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抵達的物資：民間救援為何遲遲送不到一線醫生手上？

一批來自美國的口罩、護目鏡和潔白的防護服抵達了武漢。如果順利，第二天就會送到武漢一家醫院。

它們是這家醫院「邊緣科室」的醫生們動用私人關係從海外援助力量那裏「化」來的。1月24日，除夕當晚深夜，這些口罩和防護衣在武漢海關被攔截。「海關要我們報關，說要繳關税，辦了手續才能進。」聯繫物資的張豪對端傳媒說。他36歲，2003年來武漢，在這家醫院做放射科醫生。

就在這個除夕，包括協和醫院、湖北省中醫院等8家醫院的醫護人員紛紛宣布醫療物資告急——這是一個不太尋常的舉動——他們繞開了上級主管機構，直接向社會求救。

「我從沒想過大家會這麼勇敢。」張豪說，那一刻，他覺得「武漢醫護人員徹底豁出去了。」

據醫療網站丁香園統計，截至1月29日，湖北省有近136家醫院發布了醫療物資申援信息。這一短缺局面不僅發生在疫情重災區湖北，據《南方週末》發表的《全國160餘家醫院向社會求援，醫療物資儲備為何不足？》（這篇報導在發表幾小時後遭刪除），截至1月28日，全國湖北以外地區，已有74家醫療團體發出求援呼喊，其中甚至包括不少知名醫院。

事實上，武漢封城之前，醫療物資緊缺的消息已在各類社交平台不脛而走，大大小小的各類民間支援團隊迅速搭建起來：整合、發布需求，募款，購買、運輸物資……一個幾百人的微信群不到10小時就募得超過10萬人民幣的資金。

「過了這麼多年，民間完全信息缺位，沒錢，沒認可，沒互動，被打壓縮緊到這個程度，還能有這麼多普通人，參與到這次（援助）來，我真覺得是一個奇蹟。」參宿（化名）說，她參與了此次民間志願者的自發支援行動，從1月23日開始，為此次疫情提供信息對接與協調，「但出來的結果真的就是——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一團散沙。」

這些民間援助在穿越疫情、抵達受捐助者的路上，遭遇了重重困境。

「領導不許我們自己收物資，可我們不收怎麼上一線？」

封城前八天，志願者趙晴（化名）加入支援武漢醫療物資的志願群體，負責醫務人員的住宿對接工作。她23歲，家住毗鄰武漢的天門市，剛剛大學畢業。在一個充斥着求救信息的支援群，趙晴看到，幾位武漢市第五醫院的護士們「正用垃圾袋當腳套」，口罩和發罩也是用A4紙糊的。

「一套防護服用一天」——張豪說。只要穿上了防護服，護士們就「不敢上廁所，不敢洗澡，不敢吃，也不敢喝。」截至1月27日，他妹妹所在醫院急診科的護士已「倒下一半」，成為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

購買者日夜守在口罩工廠門口，產出一箱，搬走一箱。「大家都缺貨，誰先搶到就是誰的。」

醫院告訴張豪，口罩和防護服「是一線的醫務人員才有的」，作為放射科醫生，他給病人做CT、與病人面對面，每天卻只能分到一個口罩。張豪問科室主任能不能也為他們提高防護級別？主任說，自己想辦法。

這座被封鎖的城市陷入了物資缺口的巨大裂縫中。城市西南邊接壤的仙桃，是湖北口罩產地之一，疫情爆發後，多家工廠通宵趕工，購買者則日夜守在工廠門口，產出一箱，搬走一箱。「大家都缺貨，誰先搶到就是誰的。」今年40多歲的張敏來自武漢西北方接壤的城市——孝感，在一個由自駕遊發燒友組建的志願者團隊裏做義工，團隊掛靠在湖北省紅十字會（下稱「紅會」）旗下，向社區、醫院運送物資。「你要做義工，必須掛靠它（紅會）那裏。」

他在一個海外同學群發出求助信號，請求支援幾十個N95口罩、幾套防護服和護目鏡。對方很奇怪：官方不是說不缺嗎？

封城後，武漢新型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布通告，稱市交通運輸局組織安排6000輛出租車（網約車），保障醫務工作者等人士的出行，張敏駕駛的私家越野車成為其中一輛。紅會請她去社區領取防護服和口罩，但根本沒有，張敏最終只分得一種白色防塵口罩。他們在路上遇到了滴滴公司派出的志願者，對方穿防護服、戴醫用口罩，還備有消毒液。「我們看到他們就開玩笑，『哎呀生化危機來了』，大家笑著笑著眼淚就出來了。」

與此同時，為了自救，張豪連同幾個「邊緣科室」的醫護人員，在一個海外同學群發出求助信號，請求支援幾十個N95口罩、幾套防護服和護目鏡。對方很奇怪：官方不是說不缺嗎？

時值春節，中國防護服每天產能總量不到武漢需求量的⅓，更不可能照顧其他省份的需求。

這是此次救援中不少人面臨的信息漩渦——一面是醫護人員因物資匱乏叫苦不迭，另一面，官方多次重申「不缺物資」。1月23日，湖北省省長王曉東在武漢封城首日接受央視專訪時，表示武漢物資儲備和市場供應充足。同日，廣西衞健委副主任麥家志也對媒體表示該省醫療物資充足。

但據1月26日中國國務院疫情發布會，武漢向工信部發出的需求清單中，每天需要10萬套醫用防護服，一個月就需要300萬套。但時值春節，中國防護服的復工復產率僅為40%，有資質、滿足標準的企業只有40家、分布在14個省，每天產能總量3萬套——不到武漢需求量的⅓，更不可能照顧其他省份的需求。

1月27日凌晨，武漢市第五醫院（下稱「五院」）的田紅敏護士長向外界請求10萬個N95口罩、20萬個外科口罩、一萬套醫用防護服和1000個護目鏡，並在求助信息的右下角留了電話。

有好心人在半夜把第一批物資運到五院門口，他們沒有見到田紅敏。幾個提前候在醫院門口的投機分子，假扮醫務人員把物資截走，乘機抬價變賣。第二天消息曝光，田紅敏成為人民公敵，網絡上謾罵聲不絕於耳。

趙晴打過那個電話，是田紅敏接的。田紅敏告訴她，求助的信息屬實，「醫院的領導不讓他們再做民間徵集了」，因為官方強調物資相當充足。而她也會因向社會求助被醫院革職，那批口罩被誰截走，她也不知道。

「領導不許我們自己收物資，可我們不收怎麼上一線？」一位護士向趙晴抱怨道：「難道要我們自己拿命去抵嗎？」

直到28日，新華社引述中國工信部副部長王江平的說法，表示全國醫療機構防護服、口罩等物資需求十分突出。29日，此前表示物資充足的王曉東改口，說武漢和周邊城市醫療物資「很短缺」，廣西工業和信息化廳廳長莫樺也在30日稱，各種醫療物資需求加大，原有醫療物資儲備不足。

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不同部門之間甚至開始搶奪醫療物資。29日下午，張敏給該院送物資，發現收貨者的工牌不是自己聯繫的人，她打電話給之前聯繫的人，對方一邊跑一邊在電話裏說：「別給他們了，我立馬叫我們的人來拿。」幾個部門的醫護人員隨後在張敏面前展開搶奪，「他們推推搡搡把我戴的口罩繩子都扯斷了，引得保安過來調解。」張敏生氣道：「要是再搶，我就把車開走，誰也不給了。」對方這才停下來。

「物資被紅了」

一些志願者發現，就算運到了半途，物資也會憑空「消失」。北京360集團為武漢捐了價值1500萬元的醫療物資。但督查物資的員工查看信息發現，物資到了武漢，醫生們卻什麼都沒拿到。

「這是政府之手介入的結果。」30歲的倩倩在武漢做圖書編輯，曾是媒體人。1月20日起，她便參與了武漢物資援助志願工作。倩倩說，疫情爆發初期，不少醫院都動用校友、企業老闆等各種社會網絡籌集到物資。但1月24日情況突變，一位武漢第三醫院的醫生告訴她，就在前一刻，送到醫院門口的口罩和防護服被醫院官方收走了。

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我們了解到有很多物資到了機場或者道路運輸關口後，就直接被（紅會）領走了。我們現在黑話就叫『歸紅』或者是『物資被紅了』。」參宿說。

從海外進入的物資亦面臨同樣的「險境」。1月28日，上海志願者張英（化名）聯繫到一批德國口罩供應商，對方有50萬個口罩庫存願意以成本價賣給中國。張英在網上徵求公立企業的訂單，陸續收到湖北、湖南、浙江、廣西幾家醫院的訂單，還有四川、內蒙古等地政府部門的訂單，這些單位都下發了紅頭文件，總計預訂10萬個口罩。

拿到訂單之後的張英發起愁來。此前，兩個朋友分別告訴她，他們從美國寄醫療物資回國，都遭遇海關詢問物資是否願意捐贈給國家，如果不捐贈，會拒絕通過採購而來的物資入境，將退回處理。

張英的一位記者朋友聯繫到不願具名的福建海關工作人員，對方告知，海外物資進入中國目前分兩種途徑，捐贈和採購。捐贈路徑將特事特辦，綠色通道；採購物資則需要按照原來海外物資進入中國的常規途徑，經過繁雜的審批報關流程。張遇到的情況，如果不捐贈將會以手續不全的理由被退回。

類似的境遇就發生在了張豪身上。他向海外朋友圈發布求助後，一位美國的華裔捐助了數百個的口罩，在日本的同事也幫他把亞馬遜平台上的N95口罩掃光了，還為他找了個最快的物流。但這些物資被武漢海關卡住了。

武漢紅會這樣回覆網上流傳的「截捐」的說法：「所有的物資都是捐到我們這裏，截這些物資幹什麼？」

1月23日深夜，武漢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布第4號令，稱「暫不需要接受境外捐助」。要進也可以，先繳20%的關税。最終，那位華裔通過「打點」武漢海關一位領導，才得以將物資放進城。第二天，張豪在醫院門口「搶」到10個N95口罩。他覺得自己一點尊嚴都沒有。

武漢紅會這樣回覆網上流傳的「截捐」的說法：「所有的物資都是捐到我們這裏，截這些物資幹什麼？」武漢紅會常務副會長陳耘30日對媒體回應稱。

新冠疫情爆發後，中國民政部指定湖北和武漢紅會為五個款物接收機構之二，負責整體接收慈善組織的資金和物資捐贈。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解釋稱，這是為了「避免現在疫情防治的過程中由於混亂，被某些人鑽空子。」

以紅會公布的信息為例，此次肺炎的捐贈流程為：民間捐贈需求統一至紅會，由紅會清點、登記、鑑定捐贈物資是否達標後，提供捐贈物資的清單給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同時官網公示捐贈信息，後續物資的使用則由指揮部統一調配。

陳耘認為，志願者跟在醫院的朋友直接聯繫捐贈，承諾是無效的。根據湖北紅會規定，「定向捐贈」的捐贈方需填寫捐贈意向書，發送到指定郵箱，由湖北紅會確認捐贈函後進行。

據武漢紅會統計，截至1月28日，已收到社會捐款3.98億元，其中撥付指揮部5391.46萬元用於疫情防控，並有400萬元的定向捐贈。這一數據引發網民對紅會救援效率的質疑——收到近4億捐款，至今只撥出⅛.

清華大學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長賈西津認為，僅靠官方認證的五家公益組織，無法及時處理一些小額定向捐贈。其向《財新》表示，公益機構和社會力量的分散決策，加上政府統一調配結合，才能既有力度又能照顧到多元性，尤其是照顧到弱勢群體、被忽視群體的需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葛雲松也撰文表示，民政部門沒有必要限制接收機構，而是為有需求的機構和個人提供求助平台，以幫助捐贈意向人以及慈善組織的決定提供有效信息。禁止和限制，可能抑制民間的努力，並給疫情防控帶來不必要的困擾。

1月24日，30歲的武漢媒體人李紅繽（化名）在湖北省紅十字會看到大批的KN95和一次性醫用口罩堵在了門口，工作人員並不打算把它們寄走。一位紅會志願者給出的理由說，他們採購的不是醫療標準，無法保障醫生的安全。

一位紅會志願者對端傳媒表示：如果醫生的安全都沒法保證，怎麼去醫治病人呢，她呼籲大家要理性捐贈。

倩倩對這一說法並不買賬：「這就像是醫生們連窩窩頭都吃不上了，紅會還要求大家吃大米和白麪。」

尾聲

信任危機下，民間的救援管道急劇收縮。由於海外捐贈的關係往往來自校友會，人情聯繫強，定點捐助指向明顯。但物資到了國內，捐贈者發現，「想給的人給不到，又被政府收走了」，不相信政府的捐贈者們卻找不到可靠的民間通道，遂放棄了捐助，倩倩說。

「它（民間援助）不是一個在無大台的狀態之下能做起來的東西。」

參宿對此也深有體會：「我們這次接到的幾乎所有的物資捐助方，就是上來第一句話，你們有沒有路子，我們不給紅會也不捐給慈總（慈善總會）。」

「它（民間援助）不是一個在無大台的狀態之下能做起來的東西。」參宿說，「沒有一個國家的機制來做接收，對於民間來說很難，因為你要知道你的工作產出的閉環和你最後的出口，你才能夠去反饋民間整套系統的設置，但現在連那個東西沒有了，大家就只能夠通過零散的中間過程去瞎猜、瞎組織。」

2020年1月的武漢，有限的資源在大大小小由權力和人際關係搭建的管道中游走。

50位來自深圳的寶媽想為武漢一家醫院的醫護人員捐贈口罩，她們擔心寄到紅會，「會莫名其妙地不見了」。在求助群，她們拜託到一位武漢的媒體人張娉婷（化名），請求她把口罩親自帶給醫生們。「想不到我們中國人的信任危機這麼大。」張娉婷說。

張娉婷的丈夫在金融機構工作，人脈廣，認識該醫院的一位副院長。這位副院長還身兼旗下一家附屬醫院的院長，猶豫再三，決定等這1500個口罩到了，還是支援給總院的醫生們。但在救援門檻面前，一個新問題又來了：這批口號究竟符不符合醫用級別呢？

倩倩做圖書編輯工作，從浙江一家印刷版老闆要到了2000個口罩， 對方告訴她，為了搶這批口罩貨源，工廠裏兩撥人大打出手。拿到口罩後，倩倩給了自己做醫生的爸爸和幾個朋友，一再叮囑：自己分光用光，千萬不要充公，也別說是我說的，怕被政府追責。

1月30日，在最新的公告中，武漢紅會更改了定向捐贈規則，表示境內外單位或個人如有捐贈意願，可直接與定向捐贈醫療機構聯繫，確認後將捐獻物資直接發往受捐單位。這或許意味着武漢紅會放開部分捐贈權限，民間力量終於有機會通過那扇窄門，抵達無數個急需幫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