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作為「朋克之城」：自由的頭腦如何面對瘟疫、謊言與封城

「內中有多大不幸與悲哀，面子上也就是這樣的紋絲不動。好比長江，漩渦都在深水裏，表面只是平靜。」湖北作家池莉在小說《她的城》中的這段話，正適合封城中外表寂靜的武漢。這個長江漢水交匯的中部都市，原本喧鬧而美麗，曾是辛亥革命首義之地，也是南來北往的重要樞紐。2020年1月23日上午10時，因為急速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武漢被「封城」，這是近代中國首次非政治軍事性封城。隨後，除神農架林區外的湖北各地陸續實施疫區封鎖，超過5000萬人被困家中。

封城第23天夜裏，武漢上空突然電閃雷鳴，打破了大半個月的死寂。次日白天，伴隨北方寒潮而來的一場大雪，彷彿訴說着這個城市正在遭受的苦難。武漢方言用「不服周（音zuo）」表示不服氣的意思，這個講法源自楚國對周天子的不服從。而關心中國當代音樂及思想發展的人會知道，武漢還有另外一個身份：這裡還被稱為「朋克之城」，是1990年代開始的中國搖滾重鎮。

亦即這個「不服周」的地方孕育了一群嚮往自由的靈魂，他們孕育出的獨立音樂作品有反叛的精神，有詼諧的腔調，也有雋永的氣質。而今疫症封城，我們聯絡到五位武漢獨立音樂人：生命之餅樂隊主唱吳維、花倫樂隊吉他手丁茂和朱明康、Chinese Football 樂隊主唱徐波、HINC 組合貝斯手狗狗。他們分屬1970年代到1990年代出生的不同世代，風格也各異。抗疫的日子裏，我們就和他們聊聊武漢的搖滾身世，以及封城前後各自的狀態與思考。

「香港有《海闊天空》和《願榮光歸香港》，台灣從《美麗島》到《島嶼天光》」，「我們自己三十年來沒有什麼集會的場景和文化，現在有合唱的機會也無歌可唱，唯一能唱的就是國歌。」

「朋克之城」的誕生與演變

由於公共交通停滯，本次疫情中出現了很多民間自救團體協助運送物資，「武漢魯磨路救援會」就是其中一個。而這個團體由一群本地搖滾樂迷們組成，大家平日混跡於魯磨路一帶，經常一起喝酒、看演出。武漢最重要的 Livehouse，生命之餅樂隊前鼓手朱寧創辦的 VOX 和主唱吳維曾擔任經理的 Prison，都在位於武昌的魯磨路上。

緊鄰 VOX 和 Prison 的，就是華中科技大學和中國地質大學（武漢），整個魯磨路沿線更是高校雲集。武漢的大學生人數在中國乃至全球城市中都名列前茅，目前有超過100萬在校大學生——這也是武漢成為中國搖滾重鎮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學生一向是搖滾樂乃至流行文化的主力消費者和創造者。

70後的吳維，從北京迷笛音樂學校畢業回到武漢後，於1996年組建了當地第一支朋克樂隊「生命之餅」，隊名取自《聖經》中的「擘開生命之餅，充我靈飢」。不過，這支後來成為傳奇的樂隊並非武漢搖滾的起點。

1990年代，大學生人數和普遍收入的提高、西方「打口帶」的流通，催生了武漢本地的搖滾樂。1993年，華中理工大學（現華中科技大學）「致命的誘惑」樂隊帶起了大學生樂隊風潮，隨後「同志」（Comrade）樂隊風靡各高校的巡演正式宣告武漢地下音樂的開始。這時期成立的還有「人異」樂隊，其成員包括後來簽約主流唱片公司後大紅的「達達」樂隊主唱彭坦和貝斯手魏飛。

「生命之餅」成立之後，「媽媽」、「死逗樂」和「憤怒的狗眼」等後來知名的朋克樂隊相繼在武漢誕生。吳維成為武漢朋克音樂的領袖，甚至曾在家裏和朋友組織「武漢朋克學習班」。

1998年，「生命之餅」聯合「媽媽」、「死逗樂」和「憤怒的狗眼」，四支朋克樂隊帶着一套磁帶轉錄的小樣去外地巡演，一時引起轟動。當時《通俗歌曲》雜誌編輯彭洪武第一次提出，武漢是「朋克之城」。這個稱號從此流傳至今。

與同時期的北京朋克有專門演出場地不同的是，武漢朋克們需要不停尋找排練和表演場所。他們一開始常去大學的活動中心或 KTV 這樣的地方，後來因為發出的噪音太大而屢被驅趕。紀錄片《絕不鬆開我的拳頭》（導演王水泊，2014）詳細展示了那個時候武漢的地下音樂場景。SUBS 樂隊主唱、當時在武漢上大學的抗貓，輟學後和朋友一起開了 Boys Toys 酒吧，成為朋克樂隊和樂迷們的聚集地，但沒過半年就因為經營不善而關門。

直到2002年，朱寧退出「生命之餅」後開辦 VOX，武漢才有了第一家搖滾專屬場地。VOX 代表的是「Voice of Youth, Voice of Freedom」，這句話仍是許多武漢搖滾青年的座右銘。

以「生命之餅」為代表的武漢早期朋克作品，有着簡單的旋律、快節奏和直言不諱的歌詞，經常觸及社會議題和政治敏感話題。比如在2002年發表的歌曲《Wuhan Prison》裏，吳維就直白地把這個城市比喻成一座「監獄」：

I am living in the city, with my family
We can't feel freedom and safety
We feel like in a prison
I want to leave this hell, but can't find a way
So many fucking rules, but I don't care
Riot, riot this city… Wuhan Prison

在加入長笛和風笛之後，「生命之餅」的歌聽起來更加悅耳，但反叛精神不改。上海音樂人梅二曾經評價，「吳維始終堅持着底層反對者的立場⋯⋯或許遠離北京的朋克圈子使他保留了獨立堅持的特性，而不是在各種稱兄道弟的搖滾豪情中折損怒火，成為嬌生慣養的皮衣青年。」

但吳維並不認為武漢這個城市有天然的「朋克精神」。「武漢只是比其它城市早出現了幾支朋克樂隊而已。」他直言，「每個人對朋克的理解可能都不太一樣，我的理解就是不管生活在哪一個國家和地區，都要做一個勇敢、誠實、善良，有獨立思考能力和反抗精神的人。」

進入21世紀，武漢大部分朋克樂隊相繼解散。隨後互聯網大潮襲來，年輕人接觸到的資訊和文化更加多元，新一代樂隊的風格也更多樣。

2004年在武漢成立的器樂搖滾樂隊「花倫」，自成一派的美學風格迥異於他們的朋克前輩們，當時被譽為「中國後搖滾浪潮先鋒」。近年很受關注的電影《大象席地而坐》（導演胡波，2018）就由花倫配樂，他們也藉此成為金馬獎歷史上首個入圍「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獎項的樂隊。

花倫的早期成員裏，目前只有80後的吉他手丁茂和朱明康還留在隊中，他們仍在不斷嘗試新的創作和錄製方式。「之前專輯創作的目的性很強，」朱明康介紹正在籌備的新專輯時說，「這次我們想模糊掉目的地，記錄前往目的地的過程，有可能是一張帶着實驗精神的唱片。」

得名於香港鬼才導演葛民輝處女作的樂隊「AV大久保」成立於2006年，結合了新浪潮、朋克舞曲等多種風格的他們，聽起來怪誕而詼諧。這個樂隊無論在視覺還是聽覺上都很「武漢」：他們會把樂隊成員貼到黃鶴樓上作為宣傳照，也會把粗俗露骨的「漢罵」寫進歌詞裏。2019年，原班人馬重組為白紙扇樂隊，加入了更多電子元素，一首《東莞》上線後很快成為熱門金曲。

85後的徐波於2011年在武漢組建了兼具 Emo 和 Math Rock 風格的「Chinese Football」樂隊，被樂迷們暱稱為「國足」，如今在國內外都有眾多擁躉。他們在全球獨立音樂平台 Bandcamp 上成績不俗，最近還聯合日本女子樂隊 Regalily 一同進行了中國巡演。

徐波在樂隊介紹裏寫道：「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全力以赴，體無完膚。」這種既勵志又有點「喪」的氣質，在他們的歌裏也體現得淋漓盡致，比如2019年發表的《漂流人間》：

你問我去哪？我要去哪？
我毫無防備就登上了這艘船
頭破血流也靠不了岸
在乘風破浪時大聲哭大聲笑
漫天星辰都與我作伴
在人間漂流 在人間漂流

與朋克一代相比，徐波認為新生代樂隊最顯著的不同在於，「我們想的更多的是自己能做些什麼、改變什麼，而不是我要去反對什麼和標榜什麼。」

「武漢現在每個高校都有很多樂隊，還會一起辦搖滾音樂節。」90後貝斯手狗狗上大學時已經是2010年代，她加入過幾支校園樂隊，各類風格都嘗試過。「現在很多樂隊的風格很難按傳統分類來定義，表達上也會更私人化一些，觀點比較少，情緒比較多。也很難說有什麼武漢的地方特色。」

封城前後的音樂人們

「封城的消息公佈得很突然，但家人都在武漢，所以我也沒有離開的打算。」被困武漢家中的徐波說。他有個大學老師被感染，也有同學的家人被感染。截至2月18日，武漢累計新冠肺炎確診患者超過4萬人，佔全球總數過半，幾乎每個武漢人都有認識或間接認識的人被感染。

據徐波介紹，「Chinese Football」樂隊的吉他手也在武漢，鼓手則在疫情也很嚴重的湖北鄂州。樂隊最近的演出都被迫取消，包括他們之前很期待的和美國樂隊「Tiny Moving Parts」的共演，計劃中的歐洲巡演可能也會推遲。

身處湖北其他地方的人同樣備受煎熬。「家鄉的新增病例最近有所緩解，但內心依然是焦灼狀態，」朱明康說，「因為這邊的醫療水平、公共衞生條件相對不發達，一旦感染的話致死率可能會相當高。」

朱明康和丁茂都在湖北宜昌老家，他們原本計劃過完年後返回深圳，開啟「花倫」樂隊新的音樂計劃，但現在遙遙無期。

丁茂家在宜昌的一個偏遠小鎮，因為縣城搬遷，人口比以往少了很多，整個縣目前確診患者不到10例。即便如此，他仍然感到焦慮。和他同一天回家的姐夫在武漢工作，住的地方離重要疫源地華南海鮮市場不到兩公里，這讓全家人都很緊張。

除夕夜，丁茂有點感冒，於是在自己卧室裹着被子單獨隔離。「被子裏太熱，被子外太冷，很長一段時間我對温度失去了判斷，只能倚仗體温計。」那晚窗外雷雨交加，他突然想起父親說過的老話「臘月打雷，黃土成堆」（意指天象不吉，會死很多人）。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在北京工作的狗狗、遠在歐洲的吳維，也時刻掛念家鄉的狀況。跟每個身在外地的武漢人一樣，他們每天都會上網看疫情的最新消息，問候身在武漢的親友。

狗狗在1月份看到疫情蔓延的消息後，在封城前就取消了回老家過年的計劃，但同樣在北京家中悶了一個月。她原本和幾位同鄉約好，過年時要在武漢一起出門「過早」（武漢方言的吃早飯），吃她心心念念的三鮮豆皮和熱乾麵。

今年初，她和一位北京吉他手正式開始了名為「HINC」（拉丁文的「因此」）的二人音樂計劃，目前已經寫了五、六首歌。他們本想年後開始排練，並籌備正式演出。但北京同樣全城戒備，所有 Livehouse 和排練室都暫停營業，這個計劃只好無限期推遲。

吳維三年前從武漢搬到廣西陽朔居住，1月17日從廣州出發去了葡萄牙，之後才得知國內肺炎疫情已經很嚴重。他原本計劃四月份回國，準備新專輯《東方往事》的發佈會，但現在只能觀察疫情發展再做決定。

在空閒時間，吳維主要在看書，思考和記錄當下的心情和想法。他最近看的書包括葡萄牙詩人佩索亞的詩集，以及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奧地利作家漢德克的《痛苦的中國人》。

隔離在家的徐波，這段時間會通過視頻給樂迷們彈吉他唱歌，近期還會參與一個線上音樂節的直播。

朱明康的奶奶給他翻出來一把缺了弦的國產吉他來解悶，他每天都會彈一會兒。丁茂要幸運一些，之前大包小包地把合成器、錄音筆和一些小設備都帶回了家。他錄下了一些雨聲、河水聲，還有父親的口述家史，用這些素材做了點「奇怪的聲響」。

「不過玩了兩天我就膩了，這些聲音也只是聲音，是人賦予了它們意義。」丁茂說，「現在這種環境下，我什麼都做不了。」

災難當頭，音樂還能做什麼？

徐波相信音樂能起到撫慰心靈的作用，他最近常聽美國獨立樂隊 Yo La Tengo 的專輯《Summer Sun》，因為能幫助睡眠，讓他平靜。狗狗則在重温香港樂隊「My Little Airport」不久前舉辦的「催淚的滋味」演唱會，這讓她獲得更多力量。

本次疫情發生後，跟以往歷次災難時一樣，有不少明星藝人或官方機構紛紛製作為武漢加油的新歌。

「這次災難並非像以往的天災，人們能通過音樂來表達、調動集體情感和力量。」朱明康認為，對於戰鬥在一線的醫護、活在恐懼裏的病人和家屬來說，這種音樂毫無意義。丁茂也直言，「想對那些我聽到的嘗試治癒人心的音樂作者說，你們太吵了。」

對徐波而言，音樂創作仍然是他表達態度的重要方式。他最近在家寫了一首歌，歌詞裏有一句是：「用清醒的大腦，把謊言蒸發。」他解釋稱，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官方的言論，都有可能是真相或謊言，「所以必須保持學習和思考，保持清醒的大腦，由自己來判斷對錯。」

但最讓他難受的，是網上求救信息和新聞底下的那些惡意留言。「在他們（惡意留言者）看來，任何不和諧的聲音都是『帶節奏』，都是造謠甚至『境外勢力』。」徐波說，「我從他們身上感受不到一絲人性。」

最近沒什麼心情聽音樂的朱明康和丁茂都感到很悲觀。「看到我們曾經生活過的武漢，變成現在的樣子，幾乎每天都有讓人揪心的事情發生，在絕望中尋求希望的家庭、悲鳴的哨聲⋯⋯對人的意志和精神都是消磨。」朱明康說。

丁茂也很難緩解家人和自己的焦慮，他轉述父親的話說：「我們這個家庭再經受不了任何一點衝擊了。」「其實生活在這個小地方的每一個家庭，都是如此。」丁茂覺得，「這也許就是我們這代人所經歷的戰爭，人人自危，但無從反抗。」

在國外這段時間同樣很少聽音樂的吳維認為，這場「戰爭」的發生是徹頭徹尾的人禍。「中國政府的官方報導和作為跟以往一樣，就是掩蓋真相，封口、封網，最後不得不封城。」他直截了當地說，「浪費了控制病毒的最好時機，導致現在這種殘酷的狀況，那麼多人無辜犧牲。」

他同時感謝疫情當中為武漢提供幫助的各界義工朋友。除了搖滾樂迷們組成的魯磨路救援會，當地的義工組織還包括：酒店業人士自發組建的醫護支援聯盟、專門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的私家車主群體、不計成本為醫護免費提供咖啡的咖啡廳⋯⋯當然也有來自中國各地、通過網絡籌集物資的志願者群體。

封城第五天，悶在家的武漢居民們自發組織，晚上八點在各家窗台合唱《我和我的祖國》、《義勇軍進行曲》等愛國歌曲，視頻傳遍網絡。有網友感慨，人們可以合唱的曲目如此匱乏。

「香港以前有《海闊天空》，現在是《願榮光歸香港》，台灣從《美麗島》到《島嶼天光》，」狗狗很無奈，「我們自己三十年來沒有什麼集會的場景和文化，就只有年輕人在音樂節的那種大合唱，然後也只是他們喜歡的樂隊的歌而已。現在有合唱的機會也無歌可唱，唯一能唱的就是國歌。」

但她覺得，這場瘟疫會像2003年的 SARS、2008年的汶川地震等災難一樣，是新一代中國年輕人的一個「啟蒙時刻」。她最近也想寫歌，因為在日常生活中難以表達。但她也擔心，即使寫出了歌可能也無法發表，被更多人聽到。她回憶起去年跟上一支樂隊錄專輯的時候，製作人聽到歌詞裏唱了「oh fuck my day」，為保險起見要求他們改詞，最終唱成了「a terrible day」。

「我希望所有覺得自己被扇了耳光的人，可以讓自己當下的情緒持續得久一點，再久一點。」狗狗說。

「這裏不會永遠像一個監獄」

等到武漢解除封鎖的那一天，狗狗想要第一時間回去「過早」，吃她日思夜想的三鮮豆皮，去中學時常去的漢口江灘蘆葦地走一走，然後在一家酒吧喝自釀的名為「跳東湖」的啤酒。

「跳東湖」這項行為藝術活動源自「每個人的東湖」藝術計劃——為了抗議武漢著名景點東湖被填湖開發，建築師李巨川與藝術家李鬱最早在2010年發起了這一計劃，吳維是2012年第二回計劃的發起人之一。

對吳維而言，音樂仍是他最好的武器。他在今年將發行的新專輯裏，臨時加了一首翻唱的《東方之珠》為香港加油。吳維無奈地解釋，「除此以外我們還能做什麼呢？大部分內地人連在香港發生的事件的真相都看不到。」

而面對離香港千里之外、他深愛的家鄉，吳維早在2008年專輯《十年反抗》裏就寫了一首《大武漢》，來回應《Wuhan Prison》：

她會得到自由，她會變得美麗
這裏不會永遠像一個監獄
打破黑暗就不會再有哭泣
一顆種子已經埋在心裏

這首歌同樣適合封城中的武漢和被困城中的近千萬武漢人。吳維表示，想對武漢說的話在這首歌裏都說了，現在只希望大家都能在這次災難中盡快度過險情難關，恢復健康和正常生活。朱明康覺得，除了幫助和關心身邊人，反思和記錄也很有必要。他希望在封城結束後，能為這個城市的重建盡一份力量，「同時，銘記災難。」

感謝三水、狗狗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