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學院 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李家翹:世界城市與國家領土性——香港,面對著怎樣的中國?

一來中國崛起,對國際事務的參與躍躍欲試,它將以怎樣的領土性示人?二來,新冷戰下香港這具特殊地位的「世界城市」的處境和前路將會如何?


2019年9月29日,示威者於遊行期間拆去天橋上慶祝國慶的標語。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9月29日,示威者於遊行期間拆去天橋上慶祝國慶的標語。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歷來最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將至半年、仍未止息,換來的卻是北京更嚴厲的對港政策,中港矛盾更激化,一國兩制前路堪憂。我想,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好好梳理一下中國的「領土性」(territoriality)和它背後的主權和領土觀念,對其「治國技藝」 (statecraft)有更深刻的理解,從而思考香港的處境以及它的前路。兩年多前我在《端傳媒》提到中國和香港,有如「國家和城市的探戈」,我也在最近《端》的一個專訪中提到對於一國兩制的想法,本文想在這基礎上進一步開展討論。

這是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近年較受關注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global city)與國家領土 (state territory) 的課題。相關理論分析在中國仍未見著作,以之思考中國與香港關係更是新嘗試。以下我提出的衹是一些初步想法或假設,旨在爲以後更深入的研究找出一點脈絡和方向。

這探討有學術和現實意義,一來中國崛起,對國際事務的參與躍躍欲試,它將以怎樣的領土性示人?二來,新冷戰下香港這具特殊地位的「世界城市」的處境和前路將會如何?思考香港前途,需對這兩問題有更透徹的理解。

香港:夾在中國和世界之間的「世界城市」

一直以來我們對香港的理解無法擺脫兩個傳統,一是中共的愛國主義論述,一是英國殖民者史觀的論述。

一直以來我們對香港的理解無法擺脫兩個傳統,一是中共的愛國主義論述,一是英國殖民者史觀的論述。愛國主義觀點把香港置於中國國家民族論述系統之下,在這套論説邏輯下,中國於鴉片戰爭戰敗割讓香港,是它近代民族屈辱的開始,香港長年處於英國殖民統治的「水深火熱」之中。自成爲英國殖民地,西方更以香港爲踏脚石侵擾中國,香港既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也是襄助外敵加害中國的幫凶。中共眼裏的香港,是血濃於水的骨肉,也是吃裏扒外的忤逆子,情感複雜。最後,香港因得到祖國的關懷、愛護,終於結束了殖民時期的滄桑回歸母體步向光明。中共關於香港問題的書寫,始終離不開「天朝主義」中央/邊陲的觀點:位處邊陲的香港時刻得到中央的關懷愛護,但它總要聽命於中央受其擺佈。

殖民者史觀的基礎是「文明使命論」(civilizing mission),它著墨於英國對香港文明進化過程中的貢獻,無非是爲殖民者塗脂抹粉、歌功頌德。「香港由小漁村蛻變爲國際大都會」,就是最爲港人所熟知的一種「文明使命論」的説法。這説法仿佛認爲,香港在英國人「開埠」以前并不存在;「香港」由英國人創造再按其計劃把想像變成真實。然而在殖民者視野中,殖民地衹是其屬土,并不具備獨立的性格和意志,帝國中心(metropole)與殖民地之間始終高低有序,殖民地得服從帝國的秩序。這兩套主流論説或都無法準確描繪香港的特質。論説中的中國和英國,都是香港所無法擺脫的「帝國」。思考香港,我們一直所缺的,是世界體系中「綫」匯聚爲「點」的世界城市理解視角。

關於帝國的討論,近年有了一些新理解,或能讓我們開拓對香港「世界城市」屬性的想象。這裏我簡要介紹兩個觀點。近年就帝國現象的討論,始於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廣受關注的《帝國》(Empire)一書。首先,帝國所指,是一個能有效統馭全球的體制,今日而言,是美國。美帝國是一種嶄新的主權模式,它已背離現代國家的領土主權原則。一方面,這帝國並不以領土占有為其權力基礎,其權力也不依仗於國界及任何形式的屏障。它建立的是「去中心」和「去領土」的統治機制,把全球都納入其開放且不斷膨脹的前沿之內:「帝國主權的根本特質,在於其空間的開放」。這種新的統治機制,乃以其在全球範圍內交相錯節的「網絡」(networks)構築起。網絡傳輸之有效,使帝國對全球的支配不受國界所阻。透過網路,「帝國」把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部都納入其經濟文化政治體系內。此其一。

此後,新的殖民主義研究者如 Alan Lester 和 David Lambert 指出,「網絡」是更適合描述英國所構建的資本主義帝國的概念。所謂網絡,就是「多元軌跡具體的並列和集結」,即人、資本、資源、知識、文化、信仰等在某一地點的集合。帝國由這些軌跡交集組成;帝國體系,隨軌跡的切換、集或散而變。換言之,帝國並非結構緊密的穩定存在,人的能動性在帝國形成的過程中產生重要的影響。進一步言,因帝國由獨特的軌跡集結而成,它中的每一地方(place)都是獨特的。甚至,殖民地並非簡單的帝國中心的複製。此其二。

帝國由獨特的軌跡集結而成,它中的每一地方(place)都是獨特的。甚至,殖民地並非簡單的帝國中心的複製。

這裏說的帝國都沒有强大、頤指氣使的帝國中心,它們是鬆散、扁平的組織,經營、維繫著全球性的網絡;而網絡,就是由無數條「綫」和無數個「點」編織而成,本身是動態(dynamic)、流變(fluid)的。「綫」是人類跨地域活動、交往、關係的軌跡,可長可短;「點」是「綫」匯聚而成,有大有小。

2019年8月16日,「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有人手持港英旗出席。

2019年8月16日,「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有人手持港英旗出席。攝:林振東/端傳媒

鴉片戰爭是古老中國與新興的海權國家英國之間第一場主要戰爭,因此香港的開埠之際便已是現代世界史的一個章節,在世界史舞台中有它的角色。香港開埠至今已愈170年,期間中國歷晚清至民國而至共和國三朝。香港歷來與它的母國(中、英皆然)若即若離。它是世界體系中重要的紐帶,它的身份歸屬於世界,自然不過。一條國際邊界把香港區隔於中國,開埠之初英國把它定爲自由港,至十九世紀後期它已是遠東地區舉足輕重的樞紐港口。因制度優勢和接近中國及位處東亞中心的地利之便,西方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化等組織很快聚集香港,以之爲據點開展對華的往來。西方利用香港作踏脚石進入中國:香港是西方對華貿易的重鎮,開拓中國市場、資源;西方傳教士東來活躍於香港,并踏足中國開展對華傳教工作;西學東漸,西方在香港設立各級教育機構,以在文化層面對中國產生影響。

作爲世界城市,香港是衆多的「綫」匯合而成的「點」,在長時期裏溝通於新的世界體系與古老中國之間。

同時,中國也以香港爲其國門與世界各國溝通:利用香港與國際接軌的市場與法律制度融資、與外國訂立商業合同,甚至作仲裁;香港乃西方商業勢力聚集之處,可取其便與西方作商業交易,且引入西方先進知識、技術;香港的學校栽培出中西學兼通的人才,被中國政府延攬到其新設的洋部門并任高職者,人數以百計。因國際邊界的區隔,自晚清以降香港以其特有地位,方方面面牽綫,爲中國融入現代世界作貢獻。1911年的辛亥革命,由一衆在香港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分子帶領,國父孫中山是其中表表者。共產主義思想傳入中國、中共的成立,也見香港人身影,香港皇仁書院畢業的袁振英,在北大就學期間便與文科學長陳獨秀合作,爲《新青年》雜志主持俄羅斯欄目,爲國人介紹俄國革命經驗。因他通外語,他也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聯絡人。袁也是共青團前身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八位共同發起人之一(關於香港人與現代中國的建立,可參看黃振威著《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與近代中國》一書)。中共建國,與西方關係勢成水火,香港成爲它與西方溝通、接觸的門戶。及至改革開放,香港又拉綫促進中國融入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秩序。香港作爲連通中西的據點,百多年來沒有根本轉變。簡單講,作爲世界城市,香港是衆多的「綫」匯合而成的「點」,在長時期裏溝通於新的世界體系與古老中國之間。

香港二:置於世界體系中的世界城市

政治地理學者所說的世界城市的種種特質,均能見於香港。

若我們轉換一下思考模式,暫且把圖像記憶中地圖上彈丸之地的香港抽離於中國版圖,并把它置放於全球城市體系中去察看,香港作爲世界城市的特質就更加明顯。過去三十年在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香港躋身爲全球頂尖世界城市,在香港聚合的「綫」,比過往就更長更密集了。政治地理學者所說的世界城市的種種特質,均能見於香港。

首先,自七十年代開始,城市體系(world inter-urban network)已取代國家成爲資本主義發展的地緣經濟引擎,在這層級分明的城市體系中,香港與紐約、倫敦、東京、巴黎、法蘭克福等城市同處於最上層,支配著數目衆多的中下層城市,而上中下層的城市則支配著大片的腹地(hinterland),共同構建著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具體講,香港最直接支配的城市群,顯然是中國及東南亞一帶的城市,在香港的跨國公司總部和地區總部,隨時指揮設在上海、北京、新加坡等分公司的業務,這就是世界城市一些「綫」的輻射範圍。

其次、香港是全球性金融中心,不少跨國公司甚至新興的「獨角獸」初創企業都在香港籌集資金,并作相應的財務策劃。香港有大量的金融、法律、會計、保險、公關、廣告等人才爲它們提供所需的專業服務。其三、商品交易價格的厘定、商業上的種種決策,皆需要適時準確的市場訊息。香港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資訊中心,資訊科技、通訊基建完善,其股票、商品、期貨等市場,對全球而言皆有指標作用。其四、對外交通發達,人、貨、財的流通便捷。香港的航空、陸路、海運交通發達,這是它長年保持全球性樞紐港地位的重要原因。

世界城市的冒起,對國家領土治理帶來新的挑戰,因爲世界城市也還是處於主權國領土之内,受其主權所規管。

其五、因香港是集資、財務策劃的中心,它自然是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組織紐帶」(organizing nodes),協調地區、國家、國際間的商品流通。這很容易理解,在港企業會因應市場需要、生產成本、經濟周期等因素,靈活調配資源策劃商品的生產與銷售,例如把生產綫從中國遷移到柬埔寨,或把生產合約授予越南的分包商,并開闢緬甸的新市場。這是資本主義全球空間格局的一種新形態,香港在當中擔當著大腦的角色。其六、世界城市對外網絡連接全球,使資本、人才、技術、知識、文化得以匯聚,因此它們本身就有著開放、流動、多元的特質。同理,在文化層面世界城市的市民所展現的是世界性精神,他們沒有太強的領土、邊界觀念,視野開闊兼容并蓄不排拒外來新事物,能接受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他們最具創造力,帶領著文明進步。香港不中不西,身份多元難以定義,正就是多種文化積纍、共融的結果。其七、世界城市因面向世界,都難免面對極其複雜的地緣政治處境,各方勢力各方利益雲集盤踞,它們表面的平靜難掩暗地裏的群雄逐鹿、波譎雲詭。香港在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處境我已在多個場合講過(例如見:亞然,“從地緣政治思考香港”(李家翹、蔡俊威專訪),《明報》,2018-9-23),這裏不再囉嗦。

世界城市的冒起,對國家領土治理帶來新的挑戰,因爲世界城市也還是處於主權國領土之内,受其主權所規管。香港這世界城市,面對著怎樣的中國領土性?

2019年10月1日,銅鑼灣遊行的示威者,帶上多國國旗。

2019年10月1日,銅鑼灣遊行的示威者,帶上多國國旗。攝:林振東 / 端傳媒

世界城市與國家的領土性

近三十年,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逐漸形成,世界城市體系冒起,西方各國更訂立了與世界城市空間性質兼容的領土治理方案。

現代民族國家(modern nation-state)是政治學研究的一個很主要題材。現代國家有四個主要特質,分別是領土、人口、政府與主權。過去一段很長時期,主流政治學者似乎都不太熱衷於研究領土和人口問題。主權問題政治哲學家、國際關係學者有涉獵,但他們都抽離於領土和人口因素談國家主權,容易流於抽象和蒼白。政治學最關心政治制度的確立與國家的形成,但國家建設(state-/nation building)與領土治理、人口治理密切有關,政治學者們可有留意到?對國家領土問題有深入研究的,是政治地理學。有關討論已熱鬧了逾十年,爲人們對國家領土的思考大大擴闊了空間。簡單講,政治地理學的國家領土研究不視領土爲國家固有(given)——即國家不證自明的組成部分,而更關注當代空間研究鼻祖 Henry Lefebvre 所説的國家與領土之間的「相互構建」(mutually constitutive)關係:國家如何「領土化」(territorialization),即營建其領土?反過來,國家營建領土,如何促進其國家建設?領土性是這討論中的重點,它是指國家爲政治、經濟、社會目的而用領土的行爲和背後的一套想法。

1648年歐洲國家間達成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奠下了現代領土主權國家體系的基礎。現代國家建立之初尤重其領土之完整,視領土爲其主權的最重要體現。爲適應資本主義「流動」的需要,即人、貨、財,甚至知識、觀念等的自由流通,國家的領土治理有了新思維,城門敞開、城牆拆去,國界也更開放。法國思想家 Michel Foucault 指出,18世紀的歐洲,人口已替代土地成爲財富創造過程中至關重要的最重要基礎,所以國家治理的重點已由往日君王所重的「領土安保」(safety of the territory),轉為「人口安全」(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的考量。在「流通」的大前提下,國家不能再處處強調領土主權,領土治理要服從於經濟運行。

近三十年,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逐漸形成,世界城市體系冒起,西方各國更訂立了與世界城市空間性質兼容的領土治理方案。不同政治地理學者如 John Agnew 、 Neil Brenner 的説法,我綜合如下:一、國家會「再領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通過重整領土和「再層域化」(rescaling)以建立起更適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領土組織和管理體系。這種由主權國演化而來的新空間組織形式包括區域性的「超國家」(supranational)組織,它們成立的基礎是國家讓出部分主權予該組織,成員國就跨越國界或國家利益的事務達成決策。最佳例子是歐盟。另一種空間形態是國家領土内主權下(subnational)的世界城市,國家下放更大權力予這些用以對外溝通的城市,使之更開放管理制度更具彈性以適應變化多端的外部政治經濟環境,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始蛻變成今日全球金融中心的倫敦,是重要一例。二、建立網絡式,而非領土式的主權行使方式,從而更有效的理順「點」與「點」之間「綫」的流動。如此,國家權力的領土性(territoriality of state authority),轉爲國家權力的空間性(spatiality of state authority),國家由治理成「塊」的領土,轉爲治理「點」、「綫」所構成的網絡。

「共享主權」(shared sovereignty)才是需要國家面對的現實。

三、打破國内與國際的藩籬,使領土内的城市體系與國際的城市體系有最大程度的結連,從而使國家領土融入全球體系當中。四、國家領土治理,轉化爲國家空間(state space)治理,國家把其權力遠距離的延伸至海外的「點」,以期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有更大的影響力。如果治理國家領土所用的是「集權式的權力」(centralized power),講求命令與服從,治理國家國界以外的空間,講究的是「分散式的權力」(diffused power)運用。前者是「硬力」,後者是「陰力」,即柔勁。五、基於以上,國家在認識的層面不再認爲它在其領土内仍擁有絕對主權。全球化下城市、城市網絡、國家領土等交織在一起,難以區分。反之,「共享主權」(shared sovereignty)才是需要國家面對的現實。

中國對香港:逆世界潮流的領土性

北京沒有獨立的對港政策,其對港政策是對西方政策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北京官員們看似眼望香港,但他們在意的是(他們想象出來)在香港背後的西方國家。

北京對香港的政策,是它對西方政策的縮影。我很多年前爲學生講課時已說,北京沒有獨立的對港政策,其對港政策是對西方政策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北京官員們看似眼望香港,但他們在意的是(他們想象出來)在香港背後的西方國家。從北京對港的領土性,我們或能窺視它將如何走向世界,展現其領土性。

今日所見,中國的領土性充滿矛盾,有點亂了套。它一方面希望更多的參與全球事務,但另方面它更强調其領土的不可侵犯,不斷的重申國家主權、安全。當別國都放下了對領土主權的一些堅持,設法加入全球化;中國卻反其道而行,再強調主權、安全原則。領土治理上中國未能爲適應外在秩序的劇烈轉變做好充分的準備。

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呼應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美國列根(雷根,里根)總統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有助建立起新的國際資本主義格局。從1979至1989年,中國與西方交往中的蜜月階段,中國雖仍不斷受到左的干擾,但最高領導層(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是真誠相信西方制度的優越,向西方學習以融入以西方爲首的國際秩序中,外交上采取韜光養晦政策,不爭出頭。香港前途問題在這時期得以解決,是中國與西方互信與中國領土性的展現:收回香港的領土主權,但在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原有的整套制度得以保留,香港仍留在西方的體系之内,中國可通過香港這領土内的「境外」世界城市與西方世界有更密切的交往。鄧更豪言要在内地多造幾個香港。鄧對香港的領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毛澤東1949年時不揮軍香港,讓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作爲新中國對外交往對海外華人開展統戰工作的「窗口」。香港就在這歷史背景中逐步成爲一個世界城市。香港是新中國對全球「點」、「綫」網絡施展權力的初嘗試,在毛、鄧時期,它表現還算不錯,懂得使柔勁。

2019年10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巨幅肖像在遊行隊伍上,以慶祝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

2019年10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巨幅肖像在遊行隊伍上,以慶祝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攝: GREG BAKER/AFP/Getty Images

今天,很多論者都留意到中國已捨棄了韜光養晦政策。習近平雖辯稱「中國夢」不是爲稱霸而是讓中國恢復應有的尊嚴和地位,但鄰國和西方國家如何解讀則是另一回事。一帶一路繼續推進,中國在海外營建「租借」甚至軍事基地的新聞時有所聞。有中國官方智囊學者提倡中國要在全球治理中有更多的參與染指更多全球事務。有人甚至指出人類歷史本是幾個區域帝國(東亞的儒家文明區、南亞的印度教文明區、中東的伊斯蘭教文明區、歐洲的基督教文明區)之間的不斷爭逐的歷史,以主權國爲基礎的國際秩序衹是歐洲文明發展出來的一種政治組織形態,與帝國形成的國際秩序的現實并不相符。在世界帝國的競逐中,中國要把「中華文明的重構與世界秩序的重構作爲互相促進的整體來思考」。這些人都很有雄心壯志,問題是,中國是否已做好準備?

或許,中國正盤算著跨步式的參與全球治理:它未及理解現有的世界帝國秩序并有效參與之,便已尋求重構之。

或許,中國正盤算著跨步式的參與全球治理:它未及理解現有的世界帝國秩序并有效參與之,便已尋求重構之。中國的領土性是不是指向中國有更大程度參與的世界帝國重構?我無從判斷。但這若屬實,很令人擔憂,這正是廣東人說的「未學行先學走」。大約一百年前,中國才進入現代主權國家之列。孫中山推翻清朝建立民國,中國開始領土化的漫長過程,《中華民國約法》稱「中華民國之領土,依從前帝國所有之疆域」,對外它與周邊國家議定邊界,對内則對其領土内資源作更深度的開墾。民國時的動蕩使種種國家建設與領土大計無法實踐,例子有孫中山《建國方略》中述及的三峽大壩、礦產資源的開發、全國鐵路網、北方東方南方大商港,及南京的首都計劃等。

中共建政,中國領土治理踏入新的階段。在蘇聯的襄助下,新中國對領土内的空間的控制、管理與改造皆達到了歷史的高峰。土地與海洋勘探測繪、石油和礦產等資源的鑽探開采、草原與林業資源的維護與利用、鐵路公路海運空運等系統的鋪設、水資源之調查和調度、河道水利之修治、供電網絡的建設、輕重工業之規劃和佈局、城市營建與改造等都得到長足發展,經過幾十年努力,中國的政治權力領土化的工作可謂完成。然而,正如 John Agnew 說,在二十一世紀初中國仍(衹)是個典型的領土型國家,它的治國技藝主要在於經營固定範圍内的領土,而未及於其國界以外的國際體系。香港是唯一例外:在英國繼續治港的幾十年中,香港是中國宣稱的領土範圍内的「境外」之地,讓中國摸索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土治理方案。

觀乎今日北京對香港政策,新冷戰下中國的領土性實與全球化的潮流相悖,較諸於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它反而走了回頭路,和上述西方國家爲適應以城市網絡組構起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而訂定的領土治理方案更是相去甚遠。

觀乎今日北京對香港政策,新冷戰下中國的領土性實與全球化的潮流相悖,較諸於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它反而走了回頭路,和上述西方國家爲適應以城市網絡組構起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而訂定的領土治理方案更是相去甚遠。中國這領土性,我暫且稱之爲「塊」(「塊」的邏輯與「點」、「線」的邏輯相左,阻礙「點」與「線」之間的流動),它(更)有如下幾個相互間有矛盾的領土觀念,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中共眼中的領土,就如人們打開一本世界地圖冊所見,全球土地劃分爲一塊一塊,每一塊是一國所占之領土,國與國之間國界清晰、嚴明。領土和主權一樣,是固有的;主權國家即領土型國家,國家的主權行使,以領土爲據;國家與領土,幾乎可以畫上等號。國界内之領土,國家行使絕對主權;國家之主權具排他性,國家的權力有效施展於國界内每一寸領土。中共這種領土觀,我不用詳加解釋,讀者衹需要留意外交部發言人的常挂在口邊的「XX中是國自古以來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的説話,便能心領神會。香港無疑是在中國領土之内,爲其主權所披。但在一國兩制下它一直被視爲「境外」地區。近年,在國家主權、安全的旋律下,重一國輕兩制,江澤民時代所講的「河水」、「井水」互不侵犯的路綫因「虛化一國」而被否定。香港這片「境外」領土竟被視爲國家安全的盲區,北京執意要在港「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見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逃犯條例》修訂爲打通中港兩地法制的區隔,終告大敗收場;可預見,不久之後北京將大力推動「加辣版」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香港本屬中國領土内「境外」之地的例外性,正被逐漸消磨,而被納入到國家領土的絕對主權之中。

其次、在上述的領土觀基礎之上,它視國家領土是社會和經濟活動的載體,國土内之經濟、社會活動由國家規管。換言之,中共認爲政治和經濟截然區分爲「本地」和「國外」或「國際」兩個領域。在全球化下,「本地」和「國際」本就難以區分,上面已談到過,最理想的「綫」和「點」的連結是跨越國界的。當内外截然區分的思維模式主導了,香港便不再具有非内非外的模糊身份,接通全球,它衹能在内與外兩極選一定位。可悲的是,北京似乎更希望香港向内走,有接近官方的學者這麽說:「香港的一國兩制不是朝着完全自治方向演變,而是朝着融入國家方式整合」。

這内外對立的思考框架必會損害香港的世界城市根基。一、當主權和安全考慮凌駕一切,香港原有保障自由的制度或多或少會受到損害,有礙這世界城市的開放性、流動性。當法律成爲當權者的「武器」、當三權要合作司法獨立被毀法治被削弱,香港原有的開放性流動性也難保了。二、基本法所承諾的民主制度(即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雙普選」),加上了國家主權、安全的考慮,就變成了人大常委會 8.31 的決定,爲行政長官普選設下重重關卡,變成香港人所指的「假普選」方案。對北京而言這安排或有利於阻止「港獨」并維護領土完整,但它卻動搖了香港制度與西方制度接軌的優越性。三、時刻强調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香港是否仍有足夠的自主權推進符合全球化格局的政策?上面談到,西方國家之所以下放權力予城市,就是要讓它有最大靈活度制訂并推動適應訊息萬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政策,難度香港要逆其勢而行?四、我們經常聽的大灣區,本意該是以香港爲中心,建設對外交往、適應全球化格局的宏大城市群。然而在國家主權、安全的旋律下,莫説大灣區眾城市能更大程度的對外開放,連本來已是頂級世界城市的香港,其本來開放、多元、與國際接軌的制度與文化也被蹂躪得七零八落了。本來香港要帶領大灣區向外走,現在卻衹見大灣區把香港向内拉。

2019年9月13日,大批香港市民登上獅子山共渡中秋,期間有人揮舞美國國旗。

2019年9月13日,大批香港市民登上獅子山共渡中秋,期間有人揮舞美國國旗。攝:陳焯煇/端傳媒

其三、在内外區分的觀念下,中共一直有種國家主權獲取於外(即政治地理學所講的 sovereignty is acquired exogenously)的意識。「外爭國權」是五四運動的主要主張,乘五四而起的中共更進一步以爲衹有通過對外的鬥爭,才能鞏固其内部的統治。有學者很久前已說,中國的外交向來有很重的排外意識,近年也有論者提出中國「國難興邦」之說。幾十年來在國家教導下「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想法牢牢植入了中國人民腦中。想象著外部有敵人,是團結國民、維護中共領導的良方。中共領導人都深明,最有效動員中國人熱情的并非共產主義,而是國家民族情緒。香港這「境外」世界城市,因其百多年的殖民歷史,長久以來爲中國操弄民族情緒提供了「彈藥」。早期說香港人處於殖民統治的「水深火熱」之中,是要凸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殖民者的醜惡。2014年雨傘運動前後他們開始操作「外國勢力」干政、「港獨」議題;至今年夏天期間,北京對香港反修例運動定性爲「外國勢力」煽動的「港版顔色革命」,是一場關乎香港前途命運的「生死戰」、「保衛戰」,其主要目的是要警醒國人國家有領土分裂的風險,國家要團結一致槍口對外,也從而起防火墻作用,阻止香港的抗爭浪潮蔓延至内地。有趣的是,北京正一邊把香港往内拉,使它融入大灣區,但另一邊卻對他如外在的敵人般往死理打。這也彰顯了中共領土性的意識混亂和自相矛盾。香港在國家領土以内,還是以外?

香港歷來是「綫」匯聚成的「點」,中國準備好轉換思維,面對「綫」與「點」組建成的世界體系了嗎?

我們大概可以肯定,香港已處於新冷戰中美角力的前綫。新冷戰敏感的地緣政治格局下中國如何對待香港,也是它在全球化下領土性的一種展現與考驗,可能會挑動全球神經也撼動香港脆弱的基礎。以上論析所見,中國的領土性與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的大局相悖。在「中國夢」的發動下,國人都期許中國在全球治理上有更多的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很值得學者們用政治地理學的視野深入探究,因爲它是中國領土性的外向投射。中國的全球治理參與遇上了逆境,固然有外在因素,但根本是自身領土性的問題:「一帶一路」予人霸權欺凌的形象,也遭遇不小的阻力,這不單單是一句「外媒抹黑」可以解釋。中國可能都銳意「再領土化」,在其境内建立起接通世界體系的世界城市,以更融入全球,也減少對香港的依賴。可是,上海2020要基本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宏願恐怕要落空了;深圳前海的發展,據傳媒報道似是了無起色;現在連澳門也說要建設證券交易所,但前景不樂觀。香港是中國現成唯一的世界城市,它如何治理之,是它在全球化下領土性的重要彰顯。香港歷來是「綫」匯聚成的「點」,中國準備好轉換思維,面對「綫」與「點」組建成的世界體系了嗎?

行文到此已愈九千字。收筆前我提三點,讓香港人擴闊思維,應對當下處境:一、多以「綫」和「點」的視野認識香港。二、在自己所處的「點」上,感受「綫」的世界脈動。三、想一下在連通「綫」的「點」上,我們有什麽可以做。我衹能說,思考空間很大。

(李家翹,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講師,政治地理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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