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抵达的物资：民间救援为何迟迟送不到一线医生手上？

一批来自美国的口罩、护目镜和洁白的防护服抵达了武汉。如果顺利，第二天就会送到武汉一家医院。

它们是这家医院“边缘科室”的医生们动用私人关系从海外援助力量那里“化”来的。1月24日，除夕当晚深夜，这些口罩和防护衣在武汉海关被拦截。“海关要我们报关，说要缴关税，办了手续才能进。”联系物资的张豪对端传媒说。他36岁，2003年来武汉，在这家医院做放射科医生。

就在这个除夕，包括协和医院、湖北省中医院等8家医院的医护人员纷纷宣布医疗物资告急——这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举动——他们绕开了上级主管机构，直接向社会求救。

“我从没想过大家会这么勇敢。”张豪说，那一刻，他觉得“武汉医护人员彻底豁出去了。”

据医疗网站丁香园统计，截至1月29日，湖北省有近136家医院发布了医疗物资申援信息。这一短缺局面不仅发生在疫情重灾区湖北，据《南方周末》发表的《全国160余家医院向社会求援，医疗物资储备为何不足？》（这篇报道在发表几小时后遭删除），截至1月28日，全国湖北以外地区，已有74家医疗团体发出求援呼喊，其中甚至包括不少知名医院。

事实上，武汉封城之前，医疗物资紧缺的消息已在各类社交平台不胫而走，大大小小的各类民间支援团队迅速搭建起来：整合、发布需求，募款，购买、运输物资……一个几百人的微信群不到10小时就募得超过10万人民币的资金。

“过了这么多年，民间完全信息缺位，没钱，没认可，没互动，被打压缩紧到这个程度，还能有这么多普通人，参与到这次（援助）来，我真觉得是一个奇迹。”参宿（化名）说，她参与了此次民间志愿者的自发支援行动，从1月23日开始，为此次疫情提供信息对接与协调，“但出来的结果真的就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一团散沙。”

这些民间援助在穿越疫情、抵达受捐助者的路上，遭遇了重重困境。

“领导不许我们自己收物资，可我们不收怎么上一线？”

封城前八天，志愿者赵晴（化名）加入支援武汉医疗物资的志愿群体，负责医务人员的住宿对接工作。她23岁，家住毗邻武汉的天门市，刚刚大学毕业。在一个充斥着求救信息的支援群，赵晴看到，几位武汉市第五医院的护士们“正用垃圾袋当脚套”，口罩和发罩也是用A4纸糊的。

“一套防护服用一天”——张豪说。只要穿上了防护服，护士们就“不敢上厕所，不敢洗澡，不敢吃，也不敢喝。”截至1月27日，他妹妹所在医院急诊科的护士已“倒下一半”，成为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

购买者日夜守在口罩工厂门口，产出一箱，搬走一箱。“大家都缺货，谁先抢到就是谁的。”

医院告诉张豪，口罩和防护服“是一线的医务人员才有的”，作为放射科医生，他给病人做CT、与病人面对面，每天却只能分到一个口罩。张豪问科室主任能不能也为他们提高防护级别？主任说，自己想办法。

这座被封锁的城市陷入了物资缺口的巨大裂缝中。城市西南边接壤的仙桃，是湖北口罩产地之一，疫情爆发后，多家工厂通宵赶工，购买者则日夜守在工厂门口，产出一箱，搬走一箱。“大家都缺货，谁先抢到就是谁的。”今年40多岁的张敏来自武汉西北方接壤的城市——孝感，在一个由自驾游发烧友组建的志愿者团队里做义工，团队挂靠在湖北省红十字会（下称“红会”）旗下，向社区、医院运送物资。“你要做义工，必须挂靠它（红会）那里。”

他在一个海外同学群发出求助信号，请求支援几十个N95口罩、几套防护服和护目镜。对方很奇怪：官方不是说不缺吗？

封城后，武汉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安排6000辆出租车（网约车），保障医务工作者等人士的出行，张敏驾驶的私家越野车成为其中一辆。红会请她去社区领取防护服和口罩，但根本没有，张敏最终只分得一种白色防尘口罩。他们在路上遇到了滴滴公司派出的志愿者，对方穿防护服、戴医用口罩，还备有消毒液。“我们看到他们就开玩笑，‘哎呀生化危机来了’，大家笑著笑著眼泪就出来了。”

与此同时，为了自救，张豪连同几个“边缘科室”的医护人员，在一个海外同学群发出求助信号，请求支援几十个N95口罩、几套防护服和护目镜。对方很奇怪：官方不是说不缺吗？

时值春节，中国防护服每天产能总量不到武汉需求量的⅓，更不可能照顾其他省份的需求。

这是此次救援中不少人面临的信息漩涡——一面是医护人员因物资匮乏叫苦不迭，另一面，官方多次重申“不缺物资”。1月23日，湖北省省长王晓东在武汉封城首日接受央视专访时，表示武汉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充足。同日，广西卫健委副主任麦家志也对媒体表示该省医疗物资充足。

但据1月26日中国国务院疫情发布会，武汉向工信部发出的需求清单中，每天需要10万套医用防护服，一个月就需要300万套。但时值春节，中国防护服的复工复产率仅为40%，有资质、满足标准的企业只有40家、分布在14个省，每天产能总量3万套——不到武汉需求量的⅓，更不可能照顾其他省份的需求。

1月27日凌晨，武汉市第五医院（下称“五院”）的田红敏护士长向外界请求10万个N95口罩、20万个外科口罩、一万套医用防护服和1000个护目镜，并在求助信息的右下角留了电话。

有好心人在半夜把第一批物资运到五院门口，他们没有见到田红敏。几个提前候在医院门口的投机分子，假扮医务人员把物资截走，乘机抬价变卖。第二天消息曝光，田红敏成为人民公敌，网络上谩骂声不绝于耳。

赵晴打过那个电话，是田红敏接的。田红敏告诉她，求助的信息属实，“医院的领导不让他们再做民间征集了”，因为官方强调物资相当充足。而她也会因向社会求助被医院革职，那批口罩被谁截走，她也不知道。

“领导不许我们自己收物资，可我们不收怎么上一线？”一位护士向赵晴抱怨道：“难道要我们自己拿命去抵吗？”

直到28日，新华社引述中国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的说法，表示全国医疗机构防护服、口罩等物资需求十分突出。29日，此前表示物资充足的王晓东改口，说武汉和周边城市医疗物资“很短缺”，广西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莫桦也在30日称，各种医疗物资需求加大，原有医疗物资储备不足。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不同部门之间甚至开始抢夺医疗物资。29日下午，张敏给该院送物资，发现收货者的工牌不是自己联系的人，她打电话给之前联系的人，对方一边跑一边在电话里说：“别给他们了，我立马叫我们的人来拿。”几个部门的医护人员随后在张敏面前展开抢夺，“他们推推搡搡把我戴的口罩绳子都扯断了，引得保安过来调解。”张敏生气道：“要是再抢，我就把车开走，谁也不给了。”对方这才停下来。

“物资被红了”

一些志愿者发现，就算运到了半途，物资也会凭空“消失”。北京360集团为武汉捐了价值1500万元的医疗物资。但督查物资的员工查看信息发现，物资到了武汉，医生们却什么都没拿到。

“这是政府之手介入的结果。”30岁的倩倩在武汉做图书编辑，曾是媒体人。1月20日起，她便参与了武汉物资援助志愿工作。倩倩说，疫情爆发初期，不少医院都动用校友、企业老板等各种社会网络筹集到物资。但1月24日情况突变，一位武汉第三医院的医生告诉她，就在前一刻，送到医院门口的口罩和防护服被医院官方收走了。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物资到了机场或者道路运输关口后，就直接被（红会）领走了。我们现在黑话就叫‘归红’或者是‘物资被红了’。”参宿说。

从海外进入的物资亦面临同样的“险境”。1月28日，上海志愿者张英（化名）联系到一批德国口罩供应商，对方有50万个口罩库存愿意以成本价卖给中国。张英在网上征求公立企业的订单，陆续收到湖北、湖南、浙江、广西几家医院的订单，还有四川、内蒙古等地政府部门的订单，这些单位都下发了红头文件，总计预订10万个口罩。

拿到订单之后的张英发起愁来。此前，两个朋友分别告诉她，他们从美国寄医疗物资回国，都遭遇海关询问物资是否愿意捐赠给国家，如果不捐赠，会拒绝通过采购而来的物资入境，将退回处理。

张英的一位记者朋友联系到不愿具名的福建海关工作人员，对方告知，海外物资进入中国目前分两种途径，捐赠和采购。捐赠路径将特事特办，绿色通道；采购物资则需要按照原来海外物资进入中国的常规途径，经过繁杂的审批报关流程。张遇到的情况，如果不捐赠将会以手续不全的理由被退回。

类似的境遇就发生在了张豪身上。他向海外朋友圈发布求助后，一位美国的华裔捐助了数百个的口罩，在日本的同事也帮他把亚马逊平台上的N95口罩扫光了，还为他找了个最快的物流。但这些物资被武汉海关卡住了。

武汉红会这样回复网上流传的“截捐”的说法：“所有的物资都是捐到我们这里，截这些物资干什么？”

1月23日深夜，武汉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4号令，称“暂不需要接受境外捐助”。要进也可以，先缴20%的关税。最终，那位华裔通过“打点”武汉海关一位领导，才得以将物资放进城。第二天，张豪在医院门口“抢”到10个N95口罩。他觉得自己一点尊严都没有。

武汉红会这样回复网上流传的“截捐”的说法：“所有的物资都是捐到我们这里，截这些物资干什么？”武汉红会常务副会长陈耘30日对媒体回应称。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民政部指定湖北和武汉红会为五个款物接收机构之二，负责整体接收慈善组织的资金和物资捐赠。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解释称，这是为了“避免现在疫情防治的过程中由于混乱，被某些人钻空子。”

以红会公布的信息为例，此次肺炎的捐赠流程为：民间捐赠需求统一至红会，由红会清点、登记、鉴定捐赠物资是否达标后，提供捐赠物资的清单给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同时官网公示捐赠信息，后续物资的使用则由指挥部统一调配。

陈耘认为，志愿者跟在医院的朋友直接联系捐赠，承诺是无效的。根据湖北红会规定，“定向捐赠”的捐赠方需填写捐赠意向书，发送到指定邮箱，由湖北红会确认捐赠函后进行。

据武汉红会统计，截至1月28日，已收到社会捐款3.98亿元，其中拨付指挥部5391.46万元用于疫情防控，并有400万元的定向捐赠。这一数据引发网民对红会救援效率的质疑——收到近4亿捐款，至今只拨出⅛.

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认为，仅靠官方认证的五家公益组织，无法及时处理一些小额定向捐赠。其向《财新》表示，公益机构和社会力量的分散决策，加上政府统一调配结合，才能既有力度又能照顾到多元性，尤其是照顾到弱势群体、被忽视群体的需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葛云松也撰文表示，民政部门没有必要限制接收机构，而是为有需求的机构和个人提供求助平台，以帮助捐赠意向人以及慈善组织的决定提供有效信息。禁止和限制，可能抑制民间的努力，并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1月24日，30岁的武汉媒体人李红缤（化名）在湖北省红十字会看到大批的KN95和一次性医用口罩堵在了门口，工作人员并不打算把它们寄走。一位红会志愿者给出的理由说，他们采购的不是医疗标准，无法保障医生的安全。

一位红会志愿者对端传媒表示：如果医生的安全都没法保证，怎么去医治病人呢，她呼吁大家要理性捐赠。

倩倩对这一说法并不买账：“这就像是医生们连窝窝头都吃不上了，红会还要求大家吃大米和白面。”

尾声

信任危机下，民间的救援管道急剧收缩。由于海外捐赠的关系往往来自校友会，人情联系强，定点捐助指向明显。但物资到了国内，捐赠者发现，“想给的人给不到，又被政府收走了”，不相信政府的捐赠者们却找不到可靠的民间通道，遂放弃了捐助，倩倩说。

“它（民间援助）不是一个在无大台的状态之下能做起来的东西。”

参宿对此也深有体会：“我们这次接到的几乎所有的物资捐助方，就是上来第一句话，你们有没有路子，我们不给红会也不捐给慈总（慈善总会）。”

“它（民间援助）不是一个在无大台的状态之下能做起来的东西。”参宿说，“没有一个国家的机制来做接收，对于民间来说很难，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工作产出的闭环和你最后的出口，你才能够去反馈民间整套系统的设置，但现在连那个东西没有了，大家就只能够通过零散的中间过程去瞎猜、瞎组织。”

2020年1月的武汉，有限的资源在大大小小由权力和人际关系搭建的管道中游走。

50位来自深圳的宝妈想为武汉一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捐赠口罩，她们担心寄到红会，“会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在求助群，她们拜托到一位武汉的媒体人张娉婷（化名），请求她把口罩亲自带给医生们。“想不到我们中国人的信任危机这么大。”张娉婷说。

张娉婷的丈夫在金融机构工作，人脉广，认识该医院的一位副院长。这位副院长还身兼旗下一家附属医院的院长，犹豫再三，决定等这1500个口罩到了，还是支援给总院的医生们。但在救援门槛面前，一个新问题又来了：这批口号究竟符不符合医用级别呢？

倩倩做图书编辑工作，从浙江一家印刷版老板要到了2000个口罩， 对方告诉她，为了抢这批口罩货源，工厂里两拨人大打出手。拿到口罩后，倩倩给了自己做医生的爸爸和几个朋友，一再叮嘱：自己分光用光，千万不要充公，也别说是我说的，怕被政府追责。

1月30日，在最新的公告中，武汉红会更改了定向捐赠规则，表示境内外单位或个人如有捐赠意愿，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联系，确认后将捐献物资直接发往受捐单位。这或许意味着武汉红会放开部分捐赠权限，民间力量终于有机会通过那扇窄门，抵达无数个急需帮助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