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老年快递兵：他失去的不只是工作

16个男人挤在300平方呎的唐楼屋子里，晾在床架和窗外的衣物闷著4月潮湿的天气。8张双层床把两房一厅填满，阿来睡下铺，另一名住客的床离自己只有半米。关掉夹在床头的小灯，和著厕所飘来的味道，又一个无心睡眠的夜晚降临。

自2月初，疫情爆发、香港封关，66岁的阿来失业了。他搬进了这栋旺角唐楼，厅子里没有顶灯，只有一张桌子，一台电视机。住客们不怎么说话，阿来只知有两个人在餐厅打工，有一个人上三天班就得休息两天，没有稳定工作。他们或坐在桌旁，或坐在床上，把床的帘子一拉，从拥挤的公共空间划分出一点私人世界。

阿来躺在属于自己的单人床黑盒子里，今夜没有收到工头的电话，意味著明天又是在街头晃荡的一天。即使早已拜托所有认识的人帮忙留意工作空缺，可往日长期缺人的清洁工作如今怎么排队都轮不上他。数著一个月来打零工赚的钱，连1800港元的房租都交不起。吃的方面倒还未太忧愁，社工教他从NGO组织的“食物银行”拿饭盒。捉襟见肘，睡不著，阿来常想起两个月前，他仍住在深圳一套同样差不多三百呎的房子里，那时只有一个室友，带窗户和阳台的厅子十分敞亮；想起自己当时干劲十足跑在中港两边，来回送货，他更一度计划攒钱在深圳创业……

如此胡思乱想，不知不觉便到凌晨四点，同屋的室友开始陆续起身，出门工作。天也亮了，洗把脸，阿来套上常穿的格仔衫，压一顶鸭舌帽，戴好口罩便出门。两手空空，今天也是人生里努力找工作的一天。放眼全香港，还有超过13万人和阿来一样，挣扎在疫情下看不见尽头的失业大潮里。

断链

也有人叫他们“人肉”快递…… 一个背包、大行李箱和手推车，每日往返于中港口岸，无形中搭建了一条“人肉”运输线

失业前，阿来是一名中港速递“步兵”——用行李箱、小推车，人手送货，往来中港两地。与“水货客”不同，他们不是从香港买货运到深圳倒卖，而是服务中港两地小型企业的速递员。

也有人叫他们“人肉”快递。阿来没有公司提供的车，纯靠双手双脚，一个背包、大行李箱和手推车，每日往返于中港口岸，无形中搭建了一条“人肉”运输线。他的顾客，是旺角、太子、尖沙咀一带的街边小铺、旧式商场里的商店，包括西服店、婚纱店、鞋店、广告制作公司、装修公司，甚至还有一家藏在商场最犄角旮旯处的漫画书店。

对于运过的货物，他如数家珍：裁制好的结婚礼服，用塑料袋包装得整整齐齐；新近印好的广告海报，能有两米高；从大陆印回来的名片，一印能印一万张；一些婚庆红色中式灯笼，在香港卖的都是他和行家从深圳运回来的；甚至还有零散的凳子、桌子、坐式厕所和洗手盆，是香港的装修公司帮客人从深圳订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在深圳买会比较便宜”。而相比大型速递公司，阿来和行家们的优势，是较低的价格，和“一日来回”的加急速度。

每一天，他从旺角出发，把香港小企业制作的西服、婚纱、晚宴鞋子的样板，塞进26吋、差不多及腰的大行李箱和背包。然后拉箱背包，坐50分钟地铁，到罗湖口岸，过关后坐上深圳的地铁，再把货物运到散落深圳各处的工厂、公司。最后，又把深圳做好的西服婚纱鞋子成品、印刷好的大型广告纸卷，用同样的方法运去香港各处的小店。

“步兵”单程收入100块钱港币，能运10公斤左右的货物。由于港铁规定乘客只能携带不超过1.3米的物件，运2米高的广告海报回港时，阿来会选择从皇岗口岸坐跨境巴士，广告卷就放进巴士底的行李层，不过，货运常常挡住别的旅客放行李，跨境巴士的司机因此不太喜欢这些“步兵”。

阿来工作的这家中港速递公司，已经运作了十几年了，靠著人手一日来回的速度，以及愿意运送“顺丰”这种中资大公司的“禁运品”如漫画书，在大型速递公司巨头垄断的市场里，摸爬滚打出自己的顾客群。公司长工和散工原本有20人左右，据阿来粗略的估计，全港还有约10家这样的小型速递。

和全港其他大行业相比，“人肉快递”只是一个小而边缘的工种群体，不过，它对66岁的阿来而言，曾是一份令他充满希望的稳定工作。

阿来加入公司一年多，他说自己这个年纪，在香港本就很难找工作。庆幸这工作对年纪无甚要求，虽然每月收入不足一万元，但自己日益上手，开始认识、发展新的顾客，以此提升收入。阿来盘算著一个他称之为“夕阳计划”的创业生意，但这一切生意经和基本的生活环境，都随著疫情爆发、香港封关和强制检疫，突然全部倒塌。

2月初，港府部分封关之后，阿来原本赖以生存的运输链条一下子断掉，老板给他们发来了微信：“我能力有限，大家保重。”

就这样，阿来失业了。人生66年，失业不是没遇过，但这一次等待他的，是整个香港看不见尽头的失业大潮。

从“工揾人”到“人揾工”

现在这个位置都要排队了，明天没有位，后天也没有……

“好久没试过这么多失业的人来求助。”社工组织香港社区组织协会（SoCO）的社工吴卫东说。

在深水埗海坛街，SoCO服务中心从今年一月开始就收到大量失业人士的求助，据吴卫东说，2到3月份，协会共接触到超过500个失业个案。吴卫东是注册社工，自1990年开始服务弱势群体和基层劳工，正常日子，他们每月接触的失业个案大约是5-10个。

三月初一个下午，阿来过去找吴卫东申请急救基金和综援（编按：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香港政府提供的失业及低收入救助），缓解燃眉之急。在他之前，办公室刚刚来了一个酒楼大厨，同样失业一个多月，甚至没有宿舍可住，只能露宿街头，每天靠即食面维生。

“天塌下来似的。”大厨说。他原本工作的蓝田丽港城酒楼有7家连锁店，当时已经倒闭了3家。据他了解，酒楼正常一天生意额能有几万元，去到周末甚至能有十几二十万元，但自从去年六月社会运动开始，生意少了三、四成。

“接著疫情更怕，直接跌到谷底。”疫情爆发后，“边炉家族”新闻一出，大厨所在的酒楼一天只做得几千块钱生意，这家酒楼迅速倒闭，解散70多名员工。散伙那天，大家伙围著一张大圆桌子或站或坐，主管一个个给他们算剩下来要发的工资。

大厨从12岁就开始出来工作，做了几十年大厨，他说，从来是“工揾人”，现在是“人揾工”。

过去十年，香港失业率一直相对较低，维持在约2.8%到3.8%之间，困难反倒是劳动力不足。然而如今，失业率开始攀升了。政府3月17日公布经季节性调整后的数据，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失业率高达3.7%，其中，零售行业失业率超过6%，建造行业更接近7%。

就在刚失业的时候，有朋友告诉阿来，政府14天强制检疫隔离营聘请清洁工，阿来还担心病毒而没有去，几个星期后他才发现，现在连隔离营的高危工作都没有了。

“萍姐，如果是隔离营，妳也预我吧。”阿来对隔离营的工头说。

“之前叫你，你又不去，现在这个位置都要排队了。明天没有位，后天也没有，如果有就跟你联络。”萍姐说。

他又拜托了所有认识的朋友、工头，零零散散能够获得一点临时的工作，这些工作常常是晚上十点多才打电话过来通知第二天做替工的。他发现，过往通常较有空缺的清洁工作，现在排队都排不上；加上自己66岁的年纪，工头经常把他排在最后考虑的位置。

如果这一天没有工作，阿来也睡不著，听著同宿舍的人从四点到五点到六点七点各一轮起身出门，然后自己也起床，九点多到旺角综合大楼的廉价食堂坐著。

三月的早上，在这个廉价食堂里，一张张大圆桌子零零散散坐著好些中老年男人，他们埋头吃饭、看报纸、刷手机，当中不少人像阿来一样，正在寻找散工。

被忽略的一群

有的基层家庭里，男人失业，只能将家人拆散……

失业大潮刚刚开始，浪还未到最高。

就在阿来住的旺角男子宿舍步行十五分钟范围，旺角、太子一带随处可见快要倒闭的店铺。曾经找过阿来“人肉”运货的一家西服店，店员吴先生告诉端传媒，2月份跌了八成生意额，客流量少了一半。

小型商铺正在咬牙支撑、甚至倒闭，大型连锁企业都开始出现倒闭情况。在香港被视为甜品连锁店开山鼻祖的许留山，其在大埔广场的分店因为积欠租金、水电等逾40万港币，面临倒闭危机。在香港开业超过40年的大众书局，日前宣布在港全线16间分店结业。

“结业潮绝对已经开始了，”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珠宝巨头谢瑞麟的集团主席及行政总裁谢邱安仪告诉端传媒，“餐饮业已经好明显，零售业其实从中美贸易战开始，一些小的企业已经陆续结业；当然去到社会事件就更加加速，现在来到疫情，其实不单止中小企，像许留山、大众书局，这些在香港扎根多年的（大型）零售企业都全线关门。”

不少员工开始被放无薪假期，公司以此节省开支。香港酒店工会早前访问300位来自170间酒店的员工，发现有超过六成受访员工被要求放无薪假期，超过五成员工每月放四日或更多日数的无薪假，最严重的情况去到十日，等于变相减薪。

职工盟要求港府资助失业、开工不足和因强制检疫而不获支薪的雇员。不过，目前为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拒绝成立失业援助金，直接支援失业人士。

“我真的要讲，我对罗致光极度失望，”社工吴卫东服务基层人士多年，眼见失业人士源源不断涌入SoCO，政府措施却无法令他们受惠，他有点愤怒。

目前在香港，失业或低收入人士可以家庭为单位，向社会福利署申请综援，合资格人士以非长者单身住户为例，每月可获得约2525港元生活津贴和1885港元房屋津贴，不少业主正是看准这一份房屋津贴，经营租金约为1800港元的板房或床位房。不过，吴卫东表示，综援有种种局限，包括审批需时，需以整个家庭为单位进行繁复的资产审查，需要提交一年的银行资料和强积金资料等。

政府在今年2月开始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首轮计划在四个月内向2月21日前已经领取在职家庭津贴（下称“职津”）的人士一笔过发放两个月的津贴，罗致光表示，补贴已经在政府部门有登记资料的职津人士，这个做法是希望减省审批程序。他承认，措施未能帮助受疫情影响、但过往无领取职津的人士。

“‘抗疫基金’名字动听，但却没真正帮到1到3月失业的人，只帮助职津人士。去年连职津都不申请、希望自食其力的人，现在政府都不帮。”吴卫东说。

4月份，政府公布抗疫基金第二轮计划，推出800亿元“保就业”计划，向雇主补贴每名雇员月薪五成、上限9000元，要求雇主承诺不裁员及将补贴全数用于支薪。

“为什么这笔钱不直接给雇员？”吴卫东质疑，计划只照顾雇主，存在漏洞：雇主可以借机换人：将年资较高、薪酬较高者解雇，改请薪酬较低的年轻人，如此员工数目不变，又可以早前较高的薪金做标准来换取高补贴。

吴卫东手头正在处理几十个失业个案，他说有的基层家庭里，男人失业，只能将家人拆散，让妻子和女儿回大陆亲戚家，儿子寄宿香港亲戚家，自己则露宿街头。

而由于入住隔离营需收费2800元，一些原本在深圳居住、往返香港工作的基层人士，因失业身无分文，不敢回来进入隔离营，被困在深圳。“他们只能到处向人借钱，可是大家都失业，没人可以帮他们。他们从未滥用资源，政府还要收取他们隔离营费用，好像在推他们去死。”吴卫东说。

梦碎

“你又年纪大，又没有（给别人）安全感，我也理解的……”

阿来不是没有努力生活过。

他出身基层家庭，年轻时做了20年制衣工厂，正赶上香港制造业的黄金年代；九七政权移交，2003年开放自由行，乘著中港两地交流频密的势头，阿来也做过水货客。制造业失落后，他打过各个行业的工，保安、地盘、清洁。如今他上了年纪，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不计较年纪的速递工作，又稍微开始能够存钱，没想到杀出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在生死攸关的全球疫情危机面前，和疫情发源的内地有如此紧密联系的香港自不能免受影响。

从制衣变成送衣，阿来的工作随著香港产业转型而变化；他曾工作过的“万泰制衣”，创始人的儿子正是前自由党主席田北俊，现在万泰制衣早就转型了，成了地产发展商。

阿来一直没存多少钱。几年前，他攒好了一笔钱，在深圳盘下一家洗衣店，奈何选址不慎、竞争激烈而做不下去。他没有放弃，在疫情爆发、生活倒塌以前，他给自己想了一个更周全的“夕阳计划”：

积累客户资源，在基本运输费以外拿到提成，用一年的时间攒够5万元，到深圳再次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洗衣店——他已经想好了，只要在一个洗衣店数目较少的居民区，盘一个比上次面积小的店面，大约3到4平方米，用来招揽生意、处理订单；然后在店面楼上大约三、四楼左右租下一间3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用来摆放两到三部洗衣机，以及一部干衣机。

这也会是他住的房子，他期盼著再从深圳找一个会车衣的女友，心里希望对方四十多岁左右，他开洗衣店，女友帮补增设车衣服务，一齐过活、做生意，“有个伴”。

“我也想在香港找（伴侣），但没有条件。你又年纪大，又没有（给别人）安全感，我也理解的。”他喃喃著说。

他打算得仔细：“如果洗衣店上了轨道，我就不用做这里（速递员工作），全职做洗衣店。还可以领‘广东计划’（为移居广东省的香港高龄居民发放津贴）那三千块钱。”

他说深圳的房子阳光充足，大多有阳台，这样他也许还能养一条狗，过过日子。

“人生最后阶段，夕阳、黄昏起码好一点。”

（尊重受访者意愿，阿来为化名。）

（实习记者梁日恒对本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