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 深度

我參與了一場尷尬的罷工試驗

一個管理級同事問我:「我應該支持你們長期參與這一場運動,抑或支持你們這個禮拜罷工更有用?」


「廣告公民」四個成員姚冠東、Grace、阿草及Bella (化名)  攝:林振東/端傳媒
「廣告公民」四個成員姚冠東、Grace、阿草及Bella (化名)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香港反修例運動蔓延半年不息,面對政府的拖延和迴避態度,勇武不斷升級暴力的同時,民間呼籲各行業罷工的聲音始終不斷,「大人罷工,小孩不用衝」——這口號在香港成了隨處可見的塗鴉,而真正造成大面積影響的罷工始終沒有發生。邁入12月,廣告業界發起一星期罷工,是反抗運動以來最長時間的一次罷工,卻又被稱為一場影響微小的罷工。我們邀請了一位身處其中的廣告界從業員,嘗試紀錄其中的掙扎和思考。

11月中,小隊主管、我的直屬上司X小姐在公司Whatsapp 群組裏傳來一張廣告界的罷工海報,海報呼籲廣告界要在12月第一週罷工一星期。或許因為大老闆也在群裡的關係,大家紛紛沈默,已讀不回。

工作累了,我和X小姐去「煙Break」(抽菸休息),一邊吞雲吐霧,一邊苦惱到底廣告界罷工有什麼用。「農業和工業都是真正會生產的產業,商業已經是這些產業的副產品,」X小姐笑著自嘲,而廣告業更是這些「副產品」的「副產品」。不過,X小姐說,無論如何,她都要參與。

香港反抗運動持續了整整半年,「罷工」一直是個尷尬的話題,也是像我一樣的「和理非」心頭的一條刺。早於6月12日,各路市民和示威者就開始呼籲罷工,但始終雷聲大雨點小。八五大罷工應是最劇烈的一次,不少金融人士、白領OL和航空業人士參與 ,導致逾250班航機取消,職工盟估算當天近35萬人參與罷工。不過罷工似乎一直沒有成功動員巴士司機、地鐵職員等更公共服務業界。不久前,示威者在雙十一當日呼籲罷工,但響應者不多,最終癱瘓城市秩序的不是靠「和理非」放下飯碗,而是勇武示威者用暴力直接封了馬路和隧道,並引發其後慘烈的中大和理大校園衝突。

同一時間,「前線為你擋子彈,你連罷一日工都唔肯?」、「大人肯罷工,細路洗乜衝」等口號不斷在連登論壇上流傳。如果「和理非」為年輕人受傷和被捕而淌淚傷心,為什麼仍要清晨7時起床刷牙趕上班? 在香港,組織或參與一場罷工,為什麼這樣難?

我在一間約150名員工的中型本地廣告公司打工。公司風格一向自由開放,老闆們也支持民主改革,用時下的話來講,立場大概屬「淺黃」,每次罷工公司都同意員工按自己的意願參與。同事們都年輕得過份,大部分以不同程度投入這場運動,不過12月初的這一場廣告界罷工,我發現大家反應不算熱烈,而且還都帶著一肚子的問題及疑惑。

2019年8月5日,八五大罷工,早上有人阻阻礙港鐵車門關閉。

2019年8月5日,八五大罷工,早上有人阻阻礙港鐵車門關閉。攝:林振東/端傳媒

不暴力升級,可否「經濟私了」?

與以往幾次的一天罷工行動不同,這次廣告界罷工計畫為期一星期,公司的態度是開放又審慎。而同事們,既有人堅持罷工,又有人覺得還是要工作,後者就覺得,「不是等於我把前者的工作做了嗎?」

考慮到公平問題,管理層支持罷工同事的決定,但又兼顧堅持工作的同事,於是決定要求罷工的同事每罷兩天,便須申請一天有薪或無薪假作補償,等於是「請假罷工」。 結果大部分同事,包括我和X小姐都選擇了更靈活的「在家上班」,在家處理工作的同時,以不同程度參與是次罷工,還不用請假。

12月2日,罷工第一天,我跟一些同事一起出席廣告界罷工集會,當天大約有1500人參與。集會前,許多人在Telegram 群組問:「罷工五天,只得第一天有集會?之後幾天應做什麼?」集會的大台上,一個組織者大聲喊:「請大家自己想想,自己可怎利用這五天的罷工時間,為這場運動作一點貢獻。」

我決定紀錄這一場罷工。 第三天下午,我約了這次罷工的四個組織者 — Grace、姚冠東、阿草及Bella (化名) 聊一聊。那天的香港氣氛平靜,與航空、運輸、公共服務等行業不同,廣告界罷工似乎沒有給政府或社會帶來什麼壓力,一切照常運作。

「今次罷工可能是社會上影響最小的一次罷工。」投入廣告界超過20年、任職客戶服務(Account Servicing)的Bella說。眾人失聲大笑。廣告人不創作不接客一個星期,大概只是延遲了幾百個marketing campaign(營銷活動)的出街時間,或是讓一群客戶氣得跺腳至鞋跟險斷的程度。

「其實我們也不是打算要做成甚麼大影響,可能我們在經濟上造成一點影響,對民生可說是一點影響也沒有,但我們想做到的是,有些人先站出來告訴大家,(罷工)整件事是可行的,可一試的。」今年30多歲、於4As 廣告公司(屬香港廣告商會會員的廣告公司,多屬跨國廣告公司)從事媒體策劃的Grace說,「然後對客……我最多等下星期一再覆他們電郵。」

一個月前,一個廣告人建立了業界協商平台「廣告公民」,希望邀請同業一起討論成立公會以及進一步發動罷工的可能性, Grace、姚冠東、阿草及Bella其後加入,大家互不相識;參與者年齡層橫跨70後到90後。廣告人都習慣鬆散自由,過往幾乎從來沒有過什麼工業行動,這次大家聚在一起,和薪酬、年假等勞方權益無關,而是希望透過阻延產業運轉,向政府施加壓力,回應反修例運動的「五大訴求」。

群組內有20多人,有中小型廣告公司老闆,也有4As的員工,有人任職創作部,也有人做客戶服務部,當中積極參與的骨幹成員有十多個,最初大家在研究如何成立工會。中大、理大校園爆發劇烈警民衝突,大量示威者被捕之後,一班人深感罷工的急切性。大家發現成立工會需時數個月,加上在現有法例下,工會不能保障政治性罷工,決定「衝出來」先試一次號召業界罷工。

「還談工會傾章程?談完都已2047年。我覺得這個年代應該是take action(行動)的年代。Action is louder than words(行動比發言更有力)。」姚冠東說。他是一家香港中小型廣告公司的老闆,平時也有主持網台政治節目。

2019年12月2日,中環遮打花園舉行廣告界罷工集會,大約有1500人參與。

2019年12月2日,中環遮打花園舉行廣告界罷工集會,大約有1500人參與。攝:林振東/端傳媒

這一群人聚在一起,其中一股推動的力,是大人或中年人對年輕人的愧疚。

他們都記得,雙十一「黎明行動」中有示威者對搭巴士上班的人大喊:「乜你哋咁鍾意返工咩?(為什麼你們這麼喜歡上班?)」「前線為你擋子彈呀!要罷工真係咁難?(罷工真的這麼難嗎?)」

「成年人見到真的好傷心,但我覺得我們沒有籍口只是坐在這裡傷心。我好希望罷工可以讓前線手足不會覺得孤單。」經營小型廣告公司的阿草說。

而對於姚冠東來說,有兩個畫面留下了烙印。7月1日佔領立法會晚上,44歲的姚冠東和幾個年紀相仿的朋友站在立法會前,大家看著一地粉碎的玻璃,掙扎要不要進入立法會,最後還是擔心法律風險,沒有跨過去。另一片記憶,是他到中大幫忙救援,一個牛高馬大的男生被水砲車的刺激性藍水射中,痛得大哭大叫;隔了一會他又在運動場上看見那個男生和其他同班你追我逐,開玩笑,他卻按捺不住,在運動場邊崩潰大哭。

「覺得『廢』到盡頭,就要開始辦事了。香港大部分人都不喜歡見到暴力。若果不暴力升級,我們可怎樣?要『經濟私了』去升級,給政府壓力,(要政府)真正回應市民訴求。」姚冠東說。

「如果我們有充裕的資金,就可以對抗政府」

不過,在發起一場真正的「經濟私了」、癱瘓城市秩序之前,「私了」先發生在同事與同事、上司與同事之間。

參加完集會、了解罷工組織者之後,我開始找身邊罷或不罷工的同事們聊天。公司大概有七成人全五天罷工或選擇「在家工作」,星期一的辦公室空蕩蕩的,但過了兩、三天,電腦後又漸漸浮現二十多個埋首工作的身影。

同事R先生是客戶服務部的大佬,平時愛說話嗆人,但做事認真講道理。這一整個星期,他都選擇不罷工,每天如常上班。

這晚,R先生一邊扒OT飯(超時工作期間所吃的晚飯),一邊催促我快點完成訪問。

「這週不罷工?」我直接問。

R先生:「我看目的做人。如果最終是很多界別一齊罷,目的是拖垮經濟,我才去做。還有,我會想到底怎樣才叫支持這場運動,支持這班員工?現在市道這麼差,外面market不好,我覺得應該要financially secure這家公司,等你們不要被人炒更重要。」

R先生手下,同事們大概有一半選擇「在家工作」。他對同事抱信任態度,並沒有理會在家工作的員工是否有真的工作。

「其實我覺得(在家工作)好戇居…… 我覺得兩件事都沒有做好—— 你沒有100%做好自己工作,但又沒有參與罷工,整件事多X餘。尤其我們agency (廣告中介) 處於下風,為客戶提供服務,在罷工前、後一樣要把工作完成,並沒有特別拖垮什麼。」

他說經歷了這場運動,自己的一大改變可能是「想法深入和理性了」。「我看好多人因為怒氣而影響判斷,但我就會看哪一邊的路才是有用的?怎樣才最幫到這件事?」

「我應該支持你們長期參與這場運動,抑或支持你們這個禮拜罷工更有用?」他快速的自問自答,「我覺得是前者。」

一向予人「勤快小寶寶」形象的F小姐,是R先生的下屬。這星期她罷了兩天工,在接下來的三天還是忍不住回公司工作。

「我們實行的是責任制。小的不做,就由中層做;中層不做,就由高層做。」她無奈的說。但罷工不就是要顛覆現行制度嗎?「其實我可以義無反顧地放下工作。之前8月5日罷工也是這樣。但可能今次只得一個業界罷工,太少noise(聲音),我覺得沒有效。」F小姐補充。

「加上,如果我們老闆是壞蛋,我也不介意令公司損失生意。 但我們也算是間黃色企業,我們是否要拖垮我們的同路人呢?」

2019年12月2日,廣告界罷工集會,嘉賓上台分享。

2019年12月2日,廣告界罷工集會,嘉賓上台分享。攝:林振東/端傳媒

F小姐說,她在運動中算是「半個前線」,會參與設路障和撲滅催淚彈。不過,面對「前線幫你擋子彈,你仲唔罷工?」論,她說自己也有質疑。

「我們真的不用吃飯嗎?如果我們有充裕的資金,就可以對抗政府;但我們窮得只得勞力,現在對抗擁有無限資本的政府和藍絲,我們會戰死呀。」

她說,自己眼中的終極方法不是「經濟私了」,而是「全民勇武」,200萬人無懼子彈一起「送頭」,用鮮血換取一個時代。過去數月以來,她認為自己已做好被捕、受傷的準備,她說自己也可以接受「送頭」,但還是有些矛盾。

「我認為,即使我現在於這場運動上送上生命,政府也不會重視。但如果有一天我覺得是值得這樣做的話,也會願意付上性命。」

罷工要靠深耕細作

其實,即使是「廣告公民」的搞手們,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不創作、不製作、不Con Call、不開會、不Email」。

一邊籌備業界罷工,Bella一邊幫罷工的同事工作。「好老實講我也不能罷足五天。因為有project跟了幾個月,難道你甘心看見幾個月的努力付諸流水嗎?」

「很難的,我覺得像吃素:你選擇全素還是蛋奶素?」阿草說。作為老闆,她今次堅決選擇「全素」,其公司選擇不接新工作及延後現有的所有工作。

「我們都在慢慢改變習慣吧。今次我跟客人說,這個星期我不工作,先把手上項目延後;下次我就不會延後,而是完完全全罷工,」阿草說,「我從來不覺得罷工是做一次就成功的事情。」

「廣告公民」也曾經嘗試聯合其他界別,發起跨界別的罷工。 他們曾出席「二百萬三罷聯合陣線」的會議,跟其他界別交流,最後發現其他界別發動罷工比想像中困難得多。

「比如說金融界原來有30多萬從業員,行業板塊很寬,若要罷工,要確保有3、4成人參加,才不會貿然『送頭』被炒。」Grace說。

在這場反抗運動之前,罷工在香港,是稀有的事。有人覺得這是因為香港人出名勤快、愛上班、怕老闆,也有人認為,是因為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勞工總是處於弱勢。直到今天,香港仍沒有就標準最低工時進行立法。而儘管成立工會在香港並不困難,至今香港仍有大量僱員沒有任何工會支援。

2018年2月24日,九巴「月薪車長大聯盟」於晚上8點發起罷駛,聯盟發起人葉蔚琳和個別車長於尖沙咀麼地道巴士總站將巴士停下、響號。

2018年2月24日,九巴「月薪車長大聯盟」於晚上8點發起罷駛,聯盟發起人葉蔚琳和個別車長於尖沙咀麼地道巴士總站將巴士停下、響號。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僱傭條例》等法例保障僱員因勞資關係而罷工的權利,並規定僱主不能因僱員參與罷工而進行「即時解僱」,不過秋後算賬並不罕見。2018年,巴士司機因薪酬問題而發起罷工,但事後,主力參與罷工的巴士司機葉蔚琳等遭解僱,事件引發社會輿論關注,葉蔚琳等司機才獲復工。

而對於以罷工等方式抗議政治議題和政府施政的政治罷工,香港法例目前更是沒有任何保障。事實上,政治罷工的權利是否應受法律保障,在國際上也是一個爭議話題。

「香港人要參與罷工,最大的恐懼一定是被解僱。」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對我表示。「我們要想的是如何集體去保障自已?就是要『數人頭』!假使參與罷工的人數夠多,老闆又怎麼敢全部解僱他們?」

李卓人認為,成立工會是必要的,因為可以點算人數、開會員大會,令工人從中得到信心及集體保障。

同一時間,法國民眾因反對總理馬克龍的退休金改革,於12月5日開始由工會發起聲勢浩大的無限期大罷工 —— 罷工首天一共有約140萬人參與,導致列車停運、航班取消及學校停課等,社會大規模癱瘓,截至發稿時,罷工依然繼續,工會代表正與政府談判。

李卓人表示,法國擁有源遠流長的工會及工人運動歷史,至今仍不時發動聯合界別罷工,對罷工駕輕就熟;而且,工人可享受免解僱權及集體談判權。

2019年12月5日,法國巴黎北站,列車因車長罷工而停駛,車站空無一人。

2019年12月5日,法國巴黎北站,列車因車長罷工而停駛,車站空無一人。攝:Joel Saget/AFP via Getty Images

法國現行法例對罷工的保障比香港周全和成熟。私人行業員工只須兩人以上參與,不用工會發起也能發動罷工;而公共、教育、交通等行業罷工則須由工會發起,而且需要於固定日子前通知僱主。

「對他們來說,罷工已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李卓人說。回望香港,工會鬆散且積弱,抗議勞資問題的大型罷工已不容易組織,遑論政治型罷工。

香港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霖也說,罷工需要強大的工會組織。「罷工要靠深耕細作,要做好宣傳教育,培養會員意識, 如教群眾應付老闆的方法,慢慢積累知識,才可以把點、線、面都連結起來,真正開始罷工。」他亦強調即使罷工成功,亦非常需要工會作後續工作,比如由工會代表跟老闆及政府談判條件。

梁寶霖認為,即使是一場政治性罷工,也不應忽略與勞工相關的經濟訴求,才能吸引更多人的參與。「就好像是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工人當時提出的16點訴求有經濟及政治訴求,他們要求8小時工作制,同時爭取立法會直選。這樣混合的訴求才可滿足工人運動本身的經濟及政治需要。」

「罷工從來是一場博弈」

未來,「廣告公民」表示暫不會籌組工會,姚冠東認為罷工不應由「由上而下」的大台發動,應該由大家「自發參與」;不過,另一Telegram群組「廣告同路人」正在準備組織工會,「廣告公民」亦全力支持。

「廣告公民」的終極想像,是成立一間「黃色Agency(廣告代理公司)」。「我們希望可以把政治立場相近的設計師、公司連結起來,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香港人市場,擺脫中國對我們的影響。」姚冠東說。

不過,中國因素在當前香港經濟中無孔不入,徹底擺脫並非短期可以想像的目標,而另一方面,香港會否發起一場聯合不同界別的大罷工,始終仍是一個尷尬的話題。廣告界罷工進入尾聲的時候,連登上有人發帖批評:「廣告界罷工根本是一場show。」

到底廣告界罷工是不是只是像賣了一場廣告?X小姐依然樂觀。「罷工從來是一場博弈—— 若果全民參與大三罷,我們一定會贏;但如果少人參加,兩邊都會輸得很慘。今次罷工對我來說是一次Beta(測試版本)計劃,雖然未必有很大效果,但起碼讓大家知道身邊有同路人,更了解『罷工』是怎樣一回事。」

結果在我身邊同事中,這五天罷工過得最充實的就是X小姐。在罷工的最後一天,我一邊寫這篇紀錄文章,一邊跟她通電話,她這樣數算這五天的「戰績」:「這個星期我產出的(運動)文宣數量是平時的5倍,一共做了20幾張。每天做文宣的時間比平時上班時間更長。」

轉眼又將到星期一。12月9日,這天恰好是示威者發起的新一輪大三罷行動,但各界反應不算熱烈。Telegram 與這天行動有關的群組裡,大家在說著「又話各區開花?我嗰區乜人都無(又說各區開花,我那個區什麼人都沒有)」、「我食咗成個鐘風(我吃了一個小時風了)」的留言。而罷工一星期之後的這一天,我們的辦公室一早坐滿在電腦前埋頭工作的同事們,沒有人談起上星期的罷工。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Bella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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