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伊藤詩織：希望有一天，人們會把我看作詩織本身

「我在塞拉利昂的熱帶雨林裏，網路信號真的很差。」

「妳在拍紀錄片嗎？」

「對我在拍紀錄片！我現在得了瘧疾。」

2020年1月15日，伊藤詩織傳來簡訊。她今年31歲，是一名獨立紀錄片製作人，和瑞典記者Hanna Aqvilin共同創辦了一家紀錄片製作公司。她對日本TBS電視台華盛頓分局前局長、「安倍御用記者」山口敬之發起的性侵民事訴訟，如今獲勝已有一個月。從2017年起訴，到2019年12月18日勝訴，兩年來，她被稱為「日本#MeToo第一人」，成了紐約時報重磅新聞、BBC紀錄片的主角。不過，從各大媒體新聞裏了解她的讀者，大概並不知道，伊藤詩織是一個會在新聞現場二話不說爬上馬路欄杆、抓靠著高高路牌就拍攝起來的人。

夢想

和伊藤的第一次訪問，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2019年6月21日夜晚，在剛到訪香港的她熱切的請求下，我帶著伊藤詩織跑到了大批「反修例」示威者包圍灣仔警署的現場。這時我們剛剛結束一場專訪，從NGO的宴會出來，伊藤沿路把碎花薄衫換下，在打底的運動背心外，套上幹練的白色背心，整個過程20秒不到。

「妳有帶頭盔嗎？」

「沒有，但我剛把我的鏡頭拿上了。我超級想去現場，想自己做點記錄。」她雙眼發光。

灣仔警署附近人頭洶湧，她背著黑色的攝影機背囊，脖子上掛著70-200焦距的長鏡頭相機，一路疾行。她短髮及肩，看起來蓬鬆而茂密，然而其實從2015年性侵案發生，到2017年舉行記者會披露經歷，她的頭髮似乎一直因壓力而掉個不停。在那個記者會之前，她把留了多年的長髮剪掉了，「感覺就像與自己的過去做出了斷。」

「妳為什麼從小就想做記者呢？」我們正穿越因示威而被堵塞的大馬路。

「小學的時候我看了《獅子王》，那是我最愛的動畫片。」她說，「那時想，將來一定要去熱帶草原，做和動物以及新聞有關的工作。」

「動物和新聞的關係是什麼？」

「很想研究動物，但同時也要有工作，就很想做新聞。」她笑了起來。

她從小好動、調皮、愛冒險，小時候曾把一個男孩子揍到流鼻血，害媽媽拿點心盒去賠罪；帶著朋友們徒步走到很遠的地方探險，害父母擔心到報警；又常常從家裏陽台外側的欄杆，攀到隔壁家的陽台，這是母親一直不知道的事。

定下新聞夢想之後，伊藤從中學開始不斷嘗試跳出日本的常規生活，到德國、美國攻讀新聞和攝影，嘗試走訪更多國家，到通訊社實習，學習拍攝紀錄片……為此她拒絕跟隨男友的事業腳步，結束關係後踏上自己的征途。「我迄今為止的努力，都是為了成為記者。」她在2017年出版的《黑箱》裏如此寫過。

2015年，26歲的她正在路透社實習，以「孤獨死」為題材，就像如今這樣抓起攝影機，四處取材，生活正展開翅膀。

直到那一天。

自殺

「我曾準備好結束一切。」伊藤詩織如此告訴我。

據伊藤詩織過往講述，2015年4月3日，為討論應聘TBS電視台工作事宜，伊藤應邀與當時的TBS電視台華盛頓分局長山口敬之吃晚飯，在喝完第二合（一合等於180毫升）酒後，她感到難受，在洗手間裏失去了意識。醒來時，她已身處酒店房間，山口正壓在身上。

在被壓制的狀態下，伊藤因為拒絕被親吻，別過的臉被壓在床上，漸漸無法呼吸。「我以為自己會被殺。」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在多次以日語要求「請住手」卻不獲回應之後，伊藤明白這樣太「微不足道」，於是改用英文咒罵。她發現，對於即將成為上司的山口，自己一直使用敬語來問話。她找不到女性對於身份較高的男性所可以使用的抗議字眼，「也許日語裏本來就不存在這種詞彙。」

在伊藤記憶裏，山口當時的回應是：「我真的喜歡上你了。我想早點帶你去華盛頓。你合格了喔！」當她掙扎離開時，山口說：「至少內褲留給我當紀念吧！」

成功逃離後，因為缺乏第一時間的支援，伊藤沖洗了身體，錯過了蒐證和驗DNA的黃金時間。在《黑箱》書中，伊藤寫道，當時淤傷和出血遍佈身體，陰道疼痛，胸部痛至無法承受淋浴的程度，膝蓋骨移位受傷至今隱隱作痛。

從這一天開始，她幾乎把所有關於性侵倖存者的制度性問題都經歷了一遍：普通婦科缺乏性侵蒐證包（RapeKit），支援性侵倖存者的NGO拒絕在電話裏告知應對方法，警察重復錄取口供、意圖勸退報案人，自明治時代以來110年沒有修改過的性侵法律……

甚至，她也許觸碰到了日本司法系統深處的「黑箱」——在她報警並提交起訴書後，警方原本申請了逮捕令，然而，就在逮捕山口的當天，行動被日本警視廳最高層的刑事部長中村格叫停了。負責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檢察官突然全被調離，案件交付新的警官，在一年多的新一輪調查後，最終在2016年7月，檢察官宣佈因證據不足，不予以起訴。

2017年5月，就檢察官不起訴的判決，伊藤提出申訴，並召開記者會公開自己的容貌和名字。然而，東京第六檢察審查會於同年9月作出認同不起訴判決的決議。

他（山口敬之）就在那裏，我無法擊敗權力，這裏沒有正義，我不知道如何生存下去。

伊藤只能將案件轉為民事訴訟，前路漫漫。多家日本媒體冷處理、不報道此案，她感到絕望。

「我沒法相信這個世界，而他（山口敬之）就在那裏，我無法擊敗權力，這裏沒有正義，我不知道如何生存下去。我那時準備好了（結束自己）。」

就在此時，她遇到了Mary F. Calvert的攝影作品。

這是關於美軍內部強姦案件的照片，其中有兩幅作品，讓她駐足良久。一位名叫Carri Goodwin的海軍部隊女性遭長官強姦而最終自殺，在第一張照片裏，Carri的父親獨自站在去世女兒的房間裏，床上擺著女兒的照片；第二張照片是Carri留下的一頁日記，上面畫著一隻佈滿割痕的手腕，旁邊寫著：「IF ONLY IT WAS THIS EASY.（要是有這麼簡單就好了）」

「當我看見她的父親站在她的房間裏時，我仿佛可以看到我的父親站在我的房間裏。我可以感受到她所寫的每一個字。我曾想和她做一樣的事，我曾準備好結束一切。但當我看到這些照片，我看到了新聞的力量。她已經不在了，但因為這個攝影作品，她的訊息和遭遇被看見了。」

「所以，對我而言，這不是勇敢。我曾消極到想放棄一切，但新聞的力量鼓舞了我。」

伊藤說話的聲音總是很輕柔，在餐廳裏如果刀叉碰撞，有時候會聽不清她的話。當她如此輕柔地談論死亡，我並不知道，這次訪問後過了一個星期，2019年7月8日開庭前10天，伊藤自殺不遂，被朋友發現而得救。

這是她在勝訴後的報告會才披露給公眾的事情，為的是不對庭審造成影響。「（自殺）並不是有計劃的，突然被困住了，就是這種感覺。」

「沒有死太好了。還活著，太好了。」她在會上哭著說道。

固執

「我不是在拍攝妳，我是在拍攝妳身後許多沉默的女性。」日本攝影師渞忠之在為伊藤拍攝書本封面的大頭照時，如此安撫她。據2017年日本政府調查，只有4%強姦倖存者選擇報警。

2017年10月18日，伊藤發佈了《黑箱》一書，公開整個性侵案件始末細節。書本封面，正是她的頭像，身後是漆黑一片。

像這般公開真實姓名和模樣做性侵議題的倡議活動，在兩年多以前是被伊藤父母和妹妹所深深抗拒的。

「妳知道我個性是多麼地固執，對吧？」她笑著說。

2017年5月29日，是性侵案發生兩年後，28歲的伊藤第一次公開真實身份、召開記者發佈會的日子。伊藤說，召開記者會是為了向第六檢察審查會提起申訴，讓檢察審查會重新審視檢察官不起訴的判決。在此之前，她把這個決定告訴了父母，兩人極力反對。父親說：「比起和社會鬥爭，我更希望你幸福地活著。看著自己的女兒成長為一名女性，和丈夫建立安穩又幸福的家庭，這才是你媽媽和我的願望。」

母親非常清楚女兒的性格，掉完眼淚後，她微笑著對伊藤說：「詩織已經決定好了對吧？你只是告訴我們要做這件事，不是要和我們討論。你從小就是這樣。」

令伊藤更難過的，是妹妹直到最後，都反對自己舉行記者會：「為什麼非得是你？」

「因為總得有人去做啊。」伊藤說。

這樣的決定是艱難的。案發兩年了，伊藤失眠、掉髮，擔驚受怕。一想到逮捕山口敬之的命令可以被最高層的刑事部長直接喊停，這背後涉及何種操作；想到很多媒體記者原本誠懇來訪問她，回報社報告後再見面時，卻換上另一副面孔，報道的承諾也不見蹤影；想到山口曾寄電郵給一個姓「北村」的人物，卻不知是不小心還是故意，寄給了後來刊登伊藤事件報道的《週刊新潮》，而「北村」在很多人看來，只能是日本內閣情報官北村滋……種種顯示山口敬之可能認識位高權重者的蛛絲馬跡，都令伊藤惶恐不已。每次她感覺自己家附近有什麼奇怪動靜，她就馬上帶輕便的行李——T恤和牛仔褲，跑到好友家借住。

「突然之間，我感到十分害怕。他們（警察、記者）一定是和什麼人交談了。……如果我不公開我的經歷，他們也許會暗暗對我的家人做些什麼。也許公開才是更安全的方法。」

不僅如此，在看完Mary F. Calvert的攝影作品後，她想：「絕對不能就這樣讓它結束。由我自己來發聲，這是唯一的路。傳遞信念就是我的工作，沉默將變成對犯罪的容忍。」

不過，伊藤仍希望保護家人。首次記者會上她沒有公開家族姓氏，但網絡世界很快將她連根起底。

隨後一年裏，她避免和父母同時出現在公眾地方。記者會結束後，母親叫她不要再聯絡妹妹，因為妹妹不想見到她。「妹妹從小就以你這樣的姊姊自豪，就連她的朋友們也都一直崇拜著妳。」母親說。伊藤很傷心，她猜想妹妹一定是從網路看到許多不想看到的東西。

八個月後，伊藤邀請妹妹去倫敦，妹妹仍是拒絕。後來，「在一次很動情的對話後，她（妹妹）說，她之前不夠理解我，但現在她會支持我。談論這一切，對她來說太艱難了。現在仍是如此。我真的好想念我們過去的關係，但我知道這需要時間。」

記者會後，2017年6月8日，在巨大社會壓力下，日本眾議員通過法案，決議修改自1907年以來未曾變更《刑法》中的強姦罪定義：把「強姦罪」改為「強制性交罪」，將男性納入受害者範疇；最低量刑從三年有期徒刑升至五年；性犯罪無須被害者提告而會自動送告，等等。

然而，日本刑法對性侵的判定仍需受害者證明有受到暴力和脅迫，而並不提及現代歐洲國家所強調的「合意（consent）」與否。

抱歉這書要出了，而你們沒什麼可做的了，但我真的很愛你們，所以請務必理解。

記者會後，伊藤仿佛在地獄走了一遭，「感覺像從懸崖上一躍而下。」整整一個星期，她沒法起床，幾乎沒法吃下任何東西；她坐在好友的房間裏，頭腦空白，忘記所有的事，甚至認不出自己，「忘記了生存。」

即便如此，這樣「固執」的事情，在出版《黑箱》前又發生了一次：因為父親極力反對，書本發佈前兩天，伊藤才通知父母此事。她的方法是，快遞了一封信件給雙親，大意是：「抱歉這書要出了，而你們沒什麼可做的了，但我真的很愛你們，所以請務必理解。」

《黑箱》出版之時，恰逢#MeToo運動在美國爆發，迅速延燒全球。始料不及，父母態度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對女兒的行動更加理解了：原來不只是我們的女兒「瘋了」。他們甚至開始以她為驕傲。

活著

「如果妳想斥諸法律，去吧。妳不可能贏的。」這是山口敬之在2015年5月7日，傳給伊藤詩織的簡訊。

四年後，2019年12月18日，東京地方法院對伊藤詩織起訴山口敬之性侵的民事訴訟案件做出裁決，判決伊藤詩織勝訴，山口敬之需賠償330萬日圓（約等於90萬台幣、23萬港幣），同時駁回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譽的起訴。30歲的伊藤詩織在法院門口手持寫有「勝訴」兩個大字的白色紙張，接受媒體訪問，激動落淚。

審判長鈴木昭洋在判決裏指出：2015年4月3日，從的士下車到入室，無法確認入室是伊藤小姐自身的意願；翌日早上從酒店出來，馬上離開是自然的行動；同日於婦產科診斷後領取避孕藥，以及和周圍朋友傾訴、後向警署申告，基於上述狀況，法庭確認山口對伊藤所做性行為是在她「無意識和深度醉酒狀態下」、「未經同意的性行為」。

在法庭頒下判決書前的幾分鐘，伊藤直視著山口，一度以紙巾拭淚。步出法庭時，面對支持者的掌聲，她這天第一次笑了。

法院判決翌日，12月19日，山口敬之舉行記者會，表示仍會上訴，並稱伊藤詩織「多少像個慣性說謊者」，認為她從性侵官司裏獲得名利。

此時，伊藤詩織就坐在台下，以記者的身份出席。她手裏翻著《黑箱》一書，一身黑色西裝，安靜地坐著。

這四年來，她也沒有停下成為紀錄片製作人的腳步。「這是我活下來的方式。這是我對生活的堅持。看，我仍在這裏，做著我的工作。他是新聞業的大咖，總是在有權力的那一端；而我的工作雖然微小，但它是重要的。如果我可以在這個領域成功，我想我可以戰勝我內心的鬥爭。」

她說：「這是我最大的復仇。」

她還以日常生活做抗爭。第一次公開記者會舉行之前，有人告訴她，她應該把胸口的紐扣都扣上，免得給人留下不好印象；記者會後，有網民從她社交媒體找出案發後兩個月時，一張她在笑的照片，認為她不該笑，這說明她撒謊。她一度沒法參與社交活動，連餐廳都不敢去。但最後她決定，「如常做一切事情。」

其實我很平凡，我是一個成年人，也是一個姐姐。我會哭泣，我會喝酒，我仍在迷惘，但我想這是我療愈的過程，沒有目標，我並不知道我將要去到哪裏。

「保持體面，保持自我，即使30秒後我可能又要倒下了，但這就是我想傳達的訊息。」她說。

「希望有一天，人們會把我看作詩織本身，而不是一個受害者。因為那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專業所在。」

2018年，她開始到塞拉利昂拍攝和女性受「割禮」有關的紀錄片。她和瑞典記者Hanna Aqvilin所成立的紀錄片製作公司名叫Hanashi，在日文裏是「話」的意思。她們有話想說給人聽：希望透過紀錄片，從性別角度去關注人權問題。

在這場牽動人心的官司開庭以前，當一切仍是未知，伊藤詩織曾告訴我：「很多人把我看作英雄，但我並不如此看我自己。我無意堅強，沒有身邊人的支持，我沒法活下來。我嘗試坦誠自己的感受，即使是脆弱的那一部分。有時候看到報紙上我的臉孔，看見那副嚴肅的樣子……其實我很平凡，我是一個成年人，也是一個姐姐。我會哭泣，我會喝酒，我仍在迷惘，但我想這是我療愈的過程，沒有目標，我並不知道我將要去到哪裏。」

「我們必須繼續生活，繼續活下來，作為一個記者，一個說故事的人。」

（端傳媒實習記者鄧捷、余美霞及特約記者謝梓楓對此文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