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模式：「制度自信」的苦澀註腳，與歐亞大陸的灰暗現實

【編者按】12月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加強版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該立法宣稱目的為「譴責對新疆的突厥穆斯林的大規模人權侵犯，呼籲終止濫捕，酷刑和對中國內外這些群體的騷擾」。隨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譴責該法案「蓄意詆譭中國新疆的人權狀況，大肆抹黑中國去極端化和打擊恐怖主義的努力，惡意攻擊中國政府治疆政策，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表示「強烈憤慨、堅決反對」。隨後不久的12月9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在國務院新聞辦的記者會上抨擊該法案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並表示參加「三學一去」的教培學員「已全部結業」。幾乎同一時間，官方的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放出關於新疆反恐的英文紀錄片，為官方的政策辯護。而就在此前的11月中旬，多家西方媒體根據得到的爆料公佈了一批據稱為內部文件的資料，揭示了新疆「在教育營」的不少細節。隨後不久，土耳其裔德國球星奧斯爾（Özil）在推特上貼出藍底星月旗，發布一條土耳其文的詩，指責穆斯林世界不關注維吾爾人，呼籲「幫助我們東突厥斯坦的兄弟姐妹」，隨後引發中國內地不少網民聲討和更多的爭論。

2009年之後，新疆從未像如今這樣引發激烈的爭論與注目。在「七五」事件十週年時，《端傳媒》曾刊出文章，討論「開明」與「強硬」兩條「治疆路線」之間的脈絡，分析從「多元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路線如何帶來了「再教育營」的政策。在此之後，新疆問題的國家討論繼續升溫，它牽扯到哪些國際議題？如何理解「維吾爾問題」和「中國穆斯林問題」之間的差異？「再教育營」又凸顯了當今中國的什麼深層問題？《端傳媒》將刊出系列文章，從以期幫助讀者進一步深入相關話題。第一篇是對《維吾爾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的書介，梳理了2000年前後，在「民族團結」背後的維吾爾民族主義湧動。本文是第二篇，討論「再教育營」的國際政治維度。之後的第三篇，則關於「維吾爾問題」和「穆斯林身份」之間複雜又一直被錯誤解讀的關係。

12月20日，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有社會組織發起了一場「支持東土耳其斯坦」的遊行。數千人頭戴畫有星月標誌的藍色面具，面具的嘴巴處貼着中國國旗的貼紙，象徵着中國鎮壓維吾爾人，不讓他們發聲。前排的人群舉着「無聲的尖叫」（sessiz çiğlık）的標語，後排揮動着藍底星月旗——維吾爾民族主義者主張的「東土耳其斯坦」旗幟。

這場遊行的新聞迅速被各大媒體轉發。和之前土耳其裔德國球星奧斯爾（Özil）的推特一樣，這場遊行被看作是國際社會——尤其是穆斯林社會「聲援新疆維吾爾穆斯林」，批評中國犯下人權問題的直接行動。

然而這種想法多少有些一廂情願。就在人們看到大批中東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支持中國的新疆政策時，土耳其社會對遙遠的新疆的關注也頗為有限，許多人對維吾爾人的認識，只停留在伊斯坦布爾的中餐館多是維吾爾人擁有。匆匆瀏覽近日的土耳其各家新聞，自由派立場的多家媒體、凱末爾主義的反政府立場的《共和國報》（Cümhuriyet），民間反對派愛看的《政治新聞》（Siyasi Haber），對新疆議題都關注寥寥。反而是宗教保守派的《決心報》（Karar）刊發了一篇抨擊維吾爾女性被強行嫁給漢族男性的報導，土耳其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 Partisi）的「外宣」報紙《每日早報》（Daily Sabah）則跟進了週日香港示威者舉辦的關注維吾爾人處境的集會。

無論是發布「東土耳其斯坦的主麻日」推特詩的奧斯爾，還是伊斯坦布爾的遊行組織方土耳其人道主義救濟基金會（İHH），都和保守的伊斯蘭主義的正義與發展黨和威權強人總統埃爾多安（Erdoğan）親近。耐人尋味的是，就在同一天，週五，在土耳其大國民議會中，反對派的「好黨」（İYİ Partisi）發起，同屬反對黨的共和人民黨（CHP）和親庫爾德人的人民民主黨（HDP）附議，試圖推動一項關注維吾爾問題的議案，而這個議案被執政黨聯盟中的正義與發展黨和民族運動黨（MHP）代表們駁回。更耐人尋味的是，「好黨」和民族運動黨雖然分處執政在野兩端，但都算得上是極右翼、極端民族主義與泛突厥主義者。

可以說，就單單在土耳其，政治和社會力量也無法就維吾爾問題產生「合力」，更不用說土耳其各派以及其他中東國家，在面對這個可能帶動「穆斯林」身份政治的議題時，所持有的複雜態度。

從維吾爾人在新疆面對的「再教育」與一系列的嚴酷政策，到維吾爾與新疆議題在土耳其的處境，都反映出歐亞大陸上錯綜複雜，愈發破朔迷離的政治事實。很多觀察者們都忽略了這種政治現實為中國的諸多政策提供的迂迴和躲避批評的空間。但另一邊，對中國當局來說，這一顯示也在未來留給他們一個難題——從「新疆模式」到「中國模式」，到底發生了什麼，又會在歷史上留下什麼？

國際壓力下，中國政府的收縮

從各方反應來看，可以認為，曾經大規模的「再教育」系統，如今已經很難再以原先的模式繼續下去了。

如果從2018年開始觀察中國政府是如何應對國際上針對新疆問題的批評的話，我們會看到一條清晰的線索——政府從一開始不承認，到承認但堅持辯解，再到一邊辯解一邊解套，隨着國際關注的增加，中國政府的立場和措辭是不斷軟化、收縮的。

針對「再教育營」的指控，開始時中國政府並不正面回應，2018年中旬，在一些國際場合被問到相關問題時，中國代表團的回答非常模糊。然而隨着各種報導增多，官方開始承認再教育營存在，但強調其「自願、非強制」，並否認外界流傳的規模。再接下來，大量衛星圖、調查報導相繼出爐，自治區主席扎克爾在2018年10月領命解畫，公開解釋這些「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存在的目的和狀況——儘管很難讓人「收貨」。

隨着中國官方開始邀請外媒和外交官團體參觀這些「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更多的報導也相繼出台，比如BBC獲邀請進入營區內部拍攝的視頻。這些報導非但沒有為中國政府解套，反而加劇了外界的質疑。2019年一月開始，西方國家開始在國際場合集中批評中國的新疆政策，雖然中國激烈反駁並出示了更多國家對政策的支持，但到了3月，先是官方發布《新疆的反恐、去極端化鬥爭與人權保障》白皮書，其後主管統戰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汪洋又趕赴新疆調研，提出了頗為微妙的「尊重信教群眾的習俗⋯⋯正確處理不同性質的矛盾和問題」和用「團結－批評－團結」的辦法「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的要求。到了2019年中旬，官方的發布《新疆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工作》白皮書中，措辭已經變成了大多數學員都「達到培訓要求」，並已經「順利結業」。

再接下來，媒體的關注點移動到了香港和新疆之間，在香港街頭出現的提醒維吾爾人處境的標語，反映着新疆發生的事情對香港的街頭運動的催化作用——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各種各樣關於「再教育營」的新聞，香港街頭的抗議者是否還會想到用「赤納粹」的標語和口號來攻擊北京政府。

到了年底，各家西方媒體開始放出一波關於新疆「再教育營」的解密文件，隨後是美國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這時候，北京的反應除了抨擊，還加上了另一場新聞發佈會。國務院再次召開新聞發佈會宣布「學員」已經「全部結業」。轉過頭，外交部開始質問外媒為何不看關於新疆的反恐紀錄片。

官方宣稱的「全部結業」固然無法證實，但從2018年以來，可以看得清楚的是，中國官方在新疆問題上的態度明顯在不斷增加的國際壓力面前軟化、收縮。就在2018年，新疆民間還流傳着這樣的說法——以再教育系統為主的整個「嚴打」要持續五年。而如今，僅僅過去了一年，官方就宣布這些「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的學員都「結業」了。

甚至，在面對奧斯爾明顯的「泛突厥主義」宣言時，排開開始的抨擊，中國外交部的回應都出奇的「軟化」——在12月16日的新聞發佈會上，已經被人做成「語錄生成器」的發言人耿爽被問到奧斯爾的言論。人們本預期外交部再一次「戰狼」，回應卻是「他似乎被一些假新聞矇蔽了雙眼⋯⋯我們歡迎厄齊爾先生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

儘管沒有新的消息可以佐證，但從各方反應來看，可以認為，曾經大規模的「再教育」系統，如今已經很難再以原先的模式繼續下去了，留下的問題是如何「結業」，與「到底多少人結業了」。只不過，接下來的新疆會採取什麼模式管制，現在看來並不明朗。也不知道，那些已經完成的巨大建築群，今後會拿來做什麼。

新疆模式，是什麼？

無可奈何的情況則是——在這些「教培中心」的高峰時期，沒有任何外界的媒體和機構能夠進入其中，了解內部的實際情況。

「再教育營」，也好，「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也罷，其存在已無異議，政府亦不否認。外界指責和中國的辯解之間的爭論，無非是這些營區規模有多大？內部到底是什麼樣子？這一項目在多大程度上，多廣泛的範圍上可以稱為一場「人道危機」？

也許我們可以從一些公開的資料看到「新疆模式」的大概樣貌，這些資料包括新疆各級單位在微信公眾號上發布的文章（有些後來被刪除），也包括了各種商業項目的計畫，不同政治立場的國人在微信和微博上的發言，等等。

比如一則被刪除的微信公眾號文章，為我們大致提供了「再教育」系統在基層的一些切面。這篇自治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駐和田地區敦巴格村工作隊在2017年5月8日發布的文章中寫道：「工作隊根據本村判刑、收押和教育轉化人員涉及親屬人數多的實際，採取有效措施做好其親屬思想穩控工作。」這些人有多少呢？文章提及了「本村127名收押人員」。兩年後，2019年的敦巴格村工作隊的一篇書記自述中提到敦巴格村的人口一共是2148人。也就是說，2017年中旬的時候，村中有約6%的人口被收押。考慮到這個數字在當時相對其他村子「較多」，又考慮到這是南疆地區的一個村落，那麼從「再教育」系統開始至今，先後有5%上下的人口被收押，在南疆的不少村落裏應該不算出奇。城市和農村也許會有差別，南疆和北疆可能差別不小，但估算下來，在整個新疆，數十萬人次的規模，對整個「教培」系統來說，恐怕不算誇張。

其次，再教育營內部究竟如何？如今媒體上充斥着各種口述。有不少人稱遭遇了強姦、酷刑、虐待、喂藥等等折磨。這些指控未必都屬實，也很難證明任何酷刑或非人道的對待是有組織的行為，但是這些指控能夠存在，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教培」系統中擁有權力的基層個體，很可能擁有自由發揮權力的空間，這和長期以來中國的看守所、監獄系統中的問題並無二致；第二，教培中心內部的情況和整體運作，沒有透明度和可監督的余地，以至於只有最嚇人的證詞和官方的不斷否認。除此之外，更容易產生人道危機的是這些「再教育」中心的居住條件、衞生條件和沒有規章的「法外」情況下的任意處置。這類情形，在任何大規模「社會工程」中都屢見不鮮，人們很難說它是有意為之或蓄意，但造成的人道災難又往往真實。更無可奈何的情況則是——在這些「教培中心」的高峰時期，沒有任何外界的媒體和機構能夠進入其中，了解內部的實際情況。

而在大規模的「教育培訓」、全面監控、重新形塑宗教（「伊斯蘭教中國化」）等外界廣為傳播的「新疆模式」之外，新疆還有許多管控路徑較少為人所提及。這些內容倒是充斥着官方宣傳的空間，也許正是因為其「官方」，才沒有人關注。但這些內容，才是構成「新疆模式」管控的基礎，也正這些近年來推行的這些政策細節，會在未來真正留下深遠影響。

「再教育」之外的改造

與「再教育」並行的，是一套混合了扶貧、現代化、市場化和基層控制的「新生活」下鄉運動。

中國政府對新疆農村的改造模式，值得一提。「新疆模式」在農村的存在，被不少媒體表述為「漢人進入維族人家」，變成了「漢人男子和維族女性睡覺」。就連奧斯爾也在他的土耳其語詩歌裏寫道「穆斯林姐妹被強迫嫁給了中國男人（Bacılar zorla Çinli erkekler ile evlandiliriyor.）」，算是這一類報導的變體。但「入戶」，在維吾爾農村是駐村幹部和村民之間的家常便飯，其功能既有監視，也有扶貧，還有和村民「打成一片」的要求，幾種要求混在一起，駐村幹部常常在不同村民家借住，瞭解情況，甚至在一些網絡文章中，有人因為嫌村民家條件差而受到責罰。但要說這一模式是「維吾爾女性和官員同睡一床」，未免一方面像是道聽途說，另一方面忽略了這一模式的「社會工程」意味，把習時代的中共，當成了1940年代的國民黨。對這類幹部，網絡上倒是有很多從宗教生活層面出發的批評，比如他們替代了很多原先村中伊瑪目的宗教儀式工作——以「黨組織」取代了宗教，比如他們會出席村民孩子的起名儀式，做村民婚禮的證婚人，等等。

這些村幹部的使命之一，就是徹底「改造」新疆農村和少數民族農民。這些駐村幹部，有些來自自治區的直屬單位，有些來自外省的「援疆」部門，有的來自中央直屬單位，他們做的一大部分工作，和內地的駐村扶貧幹部是一樣的——尋找可以創業「致富」的門路，讓維吾爾社群也和全國一起，在2020年「消滅貧窮」。另一方面，他們又是自治區的「訪惠聚」幹部，這是一項張春賢治疆時代就開始，在陳全國時代加強的計畫，是「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縮寫，具體而言，就是幹部要住在村裏，負責穩定工作，改造農村的整個環境，成為黨-國家改造新疆社會的最基層動員者。從一些可以看到的材料看來，他們的工作無所不包——夜間巡視村裏、登記村民情況、帶着村民給牲口上保險、重建村民住宅、檢查計劃生育情況、勸導接受扶貧項目（比如「異地搬遷」）、推行新的生活文化（比如勤洗手）、為村裏的安保人員（多由村民擔任）負擔開支、通過自己的人脈拉到城裏來的慰問團、甚至出席一些宗教活動場合（比如，在一些駐村幹部的文章中，能看到他們出席清真寺的節慶典禮，但在日常宗教活動被大規模暫停的情況下，是什麼人仍然能夠在村中禮拜，是個疑問）。駐村幹部還要負責安全事宜，不斷向上面下來的各種視察組匯報工作，日常發現的可疑的，認為受到「極端思想」影響的人，要由駐村幹部參與鑑定是否送他們去「再教育」。在城市中，這類幹部的對照是「社區幹部」，而「社區幹部」做的事情，除了不用扶貧，也是大同小異。

相比被廣泛抨擊的「再教育」，這套控制模式的主旨並非「鎮壓」，而是「監視」和「生產」，最終目的，是想培養出一整代能夠符合期待的維吾爾「新人」，而且不僅僅是政治身份上的「新」——他們要能會說漢語，可以外出打工，不再抱持着在鄉下生活一輩子的想法，要能夠節約錢、注重教育——批評維吾爾農民不重視教育，只知道生孩子，是許多南疆駐村報告文章中的常見要素。也就是說，北京通過這些下鄉工作隊展現出的思路中，「經濟建設」並不是不能改變新疆的狀況，但他們認為以當前對致富不夠熱衷，不夠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維吾爾人，是不能建設經濟的，因而在南疆，要先培養出能夠從事「經濟建設」的人。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再教育」系統要命名為「職業技能培訓中心」的原因，政府的期待很可能是要能夠把這些人全部變成市場上的勞動主體。

配合着這樣的未來，對知識分子和舊維吾爾精英的拘禁、判刑和整頓，抓「兩面人」，對舊的居民區進行舊城改造，讓農民「上樓」，收繳舊教科書和舊出版物，也就都不是孤立的事件了——在打擊舊的維吾爾精英的同時，中國政府也許希望從鄉村中，從脫貧的人中，培養出一代新的維吾爾精英群體，他們能感受到中國經濟和國家力量帶來的「社會流動」，並且有可能對此表示感激，從而成為忠誠的夥伴，和新疆未來的官僚主體——這一邏輯，和「內地新疆班」創始時的思路，也許是類似的。

這套「新疆模式」的突出特徵，一方面是是帶有濃重的「社會主義」色彩——它是一套從上到下層層以職權、責任和指標「夯實」的管控體系，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都管到，把人從生到死全面管控起來，人們好像活在老的社會主義時代——早上要開早會，晚上要學習，還要定期匯報，而組織包辦一切，甚至在一些宣傳中還能看到「送櫥櫃進農村」的活動。同時這套系統以非常激進的方式推行「現代化改造」，試圖把維吾爾族從傳統社會重置到無論是空間還是文化都「現代化」了的新位置中。與此同時，這套「現代化改造」是對標內地社會的，它不能容納那些試圖直接從土耳其或俄羅斯乃至英美引進另一套現代化模式的維吾爾人，這才能解釋為什麼那些從海外歸來的中產階級維吾爾人也常常成為「去極端化」的「再教育」對象。

但另一方面，這套系統又最終是計畫要面對市場的，無論是于田縣拆除大清真寺1990年代加建的阿拉伯化門樓，在作為文物保留的禮拜大殿周邊發展新的住宅商業區，還是烏魯木齊將二道橋大巴紮升級改造以吸引更多遊客，讓木卡姆樂團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廣場上演奏，政府治理新疆的這些手段的最終目的，都是要將原先「不夠安全」的這片土地，改造成遊客能夠安心消費，本地人能夠外出打工賺錢、商業能夠像內地一樣發達，企業能夠進入投資的地域。乃至於，維吾爾文化也最終也是要像西藏那樣的「產業化」——把符合資本市場消費興趣和具有商業運營前景的文化符號保留下來，和內地的市場對接起來。

「穆斯林世界」與歐亞中央的困境

人們幻想着存在一個「穆斯林世界」，這種想像，恰恰是維吾爾人諸多苦難的來源之一。

在推特上的土耳其文詩中，奧斯爾哀嘆為什麼西方媒體關注「東土耳其斯坦」而「穆斯林世界」卻不作聲。他對穆斯林世界的批評倒是和現實吻合——「穆斯林國家」們不僅沒有對維吾爾人的遭遇向中國表示批評，還有不少加入了支持中國的行列。

但如果換一個角度想想，似乎又有些不對，人們似乎並不認為今天有一個「基督教世界」或「佛教世界」的整體，卻對作為整體的「伊斯蘭世界」有一種莫名的想像。

回到現實，就像在開頭所說那樣，土耳其的國內政治圍繞着世俗/保守/民族主義的問題爭奪不休。保守主義的埃爾多安一直是大土耳其主義和政治伊斯蘭的支持者，然而土耳其的經濟狀況和外交孤立使他選擇和北京合作。另一邊，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反對黨，在支持外國的少數族群時都繞不開一個尷尬的話題——佔土耳其人口近兩成的庫爾德人既沒有自治權，也不被認為是一個少數民族。親庫爾德的反對黨人民民主黨提及新疆維吾爾問題，目的是和庫爾德問題做比較，要求給庫爾德人更多權利——這也是為何執政的正發黨必須對維吾爾問題降溫的原因之一。而土耳其的世俗主義者們，則唯恐呼喚「天下穆斯林是一家」會帶來大批移民，推高保守主義政黨的選票，對一切打着「伊斯蘭」旗號的國際主義都極力反對。這樣的整體狀態，在未來多年大概都不會改變。

另一邊，海灣地區對峙着的沙特和伊朗，都為了自身的內部政治無暇他顧。沙特忙於鞏固內部權力並實現轉型，生怕別人覺得自己伊斯蘭味道太重，新開放的旅遊簽證力度之大，令人咋舌。伊朗則陷於經濟苦海，教士們控制政權穩定尚有難度，何況什葉的伊斯蘭政治和遜尼本就不同。伊朗人中認同穆斯林身份的，在年輕一代中因叛逆恐怕也日益見少。至於那些還在街頭奮戰抗議政府的伊拉克人和黎巴嫩人——國際期待的那個對新疆做出反應的「穆斯林社會」是什麼呢？又哪裏存在呢？

對「穆斯林世界」的許多國家來說，新疆問題的表述，分分鐘牽扯到國內政治的局勢。就連印度尼西亞的知識分子，也要考慮強化穆斯林身份是否會帶來新一輪的保守政治，擔憂出現新的排華浪潮，帶回蘇哈托時代的威權「新秩序」。所以，恰恰是當媒體和知識分子們把維吾爾問題理解為伊斯蘭問題，希望各國對「中國鎮壓穆斯林」出手批評的時候，很多本可以說話的人也只好避之不及了。

更不用說，全球右翼正在從一種「中國瘋狂鎮壓穆斯林」的敘事中汲取養分——新西蘭基督城的槍手在血洗清真寺時表示自己羨慕「中國模式」；印度網民在各種新疆「再教育營」的報導下留言支持，呼籲印度也引進經驗⋯⋯就在當下許多人紛紛批評印度涉及歧視和有意排斥穆斯林的新公民法案的時刻，着名的中國互聯網激進「穆黑」、社科院學者習五一就在微博上高度讚揚印度政府的決定。所有這一切都似乎反映了某種全球趨勢——「穆斯林世界」分崩離析，但「穆黑」們串連起來了。

大部分人們印象中的「穆斯林國家」，都圍繞在歐亞舊大陸從太平洋到地中海的一條弧線上——而這個地帶，從來都是各種族群混合、衝突的位置。這導致這裏的每一個國家幾乎都混合了多種跨國境族群並衝突着——印尼有巴布亞問題、緬甸有羅興亞和數十個不同的少數族群問題、印度的泰米爾人、克什米爾人和印-穆衝突、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武裝、伊朗的神權政體和世俗社會之間的矛盾、哈薩克斯坦的哈族和俄羅斯族的潛在衝突⋯⋯這些國家既不像大部分歐洲國家那樣通過兩次世界大戰成為了更「純粹」的民族國家（移民和難民問題要到了二戰之後才逐漸凸顯出來），也不像美國那樣作為超級大國和文化熔爐。這意味着進步主義多元文化的政治，很難根植在這些國家中的任何一個——不是因為它們不夠多元，而是因為他們的「多元」太歷史悠久了。很大程度上，作為舊帝國繼承者的今日中國，也是這個鏈條上的一員。

現代身份政治下，穆斯林身份也像黑人、印巴裔、華人等族群一樣成為一個動員標誌，但從這個角度呼喚歐亞大陸上的穆斯林社會團結起來，又顯得有些吊詭。呼籲關注中亞中東地區的人權議題無疑能加強西方世界中的「穆斯林」作為一整個群體身份的政治權力和影響力，但這說到頭來，這對歐亞交匯處的未來，有什麼幫助呢？

從歐美到中國，人們幻想着存在一個「伊斯蘭世界」，這種想像，恰恰是維吾爾人諸多苦難的來源之一。另一方面，這個複雜的歐亞世界為中國政府的「新疆模式」提供了足夠的保護——「自由世界」越是重視維吾爾人的「穆斯林」身份，就越會加強這一趨勢。

中國「制度自信」的苦澀註腳

「再教育營」帶有澳洲「白化」原住民和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學校的影子。

在《紐約時報》對新疆披露的文件的梳理中，提到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一些高層的會議講話顯示，最高領導人批判了要求「消滅伊斯蘭」的錯誤思想。這意味着，在中國的統治精英內部，強烈的「仇穆」情節，混合大漢沙文主義，已經頗有些市場。大概在其中不少人看來，維吾爾人都是「綠綠」（對穆斯林的鄙視稱呼），要麼放棄信仰，要麼不可救藥。這樣一來，也就能解釋很多新疆人對「再教育」政策的一些疑惑——比如為什麼整體更親近漢族，排斥維吾爾族的哈薩克族也大量面對「再教育營」——畢竟在維語裏，「哈薩克」有時是一個罵人的字眼。

這也意味着，「再教育」系統遠遠不是可能發生的最可怕的情況，對大漢沙文主義者來說，徹底同化少數民族，或者「最終解決」才是值得提倡的道路，而對許多「穆黑」來說，伊斯蘭是他們需要消滅的敵人。

某種程度上，是對國際形勢的擔心，美國的壓力，和一帶一路與中亞中東國家的來往加深導致的忌憚，加在一起，正在避免新疆的事態升級到更不可逆轉的程度，也正在遏止大漢沙文主義的蔓延。就目前的形勢看來，雖然民族區域自治的傳統被無數人詬病，但整個大框架仍然存留了下來，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不可能從公共場合消失，文化也不可能完全被「漢化」。

但是，新疆紀念什麼樣的歷史人物，書寫什麼樣的歷史，仍在改變之中。

2014年8月27日，時任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召開了一場座談會，紀念「阿合買提江等五烈士犧牲六十五週年」。這五人是受到蘇聯影響的維吾爾、哈薩克等民族的社會主義者，在1944年北疆爆發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三區革命」，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之後，他們和其他蘇聯支持的新疆幹部一起奪得權力，組建了親蘇政府，並在1949年在北京和莫斯科的安排下促成了新疆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8月，在飛赴北京開會的路上，這五人遇到事故墜機身亡。在講話中，張春賢把「三區革命」定義為「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運動的一部分」，儘管「在革命初期也發生了一些偏差」——這指的是，三區革命在初期帶有更強的宗教和民族主義特點，發生了排漢的行為。

相比1950年代到1990年代把「三區革命」定義為一場「民族革命」，張的論述已經做了調整，試圖淡化傳統共產主義理論中弱小民族的革命權自決權所帶來的政治麻煩。但是到了2019年，自治區已經不再有紀念三區革命烈士的官方活動，僅僅只有新華網在5月16日刊發了一篇文稿，題目叫做《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為新疆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鬥》。在這篇稿件中，「三區革命」已經不再使用，僅僅剩下「三區」的說法。阿合買提江的功績也被概括為糾正了「新疆三區在國家和民族問題上所犯的嚴重錯誤」。這意味着從官方對「三區革命」的定義，從張春賢的概括再往前走了一步，幾近翻案打倒。

也就是說，雖然新疆少數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在可見的未來還會以民族區域自治下的各種方式予以一定保障，但是「民族」的成分，尤其是作為政治體的「民族」，恐怕很可能會被繼續削弱。無論這種削弱的出發點來源於什麼思想，這套體系都開始接近北京大學教授、民族社會學者馬戎的設想。在馬戎的理論中，中國必須避免蘇聯那種把民族自治變成實體的情況，以避免蘇聯式的解體發生。而馬戎推崇的模式是美國的「民族熔爐」模式，包括他在內的一些學者提倡把「民族」變成「族群」，取消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通過優惠政策鼓勵少數民族培養出更多精英，讓少數民族個體在和漢族個體平起平坐的同時，不再在政治上具有分離主義隱憂。

「再教育營」儘管並不見得是這類理論的直接實踐，但倒像是粗暴版的實驗，它帶有澳洲1990年代初「白化」原住民，或是同時代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學校的影子。

一方面是悄然調整歷史敘事和政策方向，另一方面是無法完全轉變歷史留存的語言，並且在轉型的實踐中左右為難，這恰恰說明了中國道路的某種內在尷尬——在面對新疆這樣的地區的複雜歷史時，今天的中國極度希望擺脫舊帝國的陰影而變成像美國那樣幾乎不帶族群歷史包袱的國家，卻在現實中無法卸下這些複雜的歷史，新疆的問題也許會不斷卡在這中間，就像舊歐亞世界的其他部分那樣，繼續作為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傳遞給未來的人。

（田沙，自由撰稿人，現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