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關」還是「罷工」？香港政府的防疫策略與信任危機

若從去年12月1日發現首位患病者算起，今天已是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發的第60天。病毒由中國武漢市，短時間内傳播至全球十多個國家，造成超過5500宗確診個案，累計死亡已達131例。

面對疫情，流行病學專家的估計亦不樂觀，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預計，截至1月25號，單是武漢範圍已可能有44000個感染個案。同時，湖北省內多座城市「封城」，限制人員進出，市內公共交通停運，近5000萬人出入受到限制，而香港亦重現17年前全民戴口罩的景象。

事實上，在嚴重傳染病爆發時，有很多因素可以令官方紀錄的個案數字大大低於現實情況：病發者可能在病原分析前死亡，亦可能因爲病毒測試物資不足而無從確診。這些情形均會令實際疫情被低估。而因為前期內地疫情防控系統的紕漏，人們對疾病的認知依然十分有限，本以為病毒的源頭在武漢市的華南海鮮市場，但醫學期刊《柳葉刀》發佈的最新研究卻表明，首個紀錄在案的患者根本沒有到過海鮮市場。

中國官方總結的病例臨床表現亦顯示出，部分患者病發初期病徵並不明顯，甚至沒有發燒或咳嗽等症狀，這些「隱形病患」使防疫變得更為困難。現時估計新型冠狀病毒潛伏期在3至14日内，但由於我們仍未掌握在感染後各種樣本（如唾液、糞便、血液）在不同時期的病毒載量及治療後的變化，病毒的可傳染期（period of communicability）依然不明確。

那麼，在面對新型肺炎如此多的不確定性時，什麼樣的防疫策略才是有效的？在SARS帶來的深刻教訓後17年後，香港政府與民間又能否從容應對本次疫情？最關鍵的，港府在過去幾年積累的政治失信，會給防疫系統帶來什麼樣的負面影響？

處理新型傳染病的第一步：流行病學調查

新型疫症爆發時，各樣的未知總是令人不安：患病後的病況、有否存在有效的治療方案、傳染途徑及可傳染期等等。而要了解這些問題，需要透過流行病學調查、研究病原體特性及其傳播模式，從而制定有效的傳染病控制策略。

要開展流行病學調查，首先要監測到異於日常的疾病爆發。普遍的傳染病如季節性流感，已建立一些日常監測系統，而針對新型傳染病的流行病學調查起點，一般是從臨床個案報告中顯示出其相關病症數量有不尋常的增加。當發現這些不尋常的個案，並懷疑是新型傳染病爆發的徵兆時，專家需要以當時的資料為基礎，界定所謂「懷疑個案」以及「確診個案」。

就懷疑個案，在最開始會以一些典型病徵、疫區旅遊或與潛在患者的接觸史為篩選準則。而被界定為懷疑個案後，需根據臨床流程去確定患者是否為確診個案，通常包含相關的病原體或抗體測試：例如在患者的生物樣本中，找到與潛在病原體相似的基因排序等。有了這一套流程，便需要前線醫護人員的理解及執行，包括呈報機制及處理方式等。

由此出發，政府便能統計確診個案數目，並把它們放在同一時間線上，繼而繪畫疫情發展曲線（epidemic curve），以助政府及專家了解傳染病發展趨勢。同時，從確診個案的病歷、人口特徵和接觸風險因素的記錄中嘗試尋找共通點，以辨別高危群組、尋找病毒源頭及傳播方式的線索。經由拼湊出的圖像，之後的研究方向也能慢慢顯露，以及更重要的——指導防疫策略的制定，及早發現感染個案，避免社區大爆發。

當然，疫症出現時分秒必爭，專家難以奢侈地花時間一步一步調查，再制定防疫方案。有效和準確的監測系統及呈報機制，是防疫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可讓政府和專家密切掌握疫情發展，適時落實合適的措施。香港政府早在一月初即把2019新型冠狀病毒納入法定呈報傳染病，所有醫療人員均須呈報符合相關徵狀及病史的臨床個案，提升了發現個案的能力。相比今次疫情初期不完整的呈報數字，至少我們能夠得知所有在香港接觸過醫療系統的患者，為防疫工作提供基礎。

上述資訊僅為第一步，制定相關公共衞生措施才是與傳染病直接的博弈。在疫症發生之時制訂的措施需要考量的不只是防疫方面，還要顧及法律、社會道德和政治考量等因素，是個相當複雜的議題，而且由於每次疫情和地區特性均有所不同，沒有一條妙法良方能確保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因此，防疫措施大致有兩大目的，一）及早發現所有個案，二）避免及控制社區擴散。此外，政府與各方包括與公眾、前線醫療人員、海外政府及國際社會進行適當的風險溝通對於防疫工作亦極為重要。

及早發現個案：口岸防疫

若本地沒有感染源頭，防疫的首要措施就是及早發現外地輸入個案，防止由輸入的感染個案而生的二次擴散。但首先，我們須釐清一個無奈的現實，由於2019新型冠狀病毒有隱形傳染，加上國際間頻繁的交流和運輸需求，除非使人口的流動完全停止，任何地方、任何方法都無法完全堵截感染個案輸入。

口岸防疫是其中一個把關的方法，具體措施包括健康申報、測量體溫、分流和隔離懷疑個案等。儘管以純粹的科學角度來說，文獻證據對於此等措施的成效還是很模糊，但它們對於現階段的防疫工作有一定的意義，若能能及早發現部分感染個案，就可以降低社區感染爆發的可能性，也讓本地專家掌握更多關於疫情的線索，以便制定更有效的本地防疫工作。

即便口岸防疫不一定有十足的實證支持，適當的措施亦能安撫現時非常憂慮的民眾，例如澳門和台灣均派出衞生人員，檢測從疫區抵境的航班，增加了大眾對政府有效防疫的信心。不過此類措施涉及較高的機會成本，可能令原本已吃緊的公共衞生資源負擔更重，決策者須權衡各種方案的利與弊。

避免及控制社區擴散：有效的隔離與溝通

由於目前的資料顯示，新型冠狀病毒患者的緊密接觸者病發率較高，醫療衞生人員需要追蹤確診個案的接觸者，並對他們進行隔離及醫學觀察。萬一他們感染病毒，也可防止在社區散播，同時確保他們出現病徵的話，能及早得到適切的治療。另外，急症室對於有相關病徵的個案之分流程序，及處理流程需要小心設計，以避免交叉感染，保障醫院員工及使用者的安全。

一旦疫情在社區爆發，隔離的力度和範圍則該隨著流行病學提供的線索而改變。例如在2003年沙士期間，淘大花園大量住戶因為在區內出現異常的聚集性爆發而需要隔離。雖然隔離措施通常對社區整體防疫有益，但實施之時也要與社會好好溝通，讓被隔離者及大眾明白此措施的重要性、隔離期間會發生的事情，減低他們對於隔離本身的恐懼及憂慮。

世衞指出風險溝通是應對疫情的關鍵之一，令每個人均可充分掌握資訊作出決定，而有效的風險溝通能減輕疫情，並能保持社會穩定。要知道疫症往往不是天災，更是人禍，政府與公眾的行為和反應往往左右疫情的發展。

因此，政府需要更小心地進行風險溝通。及時主動、清晰易明，是其中的一些關鍵，亦非只靠一個又一個的記者會就能做到的。以香港政府公布首宗確診個案的處理手法為例，眾多媒體於1月22日引述消息，報導出現首宗「確診個案」後，政府才公布出現首宗「高度懷疑」個案，但此前從未出現「高度懷疑」的說法。當被問及高度懷疑個案的定義時，才指出檢驗結果初步呈陽性，遣詞用字令民眾生疑，影響對政府防疫力度的信心。

醫療系統作為防疫的後盾

此外，要戰勝疫症，最重要的是確保醫療系統有足夠的承載力去應付突如其來的疫症，包括硬件和軟件的配合，例如有否足夠的空間和合適的設施（如負壓空間，隔離檢疫設施等）去接收或具傳染性個案、實驗室有否足夠物資和能力應付相關測試的工作量、是否存有足夠的防護裝備以供前線醫療人員使用等。

同時，相關醫療系統運作的措施，例如日常的感染控制措施、如何處理和接收懷疑及確診個案、如何避免交叉感染，保障醫院員工的職業安全措施等，這些都是需要預先制定，並讓前線員工了解，好讓傳染病爆發的時候，能迅速反應，保障員工及病人的安全。

以香港為例，醫院內的日常感染控制，整體來說是十分完善的，如急症室分流程序和手部衞生等。一月初，在《對公共衞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預備及應變計劃》中，已說明緊急應變級別時會「在指定醫院隔離及治理確診個案和制定相關的分流程序，以便在基層護理層面把有相關徵狀的患者分流」，看似準備充足。

這些年來，香港的醫護團隊一直表現專業，對於突發狀況及每天增加的醫療壓力均盡力處理，在能力範圍內讓病人得到最佳治療，但由於醫療資源有限，香港的醫療團隊一直在竭力應對本地的醫療需求。是次武漢肺炎剛好落在冬季流感高峰期，病床佔用率及病人數目高企，不僅讓香港本來就已緊張的病床數目供不應求，更讓前線醫療人員的工作增添更多負擔。

信任崩盤：全面封關與醫護罷工爭議

要防疫工作順利推行，各方的互相信任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

可是，從一月初開始，香港出現了種種破壞各層面互信的事情：病人沒能如實地披露旅遊及患者接觸史，導致醫護人員無法準確辨別需要隔離及測試的病人；抗疫期間在醫院及病房落實的管理和措施混亂，亦欠缺政治智慧，進一步加深了前線醫療同工與管理層之間早已日積月累的不信任（例如有公立醫院通過抽籤的方式選出隔離病房的醫護人員隊伍）；市民對政府抗疫的反應速度評價不高，特別是當澳門和台灣的政府往往比香港政府多做了幾步；各方消息和專家均指武漢本地、以至中國各地的疫情比實際情況更為嚴重，導致大眾對內地所披露的疫情和感染數字加倍懷疑。

同時，在醫療資源緊絀下，對於資源會否被外地來港求診人士佔用，以致本地市民在需要時無法得到適切的幫助，也令大眾感到擔憂。非香港本地居民若因患病被下令隔離，治療新型肺炎等流行疾病，根據政策本來需要豁免收費，但因民眾反對聲音強烈，林鄭已於昨日下令醫管局對非本地居民的治療收取費用。

從病人與醫療人員、前線醫護與管理層、市民與政府，各方互信缺乏，於是社會產生一種需要自救才能在此場抗疫運動中生存的強烈情緒。可是，防疫工作畢竟不是單靠民間就能輕易自救。

眼下，香港正醞釀一場由醫療同業牽頭的罷工，其主要訴求之一為「封關」，意指禁止旅客經中國內地入境。但封關作為控制傳染病爆發的措施，其效果可能相當有限，以往疫症爆發期間針對疫區實施的旅遊限制並不能堵截傳染病個案輸入。全面封鎖連接內地的口岸可以大幅減少中國旅客的數量，但亦可能有中國旅客轉經其他地方來港，同時也有大量香港居民因內地疫情蔓延，決定回到香港，而「封關」亦無法阻止他們回港。雖然林鄭已決定於1月30日起關閉數個來往內地的口岸，同時中央同意停發內地個人遊到港簽證，但本地輿論對於全面封關的聲音還是不絕於耳。

公共衞生政策向來都應該基於科學根據，但科學不是萬靈丹，疫症每次爆發的形式均有所不同，科學實証未必能針對每個決定提供黑白分明的答案。現實中，每個公共衞生及防疫政策必然包含政治考量，而在群眾恐慌的情緒和大眾對體制的極度不信任下，今後的防疫工作已超越科學討論，更是政治決定，事關做什麼能挽回市民對抗疫的信心。

站在前線的醫護人員，眼見醫院現況實在無法負荷一場規模如03年SARS的疫症，而醫院管理局在如此艱難的時刻卻未有提前準備應變方案、妥善支援前線員工，包括提供宿舍、保障員工安全等。甚至於1月28日政府宣佈一系列新防疫措施的記者會中，亦未能提及更具體地支援醫療人員抗疫的方案，令人質疑醫院管理局是否有從不同渠道了解到醫護工作者的擔憂及需要。

至於如箭在弦、在香港亦史無前例的醫療同業罷工，支持者認為，掌握醫療相關權力人士大多只著眼於對病人和服務的影響，而沒有正視此次罷工的真正原因；而反對者則指出，綜觀全球，醫療人員罷工必然會陷入無法照顧病人的道德困境，而香港醫護人員「為何要用條命服務內地人？」的質問，雖然可以理解其背後的政治情境，但終歸無法通過醫療倫理的審視。

目前，香港的醫護人員計劃於2月3日開始發起罷工，而詳情將會於2月1日的工會會議後公佈。罷工僅是表徵，背後則是前線醫護人員對醫療系統管理層、以至對整個政府的徹底不信任。這樣的不信任並非一日之寒，但如此嚴重的信任危機若不得到即刻回應，必將給香港此次防疫的前景蒙上一層陰影。

（公共衞生研究社，是由香港民間自發於2019年成立的研究組織，希望透過實證為本的研究和考察，探討香港的醫療及公共衞生發展，並推動本地的健康素養和參與衞生政策倡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