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政治与日本野心：推迟东京奥运会为何这么难？

2020年3月24日，随着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宣布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2020年的国际体育日历已正式清空。近一周之后，为了给疫情防控留足时间，国际奥委会确定东京奥运会推至2021年7月23日开幕。这是现代奥运会开办124年来第一次被推迟，也是一次迟来的延期。

世卫组织在3月11日宣布疫情“全球大流行”后，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出台出入境限制，国际航班逾八成停飞。在此情境下，令来自20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0名运动员于7月末齐聚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月中旬，身在欧美的明星运动员们相继感染2019冠状病毒；随着世界范围内包括健身房、游泳池和室内球场等公共场所相继关闭，运动员们已无心训练，隔离在家，不少人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奥运改期。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务官房长官菅义伟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依然表示要确保奥运会如期举办。3月17日，巴赫表示“任何猜忌都会产生副作用”，国际奥委会“鼓励运动员在2020年的东京拿出最好的表现。”若非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相继宣布退出，不知国际奥委会和日本政府还要给普罗大众注射多少针强心剂。

究竟是日本死保2020东京奥运如期举行？还是国际奥委会一厢情愿无视疫情？考虑到体育并非国际博弈与国内政治的真空地带，这场闹剧更可能是双方合力的结果。或许，相比“何以至此”，“何难以至此” ——为何奥委会和日本政府的决定如中国大陆、欧洲、美国的疫情防控一样姗姗来迟？——才是在疫情的放大镜下，审视史无前例的推迟和现代奥运历史该抛出的问题。

巴赫与他坚持的“运动员为中心”

理解现任主席托马斯·巴赫做出的历史性决策及其过程，或许要从战后奥运事业的最大挫败说起。1979年圣诞前夕，苏联入侵阿富汗，扶植共产主义傀儡政权，包括美国、日本、中国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新年年初先后决定不参与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以示抗议，高举世界和平旗号的奥运几乎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及其友好国家的自娱自乐。

彼时的西德击剑运动员巴赫26岁，四年前他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与队友一起收获花剑团体金牌。他本渴望在莫斯科卫冕，终壮志未酬。退役后，他对四年血泪因国际政治付诸东流耿耿于怀，遂走上体育政坛，希望奥运不再向国际大环境低头，以免损害挥汗如雨的运动员。

1981年，国际奥委会为了加强协会与运动员的沟通，成立了运动员委员会，巴赫是机构的创始成员。此后，他深得时任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喜爱，在1991年入围国际奥委会、2000年首次当选副主席，并在2013年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主席。巴赫也成为历史上首位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奥运冠军，和首位从运动员委员会走出来的主席。

此后，巴赫进一步拥抱国际主义和年轻一代热衷的进步价值，在2014年主导制定了指引奥运和国际奥委会发展未来的《奥运2020议程》，内容包括：“增强开支透明度”，“培育性别平等”，“增加不歧视性取向内容”，“国际奥委会要将运动员放在奥运会的中心”等40条建议。

回溯奥运历史，每个时期的重大决策都有国际奥委会主席的个人烙印。拥有126年历史的国际奥委会主席仅产生过9位主席，平均每人任期14年。这一数字远超联合国秘书长和世卫组织总干事等重要国际组织的要员，甚至超过一些威权政体的独裁者。

自1952年到1972年任职的美国人艾弗里·布伦戴奇，将此前作为美国奥委会委员和美国体育协会主席期间的保守倾向带到了奥委会任期。他坚持“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确立的“业余主义”原则，拒绝职业运动员，将实施种族隔离的南非留在奥运大家庭直到1971年，排斥“红色中国”在奥运之外。自1980年到2001年任职的“中国人民老朋友”西班牙人胡安·萨马兰奇，将作为佛朗哥政府麾下驻苏联大使的圆滑灵活带到了他治下的奥委会。他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推动男女平等，允许职业运动员参赛和奥运商业化，并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奥运大家庭。

作为第九任主席，巴赫的政治敏感度和对运动员感受的体察，帮助他成功应对了任内的紧急状况。2014年索契冬奥会爆出俄罗斯支持运动员系统性服用禁药，他将2016年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权交由各运动单项委员会决定。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前，他撤销了俄罗斯奥委会的会员资格，并禁止俄罗斯官员和相关国家标志出现在平昌。仅有通过奥委会资格考核的俄罗斯运动员被允许以“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身份参赛。同时，他在出重拳之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交流，维持了奥委会与俄罗斯的关系。俄联邦政府最终未阻止该国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平昌冬奥。此外，2018年冬奥会前，巴赫欢迎朝鲜参加冬奥。他对朝韩官员和运动员的安排可谓恰到好处。唯一的舆论争议在于因半岛政治组建的朝韩女子冰球联队牺牲了韩国女冰运动员的情感与利益。半岛紧张局势最终因奥运降温，巴赫也收获了不少好评。

如果巴赫以这样的智慧与姿态度过余下任期，他很可能成为奥委会历史上争议最少的主席。可2019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和他开了个玩笑。终于在2020年3月22日，此前犹犹豫豫的巴赫看到病毒席卷非洲大陆近四十个国家后，召集了执委会紧急会议。不到48小时后，东京奥运会被延期。

就国际奥委会而言，推迟之难，难在决策中隐隐作祟的个人主义，更难在协会需处理的与各国际组织、各国奥委会和日本主办方的政治关系。

此前，巴赫在接受媒体采访和致信运动员时多次表示，奥委会需要更多信息——1980年自己也面临不确定性。他认为当时西德的体育官员并未了解清楚情况、做了草率决定，让自己奥运卫冕梦碎。虽然1980和2020都面临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但阵营间的冷战与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病毒不尽相同。当运动员的不满在社交媒体汹涌，巴赫似乎将自己制定的“运动员为中心”抛在了脑后。他依赖自己过去的感受揣度当下的运动员，并试图说服并鼓励他们在不确定性面前加紧筹备训练。

就国际奥委会而言，推迟之难，难在决策中隐隐作祟的个人主义，更难在协会需处理的与各国际组织、各国奥委会和日本主办方的政治关系。而这一四处逢源的角色使命，早在现代奥运会创办之初，就已写进了脚本。

现代奥运会的起源：国际主义外壳下的政治机会主义的驱动

19世纪50年代，德国考古学家发掘了奥林匹亚的体育聚会遗迹。法国贵族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从中察觉到了振兴1870年普法战争后被德国压制的法兰西第三帝国的妙方。“德国人发掘了奥林匹亚的遗址，可是法兰西为什么不能着手恢复她古代光荣的历史呢？”他曾这样写道。

顾拜旦1863年生于一个巴黎的贵族世家，目睹祖国在1870年耻辱地败给走在强国之路上的邻国后，青年顾拜旦先后放弃学习军事与法律，寄望于历史、教育与社会哲学，寻觅强国之道。游历英美期间，他被两国校内体育教育的活力感染。为重振法兰西的“精气神”，顾拜旦开始宣扬对法国国民进行体质教育。可彼时羸弱的政府无力支持开展体育，顾拜旦转而想到一种假托历史的国际主义路径。

1890年，他去希腊奥林匹亚考察考古学家最新发掘的古代运动会遗迹。据文献记载，1892年圣诞节，刚年满29岁的他“一拍脑袋”地在演讲中提出“复兴古代奥林匹克运动”，却无意间赢得广泛回响。此后，顾拜旦与多国政要就国际体育议程的斡旋让法国重新成为欧美列强的焦点。1894年6月，他主持国际体育会议在巴黎索邦大学召开，是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前身。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行。希腊人本想将奥运会永久留在古代奥运的发祥地，遭到顾拜旦拒绝——他认为奥运是世界的，盛会能弘扬体育精神，而且国际主义有助于和平与团结。尽管，保守的法兰西贵族指责他不顾国家利益，是“贵族叛徒”。1908年，顾拜旦将“加强教育与人格建设、追求公正平等、促进文化交流与世界和平”等理念加入现代奥运会的构想，并提出“独立于政治的体育应作为社会改革而非国家治理的工具”。

1912年，欧洲大陆战事已箭在弦上，顾拜旦却将1916年奥运会授予德国。他期待奥运的人文精神能让德意志战争机器停下脚步。但他近乎天真的想法没能如愿，1916年奥运会因一战的全面爆发而被取消。

奥运会作为国际主义理想的代言，呈现着与多种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圆融的机会主义色彩；作为一个宏观而泛泛的概念，奥运会不免被各种形态的政治实体利用。

1925年，顾拜旦卸任奥委会主席。晚年生活穷困潦倒，他意识到理想主义根植于国际现实的重要，可他将奥运理想寄托在国家机器下的想法导致了他人生的最大污点。据二战后解密文档，1936柏林奥组委在希特勒授意下，向顾拜旦行贿10000帝国马克（约合当时4000美元）以“表达敬意”，并特别强调此举“不必公开”。柏林还说，如果国际奥委会有疑问，德国会解释这笔钱是给顾拜旦基金会的捐款。他们还承诺柏林奥运之后，德国准备提名顾拜旦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顾拜旦怀着“欣喜与感激”接受了这笔钱。他随后盛赞希特勒推崇“进步”，以“商业宣传与政治宣传无异”为纳粹奥运辩护，宣称对于奥运最重要的是“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借举办奥运会得到发展”。

一年后，力图走出法国贵族舒适圈的顾拜旦结束了传奇的一生。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葬在国际奥委会所在地瑞士洛桑，心脏则于希腊奥林匹亚长眠。顾拜旦引领近五十年的现代奥运早期发展，也为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的战后演进提供了可依赖的路径：奥运会作为国际主义理想的代言，呈现着与多种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圆融的机会主义色彩；作为一个宏观而泛泛的概念，奥运会不免被各种形态的政治实体利用。

奥运“国家主义”在日本：野心与代价的交织下的“再塑造”

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奥委会的政治机会主义，使得他们能与拥有不同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保持沟通，却也显得同样的软弱，具体表现为对利益相关国家与奥运纲领价值相左的行为与理念的暧昧。同时，长久不变的领导层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小组织都意味着权钱的滥用和丑闻的滋生，国际奥委会也不例外。

无论是民主还是威权政体，奥运会的主办权像是一个实现政治目的的许可证，允许一国在从申奥成功到举办的七年时间内调集国家经济和社会资源。奥运会也由此成为公共外交大事件和推进国内议程的平台。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助推日本东海岛新干线通车、家用电器普及，也正如日本政府预期，奥运经济将日本发展送入快车道，同年日本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助推当地城区改造计划，新建的交通基础设施吸引了旅游和投资，巴塞罗那也一跃成为巴黎、伦敦、罗马之后欧洲接纳来客第四多的城市；至少在兴奋剂丑闻曝出前，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深厚的文化，同时催化俄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一度超越85%，为进一步吞并克里米亚地区的政治议程奠定了民众基础。但赛事举办的开销远超申办提案的预算已成常态：据2016年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研究，战后近一半的奥运会都超支近一倍，平均超支逾七成，其中索契超支289%，巴塞罗那超支266%。

国际奥委会的暧昧和野心政客的“国家主义”也成为了丑闻与争议的温床。国际奥委会委员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1998年长野冬奥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等申办过程中先后涉嫌腐败。前奥委会副主席韩国人金云龙因收受国际体育组织的贿赂，在2004年成为阶下囚。2008北京奥运会配套的北京老城拆迁了近百万人的住房。至少两万多居民在2016年里约奥运开幕前被赶出贫民窟。

但或许是人之常情，世界公民对于奥运会的共同记忆常与国际奥委会和各国政府的宏大叙事保持一致。当奥运圣火在开幕式现场熊熊燃烧，大小丑闻会被绚烂烟花淡化，小民的牺牲会被健儿的光荣稀释。可如果奥运无法照常开幕呢？

日本官员的心气之高，可与北京奥运中国人百年圆梦的叙事相提并论。

日本在1964年奥运会取得巨大成功后一直希望迎回夏奥会，但他们先后三次铩羽而归：1988年名古屋败给汉城，2008年大阪败给北京，2016年东京败给里约。直到2013年，东京轻松击败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获得2020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说：“（申奥成功）的喜悦甚至比自己赢得大选还要强烈”。人们也对他里约闭幕式的“东京八分钟”中在舞台上客串超级马里奥的形象记忆犹新。日本官员的心气之高，可与北京奥运中国人百年圆梦的叙事相提并论。

申奥成功后，安倍表示希望将奥运会作为“扫除十五年经济衰退与通货紧缩的扳手”，并呼吁在奥运进行期间举办“机器人奥运会”，以展示日本的“机器人经济”。经济学家和日本媒体随后将东京奥运比作“安倍经济学”的“第四支箭”。有人认为，奥运会的国家主导投入是对激发私营企业活力的有力补充，也有人质疑，对奥运会的投入会制约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结构性改革和广大日本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东京奥运会是官方设想的“重建奥运”，安倍内阁希望2020年成为日本再次走向成功的里程碑。宛如1964年，日本试图通过奥运会对国家进行一次从国内社会到国际形象的彻底的“再塑造”，走出“失去的三十年”。对内，日本希望全面翻新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被污染的地区，以奥运规模经济效益吸引投资和游客刺激经济增长，让志愿服务文化通过年轻的奥运志愿者渗入日本社会，以抗击社会老龄化；对外，日本一方面早早制定了夺取30枚金牌的目标，以体育强国映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诚邀全球，以爱好和平、负责任的大国姿态抚平世界对日本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不满，迈出成为战后国际社会“正常一员”的坚实一步。

为实现这一切，需要无瑕疵地办好东京奥运会，也就意味着预算资金的保障。2013年申奥时，东京奥申委给出的预算8290亿日元，约合76.8亿美元。然而，2016年东京市政府对奥运筹备工作进行再次审计时，预计投入已超过300亿美元，超支约290%，已与以天价投入闻名的索契冬奥会相当，俨然与提倡节俭办奥的《2020议程》相左。

七年来的开支高企，日本与其他国家一样，掉入了争议与丑闻的漩涡。其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对2011年的核污染区在短短九年内进行的重建恢复。尽管安倍希望受灾地区能承办棒垒球赛事，并向奥运期间来到日本的游客、官员和运动员供应粮食和蔬菜，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爆料称，该地区辐射普遍超标，核泄漏地点附近的区域可能超标上百倍。随后，《纽约客》、HBO等国际媒体先后对此进行深度报导。

2016年6月，日本福岛县楢叶町成为第一个解禁的核污染区，此后陆续有居民迁回受灾最严重的福岛、岩手、宫城三县。殊不知，日本之前修改了国家核辐射安全标准，将原先指标提高了近20倍，被联合国人权监督机制警告后依然一意孤行。不少环境学家将政府宣布污染已清除的言论斥为为奥运造势的假象。虽然三县地方政府将一些工作人员暴露在核辐射危险之下，日夜清理核污染，但是数以万吨计的核废料仍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和农作物的生长，清理核污染至少需要三四十年。

原本寄望为安倍任期画上圆满句号的奥运会，更像是大选前自民党在疫情肆虐下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政治稻草。

至今， 当年紧急疏散的16万人，仍有4万人因顾虑没有重返家园。2019年《读卖新闻》对受灾严重三县的21位市长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19位认为“‘重建奥运的概念’基本没有获得人心”，另两位则认为“完全没有获得人心”。还有批评者认为，日本为“重建奥运”预留的资金大大削弱了救助其他地方自然灾害的力度，比如2014年日本关东山梨县的雪灾和2019年重击东部千叶县和长野县的“海贝斯”和“法赛”两场台风。

此外，据美联社2016年报导，竹田恒和领导的日本奥申委曾在申办2020年奥运会投票决定主办城市前，给前国际田联主席迪亚克汇款约200万美元，以期迪亚克将票投给东京。2018年年末法国检方对事件进行调查，竹田也在去年6月份引咎辞去日本奥委会主席的职务，同时不再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3月31日，路透社揭露东京奥组委现任理事高桥治之曾收取东京奥申委820万元的“灰色劳务”，以买通奥委会委员投票给东京，迪亚克再次牵扯其中。在有关环境人权与滥用权力的争议无底洞面前，不少日本民众已无暇顾及因新建奥运场馆和市容改造而流离失所的七万多东京市民。

安倍晋三和他所代表的自民党为奥运倾注了大量政治资本，与将于2021年10月22日进行的众议员选举有关。伴随2019年第四季度低迷的经济数据，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在9月重组内阁后再次跌破五成。原本寄望为安倍任期画上圆满句号的奥运会，更像是大选前自民党在疫情肆虐下能够抓住的最后一根政治稻草。

决定延期之前，东京奥运会已经吸引33亿美元的赞助商收入，成为吸金能力最强的奥运会。据位于东京的德国日本学研究院估计，奥运能为日本带来至少360亿美元、至多2200亿美元的经济收益。这一数据大致相当于日本2019年全国GDP的百分比0.7%至4.2%。考虑到近三年来IMF统计的日本的经济增长率（0.61%、1.94%、0.81%），奥运会可谓最强劲的经济刺激计划。

日本政客的野心之高和日本人民承受的代价之大，决定了对奥运会进行调整的难度。奥运延期还将为日本政府增加至少27亿的预算，并让安倍所代表的自民党政治前途更不明朗。更重要的，当小民付出的代价无法为奥运圣火点燃或日本运动员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刻爆棚的国家荣誉感所补偿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在所难免。如今，东京已经出现小规模反对奥运会的游行示威者，在疫情流行的当下无视维持“社交距离”的原则，在一些最繁华街口聚集，高喊着“取消而非推迟”的口号。

进退维谷的东京人：防疫与奥运的交相辉映

3月14日，日本中部的樱花陆续盛开，东京街头游人如织。那时，媒体对2019冠状病毒的报导多停留在官方病例和检测数据的发布，以及东京政府和日本政府的通告。安倍晋三在2月26日建议暂停大型娱乐活动，并在3月1日宣布全国停课。许多国际媒体把日本当局的防控视为国际样板，并赞赏日本人良好的卫生习惯。然而，缓慢的增长背后是极少的核酸检测数量，因为人们被告知，不要去做病毒检测以免给医疗机构增添负担，除非他们有严重持续的症状。一些日本民众批评政府为了保住东京奥运会，给国际奥委会呈现一切可控如常的景象，批评者中包括东京奥组委人权法律工作组的衫山翔一。

他认为，正如处理福岛核泄漏事故一样，面对奥运与疫情，日本政府并没有将全部信息告诉民众。奥运推迟决定后的第一天，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奉劝东京市民直到4月中旬都要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尽量居家。随后两天，东京单日确诊病例增幅连创新高。截止4月3日，东京已出现近800个确诊病例，而3月24日，也就是奥运决定推迟当天，这一数字是171。

疫情防控与奥运筹备究竟有无关联，我们不得而知。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呼吁增加核酸检测，并在家上班、自觉保持“社交距离”。日本共同社的调查显示，78%的日本人支持延期一年的决定。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3月30日发布的联合民调发现，奥运延期后，民众对政府应对疫情的满意度由二月的40%上升到50%，不满意度由二月的50%下降至44%。

没准，延期一年对于奥运筹备焉知非福。或许越来越多的东京人因疫情在家上班，正是为此前东京政府为缓解市中心拥堵提出的“奥运在家上班”计划提供了再真不过的模拟演习；或许有数万市民围观的奥运圣火传递会更振奋人心；或许当世界恢复运转，涌入日本的游客会超越此前估计的200万；或许“重建奥运”的主题能更契合世界战胜疫情逐步重建经济的气氛与人心。或许，一届大选前两个月极为成功的奥运会能扭转自民党选情的低迷。

东京的樱花依旧在阳光下开开落落，游人则日渐寥寥。城市里的奥运倒计时牌从倒数123天变为显示当前时间，有些则难逃被拆除的厄运。樱花再次绽放时，不知世界能否战胜疫情并享受体育带来的欢愉。可以确定的是，奥运会依然将如发迹伊始那样，与体育凌驾政治的理想状态和它所倡导的进步价值相去甚远，与国际政治、机会主义、个人烙印与国家主义缠绵得亲密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