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導演廖克發：用台灣的自由去做最好的事

第56屆金馬獎去年底落幕，來自東南亞地區的電影作品，在此屆金馬特殊政治環境下受到大量關注，更創下11位馬來西亞籍電影人入圍金馬的歷史紀錄。其中，馬來西亞導演廖克發帶劇情長片《菠蘿蜜》參賽，與陳雪甄共同獲得最佳新導演提名。《菠蘿蜜》是廖克發的第一部劇情長片，他的上兩部作品是紀錄片《不即不離》（2016）、《還有一些樹》（2019），前者因涉及馬來亞共產黨相關歷史，而在馬來西亞被全面禁演。

被提名但未得獎，廖克發說了個故事：「我在拍《不即不離》的時候曾經大病一場，那時我在剪接，非常嚴重，醫生診斷說我是腦部中風。我半邊的眼睛不能控制，雙腳不太能走路。當時我一個人在台灣，沒結婚，壞消息也不會跟家人說。」

他說當時為了等腦部斷層掃描結果，需要一星期的時間。他回到自己租屋的地方，哭了整整一兩天，心想自己是不是要死了。直到第三天早上，他醒來，用一隻眼睛打開電腦繼續剪輯。「那也不是什麼勇敢或者英雄心態，我從來沒有一個想像中的『電影夢』，對我來說那是一種自然必須做的事情。不管提不提名得不得獎，就算我有一天找不到錢了，沒成就了，我還是會去做任何事，把我想講的話講出來。」

廖克發認為，他不會想著一定要成為經典電影大師，甚至有一天電影不見了，去從事其他創作都可以。「但你要知道自己心裡想講的是什麼，那才是最重要的。」

自我流亡來台灣

要談廖克發的創作脈絡，必須先回到二戰時期。當時太平洋戰爭爆發，為了對抗日軍，廖克發的祖父加入馬來西亞共產黨。直到日軍投降、馬共爭取獨立失敗後，在叢林游擊戰的過程中，祖父遭到英軍槍殺。祖母為了家族自保，從此這段歷史成為不能被提起的過去。

廖克發是馬來西亞北部的小孩，出生時家裡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只是一個橡膠園裡的小木屋。直到讀幼兒園的時候，跟著父親舉家搬到南部的新山市，一路求學長大。

由於馬來西亞的華人進入本地大學有配額制度，因此廖克發從升初中時就決定要跟親戚一樣前往新加坡唸書。「我的學校在海岸，窗口看過去就是新加坡。我一直以為，我的人生版圖最遙遠就是那裡了。」

廖克發畢業那年，他成為第一批被新加坡國立大學招收的商科學生。本來至此已可大略預測的人生，卻又因為畢業時遇到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新加坡銀行倒閉、經濟整合，而成了第一批失業的商學系學生。他於是跟著政府政策規劃，進入教育體系當小學老師。

「想來台灣，一開始只是想要改變，試試另一種生活的方式。」廖克發坦言，自己當時甚至沒有想把台藝大電影系的大學課程修完的意思。「我來台灣的時候，不知道侯孝賢，不知道李安，不知道台藝大有一個多麼優良的電影傳統。我來台灣只是，說得文青一點，像自我流亡一樣的，就是想要離開新馬。」

進了台藝大後，廖克發拍了幾部短片。大二升大三時因為儲蓄用完了，便又休學回到新加坡電視公司工作。直到有一天，他在台藝大的指導老師吳秀菁告訴他，他拍的短片《鼠》得獎了，「你最好回來給我把書念完」。

「我是從那之後跟電影的關係才產生變化，」廖克發的語氣些許感慨，「也是那次回來以後，才碰到廖桑的。」

廖桑是台灣知名剪接師廖慶松在業界和學界的暱稱，他也是對廖克發電影生涯影響深遠的恩師。聊到廖慶松，廖克發顯得益發動容。

「我跟廖桑的相遇非常有趣。當時我的指導老師說，台藝大有個神奇的老師叫廖桑，他在研究所教書，你應該去聽他的課，聽他對你片子剪接的想法。」廖克發說，「因為我不是抱著電影夢來的，我沒有偶像崇拜這件事。所以我當時其實是抱著有點看戲的小屁孩心態去聽課，想說我來看看你有多厲害。」

起初，廖慶松給的剪接指導建議，廖克發並沒有放在心上，依然照著己意剪接。後來每次廖慶松見他來旁聽課程，就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克發，你的片子沒有把它剪好，它就是你產生的一個怨念，一隻鬼，這隻鬼會纏你一輩子的你知道嗎。」

廖克發坦言，直到《雨落誰家》，他才開始照著廖桑說的方式嘗試剪輯。「剪完之後，我開始發現有些東西不一樣了。那時我才尷尬的想，我好像錯了，怎麼辦。」他回憶道，「廖桑影響我很大的一個原因，是以他的輩份和地位，遇到像我這樣自我中心的屁孩，他完全可以不理我的。但他卻很耐心地包容我，繼續給我勸告。我覺得我們要承接的，不只是所謂電影技術上的精湛而已，那是那種對人的胸懷。」

廖克發解釋，廖慶松給的建議，向來都只是引導，一個模糊的概念。他會叫廖克發去讀唐詩，去看不同作家寫的文章。剪接《菠蘿蜜》時也是如此，廖克發說，廖慶松看完每一版本的剪接，就會打給他，一講就是幾個小時，卻從不直接點破問題，希望他自己琢磨。

怎樣放下你的Ego

《菠蘿蜜》講的是馬來西亞兩個不同世代中的角色，面對國族意識、原生家庭與身份認同的內在創傷與自我和解。一邊是1950年代馬共叢林游擊戰的背景下，被送到林外寄養的孩子小波，與黨員父母之間不能明說的關係；一邊是多年後小波成長為人父，兒子一凡因想遠離家庭爭執而赴台求學，直到與同樣身為異鄉人的菲律賓移工萊拉相遇，才開始詢問自己的信念究竟為何。

這樣一個與廖克發身世背景環環相扣的故事，在廖慶松看完早期的剪接版本後，卻劈頭就對廖克發說「你不夠愛一凡」。「他告訴我，『你們年輕人剪接技巧都很厲害，但技巧後面，那個人的味道呢？你是這部電影的爸，它是你的孩子，可他不屬於你。你有去聽那個小朋友到底想說什麼嗎？』他叫我去跟這部電影花時間相處，跟它變成朋友，不要只想著幫我的角色代言。」

廖克發回憶，因為廖慶松的指導，剪接《菠蘿蜜》的過程，彷彿像在打坐一樣，學會讓自己逐漸靜心聆聽，直到找出最合適影片靈魂的呈現樣貌，一切便豁然開朗。「對，我可以寫一個很獵奇的、懸疑的馬共故事，然後把劇情鋪展得非常美，就可以拍了。但我發現創作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你要怎麼樣放下你的ego。」

廖克發說，東方式的創作，有時是要讓自己沈浸在環境和角色細節裡面，等待故事的味道自然出現。「那個東西我覺得就好像在看油畫跟水墨畫的不同，西方的油畫是透過構圖、透視，不斷一筆一筆用加法加上去的。」廖克發以手比劃，「但水墨畫是，你為了一筆要練個十年，除了最後一幅，前面全部是要丟掉的。你要把自己練到有一個心境了，或者是有一個熟練度了，再去畫最後那一筆。」

回看過往，廖克發也是逐漸地才摸索出自己的創作脈絡和關懷主題。「一開始我只是想離開，想拍自己的事，想拍關於祖父的事，想問為什麼我跟爸爸關係是那樣。」他說，「人生是不會知道自己往哪裡走的，只有在回頭看的時候，才發現它好像有一個道理。」

廖克發自認不是個議題先發的電影人，而是自然地看見他想關心的人，自然地會有一股衝動想說他們的故事。

「我來自的城市新山就是比較多移工的城市，我以前就是跟緬甸人、泰國人跟尼泊爾人一起踢足球，所以跟移工相處我是很舒服的。我祖父那一代的人，被馬來西亞人稱為移工。我去新加坡，也是比較高薪的移工。來了台灣，一邊念書一邊打工的時候，其實他們也叫我是移工。」

「台灣人」是一個排外概念嗎？

廖克發記得，就讀大學時期的自己曾跟同學逛街時，聽到對方形容某間店的衣服很「東南亞」。「他說的東南亞的意思是，那是種『移工式』打扮的衣服，那背後聽起來是有一個階級的。」

廖克發說，台灣移民人口其實已經超過原住民了，但過往卻很少在影像上看到這個族群以作為社會一部分的自然面貌出現。「偶像劇也好、電視連續劇也好、台灣電影也好，為什麼在片中他們不會是我們的鄰居呢？午餐常常去吃的為什麼不是越南小吃呢？你說我們要關心移民，但這個說法究竟是一種進化嗎？還是一種過濾？這會不會是一種隱性歧視？」

「馬來西亞在1957年獨立，後來開始討論什麼是馬來西亞人的時候，種族主義也因此崛起。他們用血統來分，什麼是馬來西亞人。」廖克發舉例對比，「台灣面對今天的政治局勢，自然會強調台灣人、台灣文化。在面對抵抗下，我可以理解。但是，當你在討論『台灣人』概念的時候，它也是具有排外性的嗎？還是一個包容的概念？」

廖克發說，移工是不是「台灣人」這個問題，其實關乎於人性是否敢於面對自己深層的恐懼。「我覺得世界上每個地方都一樣，當一群人處於恐懼時，就會開始分本地人、外地人，新來的人、後來的人。尤其利益出現衝突，每個國家都會出現這種事。在馬來西亞就是分馬來人和華人，在台灣以前是分本省和外省，現在開始分什麼是台灣人，什麼不是台灣人。」

然而，廖克發也相信，人只要面對你的恐懼，那個恐懼就會變成是你的創造力，一個變得更好的動力。我們可以問自己：我懼怕什麼？見到什麼樣的人會讓我不舒服？我是不是對那個人有偏見？有哪些東西是我未知的？在倡導自由和多元的台灣，所謂的「台灣人」是什麼樣子？是單一的，還是多元的樣子？

「有時候我們說愛台灣愛台灣，但我們愛的台灣是match不起來的。」廖克發說，無論是種族或思想上，一個人能不能夠接納一個與他不同的異者，以及如何去接納這個異者，並不是哪一國人的問題，而是做人修養的問題。「這個接納不一定要同情，更不一定要有慈善的心理。」

透過紀錄片《不即不離》，廖克發想問，怎麼樣能為所謂的馬來西亞人找到更好的定義。而《菠蘿蜜》想問的則更明確：我們該怎麼樣成為一個更包容的人？

「我也會問我自己是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雖然在馬來西亞華人被馬來特權壓迫，但華人本身也從不關心原住民。我們會對外說，我們值得世界來關心，但我們有去看那些需要我們需要關心的人嗎？我們其實也是加害者的其中一員啊。」

廖克發認為，如果人們可以不再用地緣、國族或意識形態來分類彼此，而是用有沒有多元包容的公民意識去看事情，彼此之間才能夠真正團結與援助，進步也才可能發生。

他引述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Adunis）的發言「中心是一切邊界的邊界」，「中心論指的是，我們定義了中心是什麼，然後其他不符合的全部都是排外的。但我覺得這個年代，你還守著這種想法是很可惜的事。現在的資訊已不是封閉的，我們可以選擇只要守著我的文化中心，或是終於變得開明一些。」

用自由去做最好的事

在影像業界拍片和賣片的過程中，廖克發認為電影人特別需要檢視自己的信念問題。而「信念」對廖克發而言，不是網路上簡單的按讚表態，而是充滿了不可承受之重。

「現代人因為網路社群媒體興起的關係，容易有很多的意見，按讚和罵人都很容易，但
卻未必準備好了去承擔這個意見代表的意義。信念則是要去負責的，要去思考和修正的，是準備好為它做出犧牲的。你能夠承擔，那才叫做信念。」

廖克發認為，創作者必須承認，凡是創作皆需要自由，自由是創作最重要基礎的土壤與養分。他談及香港近來的政治局勢，對照華語影壇現況。「香港現在的局勢非常嚴峻，可能還會越來越走下坡，但台灣還有自由，台灣可能算是華人地區最後一塊真正自由的地方。而現在的我們，在用這樣的自由做最好的事，還是在做一些歌舞昇平的事？」

他提到自己2015年以在台工作的菲律賓籍女傭為題的作品《妮雅的門》，片子曾前往替逃跑外勞重新尋找工作的單位中心播放。放映後，現場非常安靜，直到一個女性舉起手，述說自己受到雇主暴力對待的痛苦過往，邊講邊哭。

「她罵我，說導演你拍錯了，台灣雇主沒有像你片子拍的那麼溫和，然後一直哭。接著旁邊的人也開始舉手，每個人開始邊哭邊輪流講自己的經驗。」廖克發說，那跟去影展放映後，觀眾討論認不認同導演的藝術手法是截然不同的討論。

「對那些移工來說，那是生命，你講錯了我的生命，我有權講說你錯了，這不只是美學，這是生命。」廖克發字句分明地說，「作為一部電影，這不是藝術成就的問題。它也許錯了，但因為觀看它，讓那些人可以哭出來。我常想問，除了表現自己的喜好，導演們是不是可以跟生命更貼近一點？」

對廖克發來說，每次拍片，他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如果這是你的最後一部電影，你拍不拍？「對我來說，那是一個衝動，一種要幫一些人說話的感覺。今天《菠蘿蜜》我拿去給任何一位馬共看，我都不會覺得慚愧。」他這麼總結，「拍電影要有這種問心無愧，做所有事，都應該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