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遇见“缅佣”和“菲佣”：她们有时不合法、有时不违法

见到阿娜的时候，她正好辞职。因为上班时间出去做头发，被老板发现，起了争执。

工厂在福建沿海。春节前夕，厂里赶订单，老板其实没想要她走。但阿娜觉得，“走掉才轻松呢！早就觉得一群黑人一起干活不太安全，他们只会说缅语，又喜欢出去玩，不定哪天就招来警察。”

她说的“黑人”是指打黑工的人。在那家工厂里，除了对技术有要求的中国工人，主要是打黑工的缅甸人和越南人。

阿娜34岁，家乡在缅甸克钦邦，紧邻中国，一口普通话让她表现得像个中国人。这也让她能在当天就联系到一辆私营大巴车，从福州去东莞，400元。无需出示身份证。她听说，在东莞有人能介绍一份更“安全”的工作。

大巴在夜里行过沿海公路，阿娜被海边的霓虹灯吸引住了。她有点后悔仓促离开，来福建半年，走之前应该去看看海。

凌晨四点，阿娜在东莞郊区下车，钦族姑娘“法官”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

“法官”留着暗红色超短发，外形举止都像男孩。她在毛衣外面套着一件黑马甲，瑟瑟发抖。两人过马路，走进一栋六层小楼。

“法官”的公寓在楼顶，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单间。一条穿毛线外套的小狗，热情地扑上来，“法官”抱起它亲了又亲。阿娜从小怕狗，她马上就想离开了。公寓里有一箱缅甸特产，拌茶叶、奶茶、槟榔，甚至“Myanmar”啤酒。东西是从云南边境运过来的，供“法官”排解乡愁。

阿娜在福建的同事们也会买这些东西，但她从来不买。她的消费集中在拼多多（编注：中国大陆流行的团购软件）上，买了大量的服装和化粧品。

第二天，“法官”让阿娜抄下一段英文独白：

“我的名字是伊丽莎白，我英语流利，也能说普通话。我能做简单的中餐。我能照顾和教导0至10岁的小孩。也能做管家。我能接受有房子里有狗或其它宠物。我有护照原件，有截至2022年的旅游签。我可以立刻开始工作。我愿在深圳工作。我已婚。我在新加坡做过两年保姆，在中国做过3年保姆。我有英语教学专业本科文凭。我是缅甸人，体重55公斤。生于1982年5月17日。”

阿娜86年生，从未去过新加坡，没做过保姆，而且怕狗。十五年前，她没能考上大学。但她大概能懂这段独白，她要流畅地把它念出，用手机录视频。录的时候双手交叠小腹前，保持微笑。

视频有美颜效果，掩去阿娜的雀斑和鱼尾纹，让她看上去就像十五年的自己。“法官”挑了最好的那段视频发给合作的中国中介。

然后就是等待。她们白天在屋顶晒太阳，晚上去逛夜市。在东莞，每个工厂聚集的地方都可以是一个“市中心”。这样的中心往往都有一个“练摊”的夜市。当地人沿街自建小楼，租给来打工的人。小楼大多只有六层，五颜六色，方方正正的格局。不远处有仿巴洛克建筑的高档小区，阿娜举起手机，镜头拉近，把它们拍了下来发在朋友圈里。

后来听说了疫情，她们就很少出门了。在公寓里每一天都差不多，“法官”玩游戏，阿娜刷抖音，小狗撕咬她们的人字拖。

大概这样过了一周，中国中介给“法官”发来信息，安排阿娜接受雇主的视频面试。这是阿娜的新工作：照顾一个未满1岁的男孩，每月工资6000元，无休。

雇主住在东莞，当天晚上过来把阿娜接走了。

“缅佣”，“三非外国人”

按照约定，阿娜首月的工资全额作为中介费，由雇主直接转给中国中介。然后中国中介从中抽取三成，作为酬劳转给“法官”。

我是通过阿娜认识“法官”的，但“法官”其实都不知道阿娜的名字是什么。阿娜离开后不久，有四个缅甸女孩从雇主家出逃，住进了“法官”的公寓。她们说害怕2019冠状病毒，短期内都不想工作。这让中方中介和“法官”都很生气。

不过，“法官”对疫情期间的“自我隔离”倒是非常适应。那是她的生活常态。

她不会普通话，长得也不像中国人，被检查的风险很高。除了去夜市，她几乎不出门；她用报纸糊满了公寓的窗户，以增加安全感。如果听说有缅甸人被抓了，她会连天台也不敢去。长期的隔离状态和恐惧有点扰乱她的生物钟，昼夜难分，失眠成为常态。

这间公寓像一个“中转站”。许多缅甸姑娘都来中转过，阿娜只是其中之一。

这个小规模、非正式的“中转站”，作为整个产业链的中端部分，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刚到中国打算找工作或已在中国一段时间打算换工作的缅甸女性介绍工作，同时暂时提供免费食宿。

也可以说这里是一个过渡空间，或庇护空间。

在缅甸主要城市仰光、曼德勒的海外职介所，是“缅佣”这条产业链的上游。职介所往往由中国人和缅甸人协作，他们在社交网络发帖，或发展熟人圈子，吸引缅甸女性前往中国工作。他们所承诺的月薪是5000至6000元，相较于缅甸最低工资每日5100缅币（人民币21元左右），或仰光工业区普通工人月薪13万缅币（人民币520元左右），中国的工资有巨大吸引力。

只是，缅甸尚未与中国签订双边劳工协议，这些缅甸女性只能靠非正常途径获得中国的工作机会。中国媒体习惯称呼他们为“三非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

她们大致有两种入境方法：一种是通过缅甸本土的海外职介所，办理中国旅游签证，乘飞机抵达中国，入职后三个月的全部工资归中介公司所有；另一种是在中介的指引下偷渡中缅边境，从云南省乘坐长途大巴抵达广东省或其它招工省市，花费大约3000元人民币。

“法官”走的第一种途径，阿娜走的第二种。两种途径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条例》。该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应当按照规定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

要获得合法的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并不容易。中国的《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需由中国公司为申请人在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担保办理，且申请人应该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位证书、两年相关工作经验。实际上，这份证书也是申请中国工作签证的“敲门砖”。工作类居留证件则属于拥有《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和工作签证的人，在入境中国之后办理。

阿娜离开“法官”住处前与雇主签了一份协议，但基于阿娜的“三非”身份，他们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其实没有法律意义。

大多数缅甸女性都不具备申请人资格。仅教育程度一项，缅甸女性人口虽比男性人口多出80万，但缅甸成年女性的识字率却比缅甸男性低了8.16%。这意味着在教育资源匮乏且分布不均的缅甸，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比男性少。对偏远地区来讲，女性获得大学以上文凭就更难了。

缅甸出国务工的现象大多聚集在少数民族地区、武装冲突地区和气候灾害地区。

“法官”今年25岁，来自缅甸西部与印度接壤的钦邦，缅甸最贫困联邦之一。2014年，钦邦的贫困率为71.5%，仅次于若开邦。钦邦的边缘地位使当地民族钦人常常选择去海外工作，于是在缅甸常有“钦族人英语好”的固有印象。

2014年缅甸人口与住房普查的结果显示，出国务工人数最多的是孟邦、其次是克伦邦、德林达依省、钦邦、掸邦等，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以少数民族为主要人口，地理、经济、文化上在缅甸处于边缘地位。在部分地区，未能平息的武装冲突或灾后重建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2014年，“法官”第二次高考失利，她选择和朋友们一起远赴海外。“法官”先在仰光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家政技能培训，然后被中介公司送到新加坡工作。同年晚些时候，缅甸政府发出禁令，严禁缅甸公民在国外做家庭佣工，理由是担心发生虐待事件。这一禁令直到2019年才解除。

“法官”在新加坡工作一年，去过两个家庭。第一家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24小时监视；第二家的工作量超出了合同规定。“法官”半年的工资作为中介费全数归中介公司，而且，每月工资约450新加坡元，比菲律宾、印尼同行都少。

2016年，“法官”去了澳门。在那里做家庭佣工一年，每月工资比在新加坡多100美元。她至今怀念澳门时光，那时候很自由，她是在那里开始和小雨交往。

小雨也来自钦邦，今年22岁。大眼睛，齐刘海，发尾染成淡紫色，看起来很机灵。她从14岁就到新加坡做家庭佣工，说很好的英语和普通话。“小雨”是她自己起的中文名字。

澳门合同期满之后，“法官”和小雨回到仰光，随即办理了中国旅游签证。

她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东莞的耳机厂。流水线作业，计件结工资，单人每月收入4000至5000元人民币。这时，小雨在微信群里认识了一些中国家政中介，他们大多在浙江和上海，拥有遍布全国的客户。

家政业让小雨和“法官”看到了机会。“法官”以每月700元的价格在东莞郊区租下一间公寓，自己住，也做中介。

房间里有一个帆布衣橱，一张单人床。“法官”把床搬了出去，让空间显得更宽敞。睡觉时在地上铺满草席和被褥，不睡时就将它们裹起来。这样的地铺至少能睡四个人。

在这里，“法官”的工作是通过社交软件招募缅甸待业女性，并在公寓里接待她们、教导她们如何讨中方中介和雇主喜欢。在“法官”建立的微信群“China lady’s fellowship”里，大多是在中国工作的缅甸女性，以钦族为主。

这间公寓像一个“中转站”。许多缅甸姑娘都来中转过，阿娜只是其中之一。

她们在群里发布最新的缅甸流行音乐，讲熟人的八卦，也发布“寻人启示”。“法官”告诉我，群里一直在找几个失踪的钦族女孩，她们到中国不久就失踪了，家乡那边也从未有过消息。“法官”的直觉是，“她们可能已经被迫嫁给中国男人了。”

劳工中介是个不太稳定的事业。“法官”的公寓里有时同时收留五、六个人，有时只有“法官”和小狗。

小雨的工作内容则是在线上为“法官”和中方中介搭线，同时，她在深圳一个家庭做保姆。她每三个月休假两到三天，就会打车回东莞和“法官”团聚，这是两人最幸福的时刻。

每次职介成功一次，中方中介会将提成发给小雨，她再和“法官”平分。

小雨每个月的工资都汇给了她的母亲。几乎所有到海外打工的缅甸女孩，都会把工资汇给在缅甸的家人。“法官”比较例外——她故意避开家人发来的要钱简讯，尽可能将钱存在自己手里。

有时“法官”会感到失落，在天台借酒消愁。她认为小雨不应该把钱全部汇给母亲，而是认真考虑和自己的未来。她的理想的未来是和小雨在仰光开真正的中介公司，并且在那里买一套公寓。

缅甸人的跨境迁徙似乎是一次次的招工促成的。许多人最初作为工人被招往东道国，随后在做工人时顺便招更多工人。大部分人如此，还有少数人，像“法官”这样，最后彻底转型为劳务中介。

尽管小雨尚不理解“法官”的理想，但她依然是“法官”的骄傲：“我女朋友会英语和普通话，所以每个月能赚6500元。”

像阿娜那样只会说普通话的保姆，每个月就只有6000元左右。如果普通话和英语都不会，也许一个月只有5000元左右，也可能会一直找不到工作。

在“缅佣”的世界里，小雨的薪酬已经登峰造极。但是，一位不会说普通话的“菲佣”，可能起步薪酬就比小雨更多。“法官”说，这是因为“菲律宾人能拥有中国的工作签证和就业许可证书”。

中国需要“外佣”吗？

“中国阿姨”…会“不听话”，喜欢“涨工资”、“要红包”，工作“不专业”，“熟悉本地行情”等，这都是雇主们不喜欢的。

“菲佣”可能是中国人关于“外佣”最直观的概念。

百度搜索指数中，尚未收录“缅佣”或“外佣”一词，但已经有了“菲佣”一词。该数据统计时间从2013年7月1日开始，“菲佣”一词搜索率排前三位的依次为广东省、北京市、浙江省，排前三位的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

派遣外籍佣工的中国家政中介公司们，往往还经营着其它领域的跨国生意，客户群体可以有重叠。在杭州经营“外佣”引进服务的亦女士就告诉我说：“我们主要是给高净值客户提供资产配置、海外投资的服务，涉及到海外保险、海外房产、美元定投、基金、信托、赴美生子、试管婴儿、留学顾问等领域。”

她说：“通俗地讲，‘高净值客户’就是指富裕阶层。”

富裕的雇主们转向“外佣”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本土家政服务的失望和不信任。除了“保姆纵火案”（编注：2018年，杭州一户人家的保姆纵火，造成4人死亡）等社会新闻带来的恐慌，还有对本土“阿姨”的消极印象。

亦女士把“中国阿姨”描述成了一个“深受人人平等观念影响”的群体，所以她们会“不听话”，喜欢“涨工资”、“要红包”，工作“不专业”，“熟悉本地行情”等，这都是雇主们不喜欢的。

相反，“外佣性格特别好，就像我爷爷奶奶那一辈人，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更重要的是，”亦女士补充道，“中国阿姨没有外佣那种专业素质和英语技能。”

上海的一位年轻母亲可可，就曾经雇佣一位“菲佣”三、四年时间。可可如此介绍自己：“年龄30+，年收入80万+，自己开公司的。” 她的家庭常年雇佣家庭佣工，孩子3岁时，她从“中国阿姨”转向了“菲佣”。

可可说：“大陆阿姨刚一开始都会表现得比较好，后来就慢慢地表现越来越差吧。我用过好多中国阿姨都是这样。后来，我女儿到了3、4岁语言成长期，家里的阿姨最好是讲英语的。我们听说菲佣很专业，就在百度上搜了一个中介公司。他们发来很多菲佣的自我介绍视频。”

可可从视频中选了一位“菲佣”，月薪8000元。当时她家里的中国“阿姨”月薪只有6000元。她也很清楚“在国内菲佣不合法，没有安全保障。”但当原来的中国“阿姨”提出涨工资时，可可决定“干脆直接换用菲佣了。”

“菲佣”是一个惊喜，可可说，“只需将每天要做的事列成表，她就会按照这个表完成工作。菲佣相对大陆的阿姨来说，更专业、更好用、更听话，十年如一日地维持她的工作状态。”不过，女儿上一年级以后，可可还是将“菲佣”辞退了。理由是“她香蕉味英语，把女儿带偏了。”

根据“中国报告大厅”2020年3月9日发布的《家政服务行业数据统计》，中国大陆家政服务也本身就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该统计称，截至2019年，中国大陆家政服务也从业人数达到2800万人，年均复合增长率为9.7%。而中国家政服务需求缺口达到了1700万人。

很难说清到底有多少“菲佣”在中国大陆工作或生活。一个概括性的数字来自2016年菲律宾劳工部长Silverstre Bello III在香港访问时提到：“有20万菲律宾人无证在中国大陆工作。”

国际移民组织2014年的报告指出，缅甸出国打工的人数是湄公河次流域六国中最多的。《缅甸时报》一篇报导曾提到中缅边境缅甸木姐口岸反人口贩运警察的估算：“中国现在已经有无证工作的缅甸人10万左右。”其中多数在云南边境或沿海工厂工作，而“缅佣”人数则难以估计。

一些中国家政公司在提供“菲佣”、“缅佣”服务的同时，也提供“印尼佣”。但“印尼佣”人数相对更少。亦女士解释道：“印尼佣和缅佣性价比差不多。所以有缅佣就够了，如果客户需要更专业一点的，找菲佣就好了。”

综上可以估计，在中国大陆的“外佣”总人数可能在30万人左右，远不足以弥补家政服务需求1700万的缺口，更不会像许多网民猜测的那样，抢走中国本土就业机会。

如何打造一套奢侈的“菲佣套餐”？

亦女士所在的以海外投资为主业的中介公司，目前就经营着“菲佣和缅佣两种套餐”。第一种“套餐”，菲佣持工作签证入境，每月薪资8500-10000元，中介费55000元，包两年服务周期；第二种“套餐”，缅佣持旅游签证入境，每月薪资5000-6000元，中介费20000元。

“菲佣套餐”是这家公司的首推产品。在该公司工作的亦女士这样解释这种悬殊差价的原因：“菲佣有合法的工作签。工作签本来就贵，一年一次，一次成本是一万块钱。”

事实上，这家公司提供的“菲佣套餐”都不算合法，但也不违法。它处在一个灰色地带。他们所招募的“菲佣”，也不一定拥有雇主想像中的“高级”水平。让“菲佣套餐”更贵的主要原因，是“菲佣”的口碑。

在海外工作的菲律宾人一度被称为菲律宾的“国家英雄”，因为他们的外汇收入维持了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国家英雄”的主力军，“菲佣”被工具化为“世界上最专业的女佣”。

中国目前没有出台普遍引进“菲佣”的规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则规定了引进外国人时，其岗位必须是有特殊技能要求的、国内暂无适当人选的、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菲佣”并不符合这样的条件。目前，作为引进外籍高端人才的配套政策，在中国大陆仅允许外企高管或外交人士拥有“菲佣雇佣权”。

但201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中国高薪阶层开始雇佣“菲佣”，这个市场还在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中介们找到了法律的“擦边球”。

不过，菲律宾人到中国，不像缅甸人有陆路可走。唯一办法是办签证，乘飞机入境。

亦女士声称自己所在的公司在菲律宾有“合作渠道”。“合作渠道”可以是在菲华人，或菲律宾跨境中介公司。

他们在社交网络上发布的招工帖子各有千秋：有的年龄限制写着18-35岁，有的则写着23-40岁；有的仅限学士及以上学位持有者，有的则不限任何教育水平；有的声称月薪5万比索，无休假，有的则宣布月薪5000人民币，每周日休息……

这高于菲律宾本国日薪579比索（人民币80元左右）的最低工资，也高于外籍家庭佣工在香港的最低月薪4630港元。

这些招工帖不仅吸引了从未出国工作过的菲律宾女性，也吸引了2018年后，从中东国家回到菲律宾并有家务佣工经验的女性——2018年1月，有菲佣在中东国家死亡，同年菲律宾总统宣布永久禁止向科威特输入菲律宾工人，因此当时许多菲律宾人回国。

这些菲律宾女性被告知：要先办旅游签证入境中国，然后中介公司会帮助她们转为工作签证，并申请就业证和居留许可。

在上海的许先生，自称是一家招商公司市场部经理。他所在的公司成立于2011年，但从2017年才开始做“菲佣”业务。这家公司不做其它国家的家政劳务，只做“菲佣”，亦是出于合法性的考量。其收费标准为一年13万元，第二年续签则打9.5折。其中“菲佣”的工资是7.2万元，剩余的是中介费。

根据这家公司的《外籍人才引进项目介绍》，“菲佣”从菲律宾到入驻中国家庭，整个流程需要2至3个月：填写申请表，推送人选，安排面试（在线视频），合适之后签合同（不合适继续匹配），客户交首款7.8万元（总费用的60%），菲佣签证下来并购置好机票后客户支付剩余尾款5.2万元（总费用的40%），菲佣入住客户家庭，中介公司后续服务部跟进管理。

以上两家公司都能够为“菲佣”佣提供工作签证。但需要以雇主所在地的公司作为名义上的“用人单位”，申请“菲佣”在中国的就业许可。这是整个产业的关键环节。

从表面上看，这个名义上的用人单位与许先生的公司签了一份合同，委托后者招聘外国劳动力。对此，许先生的解释说，“现在中国大陆的法律法规，是不能以个人名义雇佣菲佣的。我们的途径简单说来是，您公司里招一个菲律宾员工，这个员工表面上是您公司的员工，但实际上是在您家里上班。这样就完全说得通。而且一般情况下，只有你被别人拍照取证拿去举报了，才会有出入境的警察来敲门检查。如果被查了也不用担心，因为她是你们公司的员工，有齐全的手续。”

亦女士则认为，按这种方式引进的“菲佣”是更“干净”的。在她的描述中，“菲佣”更像一种“工具”：“我们不会给客户找已经在中国工作多年的‘菲佣’，像这种不太干净的，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到她的过往。我们是在菲律宾本地直接找‘干净’的阿姨。”

与客户接触初期，亦女士和许先生都会选择用口头叙述的方式来解释“菲佣”的引进过程，以不留下文字痕迹。以雇主方公司的名义雇佣“菲佣”的做法也降低了中介公司的法律风险。在这个过程中，雇主成为了“主导者”，中介公司站在“受托人”的位置上。

在亦女士的安排下，我与一位据称刚抵达中国的“菲佣”通了一次视频电话。她的名字叫Alexis。

视频那边，她穿着几何花纹的衬衣，系着一条墨绿色发带，看上去很精神。

Alexis今年32岁，单身。作为家里的长女，她高中毕业之后就出国打工了。曾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从事家政工作。家里两位弟弟均已结婚生子。Alexis说自己尚未考虑婚嫁，打算继续工作五年时间。她对薪资的要求是每月7000元，三个月休息一次。

她确实说着流利的英语，但并非中介公司所描述的那样未在中国工作过。

她告诉我，自己已在杭州一个家庭工了八个月。雇主很友善，只是女主人的姐姐总是在家里盯着自己，“我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并且对我指指点点的。”

她最终决定辞职另寻出路。由于中介公司就在杭州，她不需要去找像“法官”那样经营中转站的菲律宾人，可以直奔中介公司。

面试后，亦女士说，由于Alexis并非“干净”，原本5.5万元的中介费，可以降到2万元；她的首月工资由雇主直接交给中介公司。

处于整个产业链尾端的中方家政中介公司，通过向“外佣”和雇主双向收取中介费获得收益。无论“缅佣”还是“菲佣”，每一次就业，都需要向中方中介公司交纳中介费，像“法官”这样的中转站，就可以从这部分中介费中分一小杯羹。

尾声

离开“法官”家之后，阿娜一直在东莞雇主家里，不用买菜做饭——那是另一位“中国阿姨”的工作——她唯一的任务是照顾孩子。阿娜随雇主叫孩子“小B”，她需要24小时守在小B身边。

小B很安静，偶尔哭闹，她就揹着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他就会慢慢睡着。这让阿娜很想念自己的孩子。她有三个孩子，大儿子读六年级，二女儿读四年级，最小的女儿才一岁。他们都在故乡，由阿娜丈夫的姐姐照看着。

空闲的时候，阿娜会给孩子们打视频电话，但是小女儿似乎已不认识她了。“我现在一跟她打电话，她就哭着要找我姐姐。”二女儿是三个孩子中最聪颖的一个，她有时会在视频那边为妈妈唱几首赞美诗，带来了巨大的抚慰。大儿子是最让阿娜担心的一个，他说话结巴，也许会在学校被欺负吧？

阿娜的雇主是一对年轻夫妇。她很少看见他们，因为他们总是在加班。尽管几乎没有机会出门，但阿娜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她觉得现在的雇主比之前的工厂老板更尊重自己，“他们说话温和，也很讲道理。是有文化的人。”

她告诉雇主，自己的名字叫阿娜，而不是视频里讲的“伊莉莎白”。阿娜是傈僳族女性的常用名字，意指家中的长女。雇主从未听说过“傈僳族”，亦不知道很多傈僳族信仰基督教。后来，他们就常常问阿娜关于缅甸的一切，那里的气候，那里的宗教，那里的美食⋯⋯还说将来一定要去那里观光。

阿娜的家乡是一个多山、多雾的地方。她的丈夫在这个季节开始和村人一起种茶叶。他在电话里劝阿娜快回家照顾孩子，这样他就能额外种上一些草果和香茅草，它们都是中国老板愿意收购的农产品。

看著东莞的夜幕，阿娜也想念大山上的家。那里人烟稀少，空气干净。那里一定没有病毒吧？

（文中亦女士和许先生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