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19冠狀病毒疫情

好萊塢瘟疫蔓延時:1918年的病毒給「電影」帶來什麼?

進步和保守在時間的長流中都是相對的觀念。我們眼中100年前的保守運動其實是當年的進步運動。


1918年華盛頓流感流行期間,一名護士在醫院的流感病房裡檢查病人。 攝:Harris & Ewing/Underwood Archives via Getty Images
1918年華盛頓流感流行期間,一名護士在醫院的流感病房裡檢查病人。 攝:Harris & Ewing/Underwood Archives via Getty Images

1918年,一場死亡率極高的瘟疫蔓延全球,在接下來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造成了超過5000萬人死亡。

對電影這個新興產業來說,102年前的這場瘟疫出現在一個微妙的時機點:剛剛脫離愛迪生專利魔掌的美國電影產業正準備要大鳴大放,美國社會也才剛萌發「看電影對於身心有害」的焦慮,風和日麗的好萊塢不久前才取代紐約成為美國電影製作重心,而史上第一隻橫跨電影製作、發行和映演的托拉斯大怪獸——Paramout,正摩拳擦掌地準備要開始肆虐好萊塢電影城,一年後才會成為動畫師的Walt Disney則忙著謊報年齡志願去歐洲打仗。

上面這些人都沒料到這一場戲居然還有隱藏版反派叫做「西班牙流感」。

就像晴天裡的一聲雷,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轟隆殘響似乎仍在這個百年行業裡迴盪不去,甚至還潛伏在我們今天看的《陰屍路》(The Walking Dead)或是《末日之戰》(World War Z)等殭屍電影裡⋯⋯

20世紀初的電影產業雜誌《電影世界》(Moving Picture World)。

20世紀初的電影產業雜誌《電影世界》(Moving Picture World)。圖 : 網上圖片

死神緩慢西進好萊塢

數位圖書館Internet Archive網站上典藏了20世紀初的電影產業雜誌《電影世界》(Moving Picture World)掃描檔案。這些珍貴的圖檔成了102年前那場瘟疫的歷史切片,讓我們得以近距離觀察好萊塢當年如何挺過西班牙流感的世紀劫難:

「西班牙流感緩慢西進(Influenza Epidemic Working West)」1918年11月2日出刊的《電影世界》雜誌這麼宣佈。

1918年秋天,隨著從歐洲戰場返鄉的美軍一起從東岸的波士頓港登陸的第二波流感,是1918~1920年間總計三波西班牙流感疫情中死亡率最高的一波。光雜誌出刊前的10月份就奪走20萬美國人的性命,甚至直接導致當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銳減12年。

作為一本服務產業專業人士的媒體,《電影世界》關切的是電影院行業的災情:最早受到衝擊的波士頓地區電影院已經恢復營業,但往西走一路到西岸的舊金山和洛杉磯則才剛剛發佈命令要求電影院停業。就算還沒被勒令停業的地方,還敢出門看電影的觀眾也已大幅減少。

對於要求暫停營業的命令,洛杉磯的電影院業者採用了乍看是玉石俱焚的極端策略:他們不是遊說市長取消電影院禁令,而是主張針對各行各業實施更全面的禁令,封閉整個洛杉磯市一週,希望藉這帖狠藥一次治好這場大病。

本來應該撫慰人心的宗教仍是疫情中的亂源。洛杉磯的基督教科學教會為了公開挑釁禁止上教堂集會的命令,故意向警方預告他們要非法集會,確保他們能在禮拜儀式中被逮捕,藉以前往法院大聲主張他們的宗教自由受到侵害。

保守政治人物也趁著疫情中的公共衛生焦慮,火速推動立法禁止異性公開接吻和其他親密舉止。電影《樂來越愛你》(Lala Land)的著名場景:心花怒放的Ryan Gosling邊吹著口哨邊在洛杉磯長灘棧橋上與陌生女子共舞的情景,如果發生在1918年, Gosling隨時可能因為公開親吻該女子或是把手放在她腰部以下的位置,而被處以15元美金罰鍰或是15天拘役(所幸第一位在長灘上被逮捕的年輕人隨即拒繳罰款並透過法院上訴推翻該法令)。

1920年一個小男孩看著美國電影院的海報。

1920年一個小男孩看著美國電影院的海報。圖: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Corbis via Getty Images

進步和保守在時間的長流中都是相對的觀念。我們眼中100年前的保守運動其實是當年的進步運動。1890年到1920年間在美國積極推動禁酒令、媒體審查和道德主義的一群社會意見領袖,同時也是推動政府改革、教育改革、女性參政以及現代化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政策的改革者。當時進步主義的代表性人物、諾貝爾和平獎得主Jane Addams一直對新近崛起的電影娛樂很有敵意,認為電影院的環境對健康有害,電影的內容也對兒童身心有害。她企圖建立一家自己的教育電影院,也強力主張應該像美術館或學校那樣由政府建立自己的公立電影院來確保內容的教育性。在這些嘗試陸續失敗之後,她終於體悟到對抗電影產業這個道德上的頭號要犯只剩下一個方法——管制。

1915年D.W. Griffith的白人至上主義電影《一個國家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引發的爭議,讓內容審查的壓力達到新高。到了1918年,好萊塢距離被政府的黑手伸進褲子裡做內容審查的命運已經剩下咫尺。

結果讓人措手不及的西班牙流感打亂了這一局:

電影產業積極配合防疫的形象被媒體廣泛流傳。《電影世界》雜誌報導說有的電影院自掏腰包把報紙的電影廣告版面改成了防疫宣導,呼籲有咳嗽或感冒症狀的市民留在家中休息,絕對不要去看電影。

也有電影院乾脆利用停業期間積極改善過去常被質疑的衛生和通風問題。因為七年之後才會出現第一家裝上開利冷氣的有空調電影院,這時候電影院的主要通風設備還是傳統的風扇。有電影院特定買來派對用的碎紙片灑在風扇前,讓紙片吹往觀眾席的每個角落,自我檢測通風是否良好。

另外一家媒體《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的創辦人不僅是好萊塢大地主,也跟好萊塢電影產業有密切關係(著名的好萊塢地標正是他們家立起來的房地產廣告)。該報也因此積極帶風向「美化」疫情,並大幅報導電影院業者配合政策對抗疫情的努力。

這些防疫的積極做法和媒體公關的效果,大幅減緩了電影業跟進步主義社會領袖之間的緊張關係。Jane Addams此後就很少談及電影院對公共衛生造成威脅,而只聚焦放映內容的問題上。

流感疫情結束的兩年後,好萊塢總算找到了他們對抗政府審查的終極武器:由共和黨政治人物、前美國郵政總局局長William Hays為電影業量身打造的「自律」機制——現今MPAA美國電影協會的自主電影分級制,幫助好萊塢一勞永逸地躲過了政府審查的壓力。

美國演員Charlton Heston與導演Cecil B. DeMille在一起拍攝電影《十誡》。

美國演員Charlton Heston與導演Cecil B. DeMille在一起拍攝電影《十誡》。 攝:Paramount Picture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趁著疫情坐大的大怪物

1918~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之所以叫做西班牙流感,不是因為病毒源自於西班牙。當時一次大戰打得如火如荼,所有參戰國都對媒體有一定程度的報導管制,沒有參戰的義大利因而「領先全球」成為最早出現廣泛疫情報導的地方。

但媒體管制終究管不住病毒影響全世界每個人。當時的世界領袖,包含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英國首相David Lloyd George和美國總統Woodrow Wilson都很可能秘而不宣地得過西班牙流感。有歷史學者指稱Wilson總統戰後在巴黎協商和約的時候,曾發燒咳嗽而被隨行醫生判定可能染上流感,並且立刻性格驟變,顯得難以專注、缺乏耐性、暴躁多疑。最終是這些流感後遺症導致巴黎合約草草定案,放行了Wilson總統原本一直反對、法國人堅持要放進去的嚴懲德國條款。戰敗賠款很快就壓垮德國社會,促成了納粹黨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崛起,使全世界錯失了避免下一次戰爭的機會。

西班牙流感也大幅改寫好萊塢歷史。因為西班牙流感不同於其他流感,專門攻擊20~40歲青壯年,《電影世界》雜誌上擁擠的訃聞欄不斷出現演員、導演、電影院經理死於流感的消息。一時間幾乎好萊塢人人都有認識的親友同事遭流感奪走性命。

當年才16歲的Walt Disney卻意外被西班牙流感救了一命。早先謊報年齡從軍不成後,Disney隨即報名了紅十字會醫療團的召募,但在被送去歐洲戰場的前夕他突然得了流感,只好被緊急遣送回家休養。等他好不容易痊癒時,德軍已經被美軍壕溝中的流感病毒重創戰力,並正式向法國舉白旗投降。

另外一個急著想衝去戰場的是後來拍出《十戒》(Ten Commandments)的導演Cecil B. DeMille。作為最早逃出愛迪生專利魔掌而西進好萊塢拍片的電影導演之一,DeMille對好萊塢實在太重要,Paramount的老闆Adolph Zukor嚴令禁止他從軍,連去歐洲戰場替軍方拍攝紀錄片也不准。Paramount甚至在自家農場搞了一個加州國民警衛隊,每個星期天集合各大片廠的志願國民兵,讓Cecil B. DeMille擔任指揮官帶隊練兵,滿足他保家衛國的想像。

直到1918年底大部分電影院和劇組都因為流感疫情而陸續停工,Paramount大老闆才終於鬆口同意讓DeMille去歐洲戰場。然而和16歲的Disney的宿命完全一樣,DeMille行李都還沒打包好,Wilson總統口中這場「終結一切戰爭的戰爭」突然全劇終了。

Paramount老闆Adolph Zukor應該是從西班牙流感中獲益最多的好萊塢電影人。

在愛迪生信託還在製作並放映5到10分鐘的短片的同時,Zukor是第一個主張觀眾想看更長、更完整的故事並大膽投資超過40分鐘故事長片的製片。長片市場證實大獲成功之後,他跟好幾個製片參與了另外一個實驗性的投資案,投了好萊塢最早專做「發行」的電影公司——Paramount Pictures。Zukor很快就發現這種「在開拍前提供資金給製片、在完成之後把片子帶去全國各城市放映、然後拆分65%票房給製片」的新行業/新商業模式將會改變整個產業,於是立刻買下該公司所有股份,跟自己的製片公司Famous Players-Lasky合併,成為今天我們認識的Paramount。

Paramount事業拼圖中的最後一塊,是Adolph Zukor前一年才剛剛想到的邪惡點子:他想要併購電影院,將電影的三個部門製片、發行、放映通通合併成一家公司,藉以把電影院票口收到的每一分錢通通留在自己的口袋。

1918年底西班牙流感迎面撞來,成了Adolph Zukor的「天賜良機」。Paramount的律師提出了一個兇殘至極的作戰計畫:

Paramount會派人到全美各大城市假裝考察市場,然後故意放出消息說他們馬上要來這裡蓋一座裝潢更豪華、設備更新穎的電影院。正因流感疫情而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的當地獨立電影院經營者立刻被這個謠言整得人仰馬翻,因為Paramount要來跟你正面競爭的話隨即傳到你的貸款銀行耳中,下場就是在最你需要周轉的困難時節,你的往來銀行反而決定對你落井下石、抽走銀根。

整個計畫最高明之處是Paramount甚至不用真的花錢去蓋新電影院,就逼得無數獨立電影院舉雙白旗投降。

兩年多後,包含併購以及新蓋的電影院在內Paramount已經坐擁全美303家首輪電影院,成為整個地球上實力最強大的電影托拉斯怪獸(直到多年後被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反托拉斯法要求強制出售Paramount院線的所有權)。

1918年1月27日,紅十字會志願者在美國對抗西班牙流感疫情。

1918年1月27日,紅十字會志願者在美國對抗西班牙流感疫情。圖 : Apic/Getty Images

疫情後崛起的活死人

Woody Allen的電影《午夜巴黎》以美國作家海明威在《 流動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書中記述的巴黎生活作為故事背景。與海明威關係密切的美國女作家Gertrude Stein(電影中由Kathy Bates飾演)當時人也在巴黎,她曾把海明威這些參加過一次大戰的世代稱為「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認為是戰爭的經歷讓他們什麼事情都做不好。

有趣的是:實際上死於西班牙流感的美國人遠比整個20世紀美國參與的每一場主要戰爭(一戰、二戰、韓戰、越戰)的美國人死亡人數加總起來都還要多,然而經歷過戰事的「迷惘的一代」作家卻通通獨鍾戰爭題材,沒有人選擇寫作跟西班牙流感有關的作品。直到那些來不及見證到一戰戰場(因為年紀太小沒被徵兵)但有經歷流感疫情的世代長大之後,才開始在1930年代前後的文學作品中重新挖出那些他們青少年時期的恐怖瘟疫記憶。

Thomas Wolfe在自傳性小說《天使望故鄉》(Look Homeward, Angel)中記述染上西班牙流感的弟弟臨終前的恐怖模樣:

「那具身體看起來已經不再屬於他本人,而好像屬於一個被斬首的犯人一樣。他向來蠟黃的臉現在已經轉變成了死灰色,泛著花崗岩般的死亡色彩。高燒使他的雙頰通紅有如掛著兩面紅旗。三天沒有刮鬍子的臉上,長滿了硬如野棘般的鬍子。這些新長出來的鬍子讓人不寒而慄,因為它們完全符合毛髮在腐爛的屍體上還可以繼續生長的鄉野奇譚,逕自繼續生長。」

同一時間,一群有共同回憶的電影創作者和電影觀眾也終於願意重新咀嚼瘟疫的恐怖記憶,並促成了美國恐怖電影的第一個黃金年代。

美國文學研究者Elizabeth Outka教授去年在學術媒體「對話」(The Conversation)網站上發表文章指出:正是這些見證1918年西班牙流感死亡慘狀的作者,創造了好萊塢最重要的恐怖電影類型——殭屍電影。

Zombie這個英文字源自剛果,同時可指沒有靈魂的身體或是沒有身體的靈魂。16、17世紀非洲黑人被擄至加勒比海的甘蔗園為奴時,把他們的語言和巫毒信仰也一起帶去。1929年一本名為《The Magic Place》的海地島遊記率先描繪了已死的黑奴被巫毒魔法喚醒,然後在甘蔗園繼續被奴役的殭屍傳說。3年後該書就啟發了史上第一部殭屍電影《白殭屍》(White Zombie)。

然而Outka教授認為另外一部在西班牙流感兩年後就發表的恐怖小說才是殭屍大眾文化的真正源頭(即便該小說就像經典殭屍電影《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一樣從頭到尾都沒有用Zombie這個字眼)。那部小說正是著名的殭屍鬧劇電影《幽靈人種》(Re-animator)的原著—— 恐怖小說先驅H.P. Lovecraft的早期短篇小說 <賀伯偉斯特:屍體復活者>(Herbert West: Reanimator)。

在非常類似科學怪人的故事中,兩名醫學院學生必須尋找屍體來進行讓死人復活的醫學實驗,而剛剛發生的瘟疫提供了「天賜良機」:

「當患者數量開始暴增時,我們被立刻派網醫療機構裡服務。疫情幾乎完全失控,快速攀升的死亡人數遠超出了本地殯葬業者的負荷。許多遺體根本沒有經過任何防腐處理就被匆匆下葬,克萊斯特徹奇公墓的停屍間裡滿滿的棺木裝的全是未經防腐的遺體。」

這段情節其實源自於 H.P. Lovecraft 的老家羅德島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發期間的慘狀。因為羅德島的殯葬業無力負荷突如其來的死亡人數,成堆的屍體甚至被直接埋在一整排壕溝裡。

H.P. Lovecraft或許有意或許無意地在小說中透過主角之口呈現種族歧視的刻板印象,評論一具像黑猩猩般巨大的黑人屍體說「他還活著的時候一定比死後更令人害怕」。這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社會議題正好是殭屍電影教父George A. Romero 日後每一部殭屍電影的中心主題。1968年以低成本的黑白底片拍攝的《活死人之夜》特地選了黑人演出主角,而且在劇中老是被有刻板印象的警察誤認成殭屍。

瘟疫、殭屍、哥吉拉或是任何電影中的反派,都是對社會的一次道德模擬考試。劇中人要不就像卡繆說的那樣用正直對抗瘟疫,要不就像小丑的名言「瘋狂就像是萬有引力,就差你輕輕推它一把」,在模擬考試的作答過程中墮入人吃人的瘋狂。

附帶一提,在蝙蝠俠宇宙中小丑經常去的那家精神病院叫做Arkham阿卡漢。這個名字的典故正是出自H.P. Lovecraft <賀伯偉斯特:屍體復活者>故事中那個西班牙流感蔓延、屍體復活肆虐的瘋狂城市:「說時遲那時快,那場瘟疫獰笑著步出了牠位於煉獄中的恐怖巢穴,致命地降臨於阿卡漢城。」

親身經歷過任何一場瘟疫的讀者/觀眾肯定一眼就能認得這頭剛剛出籠的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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