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月27日，法國電影雜誌《電影手冊》編輯部發佈了一則聲明，指因包括電影製片人和科技大亨等新股東加入，15名編輯決定集體離職。這在雜誌七十年歷史上尚屬首次，因這本雜誌之於電影歷史實在舉足輕重，消息引發電影界內外的廣泛關注。然而，《電影手冊》的問題似乎也不是到收購事件才開始有的⋯⋯
在《電影手冊》（Cahiers du Cinéma）編輯部提出總辭後，據說編輯部將在四月刊發行後離開，若然，這本雜誌或許真有可能就此走完它（創刊於1951年4月）剛剛好70年的歷史。因為被影視、通訊企業合力收購而引發不滿繼而總辭的消息傳出，是否引發更多的反響尚且不知，但回顧它的生命歷程，風風雨雨幾十年嘎然而止確實令人唏噓；然而，《電影手冊》的問題也不是到收購事件才開始有的，編輯部的總辭是否別有用心？
為了解這本雜誌的問題，那還得先回到它的起點：有「《電影手冊》靈魂」（見註1）之稱的創辦者，法國史上最偉大的影評人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
從巴贊到《電影手冊》
他提出理想的影評條件，第一就是該有專業的寫作平台，但直到辦了自己的雜誌才真正實踐這個理想。
除了影評寫作，巴贊還在各大小電影俱樂部給大眾（工人、學生居多）放電影，搭配映後講解與討論，由於他的傳播熱情與教育精神，常被貼上「電影傳教士」的標籤（見註2）；不過，在他四十歲早逝後，《電影手冊》獻給他的紀念專號（第91期）中，巴贊尊敬的前輩萊昂哈特（Roger Leenhardt）以「站在蘇格拉底那邊」（見註3）來形容他或許更為貼切，因為他是如此享受與人討論電影，不管是用文章還是口頭上的辯論。尤其，為了捍衞電影的美學，他能與曾給他很多啟發的薩特（Jean-Paul Satre）展開論戰。這場為《公民凱恩》（Citizen Kane，1941）所展開的論戰埋下一個種子，在隨後巴贊一篇討論蘇聯電影中將斯大林神化的文章發表後開花：一方面由此充分看到巴贊毫不妥協、表達觀點的意志，二方面他也因此被原本隸屬的勞動與文化協會趕了出來，為後來相關放映活動帶來一定程度的困難（見註4）。
不過，看似温和但骨子裏好戰的巴贊沒有因此受挫，反而為了對抗權威與不公——對戛納影展（港澳譯「康城影展」，台譯「坎城影展」）的失望，以及他崇拜的導演如威爾斯（Orson Welles）、谷克多（Jean Cocteau）沒有得到影展與大眾應有的重視——遂推動了1949年的「受詛影展」：網羅被戛納「退貨」的傑出影片作放映（不少是首映），並請來導演與觀眾交流。因為這些經歷而加深與同樣熱衷於電影活動的樂評人雅克‧多尼奧－瓦克羅茲（Jacques Doniol-Valcroze）的交情，奠定後來創刊《電影手冊》的基礎：他們同為一份短命的嚴肅雜誌《電影雜誌》（Revue du cinéma）效力，辦《電影手冊》一定程度上就是為了延續《電影雜誌》，因此在創刊號的目錄頁上還題有「獻給讓‧喬治‧奧利歐」字樣，奧利歐（Jean George Auriol）就是《電影雜誌》的創辦者；而《電影手冊》也招攬了部分《電影雜誌》的作者（見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