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政治與日本野心：推遲東京奧運會為何這麼難？

2020年3月24日，隨着國際奧委會主席托馬斯·巴赫（Thomas Bach）宣布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2020年的國際體育日曆已正式清空。近一週之後，為了給疫情防控留足時間，國際奧委會確定東京奧運會推至2021年7月23日開幕。這是現代奧運會開辦124年來第一次被推遲，也是一次遲來的延期。

世衞組織在3月11日宣布疫情「全球大流行」後，超過100個國家和地區出台出入境限制，國際航班逾八成停飛。在此情境下，令來自206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1000名運動員於7月末齊聚東京新國立競技場，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3月中旬，身在歐美的明星運動員們相繼感染2019冠狀病毒；隨着世界範圍內包括健身房、游泳池和室內球場等公共場所相繼關閉，運動員們已無心訓練，隔離在家，不少人通過社交媒體呼籲奧運改期。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內務官房長官菅義偉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依然表示要確保奧運會如期舉辦。3月17日，巴赫表示「任何猜忌都會產生副作用」，國際奧委會「鼓勵運動員在2020年的東京拿出最好的表現。」若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相繼宣布退出，不知國際奧委會和日本政府還要給普羅大眾注射多少針強心劑。

究竟是日本死保2020東京奧運如期舉行？還是國際奧委會一廂情願無視疫情？考慮到體育並非國際博弈與國內政治的真空地帶，這場鬧劇更可能是雙方合力的結果。或許，相比「何以至此」，「何難以至此」 ——為何奧委會和日本政府的決定如中國大陸、歐洲、美國的疫情防控一樣姍姍來遲？——才是在疫情的放大鏡下，審視史無前例的推遲和現代奧運歷史該拋出的問題。

巴赫與他堅持的「運動員為中心」

理解現任主席托馬斯·巴赫做出的歷史性決策及其過程，或許要從戰後奧運事業的最大挫敗說起。1979年聖誕前夕，蘇聯入侵阿富汗，扶植共產主義傀儡政權，包括美國、日本、中國等六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在新年年初先後決定不參與1980年的莫斯科奧運會以示抗議，高舉世界和平旗號的奧運幾乎成了社會主義陣營及其友好國家的自娛自樂。

彼時的西德擊劍運動員巴赫26歲，四年前他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與隊友一起收穫花劍團體金牌。他本渴望在莫斯科衞冕，終壯志未酬。退役後，他對四年血淚因國際政治付諸東流耿耿於懷，遂走上體育政壇，希望奧運不再向國際大環境低頭，以免損害揮汗如雨的運動員。

1981年，國際奧委會為了加強協會與運動員的溝通，成立了運動員委員會，巴赫是機構的創始成員。此後，他深得時任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的喜愛，在1991年入圍國際奧委會、2000年首次當選副主席，並在2013年以壓倒性優勢當選主席。巴赫也成為歷史上首位當選國際奧委會主席的奧運冠軍，和首位從運動員委員會走出來的主席。

此後，巴赫進一步擁抱國際主義和年輕一代熱衷的進步價值，在2014年主導制定了指引奧運和國際奧委會發展未來的《奧運2020議程》，內容包括：「增強開支透明度」，「培育性別平等」，「增加不歧視性取向內容」，「國際奧委會要將運動員放在奧運會的中心」等40條建議。

回溯奧運歷史，每個時期的重大決策都有國際奧委會主席的個人烙印。擁有126年歷史的國際奧委會主席僅產生過9位主席，平均每人任期14年。這一數字遠超聯合國秘書長和世衞組織總幹事等重要國際組織的要員，甚至超過一些威權政體的獨裁者。

自1952年到1972年任職的美國人艾弗里·布倫戴奇，將此前作為美國奧委會委員和美國體育協會主席期間的保守傾向帶到了奧委會任期。他堅持「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確立的「業餘主義」原則，拒絕職業運動員，將實施種族隔離的南非留在奧運大家庭直到1971年，排斥「紅色中國」在奧運之外。自1980年到2001年任職的「中國人民老朋友」西班牙人胡安·薩馬蘭奇，將作為佛朗哥政府麾下駐蘇聯大使的圓滑靈活帶到了他治下的奧委會。他反對殖民主義、反對種族歧視、推動男女平等，允許職業運動員參賽和奧運商業化，並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奧運大家庭。

作為第九任主席，巴赫的政治敏感度和對運動員感受的體察，幫助他成功應對了任內的緊急狀況。2014年索契冬奧會爆出俄羅斯支持運動員系統性服用禁藥，他將2016年俄羅斯運動員的參賽權交由各運動單項委員會決定。在2018年平昌冬奧會前，他撤銷了俄羅斯奧委會的會員資格，並禁止俄羅斯官員和相關國家標誌出現在平昌。僅有通過奧委會資格考核的俄羅斯運動員被允許以「來自俄羅斯的奧林匹克運動員」身份參賽。同時，他在出重拳之前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了交流，維持了奧委會與俄羅斯的關係。俄聯邦政府最終未阻止該國運動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平昌冬奧。此外，2018年冬奧會前，巴赫歡迎朝鮮參加冬奧。他對朝韓官員和運動員的安排可謂恰到好處。唯一的輿論爭議在於因半島政治組建的朝韓女子冰球聯隊犧牲了韓國女冰運動員的情感與利益。半島緊張局勢最終因奧運降温，巴赫也收穫了不少好評。

如果巴赫以這樣的智慧與姿態度過餘下任期，他很可能成為奧委會歷史上爭議最少的主席。可2019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和他開了個玩笑。終於在2020年3月22日，此前猶猶豫豫的巴赫看到病毒席捲非洲大陸近四十個國家後，召集了執委會緊急會議。不到48小時後，東京奧運會被延期。

就國際奧委會而言，推遲之難，難在決策中隱隱作祟的個人主義，更難在協會需處理的與各國際組織、各國奧委會和日本主辦方的政治關係。

此前，巴赫在接受媒體採訪和致信運動員時多次表示，奧委會需要更多信息——1980年自己也面臨不確定性。他認為當時西德的體育官員並未了解清楚情況、做了草率決定，讓自己奧運衞冕夢碎。雖然1980和2020都面臨不確定的國際環境，但陣營間的冷戰與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的病毒不盡相同。當運動員的不滿在社交媒體洶湧，巴赫似乎將自己制定的「運動員為中心」拋在了腦後。他依賴自己過去的感受揣度當下的運動員，並試圖說服並鼓勵他們在不確定性面前加緊籌備訓練。

就國際奧委會而言，推遲之難，難在決策中隱隱作祟的個人主義，更難在協會需處理的與各國際組織、各國奧委會和日本主辦方的政治關係。而這一四處逢源的角色使命，早在現代奧運會創辦之初，就已寫進了腳本。

現代奧運會的起源：國際主義外殼下的政治機會主義的驅動

19世紀50年代，德國考古學家發掘了奧林匹亞的體育聚會遺蹟。法國貴族皮埃爾·德·顧拜旦男爵從中察覺到了振興1870年普法戰爭後被德國壓制的法蘭西第三帝國的妙方。「德國人發掘了奧林匹亞的遺址，可是法蘭西為什麼不能着手恢復她古代光榮的歷史呢？」他曾這樣寫道。

顧拜旦1863年生於一個巴黎的貴族世家，目睹祖國在1870年恥辱地敗給走在強國之路上的鄰國後，青年顧拜旦先後放棄學習軍事與法律，寄望於歷史、教育與社會哲學，尋覓強國之道。遊歷英美期間，他被兩國校內體育教育的活力感染。為重振法蘭西的「精氣神」，顧拜旦開始宣揚對法國國民進行體質教育。可彼時羸弱的政府無力支持開展體育，顧拜旦轉而想到一種假託歷史的國際主義路徑。

1890年，他去希臘奧林匹亞考察考古學家最新發掘的古代運動會遺蹟。據文獻記載，1892年聖誕節，剛年滿29歲的他「一拍腦袋」地在演講中提出「復興古代奧林匹克運動」，卻無意間贏得廣泛迴響。此後，顧拜旦與多國政要就國際體育議程的斡旋讓法國重新成為歐美列強的焦點。1894年6月，他主持國際體育會議在巴黎索邦大學召開，是為國際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的前身。

1896年，第一屆現代奧運會在希臘雅典舉行。希臘人本想將奧運會永久留在古代奧運的發祥地，遭到顧拜旦拒絕——他認為奧運是世界的，盛會能弘揚體育精神，而且國際主義有助於和平與團結。儘管，保守的法蘭西貴族指責他不顧國家利益，是「貴族叛徒」。1908年，顧拜旦將「加強教育與人格建設、追求公正平等、促進文化交流與世界和平」等理念加入現代奧運會的構想，並提出「獨立於政治的體育應作為社會改革而非國家治理的工具」。

1912年，歐洲大陸戰事已箭在弦上，顧拜旦卻將1916年奧運會授予德國。他期待奧運的人文精神能讓德意志戰爭機器停下腳步。但他近乎天真的想法沒能如願，1916年奧運會因一戰的全面爆發而被取消。

奧運會作為國際主義理想的代言，呈現着與多種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圓融的機會主義色彩；作為一個宏觀而泛泛的概念，奧運會不免被各種形態的政治實體利用。

1925年，顧拜旦卸任奧委會主席。晚年生活窮困潦倒，他意識到理想主義根植於國際現實的重要，可他將奧運理想寄託在國家機器下的想法導致了他人生的最大污點。據二戰後解密文檔，1936柏林奧組委在希特勒授意下，向顧拜旦行賄10000帝國馬克（約合當時4000美元）以「表達敬意」，並特別強調此舉「不必公開」。柏林還說，如果國際奧委會有疑問，德國會解釋這筆錢是給顧拜旦基金會的捐款。他們還承諾柏林奧運之後，德國準備提名顧拜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顧拜旦懷着「欣喜與感激」接受了這筆錢。他隨後盛讚希特勒推崇「進步」，以「商業宣傳與政治宣傳無異」為納粹奧運辯護，宣稱對於奧運最重要的是「奧林匹克運動本身借舉辦奧運會得到發展」。

一年後，力圖走出法國貴族舒適圈的顧拜旦結束了傳奇的一生。按照他的遺願，他的骨灰葬在國際奧委會所在地瑞士洛桑，心臟則於希臘奧林匹亞長眠。顧拜旦引領近五十年的現代奧運早期發展，也為世界奧林匹克運動的戰後演進提供了可依賴的路徑：奧運會作為國際主義理想的代言，呈現着與多種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圓融的機會主義色彩；作為一個宏觀而泛泛的概念，奧運會不免被各種形態的政治實體利用。

奧運「國家主義」在日本：野心與代價的交織下的「再塑造」

一個多世紀以來，國際奧委會的政治機會主義，使得他們能與擁有不同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國家保持溝通，卻也顯得同樣的軟弱，具體表現為對利益相關國家與奧運綱領價值相左的行為與理念的曖昧。同時，長久不變的領導層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大小組織都意味着權錢的濫用和醜聞的滋生，國際奧委會也不例外。

無論是民主還是威權政體，奧運會的主辦權像是一個實現政治目的的許可證，允許一國在從申奧成功到舉辦的七年時間內調集國家經濟和社會資源。奧運會也由此成為公共外交大事件和推進國內議程的平台。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助推日本東海島新幹線通車、家用電器普及，也正如日本政府預期，奧運經濟將日本發展送入快車道，同年日本超越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助推當地城區改造計劃，新建的交通基礎設施吸引了旅遊和投資，巴塞羅那也一躍成為巴黎、倫敦、羅馬之後歐洲接納來客第四多的城市；至少在興奮劑醜聞曝出前，2014年的索契冬奧會向世界展示了俄羅斯深厚的文化，同時催化俄民眾對普京的支持率一度超越85%，為進一步吞併克里米亞地區的政治議程奠定了民眾基礎。但賽事舉辦的開銷遠超申辦提案的預算已成常態：據2016年牛津大學賽德商學院研究，戰後近一半的奧運會都超支近一倍，平均超支逾七成，其中索契超支289%，巴塞羅那超支266%。

國際奧委會的曖昧和野心政客的「國家主義」也成為了醜聞與爭議的温床。國際奧委會委員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1998年長野冬奧會，2000年悉尼奧運會，2002年鹽湖城冬奧會等申辦過程中先後涉嫌腐敗。前奧委會副主席韓國人金雲龍因收受國際體育組織的賄賂，在2004年成為階下囚。2008北京奧運會配套的北京老城拆遷了近百萬人的住房。至少兩萬多居民在2016年里約奧運開幕前被趕出貧民窟。

但或許是人之常情，世界公民對於奧運會的共同記憶常與國際奧委會和各國政府的宏大敘事保持一致。當奧運聖火在開幕式現場熊熊燃燒，大小丑聞會被絢爛煙花淡化，小民的犧牲會被健兒的光榮稀釋。可如果奧運無法照常開幕呢？

日本官員的心氣之高，可與北京奧運中國人百年圓夢的敘事相提並論。

日本在1964年奧運會取得巨大成功後一直希望迎回夏奧會，但他們先後三次鎩羽而歸：1988年名古屋敗給漢城，2008年大阪敗給北京，2016年東京敗給里約。直到2013年，東京輕鬆擊敗馬德里和伊斯坦布爾，獲得2020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說：「（申奧成功）的喜悅甚至比自己贏得大選還要強烈」。人們也對他里約閉幕式的「東京八分鐘」中在舞台上客串超級馬里奧的形象記憶猶新。日本官員的心氣之高，可與北京奧運中國人百年圓夢的敘事相提並論。

申奧成功後，安倍表示希望將奧運會作為「掃除十五年經濟衰退與通貨緊縮的扳手」，並呼籲在奧運進行期間舉辦「機器人奧運會」，以展示日本的「機器人經濟」。經濟學家和日本媒體隨後將東京奧運比作「安倍經濟學」的「第四支箭」。有人認為，奧運會的國家主導投入是對激發私營企業活力的有力補充，也有人質疑，對奧運會的投入會制約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結構性改革和廣大日本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

東京奧運會是官方設想的「重建奧運」，安倍內閣希望2020年成為日本再次走向成功的里程碑。宛如1964年，日本試圖通過奧運會對國家進行一次從國內社會到國際形象的徹底的「再塑造」，走出「失去的三十年」。對內，日本希望全面翻新2011年福島核泄漏事故被污染的地區，以奧運規模經濟效益吸引投資和遊客刺激經濟增長，讓志願服務文化通過年輕的奧運志願者滲入日本社會，以抗擊社會老齡化；對外，日本一方面早早制定了奪取30枚金牌的目標，以體育強國映射國際地位，另一方面誠邀全球，以愛好和平、負責任的大國姿態撫平世界對日本修憲解禁集體自衞權的不滿，邁出成為戰後國際社會「正常一員」的堅實一步。

為實現這一切，需要無瑕疵地辦好東京奧運會，也就意味着預算資金的保障。2013年申奧時，東京奧申委給出的預算8290億日元，約合76.8億美元。然而，2016年東京市政府對奧運籌備工作進行再次審計時，預計投入已超過300億美元，超支約290%，已與以天價投入聞名的索契冬奧會相當，儼然與提倡節儉辦奧的《2020議程》相左。

七年來的開支高企，日本與其他國家一樣，掉入了爭議與醜聞的漩渦。其中爭議最大的莫過於對2011年的核污染區在短短九年內進行的重建恢復。儘管安倍希望受災地區能承辦棒壘球賽事，並向奧運期間來到日本的遊客、官員和運動員供應糧食和蔬菜，但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爆料稱，該地區輻射普遍超標，核泄漏地點附近的區域可能超標上百倍。隨後，《紐約客》、HBO等國際媒體先後對此進行深度報導。

2016年6月，日本福島縣楢葉町成為第一個解禁的核污染區，此後陸續有居民遷回受災最嚴重的福島、岩手、宮城三縣。殊不知，日本之前修改了國家核輻射安全標準，將原先指標提高了近20倍，被聯合國人權監督機制警告後依然一意孤行。不少環境學家將政府宣布污染已清除的言論斥為為奧運造勢的假象。雖然三縣地方政府將一些工作人員暴露在核輻射危險之下，日夜清理核污染，但是數以萬噸計的核廢料仍影響着當地居民的生活和農作物的生長，清理核污染至少需要三四十年。

原本寄望為安倍任期畫上圓滿句號的奧運會，更像是大選前自民黨在疫情肆虐下能夠抓住的最後一根政治稻草。

至今， 當年緊急疏散的16萬人，仍有4萬人因顧慮沒有重返家園。2019年《讀賣新聞》對受災嚴重三縣的21位市長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19位認為「『重建奧運的概念』基本沒有獲得人心」，另兩位則認為「完全沒有獲得人心」。還有批評者認為，日本為「重建奧運」預留的資金大大削弱了救助其他地方自然災害的力度，比如2014年日本關東山梨縣的雪災和2019年重擊東部千葉縣和長野縣的「海貝斯」和「法賽」兩場颱風。

此外，據美聯社2016年報導，竹田恆和領導的日本奧申委曾在申辦2020年奧運會投票決定主辦城市前，給前國際田聯主席迪亞克匯款約200萬美元，以期迪亞克將票投給東京。2018年年末法國檢方對事件進行調查，竹田也在去年6月份引咎辭去日本奧委會主席的職務，同時不再擔任國際奧委會委員。3月31日，路透社揭露東京奧組委現任理事高橋治之曾收取東京奧申委820萬元的「灰色勞務」，以買通奧委會委員投票給東京，迪亞克再次牽扯其中。在有關環境人權與濫用權力的爭議無底洞面前，不少日本民眾已無暇顧及因新建奧運場館和市容改造而流離失所的七萬多東京市民。

安倍晉三和他所代表的自民黨為奧運傾注了大量政治資本，與將於2021年10月22日進行的眾議員選舉有關。伴隨2019年第四季度低迷的經濟數據，安倍內閣的支持率在9月重組內閣後再次跌破五成。原本寄望為安倍任期畫上圓滿句號的奧運會，更像是大選前自民黨在疫情肆虐下能夠抓住的最後一根政治稻草。

決定延期之前，東京奧運會已經吸引33億美元的贊助商收入，成為吸金能力最強的奧運會。據位於東京的德國日本學研究院估計，奧運能為日本帶來至少360億美元、至多2200億美元的經濟收益。這一數據大致相當於日本2019年全國GDP的百分比0.7%至4.2%。考慮到近三年來IMF統計的日本的經濟增長率（0.61%、1.94%、0.81%），奧運會可謂最強勁的經濟刺激計劃。

日本政客的野心之高和日本人民承受的代價之大，決定了對奧運會進行調整的難度。奧運延期還將為日本政府增加至少27億的預算，並讓安倍所代表的自民黨政治前途更不明朗。更重要的，當小民付出的代價無法為奧運聖火點燃或日本運動員站上領獎台的那一刻爆棚的國家榮譽感所補償時，社會矛盾的激化在所難免。如今，東京已經出現小規模反對奧運會的遊行示威者，在疫情流行的當下無視維持「社交距離」的原則，在一些最繁華街口聚集，高喊着「取消而非推遲」的口號。

進退維谷的東京人：防疫與奧運的交相輝映

3月14日，日本中部的櫻花陸續盛開，東京街頭遊人如織。那時，媒體對2019冠狀病毒的報導多停留在官方病例和檢測數據的發布，以及東京政府和日本政府的通告。安倍晉三在2月26日建議暫停大型娛樂活動，並在3月1日宣布全國停課。許多國際媒體把日本當局的防控視為國際樣板，並讚賞日本人良好的衞生習慣。然而，緩慢的增長背後是極少的核酸檢測數量，因為人們被告知，不要去做病毒檢測以免給醫療機構增添負擔，除非他們有嚴重持續的症狀。一些日本民眾批評政府為了保住東京奧運會，給國際奧委會呈現一切可控如常的景象，批評者中包括東京奧組委人權法律工作組的衫山翔一。

他認為，正如處理福島核泄漏事故一樣，面對奧運與疫情，日本政府並沒有將全部信息告訴民眾。奧運推遲決定後的第一天，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奉勸東京市民直到4月中旬都要減少不必要的出行，儘量居家。隨後兩天，東京單日確診病例增幅連創新高。截止4月3日，東京已出現近800個確診病例，而3月24日，也就是奧運決定推遲當天，這一數字是171。

疫情防控與奧運籌備究竟有無關聯，我們不得而知。但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開始呼籲增加核酸檢測，並在家上班、自覺保持「社交距離」。日本共同社的調查顯示，78%的日本人支持延期一年的決定。日本經濟新聞與東京電視台3月30日發布的聯合民調發現，奧運延期後，民眾對政府應對疫情的滿意度由二月的40%上升到50%，不滿意度由二月的50%下降至44%。

沒準，延期一年對於奧運籌備焉知非福。或許越來越多的東京人因疫情在家上班，正是為此前東京政府為緩解市中心擁堵提出的「奧運在家上班」計劃提供了再真不過的模擬演習；或許有數萬市民圍觀的奧運聖火傳遞會更振奮人心；或許當世界恢復運轉，湧入日本的遊客會超越此前估計的200萬；或許「重建奧運」的主題能更契合世界戰勝疫情逐步重建經濟的氣氛與人心。或許，一屆大選前兩個月極為成功的奧運會能扭轉自民黨選情的低迷。

東京的櫻花依舊在陽光下開開落落，遊人則日漸寥寥。城市裏的奧運倒計時牌從倒數123天變為顯示當前時間，有些則難逃被拆除的厄運。櫻花再次綻放時，不知世界能否戰勝疫情並享受體育帶來的歡愉。可以確定的是，奧運會依然將如發跡伊始那樣，與體育凌駕政治的理想狀態和它所倡導的進步價值相去甚遠，與國際政治、機會主義、個人烙印與國家主義纏綿得親密無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