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伊藤诗织：希望有一天，人们会把我看作诗织本身

“我在塞拉利昂的热带雨林里，网路信号真的很差。”

“妳在拍纪录片吗？”

“对我在拍纪录片！我现在得了疟疾。”

2020年1月15日，伊藤诗织传来简讯。她今年31岁，是一名独立纪录片制作人，和瑞典记者Hanna Aqvilin共同创办了一家纪录片制作公司。她对日本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前局长、“安倍御用记者”山口敬之发起的性侵民事诉讼，如今获胜已有一个月。从2017年起诉，到2019年12月18日胜诉，两年来，她被称为“日本#MeToo第一人”，成了纽约时报重磅新闻、BBC纪录片的主角。不过，从各大媒体新闻里了解她的读者，大概并不知道，伊藤诗织是一个会在新闻现场二话不说爬上马路栏杆、抓靠著高高路牌就拍摄起来的人。

梦想

和伊藤的第一次访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2019年6月21日夜晚，在刚到访香港的她热切的请求下，我带著伊藤诗织跑到了大批“反修例”示威者包围湾仔警署的现场。这时我们刚刚结束一场专访，从NGO的宴会出来，伊藤沿路把碎花薄衫换下，在打底的运动背心外，套上干练的白色背心，整个过程20秒不到。

“妳有带头盔吗？”

“没有，但我刚把我的镜头拿上了。我超级想去现场，想自己做点记录。”她双眼发光。

湾仔警署附近人头汹涌，她背著黑色的摄影机背囊，脖子上挂著70-200焦距的长镜头相机，一路疾行。她短发及肩，看起来蓬松而茂密，然而其实从2015年性侵案发生，到2017年举行记者会披露经历，她的头发似乎一直因压力而掉个不停。在那个记者会之前，她把留了多年的长发剪掉了，“感觉就像与自己的过去做出了断。”

“妳为什么从小就想做记者呢？”我们正穿越因示威而被堵塞的大马路。

“小学的时候我看了《狮子王》，那是我最爱的动画片。”她说，“那时想，将来一定要去热带草原，做和动物以及新闻有关的工作。”

“动物和新闻的关系是什么？”

“很想研究动物，但同时也要有工作，就很想做新闻。”她笑了起来。

她从小好动、调皮、爱冒险，小时候曾把一个男孩子揍到流鼻血，害妈妈拿点心盒去赔罪；带著朋友们徒步走到很远的地方探险，害父母担心到报警；又常常从家里阳台外侧的栏杆，攀到隔壁家的阳台，这是母亲一直不知道的事。

定下新闻梦想之后，伊藤从中学开始不断尝试跳出日本的常规生活，到德国、美国攻读新闻和摄影，尝试走访更多国家，到通讯社实习，学习拍摄纪录片……为此她拒绝跟随男友的事业脚步，结束关系后踏上自己的征途。“我迄今为止的努力，都是为了成为记者。”她在2017年出版的《黑箱》里如此写过。

2015年，26岁的她正在路透社实习，以“孤独死”为题材，就像如今这样抓起摄影机，四处取材，生活正展开翅膀。

直到那一天。

自杀

“我曾准备好结束一切。”伊藤诗织如此告诉我。

据伊藤诗织过往讲述，2015年4月3日，为讨论应聘TBS电视台工作事宜，伊藤应邀与当时的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长山口敬之吃晚饭，在喝完第二合（一合等于180毫升）酒后，她感到难受，在洗手间里失去了意识。醒来时，她已身处酒店房间，山口正压在身上。

在被压制的状态下，伊藤因为拒绝被亲吻，别过的脸被压在床上，渐渐无法呼吸。“我以为自己会被杀。”

“What the fuck are you doing!”在多次以日语要求“请住手”却不获回应之后，伊藤明白这样太“微不足道”，于是改用英文咒骂。她发现，对于即将成为上司的山口，自己一直使用敬语来问话。她找不到女性对于身份较高的男性所可以使用的抗议字眼，“也许日语里本来就不存在这种词汇。”

在伊藤记忆里，山口当时的回应是：“我真的喜欢上你了。我想早点带你去华盛顿。你合格了喔！”当她挣扎离开时，山口说：“至少内裤留给我当纪念吧！”

成功逃离后，因为缺乏第一时间的支援，伊藤冲洗了身体，错过了搜证和验DNA的黄金时间。在《黑箱》书中，伊藤写道，当时淤伤和出血遍布身体，阴道疼痛，胸部痛至无法承受淋浴的程度，膝盖骨移位受伤至今隐隐作痛。

从这一天开始，她几乎把所有关于性侵幸存者的制度性问题都经历了一遍：普通妇科缺乏性侵搜证包（RapeKit），支援性侵幸存者的NGO拒绝在电话里告知应对方法，警察重复录取口供、意图劝退报案人，自明治时代以来110年没有修改过的性侵法律……

甚至，她也许触碰到了日本司法系统深处的“黑箱”——在她报警并提交起诉书后，警方原本申请了逮捕令，然而，就在逮捕山口的当天，行动被日本警视厅最高层的刑事部长中村格叫停了。负责此案的所有警官和检察官突然全被调离，案件交付新的警官，在一年多的新一轮调查后，最终在2016年7月，检察官宣布因证据不足，不予以起诉。

2017年5月，就检察官不起诉的判决，伊藤提出申诉，并召开记者会公开自己的容貌和名字。然而，东京第六检察审查会于同年9月作出认同不起诉判决的决议。

他（山口敬之）就在那里，我无法击败权力，这里没有正义，我不知道如何生存下去。

伊藤只能将案件转为民事诉讼，前路漫漫。多家日本媒体冷处理、不报道此案，她感到绝望。

“我没法相信这个世界，而他（山口敬之）就在那里，我无法击败权力，这里没有正义，我不知道如何生存下去。我那时准备好了（结束自己）。”

就在此时，她遇到了Mary F. Calvert的摄影作品。

这是关于美军内部强奸案件的照片，其中有两幅作品，让她驻足良久。一位名叫Carri Goodwin的海军部队女性遭长官强奸而最终自杀，在第一张照片里，Carri的父亲独自站在去世女儿的房间里，床上摆著女儿的照片；第二张照片是Carri留下的一页日记，上面画著一只布满割痕的手腕，旁边写著：“IF ONLY IT WAS THIS EASY.（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当我看见她的父亲站在她的房间里时，我仿佛可以看到我的父亲站在我的房间里。我可以感受到她所写的每一个字。我曾想和她做一样的事，我曾准备好结束一切。但当我看到这些照片，我看到了新闻的力量。她已经不在了，但因为这个摄影作品，她的信息和遭遇被看见了。”

“所以，对我而言，这不是勇敢。我曾消极到想放弃一切，但新闻的力量鼓舞了我。”

伊藤说话的声音总是很轻柔，在餐厅里如果刀叉碰撞，有时候会听不清她的话。当她如此轻柔地谈论死亡，我并不知道，这次访问后过了一个星期，2019年7月8日开庭前10天，伊藤自杀不遂，被朋友发现而得救。

这是她在胜诉后的报告会才披露给公众的事情，为的是不对庭审造成影响。“（自杀）并不是有计划的，突然被困住了，就是这种感觉。”

“没有死太好了。还活著，太好了。”她在会上哭著说道。

固执

“我不是在拍摄妳，我是在拍摄妳身后许多沉默的女性。”日本摄影师渞忠之在为伊藤拍摄书本封面的大头照时，如此安抚她。据2017年日本政府调查，只有4%强奸幸存者选择报警。

2017年10月18日，伊藤发布了《黑箱》一书，公开整个性侵案件始末细节。书本封面，正是她的头像，身后是漆黑一片。

像这般公开真实姓名和模样做性侵议题的倡议活动，在两年多以前是被伊藤父母和妹妹所深深抗拒的。

“妳知道我个性是多么地固执，对吧？”她笑著说。

2017年5月29日，是性侵案发生两年后，28岁的伊藤第一次公开真实身份、召开记者发布会的日子。伊藤说，召开记者会是为了向第六检察审查会提起申诉，让检察审查会重新审视检察官不起诉的判决。在此之前，她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父母，两人极力反对。父亲说：“比起和社会斗争，我更希望你幸福地活著。看著自己的女儿成长为一名女性，和丈夫建立安稳又幸福的家庭，这才是你妈妈和我的愿望。”

母亲非常清楚女儿的性格，掉完眼泪后，她微笑著对伊藤说：“诗织已经决定好了对吧？你只是告诉我们要做这件事，不是要和我们讨论。你从小就是这样。”

令伊藤更难过的，是妹妹直到最后，都反对自己举行记者会：“为什么非得是你？”

“因为总得有人去做啊。”伊藤说。

这样的决定是艰难的。案发两年了，伊藤失眠、掉发，担惊受怕。一想到逮捕山口敬之的命令可以被最高层的刑事部长直接喊停，这背后涉及何种操作；想到很多媒体记者原本诚恳来访问她，回报社报告后再见面时，却换上另一副面孔，报道的承诺也不见踪影；想到山口曾寄电邮给一个姓“北村”的人物，却不知是不小心还是故意，寄给了后来刊登伊藤事件报道的《周刊新潮》，而“北村”在很多人看来，只能是日本内阁情报官北村滋……种种显示山口敬之可能认识位高权重者的蛛丝马迹，都令伊藤惶恐不已。每次她感觉自己家附近有什么奇怪动静，她就马上带轻便的行李——T恤和牛仔裤，跑到好友家借住。

“突然之间，我感到十分害怕。他们（警察、记者）一定是和什么人交谈了。……如果我不公开我的经历，他们也许会暗暗对我的家人做些什么。也许公开才是更安全的方法。”

不仅如此，在看完Mary F. Calvert的摄影作品后，她想：“绝对不能就这样让它结束。由我自己来发声，这是唯一的路。传递信念就是我的工作，沉默将变成对犯罪的容忍。”

不过，伊藤仍希望保护家人。首次记者会上她没有公开家族姓氏，但网络世界很快将她连根起底。

随后一年里，她避免和父母同时出现在公众地方。记者会结束后，母亲叫她不要再联络妹妹，因为妹妹不想见到她。“妹妹从小就以你这样的姊姊自豪，就连她的朋友们也都一直崇拜著妳。”母亲说。伊藤很伤心，她猜想妹妹一定是从网路看到许多不想看到的东西。

八个月后，伊藤邀请妹妹去伦敦，妹妹仍是拒绝。后来，“在一次很动情的对话后，她（妹妹）说，她之前不够理解我，但现在她会支持我。谈论这一切，对她来说太艰难了。现在仍是如此。我真的好想念我们过去的关系，但我知道这需要时间。”

记者会后，2017年6月8日，在巨大社会压力下，日本众议员通过法案，决议修改自1907年以来未曾变更《刑法》中的强奸罪定义：把“强奸罪”改为“强制性交罪”，将男性纳入受害者范畴；最低量刑从三年有期徒刑升至五年；性犯罪无须被害者提告而会自动送告，等等。

然而，日本刑法对性侵的判定仍需受害者证明有受到暴力和胁迫，而并不提及现代欧洲国家所强调的“合意（consent）”与否。

抱歉这书要出了，而你们没什么可做的了，但我真的很爱你们，所以请务必理解。

记者会后，伊藤仿佛在地狱走了一遭，“感觉像从悬崖上一跃而下。”整整一个星期，她没法起床，几乎没法吃下任何东西；她坐在好友的房间里，头脑空白，忘记所有的事，甚至认不出自己，“忘记了生存。”

即便如此，这样“固执”的事情，在出版《黑箱》前又发生了一次：因为父亲极力反对，书本发布前两天，伊藤才通知父母此事。她的方法是，快递了一封信件给双亲，大意是：“抱歉这书要出了，而你们没什么可做的了，但我真的很爱你们，所以请务必理解。”

《黑箱》出版之时，恰逢#MeToo运动在美国爆发，迅速延烧全球。始料不及，父母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对女儿的行动更加理解了：原来不只是我们的女儿“疯了”。他们甚至开始以她为骄傲。

活著

“如果妳想斥诸法律，去吧。妳不可能赢的。”这是山口敬之在2015年5月7日，传给伊藤诗织的简讯。

四年后，2019年12月18日，东京地方法院对伊藤诗织起诉山口敬之性侵的民事诉讼案件做出裁决，判决伊藤诗织胜诉，山口敬之需赔偿330万日圆（约等于90万台币、23万港币），同时驳回山口控告伊藤侵犯名誉的起诉。30岁的伊藤诗织在法院门口手持写有“胜诉”两个大字的白色纸张，接受媒体访问，激动落泪。

审判长铃木昭洋在判决里指出：2015年4月3日，从的士下车到入室，无法确认入室是伊藤小姐自身的意愿；翌日早上从酒店出来，马上离开是自然的行动；同日于妇产科诊断后领取避孕药，以及和周围朋友倾诉、后向警署申告，基于上述状况，法庭确认山口对伊藤所做性行为是在她“无意识和深度醉酒状态下”、“未经同意的性行为”。

在法庭颁下判决书前的几分钟，伊藤直视著山口，一度以纸巾拭泪。步出法庭时，面对支持者的掌声，她这天第一次笑了。

法院判决翌日，12月19日，山口敬之举行记者会，表示仍会上诉，并称伊藤诗织“多少像个惯性说谎者”，认为她从性侵官司里获得名利。

此时，伊藤诗织就坐在台下，以记者的身份出席。她手里翻著《黑箱》一书，一身黑色西装，安静地坐著。

这四年来，她也没有停下成为纪录片制作人的脚步。“这是我活下来的方式。这是我对生活的坚持。看，我仍在这里，做著我的工作。他是新闻业的大咖，总是在有权力的那一端；而我的工作虽然微小，但它是重要的。如果我可以在这个领域成功，我想我可以战胜我内心的斗争。”

她说：“这是我最大的复仇。”

她还以日常生活做抗争。第一次公开记者会举行之前，有人告诉她，她应该把胸口的纽扣都扣上，免得给人留下不好印象；记者会后，有网民从她社交媒体找出案发后两个月时，一张她在笑的照片，认为她不该笑，这说明她撒谎。她一度没法参与社交活动，连餐厅都不敢去。但最后她决定，“如常做一切事情。”

其实我很平凡，我是一个成年人，也是一个姐姐。我会哭泣，我会喝酒，我仍在迷惘，但我想这是我疗愈的过程，没有目标，我并不知道我将要去到哪里。

“保持体面，保持自我，即使30秒后我可能又要倒下了，但这就是我想传达的信息。”她说。

“希望有一天，人们会把我看作诗织本身，而不是一个受害者。因为那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专业所在。”

2018年，她开始到塞拉利昂拍摄和女性受“割礼”有关的纪录片。她和瑞典记者Hanna Aqvilin所成立的纪录片制作公司名叫Hanashi，在日文里是“话”的意思。她们有话想说给人听：希望透过纪录片，从性别角度去关注人权问题。

在这场牵动人心的官司开庭以前，当一切仍是未知，伊藤诗织曾告诉我：“很多人把我看作英雄，但我并不如此看我自己。我无意坚强，没有身边人的支持，我没法活下来。我尝试坦诚自己的感受，即使是脆弱的那一部分。有时候看到报纸上我的脸孔，看见那副严肃的样子……其实我很平凡，我是一个成年人，也是一个姐姐。我会哭泣，我会喝酒，我仍在迷惘，但我想这是我疗愈的过程，没有目标，我并不知道我将要去到哪里。”

“我们必须继续生活，继续活下来，作为一个记者，一个说故事的人。”

（端传媒实习记者邓捷、余美霞及特约记者谢梓枫对此文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