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揭曉前評析：應該入圍的女性電影人去哪了？

在我看來，剛剛過去的二零一九是令人驚喜的電影大年。對女性電影人而言，她們組成了這精彩的一年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作為頒獎季終局的奧斯卡卻把她們拋棄了。

收穫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九部電影，除了根據同名原著改編的《小婦人》（Little Women）是女性群戲，以及《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中上演了一出勢均力敵的離婚戲碼，其他七部電影裏可圈可點的女性角色屈指可數。《Harriet》《星夢女神：茱地嘉蘭》（Judy）《爆炸性醜聞》（Bombshell）雖然貢獻了三個女主角提名，但都落選了最佳影片。三部影片中的主要角色均有現實人物原型，她們分屬不同的時代，並且有著各自的英雄軌跡，但和男主角五個提名中存在四個原創角色的情況相比，或許整個荷里活對銀幕女性形象的想像和接受能力都要狹窄很多。

這又是一屆被白人男性主宰的奧斯卡，只有奉俊昊和他的《上流寄生族》形成一股獨自強勁的力量。又因為《上流寄生族》太搶風頭，由亞裔女導演 Lulu Wang 執導的《別告訴她》（The Farewell）本來具有的種族紅利被稀釋，在最終提名名單上顆粒無收。過去幾年努力「去白」的學院又一次迎來 「太白」的一屆，有色族裔再次在演員獎項上大敗，《Harriet》的女主演 Cynthia Erivo 成為唯一一個非白人提名獲得者。此前呼聲極高的 Jennifer Lopez 沒能突圍成功，《豔舞大盜》（Hustlers）中一個有魄力的拉丁裔脫衣舞娘輸給了《李察朱維爾：驚世疑案》（Richard Jewell）裏為捍衛兒子而公開向權威喊話的平凡白人母親。這一結果顯得合情合理而又令人失望，因為我們往往會忽視，舞娘也可以是一位稱職的母親，她雖然沒有被家庭角色所限制，卻敗給了一種潛在的評價標準。

由演員成功轉型導演的 Greta Gerwig 沒能在《不得鳥小姐》（Lady Bird）之後，憑藉《小婦人》再次拿到最佳導演的提名，而她的第二部長片顯然比兩年前的處女作更考驗調度能力，表達也更具力度和深度，也更值得一個提名的肯定。Gerwig 最終拿到的是一個最佳改編劇本的提名。一共有十部影片獲得劇本類別的提名，而這些影片的十三位提名編劇中，她是唯一的女性。

最佳國際電影長片的五部影片，除去紀錄片《Honey Land》，其他的四部劇情電沒有一部有明確的女主角，更不談值得銘記的女性形象。由法國女導演 Céline Sciamma 創作的《浴火的少女畫像》（Portrait de la jeune fille en feu）構建了一個無男性的烏托邦，影片可以說是今年最具藝術性和酷兒精神的女性電影，但代表法國出征奧斯卡的是反映法國內部分裂狀態、由男性主導和參與的《Les Misérables》。與此同時，和《Les Misérables》一同入圍去年康城影展並收穫大獎的《Atlantics》，同樣是處女長片，但這部由女性執導、關注塞內加爾社會現實的奇幻之作，卻沒有在康城之後的頒獎季得到持續的關注和褒獎。

如果說奧斯卡是每年頒獎季的盛大結尾，是一場公開而熱鬧的拉鋸戰，那麼女性電影人在這場漫長的獎項爭奪中，很快地輸掉了自己的位置。為什麼又一次出現白人男性主宰提名名單的局面？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近年來為了稀釋評委結構中的「老白男」比例，盡力擴充了評委人群，但在吸收了更多女性和少數族裔會員之後，為什麼今年的提名名單還呈現出這樣的態勢？為何許多電影能夠拿到最佳影片提名，卻無法塑造一個有血有肉的女性人物？我們該如何看待與分析這些女性提名者在創作端發揮的作用和在表演方面承擔的角色？令人滿意的女性角色應該是怎麼樣的？令人期待的女性話語又該如何傳遞？

「超人媽媽」

近十年的奧斯卡的最佳女配角往往歸屬於演繹了當年最不屈、最強悍的母親或者妻子角色的演員。去年的得主 Regina King，憑藉《愛在無聲的街角》（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裏為女婿尋求正義而四處奔波的母親一角而獲獎。前年《冰之驕女》（I, Tonya）裏的那位婚姻不幸、時刻逼迫女兒訓練、脾氣暴躁的母親形象，則為 Allison Janney 贏得了一座小金人。通過「扮演母親」拿到最佳女配角的還有《孤星淚》（Les Misérables）裏的 Anne Hathaway，《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Boyhood）裏的 Patricia Arquette，《擊情手足》（The Fighter）裏的 Melissa Leo 等等。

不出所料的話，Laura Dern 將拿下本屆奧斯卡的最佳女配角，這算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她在《婚姻故事》中飾演強勢的離婚律師 Nora，自上而下散髮著一股強烈的自信，衣著性感，能言善辯，無論在自家辦公室還是法庭之上，都是無法被忽視的存在。 在女主角 Nicole 為是否要打離婚官司猶豫不決時，Nora 用一番振聾發聵的講話讓她堅定了決心。Nora 犀利地指出人們指責但又接受父親的不在場和不可靠，卻無法忍受母親的不完美，因為「猶太基督教的母親模板是聖母瑪麗亞，而她是完美的。她是孕育生命的處女，堅定地支持她的孩子，並在兒子死去的時候懷抱他的屍體。同時父親並不在那兒，他甚至連性交都沒有參與。」

這段話不僅調侃了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對母親們的誇張期待，而且可以被看作對銀幕故事時常描繪的母親形象的一種尖銳概況。今年 Kathy Bates 和 Scarlett Johansson 分別憑借《李察朱維爾：驚世疑案》和《陽光兔仔兵》（Jojo Rabbit）中的母親角色佔據了五個提名中的兩席。前者的高光時刻是在記者發佈會上，面對著眾多媒體記者和攝像機，她強忍委屈和憤怒，鏗鏘有力地控訴公權力如何扭曲了事實真相和侵犯了她兒子的人權。而後者則是小主人公 Jojo 最重要的教導者，這位母親天真浪漫又正義勇敢，當相依為命的母子倆身處戰亂和納粹主義的威脅，她會讓喬喬扭頭直面掛在絞刑架下的屍體，也會主動牽起他的手在家中歡樂地起舞。

但值得警覺的並非銀幕上泛濫著對於母親形象的呈現和歌頌，而是她們在電影中的角色幾乎全因她們與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的關係而存在。「母親」這個家庭職責往往被放大成一股具有感召力的人性力量，護崽是她的天性和職責，她所具有的美好的品格和精神屬性無法和她的母親身份相分離。太多的例子顯示出，做好一位母親等同於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女性。

反觀男配角提名情況，五個男性提名者扮演的角色都不因父親身份而閃光，他們可以是在政界和黑幫裏周旋的傳奇人物，可以是備受好評的電視主持人，也可以是頗具爭議的前教宗，即使是一個替身演員，也能在浮華的荷里活收穫一份自己的光彩往事。當銀幕上的「母親」常見又備受強調，「父親」不僅相對稀缺，而且這一家庭角色並不會掩蓋他的其他身份，反而往往作為一個側面來豐富他的形象。

Scarlett Johansson 憑藉《婚姻故事》和《陽光兔仔兵》中的兩個母親角色分別拿到女主和女配兩個提名，這是這位童星出身、塑造了眾多經典銀幕形象的演員首次獲得奧斯卡的提名。她絕不僅是復聯宇宙裏最為搶眼的「黑寡婦」，從《迷失東京》（Lost in Translation）裏在異鄉感受孤獨和尋找依靠的新婚少女，到《迷失勝負分》（Match Point）裏擁抱慾望和野心的灰姑娘，再到《皮下之慌》（Under the Skin）裏披著人類外殼的神秘外星人，在她的演繹下煥發光彩的角色類型各異且豐富有趣。但事實是，當 Johansson 放下性感而奪目的身段，收起年輕女人眉目間的嫵媚和誘惑，懸置對個人情感的困惑和探索，開始扮演為家庭操心的孩子媽媽，她才得到學院演技獎的首肯。

值得肯定的是，《婚姻故事》裏的 Nicole 足夠鮮活。而這個角色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為她展示了豐富的情緒，她不佯裝堅強，不刻意隱藏憤怒，她行事有充分的動機，做決定有合理的理由，她的拒絕妥協影響了一個家庭的走向，而她也承擔著這場艱難的離婚所造成的後果。對比面臨離婚官司從容的 Nicole，片中的男主角 Charlie 顯得手忙腳亂。為爭奪孩子的撫養權，他笨拙而孤獨地往返於紐約和洛杉磯，這位父親做出的犧牲以及努力似乎更加令人意外和印象深刻。與此同時，我們不會認為 Nicole 的經歷突破了對女性困境的慣常敘述，因為「家庭」還是「事業」這個熟悉的選擇題，可能每個女人遲早都會面臨。

在現實生活中，Scarlett Johansson 有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也經歷了一次耗費心力的離婚過程，她在近期的採訪中頻頻被問及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但同樣的問題，有多少人會拋給飾演父親的演員 Adam Driver？

「紙片人女英雄」

傳記片《Harriet》根據同名角色的真實傳奇故事改編，聚集這位在廢奴運動中扮演積極角色的巾幗英雄從獨自成功逃離奴隸主家到不斷返鄉解救更多黑奴的征程。影片一方面竭盡所能地神話女性，把 Harriet 塑造為比男性更有膽量和決心的革命家和救世主，一方面又把她身上的神性歸於一個更高的存在，無論面臨何種威脅，Harriet 都會停下來向心中的神祈禱，於是她每次帶隊涉險過關，都像是老天在保佑這位虔誠的信徒，但或許 Harriet 自身才是一切壯舉得以實現的原因。

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爆炸性醜聞》圍繞著 Fox News 一手遮天的高官 Roger Ailes 的性醜聞展開。Charlize Theron 和 Nicole Kidman 分別出演當時在任的主持人 Megyn Kelly 和 Gretchen Carlson。後者首先對 Ailes 發起了性騷擾指控，而更具社會影響力的 Kelly 最終站出來聲援 Carlson，才讓更多女性有勇氣揭露 Ailes 長期以來的惡劣行徑。在這一為奧斯卡定制的頒獎季作文中，加上飾演虛構職場新人的 Margot Robbie，三位女演員在極其有限的展示空間裏完成了精彩的表演，這一新聞系統裏居於不同位置的三人要完成的任務都是克服內心的障礙，在一片質疑聲中坦誠她們和掌握大權的男人曾有過不堪的經歷。

《Harriet》和《爆炸性醜聞》在當下這個需要女性榜樣的時代應運而生，但都失敗地奉上了紙片般單薄的人形立板。兩部電影看似是在為女性賦權，但實則空洞且缺乏真切的人文關懷。特別在有真實人物原型的情況下，我們卻很難在角色身上找到正常人應有的喜怒哀樂。這些「大女主」被托舉為時代英雄，她們沒有物質或生理的慾望，只為家庭、民族、女性群體而存在。她們身上卓爾不群的一面越被拿來大做文章，她們的形象就越遠離「現實女性」，越不具有一般性。這些為女性發聲的代言人們，難道一定要比一般人強大和堅韌嘛？

影后最大熱門 Renée Zellweger 在《星夢女神：茱地嘉蘭》裏奉獻了令人心碎的表演，但影片本身沒能跳脫名人傳記片的常規套路。天賜的嗓音給朱迪嘉蘭帶來了後天的人禍。她被愛辜負，被製片廠強權控制，被大眾的期待綁架。韶華已逝的昔日明星在經歷了數次失敗婚姻後依舊飛蛾撲火般投入愛情，此時她還有另外一個被強調的身份——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母親。

根據新聞報道改編的《豔舞大盜》和《爆炸性醜聞》一樣是女性群戲，不同之處在於前者的主角們是一群膚色和身材各異的夜間動物，她們在男士具樂部的好生意在2008年經濟危機的衝擊下一去不復返，為了維持生計，這群舞娘想出新的營業模式，在非法敲詐男性顧客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影片由華裔女演員 Constance Wu 主演，拉丁天后 Jennifer Lopez 飾演老辣的舞廳前輩。J.Lo 的角色是夜場裏最掌握情況的人，深諳不同顧客的消費水平和內心期待。她大膽而貪婪，體貼又功利，她所具有的冒險精神逐漸把她推向失控邊緣。《豔舞大盜》的商業氣息一定程度上折損了它在頒獎季的競爭力，而 J.Lo 遺憾地錯失提名，這和她角色的「不完美」不失干系。我們早已看慣了黑幫片裏那些制定玩法再遵守道義的男人們，而當一位面目多樣、不乏情義的大姐大走上台前，大家卻猛然失去了欣賞的目光。

《別告訴她》讓華裔女演員 Awkwafina 走進大眾視野，她在金球獎上斬獲音樂/喜劇片最佳女主角，但學院甚至沒有給她一個提名。影片根據導演 Lulu Wang 的個人經歷改編，講述二代移民 Billy 從紐約回到家鄉長春，在陪伴患癌的奶奶的日子裏，體驗到中西文化差異，歷經一場別樣的尋根之旅。操著一口不熟練中文的 Awkwafina，為身份認同這個許多美國人不能再熟悉的人生命題提供了一種輕盈而生動的演繹。《別告訴她》中突顯的鄉愁和親情都是普世情感，無關種族、語言和年齡，但這部極有觀眾緣的電影還是在頒獎季的最後啞了火。

是片方的公關不力？還是為 J.Lo 和 Awkwafina 公關不是一件易事？她們為豐富銀幕女性形象做出了努力，但更多的褒獎還是流向了那些反抗壓迫、拒絕不公、拿女性正面力量做文章的角色，而這種重復的認可正在束縛著我們對自由、自治的女性的塑造和體認，同時這些銀幕上的虛幻榜樣也無法超越自身的性別而去參與更多元的敘事和更多樣的議題。某種意義上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比創造偉績的「女英雄」更值得期待，「不同」應比「偉大」更難能可貴。

「創作者失語」

新版《小婦人》在 Greta Gerwig 的改編下，March 一家六個女人用各自的獨特個性構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女性光譜。片中最為動人的一幕是 Jo 在母親的懷中沮喪地吐露內心的失落，她的心聲也傳遞了影片的主旨：「女性有頭腦，有靈魂，也有內心。她們有野心，有才華，也有美麗。我煩透了人們說愛情是女人所需要的一切。這讓我厭惡！但是，我太孤單了。」的確，女性的獨立不意味著無需陪伴。選擇與異性相伴相守會帶來限制，但同時也給自己找到了懷抱和肩膀。這才是我們渴望遇到的「女性表達」，摒棄一味抬高女性的地位、放大女性的不易的姿態，能夠對女性面臨的困境有所反應，對女性複雜的心理體驗有所揭露。

雖然是舊瓶裝新酒，《小婦人》無疑傳遞著現代而先進的婚戀觀。除了因病去世的三姐，其他姐妹都擁抱了愛情。「婚姻」不是妥協和歸宿，是「選擇」的一種，而「愛情」和「自由」也不是不能兼得的魚和熊掌。影片的結局是開放的，Jo 衝出家門去火車站輓留準備離開的教授，兩人在細雨中浪漫擁吻。這既可能是 Jo 用來滿足書商的虛構橋段，也可能是她順應內心大膽追愛的真實舉措。真正的結局只有 Jo 知道，她書寫著自己的人生歷程，女性創作者擁有最終的解釋權。

Greta Gerwig 在兩年前成為歷史上第五位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提名的女性電影人，那是主打性別平等的第九十屆，頒獎禮之前，Harvey Weinstein 和 Kevin Spacey 等荷里活業界大佬因為性侵醜聞紛紛身敗名裂，席捲全球各行各業的 #MeToo 運動就此發軔。當時的 Gerwig 受到了質疑，她的處女作《不得鳥小姐》是一部優秀的成長紀事，但不足以為她帶來一個導演獎提名。《小婦人》是她首次和荷里活大製片廠合作，這次 Gerwig 大膽地對原著的線性敘事進行了拆解和重構，創新地為這部經典之作注入新的時代氣息，讓 March 家四姐妹的遭遇與當下女性境遇產生共振。如果說 Gerwig 此前是「政治正確」的「得益者」，那她這次的落選則驗證了女性導演很難憑實力在這個由男性霸佔的群體突圍，畢竟在這個獎項上，女導演們從來都是「失意者」。

作為導演和編劇的 Greta Gerwig，顯然向 Saoirse Ronan 飾演的二姐Jo裏投射了最多的自我。Jo 也是《小婦人》原著作者 Louisa May Alcott 的化身，是一位通過講好故事來激勵女性同伴的寫作者。她的形象代表著那些敢於運用她們所處時代最具影響力的媒介來傳遞女性思考的創作者和表達者，但一百五十年過去，女性的聲音仍然不夠響亮。近年才開始獨立擔任編劇和導演工作的 Gerwig 受到熱捧，她的風光背後是缺乏同伴的孤獨。她的所思所想被無限放大，是因為類似的表達太過缺失。荷里活或許不缺女性人才，但給她們的展示空間無疑還是太小了。

去年七月，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對外表示，為了兌現多元化其隊伍的承諾，邀請了來自59個國家的842名新會員，其中50％是女性，29％是有色人種。根據 Hollywood Reporter 的統計，單2018年學院就邀請了928個新會員，創下五年來最高紀錄，但學院的會員總數仍不明確，因為不是所有獲邀人士都會接受邀請。學院則透露，在2019年其女性會員佔比達到了32%，對比2015年的25%提高了不少，而有色裔會員則從2015年的8%上升到如今的16%。

學院加緊腳步擴招會員，現階段看來還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舉措。吸納女性和有色裔會員的確調節了評委組成，但他們的功能絕不該是把手中的選票毫無根據地投給自己的同類。在缺乏足夠多和足夠好的女性電影時，我們也無法期待獎項會青睞女性電影人。與此同時，女性握有增長的選票不代表她們能拿到相應比例的行業資源，畢竟受到徵召來執導《星夢女神：茱地嘉蘭》和《爆炸性醜聞》這種女性大戲的依舊是男導演們。

（註：文中電影譯名皆採用港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