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揭晓前评析：应该入围的女性电影人去哪了？

在我看来，刚刚过去的二零一九是令人惊喜的电影大年。对女性电影人而言，她们组成了这精彩的一年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作为颁奖季终局的奥斯卡却把她们抛弃了。

收获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的九部电影，除了根据同名原著改编的《小妇人》（Little Women）是女性群戏，以及《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中上演了一出势均力敌的离婚戏码，其他七部电影里可圈可点的女性角色屈指可数。《Harriet》《星梦女神：茱地嘉兰》（Judy）《爆炸性丑闻》（Bombshell）虽然贡献了三个女主角提名，但都落选了最佳影片。三部影片中的主要角色均有现实人物原型，她们分属不同的时代，并且有着各自的英雄轨迹，但和男主角五个提名中存在四个原创角色的情况相比，或许整个好莱坞对银幕女性形象的想像和接受能力都要狭窄很多。

这又是一届被白人男性主宰的奥斯卡，只有奉俊昊和他的《上流寄生族》形成一股独自强劲的力量。又因为《上流寄生族》太抢风头，由亚裔女导演 Lulu Wang 执导的《别告诉她》（The Farewell）本来具有的种族红利被稀释，在最终提名名单上颗粒无收。过去几年努力“去白”的学院又一次迎来 “太白”的一届，有色族裔再次在演员奖项上大败，《Harriet》的女主演 Cynthia Erivo 成为唯一一个非白人提名获得者。此前呼声极高的 Jennifer Lopez 没能突围成功，《艳舞大盗》（Hustlers）中一个有魄力的拉丁裔脱衣舞娘输给了《李察朱维尔：惊世疑案》（Richard Jewell）里为捍卫儿子而公开向权威喊话的平凡白人母亲。这一结果显得合情合理而又令人失望，因为我们往往会忽视，舞娘也可以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她虽然没有被家庭角色所限制，却败给了一种潜在的评价标准。

由演员成功转型导演的 Greta Gerwig 没能在《不得鸟小姐》（Lady Bird）之后，凭借《小妇人》再次拿到最佳导演的提名，而她的第二部长片显然比两年前的处女作更考验调度能力，表达也更具力度和深度，也更值得一个提名的肯定。Gerwig 最终拿到的是一个最佳改编剧本的提名。一共有十部影片获得剧本类别的提名，而这些影片的十三位提名编剧中，她是唯一的女性。

最佳国际电影长片的五部影片，除去纪录片《Honey Land》，其他的四部剧情电没有一部有明确的女主角，更不谈值得铭记的女性形象。由法国女导演 Céline Sciamma 创作的《浴火的少女画像》（Portrait de la jeune fille en feu）构建了一个无男性的乌托邦，影片可以说是今年最具艺术性和酷儿精神的女性电影，但代表法国出征奥斯卡的是反映法国内部分裂状态、由男性主导和参与的《Les Misérables》。与此同时，和《Les Misérables》一同入围去年戞纳影展并收获大奖的《Atlantics》，同样是处女长片，但这部由女性执导、关注塞内加尔社会现实的奇幻之作，却没有在戞纳之后的颁奖季得到持续的关注和褒奖。

如果说奥斯卡是每年颁奖季的盛大结尾，是一场公开而热闹的拉锯战，那么女性电影人在这场漫长的奖项争夺中，很快地输掉了自己的位置。为什么又一次出现白人男性主宰提名名单的局面？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近年来为了稀释评委结构中的“老白男”比例，尽力扩充了评委人群，但在吸收了更多女性和少数族裔会员之后，为什么今年的提名名单还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为何许多电影能够拿到最佳影片提名，却无法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女性人物？我们该如何看待与分析这些女性提名者在创作端发挥的作用和在表演方面承担的角色？令人满意的女性角色应该是怎么样的？令人期待的女性话语又该如何传递？

“超人妈妈”

近十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女配角往往归属于演绎了当年最不屈、最强悍的母亲或者妻子角色的演员。去年的得主 Regina King，凭借《爱在无声的街角》（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里为女婿寻求正义而四处奔波的母亲一角而获奖。前年《冰之骄女》（I, Tonya）里的那位婚姻不幸、时刻逼迫女儿训练、脾气暴躁的母亲形象，则为 Allison Janney 赢得了一座小金人。通过“扮演母亲”拿到最佳女配角的还有《孤星泪》（Les Misérables）里的 Anne Hathaway，《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Boyhood）里的 Patricia Arquette，《击情手足》（The Fighter）里的 Melissa Leo 等等。

不出所料的话，Laura Dern 将拿下本届奥斯卡的最佳女配角，这算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她在《婚姻故事》中饰演强势的离婚律师 Nora，自上而下散发着一股强烈的自信，衣着性感，能言善辩，无论在自家办公室还是法庭之上，都是无法被忽视的存在。 在女主角 Nicole 为是否要打离婚官司犹豫不决时，Nora 用一番振聋发聩的讲话让她坚定了决心。Nora 犀利地指出人们指责但又接受父亲的不在场和不可靠，却无法忍受母亲的不完美，因为“犹太基督教的母亲模板是圣母玛丽亚，而她是完美的。她是孕育生命的处女，坚定地支持她的孩子，并在儿子死去的时候怀抱他的尸体。同时父亲并不在那儿，他甚至连性交都没有参与。”

这段话不仅调侃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母亲们的夸张期待，而且可以被看作对银幕故事时常描绘的母亲形象的一种尖锐概况。今年 Kathy Bates 和 Scarlett Johansson 分别凭借《李察朱维尔：惊世疑案》和《阳光兔仔兵》（Jojo Rabbit）中的母亲角色占据了五个提名中的两席。前者的高光时刻是在记者发布会上，面对着众多媒体记者和摄像机，她强忍委屈和愤怒，铿锵有力地控诉公权力如何扭曲了事实真相和侵犯了她儿子的人权。而后者则是小主人公 Jojo 最重要的教导者，这位母亲天真浪漫又正义勇敢，当相依为命的母子俩身处战乱和纳粹主义的威胁，她会让乔乔扭头直面挂在绞刑架下的尸体，也会主动牵起他的手在家中欢乐地起舞。

但值得警觉的并非银幕上泛滥着对于母亲形象的呈现和歌颂，而是她们在电影中的角色几乎全因她们与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的关系而存在。“母亲”这个家庭职责往往被放大成一股具有感召力的人性力量，护崽是她的天性和职责，她所具有的美好的品格和精神属性无法和她的母亲身份相分离。太多的例子显示出，做好一位母亲等同于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女性。

反观男配角提名情况，五个男性提名者扮演的角色都不因父亲身份而闪光，他们可以是在政界和黑帮里周旋的传奇人物，可以是备受好评的电视主持人，也可以是颇具争议的前教宗，即使是一个替身演员，也能在浮华的好莱坞收获一份自己的光彩往事。当银幕上的“母亲”常见又备受强调，“父亲”不仅相对稀缺，而且这一家庭角色并不会掩盖他的其他身份，反而往往作为一个侧面来丰富他的形象。

Scarlett Johansson 凭借《婚姻故事》和《阳光兔仔兵》中的两个母亲角色分别拿到女主和女配两个提名，这是这位童星出身、塑造了众多经典银幕形象的演员首次获得奥斯卡的提名。她绝不仅是复联宇宙里最为抢眼的“黑寡妇”，从《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里在异乡感受孤独和寻找依靠的新婚少女，到《迷失胜负分》（Match Point）里拥抱欲望和野心的灰姑娘，再到《皮下之慌》（Under the Skin）里披着人类外壳的神秘外星人，在她的演绎下焕发光彩的角色类型各异且丰富有趣。但事实是，当 Johansson 放下性感而夺目的身段，收起年轻女人眉目间的妩媚和诱惑，悬置对个人情感的困惑和探索，开始扮演为家庭操心的孩子妈妈，她才得到学院演技奖的首肯。

值得肯定的是，《婚姻故事》里的 Nicole 足够鲜活。而这个角色之所以令人信服，是因为她展示了丰富的情绪，她不佯装坚强，不刻意隐藏愤怒，她行事有充分的动机，做决定有合理的理由，她的拒绝妥协影响了一个家庭的走向，而她也承担着这场艰难的离婚所造成的后果。对比面临离婚官司从容的 Nicole，片中的男主角 Charlie 显得手忙脚乱。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他笨拙而孤独地往返于纽约和洛杉矶，这位父亲做出的牺牲以及努力似乎更加令人意外和印象深刻。与此同时，我们不会认为 Nicole 的经历突破了对女性困境的惯常叙述，因为“家庭”还是“事业”这个熟悉的选择题，可能每个女人迟早都会面临。

在现实生活中，Scarlett Johansson 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经历了一次耗费心力的离婚过程，她在近期的采访中频频被问及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但同样的问题，有多少人会抛给饰演父亲的演员 Adam Driver？

“纸片人女英雄”

传记片《Harriet》根据同名角色的真实传奇故事改编，聚集这位在废奴运动中扮演积极角色的巾帼英雄从独自成功逃离奴隶主家到不断返乡解救更多黑奴的征程。影片一方面竭尽所能地神话女性，把 Harriet 塑造为比男性更有胆量和决心的革命家和救世主，一方面又把她身上的神性归于一个更高的存在，无论面临何种威胁，Harriet 都会停下来向心中的神祈祷，于是她每次带队涉险过关，都像是老天在保佑这位虔诚的信徒，但或许 Harriet 自身才是一切壮举得以实现的原因。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爆炸性丑闻》围绕着 Fox News 一手遮天的高官 Roger Ailes 的性丑闻展开。Charlize Theron 和 Nicole Kidman 分别出演当时在任的主持人 Megyn Kelly 和 Gretchen Carlson。后者首先对 Ailes 发起了性骚扰指控，而更具社会影响力的 Kelly 最终站出来声援 Carlson，才让更多女性有勇气揭露 Ailes 长期以来的恶劣行径。在这一为奥斯卡定制的颁奖季作文中，加上饰演虚构职场新人的 Margot Robbie，三位女演员在极其有限的展示空间里完成了精彩的表演，这一新闻系统里居于不同位置的三人要完成的任务都是克服内心的障碍，在一片质疑声中坦诚她们和掌握大权的男人曾有过不堪的经历。

《Harriet》和《爆炸性丑闻》在当下这个需要女性榜样的时代应运而生，但都失败地奉上了纸片般单薄的人形立板。两部电影看似是在为女性赋权，但实则空洞且缺乏真切的人文关怀。特别在有真实人物原型的情况下，我们却很难在角色身上找到正常人应有的喜怒哀乐。这些“大女主”被托举为时代英雄，她们没有物质或生理的欲望，只为家庭、民族、女性群体而存在。她们身上卓尔不群的一面越被拿来大做文章，她们的形象就越远离“现实女性”，越不具有一般性。这些为女性发声的代言人们，难道一定要比一般人强大和坚韧嘛？

影后最大热门 Renée Zellweger 在《星梦女神：茱地嘉兰》里奉献了令人心碎的表演，但影片本身没能跳脱名人传记片的常规套路。天赐的嗓音给朱迪嘉兰带来了后天的人祸。她被爱辜负，被制片厂强权控制，被大众的期待绑架。韶华已逝的昔日明星在经历了数次失败婚姻后依旧飞蛾扑火般投入爱情，此时她还有另外一个被强调的身份——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母亲。

根据新闻报道改编的《艳舞大盗》和《爆炸性丑闻》一样是女性群戏，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主角们是一群肤色和身材各异的夜间动物，她们在男士具乐部的好生意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一去不复返，为了维持生计，这群舞娘想出新的营业模式，在非法敲诈男性顾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影片由华裔女演员 Constance Wu 主演，拉丁天后 Jennifer Lopez 饰演老辣的舞厅前辈。J.Lo 的角色是夜场里最掌握情况的人，深谙不同顾客的消费水平和内心期待。她大胆而贪婪，体贴又功利，她所具有的冒险精神逐渐把她推向失控边缘。《艳舞大盗》的商业气息一定程度上折损了它在颁奖季的竞争力，而 J.Lo 遗憾地错失提名，这和她角色的“不完美”不失干系。我们早已看惯了黑帮片里那些制定玩法再遵守道义的男人们，而当一位面目多样、不乏情义的大姐大走上台前，大家却猛然失去了欣赏的目光。

《别告诉她》让华裔女演员 Awkwafina 走进大众视野，她在金球奖上斩获音乐/喜剧片最佳女主角，但学院甚至没有给她一个提名。影片根据导演 Lulu Wang 的个人经历改编，讲述二代移民 Billy 从纽约回到家乡长春，在陪伴患癌的奶奶的日子里，体验到中西文化差异，历经一场别样的寻根之旅。操着一口不熟练中文的 Awkwafina，为身份认同这个许多美国人不能再熟悉的人生命题提供了一种轻盈而生动的演绎。《别告诉她》中突显的乡愁和亲情都是普世情感，无关种族、语言和年龄，但这部极有观众缘的电影还是在颁奖季的最后哑了火。

是片方的公关不力？还是为 J.Lo 和 Awkwafina 公关不是一件易事？她们为丰富银幕女性形象做出了努力，但更多的褒奖还是流向了那些反抗压迫、拒绝不公、拿女性正面力量做文章的角色，而这种重复的认可正在束缚着我们对自由、自治的女性的塑造和体认，同时这些银幕上的虚幻榜样也无法超越自身的性别而去参与更多元的叙事和更多样的议题。某种意义上说，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比创造伟绩的“女英雄”更值得期待，“不同”应比“伟大”更难能可贵。

“创作者失语”

新版《小妇人》在 Greta Gerwig 的改编下，March 一家六个女人用各自的独特个性构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女性光谱。片中最为动人的一幕是 Jo 在母亲的怀中沮丧地吐露内心的失落，她的心声也传递了影片的主旨：“女性有头脑，有灵魂，也有内心。她们有野心，有才华，也有美丽。我烦透了人们说爱情是女人所需要的一切。这让我厌恶！但是，我太孤单了。”的确，女性的独立不意味着无需陪伴。选择与异性相伴相守会带来限制，但同时也给自己找到了怀抱和肩膀。这才是我们渴望遇到的“女性表达”，摒弃一味抬高女性的地位、放大女性的不易的姿态，能够对女性面临的困境有所反应，对女性复杂的心理体验有所揭露。

虽然是旧瓶装新酒，《小妇人》无疑传递着现代而先进的婚恋观。除了因病去世的三姐，其他姐妹都拥抱了爱情。“婚姻”不是妥协和归宿，是“选择”的一种，而“爱情”和“自由”也不是不能兼得的鱼和熊掌。影片的结局是开放的，Jo 冲出家门去火车站挽留准备离开的教授，两人在细雨中浪漫拥吻。这既可能是 Jo 用来满足书商的虚构桥段，也可能是她顺应内心大胆追爱的真实举措。真正的结局只有 Jo 知道，她书写着自己的人生历程，女性创作者拥有最终的解释权。

Greta Gerwig 在两年前成为历史上第五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的女性电影人，那是主打性别平等的第九十届，颁奖礼之前，Harvey Weinstein 和 Kevin Spacey 等好莱坞业界大佬因为性侵丑闻纷纷身败名裂，席卷全球各行各业的 #MeToo 运动就此发轫。当时的 Gerwig 受到了质疑，她的处女作《不得鸟小姐》是一部优秀的成长纪事，但不足以为她带来一个导演奖提名。《小妇人》是她首次和好莱坞大制片厂合作，这次 Gerwig 大胆地对原著的线性叙事进行了拆解和重构，创新地为这部经典之作注入新的时代气息，让 March 家四姐妹的遭遇与当下女性境遇产生共振。如果说 Gerwig 此前是“政治正确”的“得益者”，那她这次的落选则验证了女性导演很难凭实力在这个由男性霸占的群体突围，毕竟在这个奖项上，女导演们从来都是“失意者”。

作为导演和编剧的 Greta Gerwig，显然向 Saoirse Ronan 饰演的二姐Jo里投射了最多的自我。Jo 也是《小妇人》原著作者 Louisa May Alcott 的化身，是一位通过讲好故事来激励女性同伴的写作者。她的形象代表着那些敢于运用她们所处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媒介来传递女性思考的创作者和表达者，但一百五十年过去，女性的声音仍然不够响亮。近年才开始独立担任编剧和导演工作的 Gerwig 受到热捧，她的风光背后是缺乏同伴的孤独。她的所思所想被无限放大，是因为类似的表达太过缺失。好莱坞或许不缺女性人才，但给她们的展示空间无疑还是太小了。

去年七月，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对外表示，为了兑现多元化其队伍的承诺，邀请了来自59个国家的842名新会员，其中50％是女性，29％是有色人种。根据 Hollywood Reporter 的统计，单2018年学院就邀请了928个新会员，创下五年来最高纪录，但学院的会员总数仍不明确，因为不是所有获邀人士都会接受邀请。学院则透露，在2019年其女性会员占比达到了32%，对比2015年的25%提高了不少，而有色裔会员则从2015年的8%上升到如今的16%。

学院加紧脚步扩招会员，现阶段看来还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举措。吸纳女性和有色裔会员的确调节了评委组成，但他们的功能绝不该是把手中的选票毫无根据地投给自己的同类。在缺乏足够多和足够好的女性电影时，我们也无法期待奖项会青睐女性电影人。与此同时，女性握有增长的选票不代表她们能拿到相应比例的行业资源，毕竟受到征召来执导《星梦女神：茱地嘉兰》和《爆炸性丑闻》这种女性大戏的依旧是男导演们。

（注：文中电影译名皆采用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