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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遇見「緬傭」和「菲傭」:她們有時不合法、有時不違法

一條貫穿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的灰色「外傭」產業鏈將她們帶入中國大都市的中產家庭。她們輾轉其中,相互遮蔽、彼此競爭,還要在一份份「面試」視頻中,努力打造成一個比「中國阿姨」更值得僱傭的家政工人。


「法官」和小雨的房间。 攝:格布
「法官」和小雨的房间。 攝:格布

見到阿娜的時候,她正好辭職。因為上班時間出去做頭髮,被老闆發現,起了爭執。

工廠在福建沿海。春節前夕,廠裏趕訂單,老闆其實沒想要她走。但阿娜覺得,「走掉才輕鬆呢!早就覺得一群黑人一起幹活不太安全,他們只會說緬語,又喜歡出去玩,不定哪天就招來警察。」

她說的「黑人」是指打黑工的人。在那家工廠裏,除了對技術有要求的中國工人,主要是打黑工的緬甸人和越南人。

阿娜34歲,家鄉在緬甸克欽邦,緊鄰中國,一口普通話讓她表現得像個中國人。這也讓她能在當天就聯繫到一輛私營大巴車,從福州去東莞,400元。無需出示身份證。她聽說,在東莞有人能介紹一份更「安全」的工作。

大巴在夜裏行過沿海公路,阿娜被海邊的霓虹燈吸引住了。她有點後悔倉促離開,來福建半年,走之前應該去看看海。

凌晨四點,阿娜在東莞郊區下車,欽族姑娘「法官」已經在那裏等候多時。

「法官」留着暗紅色超短髮,外形舉止都像男孩。她在毛衣外面套着一件黑馬甲,瑟瑟發抖。兩人過馬路,走進一棟六層小樓。

「法官」的公寓在樓頂,一個不足十平米的單間。一條穿毛線外套的小狗,熱情地撲上來,「法官」抱起它親了又親。阿娜從小怕狗,她馬上就想離開了。公寓裏有一箱緬甸特產,拌茶葉、奶茶、檳榔,甚至「Myanmar」啤酒。東西是從雲南邊境運過來的,供「法官」排解鄉愁。

阿娜在福建的同事們也會買這些東西,但她從來不買。她的消費集中在拼多多(編注:中國大陸流行的團購軟件)上,買了大量的服裝和化粧品。

第二天,「法官」讓阿娜抄下一段英文獨白:

「我的名字是伊麗莎白,我英語流利,也能說普通話。我能做簡單的中餐。我能照顧和教導0至10歲的小孩。也能做管家。我能接受有房子裏有狗或其它寵物。我有護照原件,有截至2022年的旅遊簽。我可以立刻開始工作。我願在深圳工作。我已婚。我在新加坡做過兩年保姆,在中國做過3年保姆。我有英語教學專業本科文憑。我是緬甸人,體重55公斤。生於1982年5月17日。」

阿娜86年生,從未去過新加坡,沒做過保姆,而且怕狗。十五年前,她沒能考上大學。但她大概能懂這段獨白,她要流暢地把它念出,用手機錄視頻。錄的時候雙手交疊小腹前,保持微笑。

視頻有美顏效果,掩去阿娜的雀斑和魚尾紋,讓她看上去就像十五年的自己。「法官」挑了最好的那段視頻發給合作的中國中介。

然後就是等待。她們白天在屋頂曬太陽,晚上去逛夜市。在東莞,每個工廠聚集的地方都可以是一個「市中心」。這樣的中心往往都有一個「練攤」的夜市。當地人沿街自建小樓,租給來打工的人。小樓大多隻有六層,五顏六色,方方正正的格局。不遠處有仿巴洛克建築的高檔小區,阿娜舉起手機,鏡頭拉近,把它們拍了下來發在朋友圈裏。

後來聽說了疫情,她們就很少出門了。在公寓裏每一天都差不多,「法官」玩遊戲,阿娜刷抖音,小狗撕咬她們的人字拖。

大概這樣過了一週,中國中介給「法官」發來信息,安排阿娜接受僱主的視頻面試。這是阿娜的新工作:照顧一個未滿1歲的男孩,每月工資6000元,無休。

僱主住在東莞,當天晚上過來把阿娜接走了。

一位緬傭的雙手。

一位緬傭的雙手。攝:格布

「緬傭」,「三非外國人」

按照約定,阿娜首月的工資全額作為中介費,由僱主直接轉給中國中介。然後中國中介從中抽取三成,作為酬勞轉給「法官」。

我是通過阿娜認識「法官」的,但「法官」其實都不知道阿娜的名字是什麼。阿娜離開後不久,有四個緬甸女孩從僱主家出逃,住進了「法官」的公寓。她們說害怕2019冠狀病毒,短期內都不想工作。這讓中方中介和「法官」都很生氣。

不過,「法官」對疫情期間的「自我隔離」倒是非常適應。那是她的生活常態。

她不會普通話,長得也不像中國人,被檢查的風險很高。除了去夜市,她幾乎不出門;她用報紙糊滿了公寓的窗戶,以增加安全感。如果聽說有緬甸人被抓了,她會連天台也不敢去。長期的隔離狀態和恐懼有點擾亂她的生物鐘,晝夜難分,失眠成為常態。

這間公寓像一個「中轉站」。許多緬甸姑娘都來中轉過,阿娜只是其中之一。

這個小規模、非正式的「中轉站」,作為整個產業鏈的中端部分,扮演着重要角色:為剛到中國打算找工作或已在中國一段時間打算換工作的緬甸女性介紹工作,同時暫時提供免費食宿。

也可以說這裏是一個過渡空間,或庇護空間。

在緬甸主要城市仰光、曼德勒的海外職介所,是「緬傭」這條產業鏈的上游。職介所往往由中國人和緬甸人協作,他們在社交網絡發帖,或發展熟人圈子,吸引緬甸女性前往中國工作。他們所承諾的月薪是5000至6000元,相較於緬甸最低工資每日5100緬幣(人民幣21元左右),或仰光工業區普通工人月薪13萬緬幣(人民幣520元左右),中國的工資有巨大吸引力。

只是,緬甸尚未與中國簽訂雙邊勞工協議,這些緬甸女性只能靠非正常途徑獲得中國的工作機會。中國媒體習慣稱呼他們為「三非外國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

她們大致有兩種入境方法:一種是通過緬甸本土的海外職介所,辦理中國旅遊簽證,乘飛機抵達中國,入職後三個月的全部工資歸中介公司所有;另一種是在中介的指引下偷渡中緬邊境,從雲南省乘坐長途大巴抵達廣東省或其它招工省市,花費大約3000元人民幣。

「法官」走的第一種途徑,阿娜走的第二種。兩種途徑都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條例》。該條例第四十一條規定,「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工作,應當按照規定取得工作許可和工作類居留證件。」

要獲得合法的工作許可和工作類居留證件並不容易。中國的《外國人就業許可證書》需由中國公司為申請人在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擔保辦理,且申請人應該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位證書、兩年相關工作經驗。實際上,這份證書也是申請中國工作簽證的「敲門磚」。工作類居留證件則屬於擁有《外國人就業許可證書》和工作簽證的人,在入境中國之後辦理。

阿娜離開「法官」住處前與僱主簽了一份協議,但基於阿娜的「三非」身份,他們之間所簽訂的合同,其實沒有法律意義。

大多數緬甸女性都不具備申請人資格。僅教育程度一項,緬甸女性人口雖比男性人口多出80萬,但緬甸成年女性的識字率卻比緬甸男性低了8.16%。這意味着在教育資源匱乏且分布不均的緬甸,女性受教育的機會比男性少。對偏遠地區來講,女性獲得大學以上文憑就更難了。

緬甸出國務工的現象大多聚集在少數民族地區、武裝衝突地區和氣候災害地區。

「法官」今年25歲,來自緬甸西部與印度接壤的欽邦,緬甸最貧困聯邦之一。2014年,欽邦的貧困率為71.5%,僅次於若開邦。欽邦的邊緣地位使當地民族欽人常常選擇去海外工作,於是在緬甸常有「欽族人英語好」的固有印象。

2014年緬甸人口與住房普查的結果顯示,出國務工人數最多的是孟邦、其次是克倫邦、德林達依省、欽邦、撣邦等,這些地區的共同特徵是以少數民族為主要人口,地理、經濟、文化上在緬甸處於邊緣地位。在部分地區,未能平息的武裝衝突或災後重建缺失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2014年,「法官」第二次高考失利,她選擇和朋友們一起遠赴海外。「法官」先在仰光接受為期一個月的家政技能培訓,然後被中介公司送到新加坡工作。同年晚些時候,緬甸政府發出禁令,嚴禁緬甸公民在國外做家庭傭工,理由是擔心發生虐待事件。這一禁令直到2019年才解除。

「法官」在新加坡工作一年,去過兩個家庭。第一家在家裏安裝了攝像頭,24小時監視;第二家的工作量超出了合同規定。「法官」半年的工資作為中介費全數歸中介公司,而且,每月工資約450新加坡元,比菲律賓、印尼同行都少。

仰光工業區的工廠門口,一位父親載着女兒去找工作。

仰光工業區的工廠門口,一位父親載着女兒去找工作。攝:格布

2016年,「法官」去了澳門。在那裏做家庭傭工一年,每月工資比在新加坡多100美元。她至今懷念澳門時光,那時候很自由,她是在那裏開始和小雨交往。

小雨也來自欽邦,今年22歲。大眼睛,齊劉海,髮尾染成淡紫色,看起來很機靈。她從14歲就到新加坡做家庭傭工,說很好的英語和普通話。「小雨」是她自己起的中文名字。

澳門合同期滿之後,「法官」和小雨回到仰光,隨即辦理了中國旅遊簽證。

她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東莞的耳機廠。流水線作業,計件結工資,單人每月收入4000至5000元人民幣。這時,小雨在微信群裏認識了一些中國家政中介,他們大多在浙江和上海,擁有遍布全國的客戶。

家政業讓小雨和「法官」看到了機會。「法官」以每月700元的價格在東莞郊區租下一間公寓,自己住,也做中介。

房間裏有一個帆布衣櫥,一張單人床。「法官」把床搬了出去,讓空間顯得更寬敞。睡覺時在地上鋪滿草蓆和被褥,不睡時就將它們裹起來。這樣的地鋪至少能睡四個人。

在這裏,「法官」的工作是通過社交軟件招募緬甸待業女性,並在公寓裏接待她們、教導她們如何討中方中介和僱主喜歡。在「法官」建立的微信群「China lady's fellowship」裏,大多是在中國工作的緬甸女性,以欽族為主。

這間公寓像一個「中轉站」。許多緬甸姑娘都來中轉過,阿娜只是其中之一。

她們在群裡發布最新的緬甸流行音樂,講熟人的八卦,也發布「尋人啟示」。「法官」告訴我,群裏一直在找幾個失蹤的欽族女孩,她們到中國不久就失蹤了,家鄉那邊也從未有過消息。「法官」的直覺是,「她們可能已經被迫嫁給中國男人了。」

勞工中介是個不太穩定的事業。「法官」的公寓裏有時同時收留五、六個人,有時只有「法官」和小狗。

小雨的工作內容則是在線上為「法官」和中方中介搭線,同時,她在深圳一個家庭做保姆。她每三個月休假兩到三天,就會打車回東莞和「法官」團聚,這是兩人最幸福的時刻。

每次職介成功一次,中方中介會將提成發給小雨,她再和「法官」平分。

小雨每個月的工資都匯給了她的母親。幾乎所有到海外打工的緬甸女孩,都會把工資匯給在緬甸的家人。「法官」比較例外——她故意避開家人發來的要錢簡訊,儘可能將錢存在自己手裏。

有時「法官」會感到失落,在天台借酒消愁。她認為小雨不應該把錢全部匯給母親,而是認真考慮和自己的未來。她的理想的未來是和小雨在仰光開真正的中介公司,並且在那裏買一套公寓。

緬甸人的跨境遷徙似乎是一次次的招工促成的。許多人最初作為工人被招往東道國,隨後在做工人時順便招更多工人。大部分人如此,還有少數人,像「法官」這樣,最後徹底轉型為勞務中介。

儘管小雨尚不理解「法官」的理想,但她依然是「法官」的驕傲:「我女朋友會英語和普通話,所以每個月能賺6500元。」

像阿娜那樣只會說普通話的保姆,每個月就只有6000元左右。如果普通話和英語都不會,也許一個月只有5000元左右,也可能會一直找不到工作。

在「緬傭」的世界裏,小雨的薪酬已經登峰造極。但是,一位不會說普通話的「菲傭」,可能起步薪酬就比小雨更多。「法官」說,這是因為「菲律賓人能擁有中國的工作簽證和就業許可證書」。

2018年2月18日,菲律賓工人從科威特返回家中,等待飛達馬尼拉的飛機。

2018年2月18日,菲律賓工人從科威特返回家中,等待飛達馬尼拉的飛機。攝: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國需要「外傭」嗎?

「中國阿姨」…會「不聽話」,喜歡「漲工資」、「要紅包」,工作「不專業」,「熟悉本地行情」等,這都是僱主們不喜歡的。

「菲傭」可能是中國人關於「外傭」最直觀的概念。

百度搜索指數中,尚未收錄「緬傭」或「外傭」一詞,但已經有了「菲傭」一詞。該數據統計時間從2013年7月1日開始,「菲傭」一詞搜索率排前三位的依次為廣東省、北京市、浙江省,排前三位的城市依次為北京、上海、深圳。

派遣外籍傭工的中國家政中介公司們,往往還經營着其它領域的跨國生意,客戶群體可以有重疊。在杭州經營「外傭」引進服務的亦女士就告訴我說:「我們主要是給高淨值客戶提供資產配置、海外投資的服務,涉及到海外保險、海外房產、美元定投、基金、信託、赴美生子、試管嬰兒、留學顧問等領域。」

她說:「通俗地講,『高淨值客戶』就是指富裕階層。」

富裕的僱主們轉向「外傭」的另一個原因,是對本土家政服務的失望和不信任。除了「保姆縱火案」(編注:2018年,杭州一戶人家的保姆縱火,造成4人死亡)等社會新聞帶來的恐慌,還有對本土「阿姨」的消極印象。

亦女士把「中國阿姨」描述成了一個「深受人人平等觀念影響」的群體,所以她們會「不聽話」,喜歡「漲工資」、「要紅包」,工作「不專業」,「熟悉本地行情」等,這都是僱主們不喜歡的。

相反,「外傭性格特別好,就像我爺爺奶奶那一輩人,老老實實,勤勤懇懇。更重要的是,」亦女士補充道,「中國阿姨沒有外傭那種專業素質和英語技能。」

上海的一位年輕母親可可,就曾經僱傭一位「菲傭」三、四年時間。可可如此介紹自己:「年齡30+,年收入80萬+,自己開公司的。」 她的家庭常年僱傭家庭傭工,孩子3歲時,她從「中國阿姨」轉向了「菲傭」。

可可說:「大陸阿姨剛一開始都會表現得比較好,後來就慢慢地表現越來越差吧。我用過好多中國阿姨都是這樣。後來,我女兒到了3、4歲語言成長期,家裏的阿姨最好是講英語的。我們聽說菲傭很專業,就在百度上搜了一個中介公司。他們發來很多菲傭的自我介紹視頻。」

可可從視頻中選了一位「菲傭」,月薪8000元。當時她家裏的中國「阿姨」月薪只有6000元。她也很清楚「在國內菲傭不合法,沒有安全保障。」但當原來的中國「阿姨」提出漲工資時,可可決定「乾脆直接換用菲傭了。」

「菲傭」是一個驚喜,可可說,「只需將每天要做的事列成表,她就會按照這個表完成工作。菲傭相對大陸的阿姨來說,更專業、更好用、更聽話,十年如一日地維持她的工作狀態。」不過,女兒上一年級以後,可可還是將「菲傭」辭退了。理由是「她香蕉味英語,把女兒帶偏了。」

根據「中國報告大廳」2020年3月9日發布的《家政服務行業數據統計》,中國大陸家政服務也本身就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該統計稱,截至2019年,中國大陸家政服務也從業人數達到2800萬人,年均複合增長率為9.7%。而中國家政服務需求缺口達到了1700萬人。

很難說清到底有多少「菲傭」在中國大陸工作或生活。一個概括性的數字來自2016年菲律賓勞工部長Silverstre Bello III在香港訪問時提到:「有20萬菲律賓人無證在中國大陸工作。」

國際移民組織2014年的報告指出,緬甸出國打工的人數是湄公河次流域六國中最多的。《緬甸時報》一篇報導曾提到中緬邊境緬甸木姐口岸反人口販運警察的估算:「中國現在已經有無證工作的緬甸人10萬左右。」其中多數在雲南邊境或沿海工廠工作,而「緬傭」人數則難以估計。

一些中國家政公司在提供「菲傭」、「緬傭」服務的同時,也提供「印尼傭」。但「印尼傭」人數相對更少。亦女士解釋道:「印尼傭和緬傭性價比差不多。所以有緬傭就夠了,如果客戶需要更專業一點的,找菲傭就好了。」

綜上可以估計,在中國大陸的「外傭」總人數可能在30萬人左右,遠不足以彌補家政服務需求1700萬的缺口,更不會像許多網民猜測的那樣,搶走中國本土就業機會。

2016年11月22日,緬甸人在中國緬甸邊境的口岸等候進入中國雲南省。

2016年11月22日,緬甸人在中國緬甸邊境的口岸等候進入中國雲南省。攝:Thaung Tun/AFP via Getty Images

如何打造一套奢侈的「菲傭套餐」?

亦女士所在的以海外投資為主業的中介公司,目前就經營着「菲傭和緬傭兩種套餐」。第一種「套餐」,菲傭持工作簽證入境,每月薪資8500-10000元,中介費55000元,包兩年服務週期;第二種「套餐」,緬傭持旅遊簽證入境,每月薪資5000-6000元,中介費20000元。

「菲傭套餐」是這家公司的首推產品。在該公司工作的亦女士這樣解釋這種懸殊差價的原因:「菲傭有合法的工作簽。工作籤本來就貴,一年一次,一次成本是一萬塊錢。」

事實上,這家公司提供的「菲傭套餐」都不算合法,但也不違法。它處在一個灰色地帶。他們所招募的「菲傭」,也不一定擁有僱主想像中的「高級」水平。讓「菲傭套餐」更貴的主要原因,是「菲傭」的口碑。

在海外工作的菲律賓人一度被稱為菲律賓的「國家英雄」,因為他們的外匯收入維持了菲律賓的經濟增長。「國家英雄」的主力軍,「菲傭」被工具化為「世界上最專業的女傭」。

中國目前沒有出台普遍引進「菲傭」的規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就業服務與就業管理規定》則規定了引進外國人時,其崗位必須是有特殊技能要求的、國內暫無適當人選的、不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菲傭」並不符合這樣的條件。目前,作為引進外籍高端人才的配套政策,在中國大陸僅允許外企高管或外交人士擁有「菲傭僱傭權」。

但2010年左右,越來越多的中國高薪階層開始僱傭「菲傭」,這個市場還在不斷擴大。這是因為中介們找到了法律的「擦邊球」。

不過,菲律賓人到中國,不像緬甸人有陸路可走。唯一辦法是辦簽證,乘飛機入境。

亦女士聲稱自己所在的公司在菲律賓有「合作渠道」。「合作渠道」可以是在菲華人,或菲律賓跨境中介公司。

他們在社交網絡上發布的招工帖子各有千秋:有的年齡限制寫着18-35歲,有的則寫着23-40歲;有的僅限學士及以上學位持有者,有的則不限任何教育水平;有的聲稱月薪5萬比索,無休假,有的則宣布月薪5000人民幣,每週日休息……

這高於菲律賓本國日薪579比索(人民幣80元左右)的最低工資,也高於外籍家庭傭工在香港的最低月薪4630港元。

這些招工帖不僅吸引了從未出國工作過的菲律賓女性,也吸引了2018年後,從中東國家回到菲律賓並有家務傭工經驗的女性——2018年1月,有菲傭在中東國家死亡,同年菲律賓總統宣布永久禁止向科威特輸入菲律賓工人,因此當時許多菲律賓人回國。

這些菲律賓女性被告知:要先辦旅遊簽證入境中國,然後中介公司會幫助她們轉為工作簽證,並申請就業證和居留許可。

一個女人於凌晨在中國上海街頭推著她的自行車。

一個女人於凌晨在中國上海街頭推著她的自行車。攝: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在上海的許先生,自稱是一家招商公司市場部經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於2011年,但從2017年才開始做「菲傭」業務。這家公司不做其它國家的家政勞務,只做「菲傭」,亦是出於合法性的考量。其收費標準為一年13萬元,第二年續簽則打9.5折。其中「菲傭」的工資是7.2萬元,剩餘的是中介費。

根據這家公司的《外籍人才引進項目介紹》,「菲傭」從菲律賓到入駐中國家庭,整個流程需要2至3個月:填寫申請表,推送人選,安排面試(在線視頻),合適之後簽合同(不合適繼續匹配),客戶交首款7.8萬元(總費用的60%),菲傭簽證下來併購置好機票後客戶支付剩餘尾款5.2萬元(總費用的40%),菲傭入住客戶家庭,中介公司後續服務部跟進管理。

以上兩家公司都能夠為「菲傭」傭提供工作簽證。但需要以僱主所在地的公司作為名義上的「用人單位」,申請「菲傭」在中國的就業許可。這是整個產業的關鍵環節。

從表面上看,這個名義上的用人單位與許先生的公司簽了一份合同,委託後者招聘外國勞動力。對此,許先生的解釋說,「現在中國大陸的法律法規,是不能以個人名義僱傭菲傭的。我們的途徑簡單說來是,您公司裏招一個菲律賓員工,這個員工表面上是您公司的員工,但實際上是在您家裏上班。這樣就完全說得通。而且一般情況下,只有你被別人拍照取證拿去舉報了,才會有出入境的警察來敲門檢查。如果被查了也不用擔心,因為她是你們公司的員工,有齊全的手續。」

亦女士則認為,按這種方式引進的「菲傭」是更「乾淨」的。在她的描述中,「菲傭」更像一種「工具」:「我們不會給客戶找已經在中國工作多年的『菲傭』,像這種不太乾淨的,我們無法清楚地了解到她的過往。我們是在菲律賓本地直接找『乾淨』的阿姨。」

與客戶接觸初期,亦女士和許先生都會選擇用口頭敘述的方式來解釋「菲傭」的引進過程,以不留下文字痕跡。以僱主方公司的名義僱傭「菲傭」的做法也降低了中介公司的法律風險。在這個過程中,僱主成為了「主導者」,中介公司站在「受託人」的位置上。

在亦女士的安排下,我與一位據稱剛抵達中國的「菲傭」通了一次視頻電話。她的名字叫Alexis。

視頻那邊,她穿着幾何花紋的襯衣,繫着一條墨綠色髮帶,看上去很精神。

Alexis今年32歲,單身。作為家裏的長女,她高中畢業之後就出國打工了。曾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從事家政工作。家裏兩位弟弟均已結婚生子。Alexis說自己尚未考慮婚嫁,打算繼續工作五年時間。她對薪資的要求是每月7000元,三個月休息一次。

她確實說着流利的英語,但並非中介公司所描述的那樣未在中國工作過。

她告訴我,自己已在杭州一個家庭工了八個月。僱主很友善,只是女主人的姐姐總是在家裏盯着自己,「我走到哪裏,她就跟到哪裏,並且對我指指點點的。」

她最終決定辭職另尋出路。由於中介公司就在杭州,她不需要去找像「法官」那樣經營中轉站的菲律賓人,可以直奔中介公司。

面試後,亦女士說,由於Alexis並非「乾淨」,原本5.5萬元的中介費,可以降到2萬元;她的首月工資由僱主直接交給中介公司。

處於整個產業鏈尾端的中方家政中介公司,通過向「外傭」和僱主雙向收取中介費獲得收益。無論「緬傭」還是「菲傭」,每一次就業,都需要向中方中介公司交納中介費,像「法官」這樣的中轉站,就可以從這部分中介費中分一小杯羹。

阿娜的故鄉克欽邦。

阿娜的故鄉克欽邦。攝:格布

尾聲

離開「法官」家之後,阿娜一直在東莞僱主家裏,不用買菜做飯——那是另一位「中國阿姨」的工作——她唯一的任務是照顧孩子。阿娜隨僱主叫孩子「小B」,她需要24小時守在小B身邊。

小B很安靜,偶爾哭鬧,她就揹着他在屋裏走來走去,他就會慢慢睡着。這讓阿娜很想念自己的孩子。她有三個孩子,大兒子讀六年級,二女兒讀四年級,最小的女兒才一歲。他們都在故鄉,由阿娜丈夫的姐姐照看着。

空閒的時候,阿娜會給孩子們打視頻電話,但是小女兒似乎已不認識她了。「我現在一跟她打電話,她就哭着要找我姐姐。」二女兒是三個孩子中最聰穎的一個,她有時會在視頻那邊為媽媽唱幾首讚美詩,帶來了巨大的撫慰。大兒子是最讓阿娜擔心的一個,他說話結巴,也許會在學校被欺負吧?

阿娜的僱主是一對年輕夫婦。她很少看見他們,因為他們總是在加班。儘管幾乎沒有機會出門,但阿娜還是很喜歡這份工作。她覺得現在的僱主比之前的工廠老闆更尊重自己,「他們說話温和,也很講道理。是有文化的人。」

她告訴僱主,自己的名字叫阿娜,而不是視頻裏講的「伊莉莎白」。阿娜是傈僳族女性的常用名字,意指家中的長女。僱主從未聽說過「傈僳族」,亦不知道很多傈僳族信仰基督教。後來,他們就常常問阿娜關於緬甸的一切,那裏的氣候,那裏的宗教,那裏的美食⋯⋯還說將來一定要去那裏觀光。

阿娜的家鄉是一個多山、多霧的地方。她的丈夫在這個季節開始和村人一起種茶葉。他在電話裏勸阿娜快回家照顧孩子,這樣他就能額外種上一些草果和香茅草,它們都是中國老闆願意收購的農產品。

看著東莞的夜幕,阿娜也想念大山上的家。那裏人煙稀少,空氣乾淨。那裏一定沒有病毒吧?

(文中亦女士和許先生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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