員工數目不變，又可以早前較高的薪金做標準來換取高補貼。

吳衛東手頭正在處理幾十個失業個案，他說有的基層家庭裏，男人失業，只能將家人拆散，讓妻子和女兒回大陸親戚家，兒子寄宿香港親戚家，自己則露宿街頭。

而由於入住隔離營需收費2800元，一些原本在深圳居住、往返香港工作的基層人士，因失業身無分文，不敢回來進入隔離營，被困在深圳。「他們只能到處向人借錢，可是大家都失業，沒人可以幫他們。他們從未濫用資源，政府還要收取他們隔離營費用，好像在推他們去死。」吳衛東說。

夢碎

「你又年紀大，又沒有（給別人）安全感，我也理解的……」

阿來不是沒有努力生活過。

他出身基層家庭，年輕時做了20年製衣工廠，正趕上香港製造業的黃金年代；九七政權移交，2003年開放自由行，乘著中港兩地交流頻密的勢頭，阿來也做過水貨客。製造業失落後，他打過各個行業的工，保安、地盤、清潔。如今他上了年紀，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不計較年紀的速遞工作，又稍微開始能夠存錢，沒想到殺出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在生死攸關的全球疫情危機面前，和疫情發源的內地有如此緊密聯繫的香港自不能免受影響。

從製衣變成送衣，阿來的工作隨著香港產業轉型而變化；他曾工作過的「萬泰製衣」，創始人的兒子正是前自由黨主席田北俊，現在萬泰製衣早就轉型了，成了地產發展商。

阿來一直沒存多少錢。幾年前，他攢好了一筆錢，在深圳盤下一家洗衣店，奈何選址不慎、競爭激烈而做不下去。他沒有放棄，在疫情爆發、生活倒塌以前，他給自己想了一個更周全的「夕陽計劃」：

積累客戶資源，在基本運輸費以外拿到提成，用一年的時間攢夠5萬元，到深圳再次開一家屬於自己的洗衣店——他已經想好了，只要在一個洗衣店數目較少的居民區，盤一個比上次面積小的店面，大約3到4平方米，用來招攬生意、處理訂單；然後在店面樓上大約三、四樓左右租下一間3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用來擺放兩到三部洗衣機，以及一部乾衣機。

這也會是他住的房子，他期盼著再從深圳找一個會車衣的女友，心裏希望對方四十多歲左右，他開洗衣店，女友幫補增設車衣服務，一齊過活、做生意，「有個伴」。

「我也想在香港找（伴侶），但沒有條件。你又年紀大，又沒有（給別人）安全感，我也理解的。」他喃喃著說。

他打算得仔細：「如果洗衣店上了軌道，我就不用做這裏（速遞員工作），全職做洗衣店。還可以領『廣東計劃』（為移居廣東省的香港高齡居民發放津貼）那三千塊錢。」

他說深圳的房子陽光充足，大多有陽台，這樣他也許還能養一條狗，過過日子。

「人生最後階段，夕陽、黃昏起碼好一點。」

（尊重受訪者意願，阿來為化名。）

（實習記者梁日恆對本文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