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李家翹:世界城市與國家領土性——香港,面對著怎樣的中國?

一來中國崛起,對國際事務的參與躍躍欲試,它將以怎樣的領土性示人?二來,新冷戰下香港這具特殊地位的「世界城市」的處境和前路將會如何?
2019年9月29日,示威者於遊行期間拆去天橋上慶祝國慶的標語。

香港歷來最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將至半年、仍未止息,換來的卻是北京更嚴厲的對港政策,中港矛盾更激化,一國兩制前路堪憂。我想,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好好梳理一下中國的「領土性」(territoriality)和它背後的主權和領土觀念,對其「治國技藝」 (statecraft)有更深刻的理解,從而思考香港的處境以及它的前路。兩年多前我在《端傳媒》提到中國和香港,有如「國家和城市的探戈」,我也在最近《端》的一個專訪中提到對於一國兩制的想法,本文想在這基礎上進一步開展討論。

這是政治地理學(political geography)近年較受關注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global city)與國家領土 (state territory) 的課題。相關理論分析在中國仍未見著作,以之思考中國與香港關係更是新嘗試。以下我提出的衹是一些初步想法或假設,旨在爲以後更深入的研究找出一點脈絡和方向。

這探討有學術和現實意義,一來中國崛起,對國際事務的參與躍躍欲試,它將以怎樣的領土性示人?二來,新冷戰下香港這具特殊地位的「世界城市」的處境和前路將會如何?思考香港前途,需對這兩問題有更透徹的理解。

香港:夾在中國和世界之間的「世界城市」

一直以來我們對香港的理解無法擺脫兩個傳統,一是中共的愛國主義論述,一是英國殖民者史觀的論述。

一直以來我們對香港的理解無法擺脫兩個傳統,一是中共的愛國主義論述,一是英國殖民者史觀的論述。愛國主義觀點把香港置於中國國家民族論述系統之下,在這套論説邏輯下,中國於鴉片戰爭戰敗割讓香港,是它近代民族屈辱的開始,香港長年處於英國殖民統治的「水深火熱」之中。自成爲英國殖民地,西方更以香港爲踏脚石侵擾中國,香港既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也是襄助外敵加害中國的幫凶。中共眼裏的香港,是血濃於水的骨肉,也是吃裏扒外的忤逆子,情感複雜。最後,香港因得到祖國的關懷、愛護,終於結束了殖民時期的滄桑回歸母體步向光明。中共關於香港問題的書寫,始終離不開「天朝主義」中央/邊陲的觀點:位處邊陲的香港時刻得到中央的關懷愛護,但它總要聽命於中央受其擺佈。

殖民者史觀的基礎是「文明使命論」(civilizing mission),它著墨於英國對香港文明進化過程中的貢獻,無非是爲殖民者塗脂抹粉、歌功頌德。「香港由小漁村蛻變爲國際大都會」,就是最爲港人所熟知的一種「文明使命論」的説法。這説法仿佛認爲,香港在英國人「開埠」以前并不存在;「香港」由英國人創造再按其計劃把想像變成真實。然而在殖民者視野中,殖民地衹是其屬土,并不具備獨立的性格和意志,帝國中心(metropole)與殖民地之間始終高低有序,殖民地得服從帝國的秩序。這兩套主流論説或都無法準確描繪香港的特質。論説中的中國和英國,都是香港所無法擺脫的「帝國」。思考香港,我們一直所缺的,是世界體系中「綫」匯聚爲「點」的世界城市理解視角。

關於帝國的討論,近年有了一些新理解,或能讓我們開拓對香港「世界城市」屬性的想象。這裏我簡要介紹兩個觀點。近年就帝國現象的討論,始於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廣受關注的《帝國》(Empire)一書。首先,帝國所指,是一個能有效統馭全球的體制,今日而言,是美國。美帝國是一種嶄新的主權模式,它已背離現代國家的領土主權原則。一方面,這帝國並不以領土占有為其權力基礎,其權力也不依仗於國界及任何形式的屏障。它建立的是「去中心」和「去領土」的統治機制,把全球都納入其開放且不斷膨脹的前沿之內:「帝國主權的根本特質,在於其空間的開放」。這種新的統治機制,乃以其在全球範圍內交相錯節的「網絡」(networks)構築起。網絡傳輸之有效,使帝國對全球的支配不受國界所阻。透過網路,「帝國」把人類社會生活的全部都納入其經濟文化政治體系內。此其一。

此後,新的殖民主義研究者如 Alan Lester 和 David Lambert 指出,「網絡」是更適合描述英國所構建的資本主義帝國的概念。所謂網絡,就是「多元軌跡具體的並列和集結」,即人、資本、資源、知識、文化、信仰等在某一地點的集合。帝國由這些軌跡交集組成;帝國體系,隨軌跡的切換、集或散而變。換言之,帝國並非結構緊密的穩定存在,人的能動性在帝國形成的過程中產生重要的影響。進一步言,因帝國由獨特的軌跡集結而成,它中的每一地方(place)都是獨特的。甚至,殖民地並非簡單的帝國中心的複製。此其二。

帝國由獨特的軌跡集結而成,它中的每一地方(place)都是獨特的。甚至,殖民地並非簡單的帝國中心的複製。

這裏說的帝國都沒有强大、頤指氣使的帝國中心,它們是鬆散、扁平的組織,經營、維繫著全球性的網絡;而網絡,就是由無數條「綫」和無數個「點」編織而成,本身是動態(dynamic)、流變(fluid)的。「綫」是人類跨地域活動、交往、關係的軌跡,可長可短;「點」是「綫」匯聚而成,有大有小。

2019年8月16日,「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有人手持港英旗出席。
2019年8月16日,「英美港盟、主權在民」集會,有人手持港英旗出席。

鴉片戰爭是古老中國與新興的海權國家英國之間第一場主要戰爭,因此香港的開埠之際便已是現代世界史的一個章節,在世界史舞台中有它的角色。香港開埠至今已愈170年,期間中國歷晚清至民國而至共和國三朝。香港歷來與它的母國(中、英皆然)若即若離。它是世界體系中重要的紐帶,它的身份歸屬於世界,自然不過。一條國際邊界把香港區隔於中國,開埠之初英國把它定爲自由港,至十九世紀後期它已是遠東地區舉足輕重的樞紐港口。因制度優勢和接近中國及位處東亞中心的地利之便,西方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化等組織很快聚集香港,以之爲據點開展對華的往來。西方利用香港作踏脚石進入中國:香港是西方對華貿易的重鎮,開拓中國市場、資源;西方傳教士東來活躍於香港,并踏足中國開展對華傳教工作;西學東漸,西方在香港設立各級教育機構,以在文化層面對中國產生影響。

作爲世界城市,香港是衆多的「綫」匯合而成的「點」,在長時期裏溝通於新的世界體系與古老中國之間。

同時,中國也以香港爲其國門與世界各國溝通:利用香港與國際接軌的市場與法律制度融資、與外國訂立商業合同,甚至作仲裁;香港乃西方商業勢力聚集之處,可取其便與西方作商業交易,且引入西方先進知識、技術;香港的學校栽培出中西學兼通的人才,被中國政府延攬到其新設的洋部門并任高職者,人數以百計。因國際邊界的區隔,自晚清以降香港以其特有地位,方方面面牽綫,爲中國融入現代世界作貢獻。1911年的辛亥革命,由一衆在香港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分子帶領,國父孫中山是其中表表者。共產主義思想傳入中國、中共的成立,也見香港人身影,香港皇仁書院畢業的袁振英,在北大就學期間便與文科學長陳獨秀合作,爲《新青年》雜志主持俄羅斯欄目,爲國人介紹俄國革命經驗。因他通外語,他也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聯絡人。袁也是共青團前身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八位共同發起人之一(關於香港人與現代中國的建立,可參看黃振威著《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與近代中國》一書)。中共建國,與西方關係勢成水火,香港成爲它與西方溝通、接觸的門戶。及至改革開放,香港又拉綫促進中國融入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秩序。香港作爲連通中西的據點,百多年來沒有根本轉變。簡單講,作爲世界城市,香港是衆多的「綫」匯合而成的「點」,在長時期裏溝通於新的世界體系與古老中國之間。

香港二:置於世界體系中的世界城市

政治地理學者所說的世界城市的種種特質,均能見於香港。

若我們轉換一下思考模式,暫且把圖像記憶中地圖上彈丸之地的香港抽離於中國版圖,并把它置放於全球城市體系中去察看,香港作爲世界城市的特質就更加明顯。過去三十年在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香港躋身爲全球頂尖世界城市,在香港聚合的「綫」,比過往就更長更密集了。政治地理學者所說的世界城市的種種特質,均能見於香港。

首先,自七十年代開始,城市體系(world inter-urban network)已取代國家成爲資本主義發展的地緣經濟引擎,在這層級分明的城市體系中,香港與紐約、倫敦、東京、巴黎、法蘭克福等城市同處於最上層,支配著數目衆多的中下層城市,而上中下層的城市則支配著大片的腹地(hinterland),共同構建著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具體講,香港最直接支配的城市群,顯然是中國及東南亞一帶的城市,在香港的跨國公司總部和地區總部,隨時指揮設在上海、北京、新加坡等分公司的業務,這就是世界城市一些「綫」的輻射範圍。

其次、香港是全球性金融中心,不少跨國公司甚至新興的「獨角獸」初創企業都在香港籌集資金,并作相應的財務策劃。香港有大量的金融、法律、會計、保險、公關、廣告等人才爲它們提供所需的專業服務。其三、商品交易價格的厘定、商業上的種種決策,皆需要適時準確的市場訊息。香港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資訊中心,資訊科技、通訊基建完善,其股票、商品、期貨等市場,對全球而言皆有指標作用。其四、對外交通發達,人、貨、財的流通便捷。香港的航空、陸路、海運交通發達,這是它長年保持全球性樞紐港地位的重要原因。

世界城市的冒起,對國家領土治理帶來新的挑戰,因爲世界城市也還是處於主權國領土之内,受其主權所規管。

其五、因香港是集資、財務策劃的中心,它自然是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組織紐帶」(organizing nodes),協調地區、國家、國際間的商品流通。這很容易理解,在港企業會因應市場需要、生產成本、經濟周期等因素,靈活調配資源策劃商品的生產與銷售,例如把生產綫從中國遷移到柬埔寨,或把生產合約授予越南的分包商,并開闢緬甸的新市場。這是資本主義全球空間格局的一種新形態,香港在當中擔當著大腦的角色。其六、世界城市對外網絡連接全球,使資本、人才、技術、知識、文化得以匯聚,因此它們本身就有著開放、流動、多元的特質。同理,在文化層面世界城市的市民所展現的是世界性精神,他們沒有太強的領土、邊界觀念,視野開闊兼容并蓄不排拒外來新事物,能接受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他們最具創造力,帶領著文明進步。香港不中不西,身份多元難以定義,正就是多種文化積纍、共融的結果。其七、世界城市因面向世界,都難免面對極其複雜的地緣政治處境,各方勢力各方利益雲集盤踞,它們表面的平靜難掩暗地裏的群雄逐鹿、波譎雲詭。香港在冷戰時期的地緣政治處境我已在多個場合講過(例如見:亞然,“從地緣政治思考香港”(李家翹、蔡俊威專訪),《明報》,2018-9-23),這裏不再囉嗦。

世界城市的冒起,對國家領土治理帶來新的挑戰,因爲世界城市也還是處於主權國領土之内,受其主權所規管。香港這世界城市,面對著怎樣的中國領土性?

2019年10月1日,銅鑼灣遊行的示威者,帶上多國國旗。
2019年10月1日,銅鑼灣遊行的示威者,帶上多國國旗。

世界城市與國家的領土性

近三十年,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逐漸形成,世界城市體系冒起,西方各國更訂立了與世界城市空間性質兼容的領土治理方案。

現代民族國家(modern nation-state)是政治學研究的一個很主要題材。現代國家有四個主要特質,分別是領土、人口、政府與主權。過去一段很長時期,主流政治學者似乎都不太熱衷於研究領土和人口問題。主權問題政治哲學家、國際關係學者有涉獵,但他們都抽離於領土和人口因素談國家主權,容易流於抽象和蒼白。政治學最關心政治制度的確立與國家的形成,但國家建設(state-/nation building)與領土治理、人口治理密切有關,政治學者們可有留意到?對國家領土問題有深入研究的,是政治地理學。有關討論已熱鬧了逾十年,爲人們對國家領土的思考大大擴闊了空間。簡單講,政治地理學的國家領土研究不視領土爲國家固有(given)——即國家不證自明的組成部分,而更關注當代空間研究鼻祖 Henry Lefebvre 所説的國家與領土之間的「相互構建」(mutually constitutive)關係:國家如何「領土化」(territorialization),即營建其領土?反過來,國家營建領土,如何促進其國家建設?領土性是這討論中的重點,它是指國家爲政治、經濟、社會目的而用領土的行爲和背後的一套想法。

1648年歐洲國家間達成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奠下了現代領土主權國家體系的基礎。現代國家建立之初尤重其領土之完整,視領土爲其主權的最重要體現。爲適應資本主義「流動」的需要,即人、貨、財,甚至知識、觀念等的自由流通,國家的領土治理有了新思維,城門敞開、城牆拆去,國界也更開放。法國思想家 Michel Foucault 指出,18世紀的歐洲,人口已替代土地成爲財富創造過程中至關重要的最重要基礎,所以國家治理的重點已由往日君王所重的「領土安保」(safety of the territory),轉為「人口安全」(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的考量。在「流通」的大前提下,國家不能再處處強調領土主權,領土治理要服從於經濟運行。

近三十年,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逐漸形成,世界城市體系冒起,西方各國更訂立了與世界城市空間性質兼容的領土治理方案。不同政治地理學者如 John Agnew 、 Neil Brenner 的説法,我綜合如下:一、國家會「再領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通過重整領土和「再層域化」(rescaling)以建立起更適應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領土組織和管理體系。這種由主權國演化而來的新空間組織形式包括區域性的「超國家」(supranational)組織,它們成立的基礎是國家讓出部分主權予該組織,成員國就跨越國界或國家利益的事務達成決策。最佳例子是歐盟。另一種空間形態是國家領土内主權下(subnational)的世界城市,國家下放更大權力予這些用以對外溝通的城市,使之更開放管理制度更具彈性以適應變化多端的外部政治經濟環境,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始蛻變成今日全球金融中心的倫敦,是重要一例。二、建立網絡式,而非領土式的主權行使方式,從而更有效的理順「點」與「點」之間「綫」的流動。如此,國家權力的領土性(territoriality of state authority),轉爲國家權力的空間性(spatiality of state authority),國家由治理成「塊」的領土,轉爲治理「點」、「綫」所構成的網絡。

「共享主權」(shared sovereignty)才是需要國家面對的現實。

三、打破國内與國際的藩籬,使領土内的城市體系與國際的城市體系有最大程度的結連,從而使國家領土融入全球體系當中。四、國家領土治理,轉化爲國家空間(state space)治理,國家把其權力遠距離的延伸至海外的「點」,以期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有更大的影響力。如果治理國家領土所用的是「集權式的權力」(centralized power),講求命令與服從,治理國家國界以外的空間,講究的是「分散式的權力」(diffused power)運用。前者是「硬力」,後者是「陰力」,即柔勁。五、基於以上,國家在認識的層面不再認爲它在其領土内仍擁有絕對主權。全球化下城市、城市網絡、國家領土等交織在一起,難以區分。反之,「共享主權」(shared sovereignty)才是需要國家面對的現實。

中國對香港:逆世界潮流的領土性

北京沒有獨立的對港政策,其對港政策是對西方政策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北京官員們看似眼望香港,但他們在意的是(他們想象出來)在香港背後的西方國家。

北京對香港的政策,是它對西方政策的縮影。我很多年前爲學生講課時已說,北京沒有獨立的對港政策,其對港政策是對西方政策的一個核心組成部分,北京官員們看似眼望香港,但他們在意的是(他們想象出來)在香港背後的西方國家。從北京對港的領土性,我們或能窺視它將如何走向世界,展現其領土性。

今日所見,中國的領土性充滿矛盾,有點亂了套。它一方面希望更多的參與全球事務,但另方面它更强調其領土的不可侵犯,不斷的重申國家主權、安全。當別國都放下了對領土主權的一些堅持,設法加入全球化;中國卻反其道而行,再強調主權、安全原則。領土治理上中國未能爲適應外在秩序的劇烈轉變做好充分的準備。

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呼應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美國列根(雷根,里根)總統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有助建立起新的國際資本主義格局。從1979至1989年,中國與西方交往中的蜜月階段,中國雖仍不斷受到左的干擾,但最高領導層(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是真誠相信西方制度的優越,向西方學習以融入以西方爲首的國際秩序中,外交上采取韜光養晦政策,不爭出頭。香港前途問題在這時期得以解決,是中國與西方互信與中國領土性的展現:收回香港的領土主權,但在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原有的整套制度得以保留,香港仍留在西方的體系之内,中國可通過香港這領土内的「境外」世界城市與西方世界有更密切的交往。鄧更豪言要在内地多造幾個香港。鄧對香港的領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毛澤東1949年時不揮軍香港,讓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作爲新中國對外交往對海外華人開展統戰工作的「窗口」。香港就在這歷史背景中逐步成爲一個世界城市。香港是新中國對全球「點」、「綫」網絡施展權力的初嘗試,在毛、鄧時期,它表現還算不錯,懂得使柔勁。

2019年10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巨幅肖像在遊行隊伍上,以慶祝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
2019年10月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巨幅肖像在遊行隊伍上,以慶祝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

今天,很多論者都留意到中國已捨棄了韜光養晦政策。習近平雖辯稱「中國夢」不是爲稱霸而是讓中國恢復應有的尊嚴和地位,但鄰國和西方國家如何解讀則是另一回事。一帶一路繼續推進,中國在海外營建「租借」甚至軍事基地的新聞時有所聞。有中國官方智囊學者提倡中國要在全球治理中有更多的參與染指更多全球事務。有人甚至指出人類歷史本是幾個區域帝國(東亞的儒家文明區、南亞的印度教文明區、中東的伊斯蘭教文明區、歐洲的基督教文明區)之間的不斷爭逐的歷史,以主權國爲基礎的國際秩序衹是歐洲文明發展出來的一種政治組織形態,與帝國形成的國際秩序的現實并不相符。在世界帝國的競逐中,中國要把「中華文明的重構與世界秩序的重構作爲互相促進的整體來思考」。這些人都很有雄心壯志,問題是,中國是否已做好準備?

或許,中國正盤算著跨步式的參與全球治理:它未及理解現有的世界帝國秩序并有效參與之,便已尋求重構之。

或許,中國正盤算著跨步式的參與全球治理:它未及理解現有的世界帝國秩序并有效參與之,便已尋求重構之。中國的領土性是不是指向中國有更大程度參與的世界帝國重構?我無從判斷。但這若屬實,很令人擔憂,這正是廣東人說的「未學行先學走」。大約一百年前,中國才進入現代主權國家之列。孫中山推翻清朝建立民國,中國開始領土化的漫長過程,《中華民國約法》稱「中華民國之領土,依從前帝國所有之疆域」,對外它與周邊國家議定邊界,對内則對其領土内資源作更深度的開墾。民國時的動蕩使種種國家建設與領土大計無法實踐,例子有孫中山《建國方略》中述及的三峽大壩、礦產資源的開發、全國鐵路網、北方東方南方大商港,及南京的首都計劃等。

中共建政,中國領土治理踏入新的階段。在蘇聯的襄助下,新中國對領土内的空間的控制、管理與改造皆達到了歷史的高峰。土地與海洋勘探測繪、石油和礦產等資源的鑽探開采、草原與林業資源的維護與利用、鐵路公路海運空運等系統的鋪設、水資源之調查和調度、河道水利之修治、供電網絡的建設、輕重工業之規劃和佈局、城市營建與改造等都得到長足發展,經過幾十年努力,中國的政治權力領土化的工作可謂完成。然而,正如 John Agnew 說,在二十一世紀初中國仍(衹)是個典型的領土型國家,它的治國技藝主要在於經營固定範圍内的領土,而未及於其國界以外的國際體系。香港是唯一例外:在英國繼續治港的幾十年中,香港是中國宣稱的領土範圍内的「境外」之地,讓中國摸索在國際體系中的領土治理方案。

觀乎今日北京對香港政策,新冷戰下中國的領土性實與全球化的潮流相悖,較諸於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它反而走了回頭路,和上述西方國家爲適應以城市網絡組構起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而訂定的領土治理方案更是相去甚遠。

觀乎今日北京對香港政策,新冷戰下中國的領土性實與全球化的潮流相悖,較諸於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它反而走了回頭路,和上述西方國家爲適應以城市網絡組構起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而訂定的領土治理方案更是相去甚遠。中國這領土性,我暫且稱之爲「塊」(「塊」的邏輯與「點」、「線」的邏輯相左,阻礙「點」與「線」之間的流動),它(更)有如下幾個相互間有矛盾的領土觀念,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中共眼中的領土,就如人們打開一本世界地圖冊所見,全球土地劃分爲一塊一塊,每一塊是一國所占之領土,國與國之間國界清晰、嚴明。領土和主權一樣,是固有的;主權國家即領土型國家,國家的主權行使,以領土爲據;國家與領土,幾乎可以畫上等號。國界内之領土,國家行使絕對主權;國家之主權具排他性,國家的權力有效施展於國界内每一寸領土。中共這種領土觀,我不用詳加解釋,讀者衹需要留意外交部發言人的常挂在口邊的「XX中是國自古以來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的説話,便能心領神會。香港無疑是在中國領土之内,爲其主權所披。但在一國兩制下它一直被視爲「境外」地區。近年,在國家主權、安全的旋律下,重一國輕兩制,江澤民時代所講的「河水」、「井水」互不侵犯的路綫因「虛化一國」而被否定。香港這片「境外」領土竟被視爲國家安全的盲區,北京執意要在港「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見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逃犯條例》修訂爲打通中港兩地法制的區隔,終告大敗收場;可預見,不久之後北京將大力推動「加辣版」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香港本屬中國領土内「境外」之地的例外性,正被逐漸消磨,而被納入到國家領土的絕對主權之中。

其次、在上述的領土觀基礎之上,它視國家領土是社會和經濟活動的載體,國土内之經濟、社會活動由國家規管。換言之,中共認爲政治和經濟截然區分爲「本地」和「國外」或「國際」兩個領域。在全球化下,「本地」和「國際」本就難以區分,上面已談到過,最理想的「綫」和「點」的連結是跨越國界的。當内外截然區分的思維模式主導了,香港便不再具有非内非外的模糊身份,接通全球,它衹能在内與外兩極選一定位。可悲的是,北京似乎更希望香港向内走,有接近官方的學者這麽說:「香港的一國兩制不是朝着完全自治方向演變,而是朝着融入國家方式整合」。

這内外對立的思考框架必會損害香港的世界城市根基。一、當主權和安全考慮凌駕一切,香港原有保障自由的制度或多或少會受到損害,有礙這世界城市的開放性、流動性。當法律成爲當權者的「武器」、當三權要合作司法獨立被毀法治被削弱,香港原有的開放性流動性也難保了。二、基本法所承諾的民主制度(即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雙普選」),加上了國家主權、安全的考慮,就變成了人大常委會 8.31 的決定,爲行政長官普選設下重重關卡,變成香港人所指的「假普選」方案。對北京而言這安排或有利於阻止「港獨」并維護領土完整,但它卻動搖了香港制度與西方制度接軌的優越性。三、時刻强調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香港是否仍有足夠的自主權推進符合全球化格局的政策?上面談到,西方國家之所以下放權力予城市,就是要讓它有最大靈活度制訂并推動適應訊息萬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政策,難度香港要逆其勢而行?四、我們經常聽的大灣區,本意該是以香港爲中心,建設對外交往、適應全球化格局的宏大城市群。然而在國家主權、安全的旋律下,莫説大灣區眾城市能更大程度的對外開放,連本來已是頂級世界城市的香港,其本來開放、多元、與國際接軌的制度與文化也被蹂躪得七零八落了。本來香港要帶領大灣區向外走,現在卻衹見大灣區把香港向内拉。

2019年9月13日,大批香港市民登上獅子山共渡中秋,期間有人揮舞美國國旗。
2019年9月13日,大批香港市民登上獅子山共渡中秋,期間有人揮舞美國國旗。

其三、在内外區分的觀念下,中共一直有種國家主權獲取於外(即政治地理學所講的 sovereignty is acquired exogenously)的意識。「外爭國權」是五四運動的主要主張,乘五四而起的中共更進一步以爲衹有通過對外的鬥爭,才能鞏固其内部的統治。有學者很久前已說,中國的外交向來有很重的排外意識,近年也有論者提出中國「國難興邦」之說。幾十年來在國家教導下「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想法牢牢植入了中國人民腦中。想象著外部有敵人,是團結國民、維護中共領導的良方。中共領導人都深明,最有效動員中國人熱情的并非共產主義,而是國家民族情緒。香港這「境外」世界城市,因其百多年的殖民歷史,長久以來爲中國操弄民族情緒提供了「彈藥」。早期說香港人處於殖民統治的「水深火熱」之中,是要凸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殖民者的醜惡。2014年雨傘運動前後他們開始操作「外國勢力」干政、「港獨」議題;至今年夏天期間,北京對香港反修例運動定性爲「外國勢力」煽動的「港版顔色革命」,是一場關乎香港前途命運的「生死戰」、「保衛戰」,其主要目的是要警醒國人國家有領土分裂的風險,國家要團結一致槍口對外,也從而起防火墻作用,阻止香港的抗爭浪潮蔓延至内地。有趣的是,北京正一邊把香港往内拉,使它融入大灣區,但另一邊卻對他如外在的敵人般往死理打。這也彰顯了中共領土性的意識混亂和自相矛盾。香港在國家領土以内,還是以外?

香港歷來是「綫」匯聚成的「點」,中國準備好轉換思維,面對「綫」與「點」組建成的世界體系了嗎?

我們大概可以肯定,香港已處於新冷戰中美角力的前綫。新冷戰敏感的地緣政治格局下中國如何對待香港,也是它在全球化下領土性的一種展現與考驗,可能會挑動全球神經也撼動香港脆弱的基礎。以上論析所見,中國的領土性與新自由主義國際政治經濟的大局相悖。在「中國夢」的發動下,國人都期許中國在全球治理上有更多的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很值得學者們用政治地理學的視野深入探究,因爲它是中國領土性的外向投射。中國的全球治理參與遇上了逆境,固然有外在因素,但根本是自身領土性的問題:「一帶一路」予人霸權欺凌的形象,也遭遇不小的阻力,這不單單是一句「外媒抹黑」可以解釋。中國可能都銳意「再領土化」,在其境内建立起接通世界體系的世界城市,以更融入全球,也減少對香港的依賴。可是,上海2020要基本建成國際金融中心的宏願恐怕要落空了;深圳前海的發展,據傳媒報道似是了無起色;現在連澳門也說要建設證券交易所,但前景不樂觀。香港是中國現成唯一的世界城市,它如何治理之,是它在全球化下領土性的重要彰顯。香港歷來是「綫」匯聚成的「點」,中國準備好轉換思維,面對「綫」與「點」組建成的世界體系了嗎?

行文到此已愈九千字。收筆前我提三點,讓香港人擴闊思維,應對當下處境:一、多以「綫」和「點」的視野認識香港。二、在自己所處的「點」上,感受「綫」的世界脈動。三、想一下在連通「綫」的「點」上,我們有什麽可以做。我衹能說,思考空間很大。

(李家翹,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系講師,政治地理學者)

編輯推薦

讀者評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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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两边的社科系统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在一个平面,自说自话只能是常态了。
    问题在于作者对香港的看法以及香港的未来,都建立在一个稳定的,拥抱全球化的世界,现在看来,我持悲观态度。
    千言万语一句话,我不认可,但这不重要,我尊重。

  2. 先回一下樓下Bur師傅,文章大概也算是一篇有誠意的文章。就中間一些立論跟概念,我擷取一些出來,希望大家平心靜氣考慮一下,再最下面引用了。
    然後再下一點的bboylonliness師傅,本來我看到你的評論也是很氣的,但我大概理解你的立論,你回應中的那個作者提到點線,沒有想像體面的論點,也挺能把思緒發展下去的。要麼,假如你把文章中你以為把香港地位高估吹噓的部份先不看,從這裡開始,你們會覺得文章有新的啟發嗎?
    作者的主旨都挺明確的,就是現代特別是外國已發展的強大經濟體都以非主權國家的傳統方式去擴張影響力,supra層面以跨國公司為方法,sub層面就是在國家某些點就是城市下放權力與地緣相似的對手競爭。美利堅不存在對手但比如倫敦就一直在改compliance以面對首先Ams然後巴黎再來法蘭克福的競爭;馬來西亞一直在找特區企圖在東盟中突起;固然你提出的如印度收回克什米爾的例子,但這只是印度眾多政策的一例,你忽略了它如何在孟買、清奈搞開放政策。
    我們看文章,特別注意到國內朋友喜愛攻擊論據的說服力、舉反例以期證明他的偶然性。通過指出西方制度有缺陷並不能說明中國制度的缺陷是自然不過可接受的、更不能就這樣胡混過去不對制度做反思做改革的;通過以偶爾一兩個不好結果說明一個制度必然會失敗來為中國制度辯護也是荒謬的,英國的脫歐不改它作為世上議會民主楷模的地位、美國的槍管不力不改它制度設計的一絲不苟和它政府的特高效率,最終配合自由經濟帶來的強大經濟;同理漢薩最終的失敗不改他數百年以來在波羅的海北海的歷史地位,它碰上了人類歷史上最巔峰的民族主義洪潮,但這不代表21世紀的全球化、更多的權力下放到地方必然會再次被民族主義所摧毀。
    我們不妨再從最下面往回再讀一下:
    //其三、在内外區分的觀念下,中共一直有種國家主權獲取於外(即政治地理學所講的 sovereignty is acquired exogenously)的意識。
    幾十年來在國家教導下「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想法牢牢植入了中國人民腦中。想象著外部有敵人,是團結國民、維護中共領導的良方。//
    //香港這片「境外」領土竟被視爲國家安全的盲區,北京執意要在港「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見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
    //上面談到,西方國家之所以下放權力予城市,就是要讓它有最大靈活度制訂并推動適應訊息萬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政策,難道香港要逆其勢而行?//
    //香港就在這歷史背景中逐步成爲一個世界城市。香港是新中國對全球「點」、「綫」網絡施展權力的初嘗試,在毛、鄧時期,它表現還算不錯,懂得使柔勁。//
    這也是為什麼香港會從2008年對中國身份最為認同,演變成今天這樣。本來是新中國剛柔並濟的新嘗試,雙贏的局面,今天卻被定義為國家安全的盲區,衝突頻現。

  3. @Roundoff 混淆主权与开放
    你是蠢还是坏?

  4. 说到世界城市的时候把香港和东京、和纽约等等相并列。
    说到国家领土性,忽略了香港相较于东京、纽约等城市,在相应国家之内已经是最松散的了。
    双标666。
    中国CCP立党的根本之一就是国家主权,拿回国家主权统一是所有人民(精日精美咱不谈,这个所尤其是夸张了)不容跨越的底线。

  5. 主權這個詞語包含的內容太多太廣 下面批評的評論跳不出愛國教育裏面的國權framework 覺得既然是中國的領土那麼自然所有事務都是自家獨裁
    而這篇文章正正提出 國際城市的主權裹括的權力們或多或少都是必須要有國際勢力的endorsement 因為國際城市的存在就是為了連結國家之間的利益和文化 中國現在就是停留在近代歷史而導致的民族主義框架 傾向把國際勢力的影響力從領土外完全驅逐出境 卻不理解國際城市的地位本身就需要多國共同維護 既然要把外國勢力清除 那麼他們自然也沒動機繼續sponsor一個假的國際城市
    人抬人才有轎子坐 你要一家通吃 就要被接受被圍攻的命運

  6. 用政治地理学解释香港困境原来是这么的有必要,读完真的受教了,感谢。也完全可以联系到最近的美国香港人权法案通过,北京暴怒跳脚的事情,老三套的干涉他国内政哈哈。相比香港能否被世界体系所承认,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北京果然最在意的果然还是,我自己管教孩子又怎能让外人说三道四???

  7. 這篇文章寫得其實很好,不過當中有很多概念和名詞其實沒那麼好懂,畢竟這個議題在大學值得一整學期的課程,所以評論區有些人會批評可以理解,但說真的,基本上批評的觀點和文章的觀點根本不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8. 除內地需要重新以世界城市的角度出發面對香港外,香港人自身亦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地位。不能再躲在天朝的大一框架,或英籍時代的小漁港等論述面對自身。或許,簡單的從東亞,亞洲,一步一步的思考,才再次伸延至世界的面向。

  9. My goodness, this is such an excellent piece!

  10. “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那“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要不要谈了?

  11. 一個專政的實體授權特區實行共和國,西歐歷史某一段時間是常態。一個國家裡有chatered city, chartered university, 教會也是自成一個國家。遺留到現在,西歐裡頭有很多小國, 小的自治實體。上承自中世紀的契約概念,西方的這種主權概念,大概是之所以能擴張至全球的基礎。就比較一下古代帝國的擴張模式,與美國殖民地以華盛頓所說的“republican empire” 的模式有何不同:這個帝國並不需要什麼黨中央去控制。殖民者佔領了一個地方,人數夠多,就自主形成一個議會,申請加入合眾國。在20世紀以前,聯邦政府是非常小的。誰擁有一個州的主權?全體美國人與該州人民共享。

  12. 老大哥最希望香港扮演的角色,就是二十一世纪的远东共和国,所以自治什么的当然得以特区政府全是西环契仔为前提,就酱。

  13. 我想到的另一個分享主權的例子也是來自金融,金融業本質上就是結點構成的網路,沒法子符合地理的主權界線,這也是分享主權可能受人詬病的所在:who really governs?有興趣的,可以看這本書: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書裡有關於美國FED在2008年危機裡如何直接繞過IMF,對世界十幾個央行提共美元流動性,嘆為觀止。這是個深層網路的帝國,決不是佔領土地的帝國所能比擬。繼續堅持你們的自古擁有的領土吧(包括南海的暗礁!哈)。you never really got very far.

  14. 评论里面有的人总喜欢说什么“屁股歪”,看来是用屁股指导脑子 😂

  15. 說什麼上海集裝箱全球第一又如何…真抱歉,那本來就不是香港的強項,香港對中國的用處是金融與資訊,以現階段中國西方的差距,維持香港的言論出版思想學術金融自由,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有絕對的益處,還是不可取代的。對政治發展當然也好,只是共產黨受不了,如此而已。其實挑戰就是機遇,難道一黨一人專制真槁到要千秋萬世萬萬歲嗎?現在中國經濟很困難,別找自己麻煩。放香港一馬,本文作者提共了一個可行的思維方向,值得參考。

  16. 這裡批判文章的人可能沒有看懂文章。我的理解是這樣:分享香港的主權並不是說香港的領土可與其他國家共有,而是他的管理,法治,可以讓自治政府與法庭擁有更大的自主空間,與接受別的國家的法庭,國際法庭的裁判。作者舉的倫敦(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作為例子。雖然英國鬧著要脫歐,似乎是個分享主權的逆流,然而這個倫敦的城中城,已經不知道存在多久了。這個金融城市就是最顯著的例子,有自己的國旗與議會,但同時也選舉議員進入國會。詳情請自己去查吧。當然這個Jurisdiction 存在的目的是依他為中心的金融帝國。香港就是這個網路裏頭的一個很重要的節點。香港的法治是支撐它的基礎。這其實就是主權共享了。為什麼外界很在意香港的言論自由?為什麼金融時報記者被拒入境會引人注目?就在這裡。聯合王國存在本身也是主權共享,蘇格蘭向來有自己的議會。當然對於印度與香港等地有色人種殖民地,都是抓在自己手裡。

  17. 非常好的文章

  18. 看到文章已经被批驳的很多了,就不再多说。只想提一句,作者既然提到了点和线,那么不知道有没有想过面和体的问题。点和线不是凭空存在的,香港人是否要考虑应将香港置于何种面和体之上?一个不附着于一个稳固面体同进退而是骑墙于两个面体之间的单薄的点,必然充满了动荡和撕裂。很多对于香港问题论述往往是微观个体和宏观理想分析得很多,但对于连接围观和宏观的通道却一头雾水。谈理想谈理论当然是好的,但不基于残酷现实的空谈空想,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对于香港,还是想引用胡适先生的那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香港才会更好。

  19. 因最后一段文所以重看了一次,值!好文,有启发性,端需要更多这水平的文章

  20. 作者找到了一个世界城市的概念,用此来弱化国家领土主权。虽然文中举了很多的论点论据,但不止一驳。就选择其中几个点说一下评论吧。
    第一点,关于别国放下对领土主权的一些坚持,请问是哪些国家?英国为什么脱欧,美国为什么建墙,德国反难民的政党为什么崛起,俄罗斯为什么入侵克里米亚,印度为什么军管克什米尔,世界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放下对于国家主权的坚持。邓小平先生推行的是一国两制。为什么不叫两制一国?因为一国在先,两制在后。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底线。而不是两制可以超脱一国的框架。
    第二点,香港不是一个世界城市。香港人口构成,族群文化都不是世界性的。它也没有具备成为世界城市的能力。除非在作者眼中,世界只是包含英语系国家。俄罗斯是不是世界的一部分,非洲是不是世界的一部分?香港和他们有多少链接?香港只是亚太金融中心的一个,除此以外还有新加坡,东京。它不叫世界金融中心。
    第三点,全球性枢纽港地位。2018年,世界前三大集装箱港排名,第一是上海,第二是新加坡,第三是宁波。香港集装箱吞吐量连前三都不是。请问这还能算全球性枢纽港吗?它已经不是独步天下的那个香港了。
    第四点,用欧盟来说事。欧盟是国家之间的联合,不是城市,这是其一。其二,欧盟本来就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脱钩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其三,英国脱欧。欧盟本身矛盾重重。
    第五点,全球治理。美国不是在英国的秩序下取得世界霸权地位的。中国有没有有效参与如今的帝国秩序,看加入WTO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即可。作者纠结的不是中国有没有参与如今的世界秩序,而是没有采用他们眼里特定的一套政治制度。
    第六点,法律成为当权者的武器。现在香港抓了5800人,有几个判刑了?放火烧人的那个暴徒交1000元假释。法律是暴徒的武器。
    第七点,底下评论还有说汉萨同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欧洲早就衰落了一个联盟会被人拿出来证明世界城市的合理性。我们来看看汉萨同盟的结局。拿破仑战争为汉萨同盟带来了最后的打击,汉堡、吕贝克和不来梅商船队被封锁欧洲大陆的英国海军消灭,吕贝克从此以后彻底衰落,汉堡和不来梅则借助19世纪新德意志帝国的兴起而获得了新的商业中心地位。1937年,作为对吕贝克早年曾禁止其发表竞选演说的报复,希特勒取消了吕贝克的“汉萨自由城市”称呼,将其并入大汉堡地区。法国和德国2个主权国家把它给最后终结了。

  21. 如果一座单独的欧洲城市靠开放和分享主权就能永葆繁荣,那他们又何必费心费力组成“同盟”呢?那俾斯麦又何必不惜通过战争也要统一德意志?正是因为靠一个松散的联邦活不下去啊孩子!你要是了解一点欧洲历史你就会知道德国在完成统一之前德意志民族过得有多屈辱。
    没说不能与跨国公司和资本分享影响力,但防的就是敌对国家政府的影响力。要是毫无防备的向外部影响力张开怀抱真的有这么好,那澳大利亚现在又何必担忧中国资本对澳洲政局的影响?有何必心惊胆战的防着来着中国的“共谍”呢?

  22. 主权和现代民族国家本来就是西方国家发明的概念,怎么现在又成了中国人的传统心结了?
    如果西方国家不在乎大一统,那美国又何必不惜发达战争也要把南方邦联留住呢?南北战争的一大益处就是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这可是美国中学教科书中明明白白写着的。
    要是西方国家不在乎领土完整,那英国把马岛让给阿根廷不就完了?两个国家分享马岛的主权不好?又何必千里迢迢跑过去跟别人打一架?
    你大可以跑到美国跟他们谈不如国际社会共治纽约得了,因为这对国际社会有利。你大可以跑到日本跟他们谈不如国家社会共治东京得了,因为这对人类进步有利。你看这些国家的国民不立刻把你打出门外。
    自己视若珍宝的东西整天劝别人赶快放弃,这种人绝不是蠢,只是单纯的坏。

  23. 「你见到美国跟谁共治纽约了吗?你见到英国跟谁共治伦敦了?」
    你認真去研究一下,其實的確如此,別太天真。「共治」的未必是其他主權國家,而是主權國家以外的力量,例如資本家,跨國企業等等。

  24. 明明作者嘗試用理論去解構你整個以「絕對主權」的中國天朝敘事,你還是可以如此低級地去批評,到底你是否連文章的頭幾段也沒有看完?

  25. 「世界上有哪一座伟大城市的诞生和存在是靠让渡主权实现的?」抱歉,現在我們看到的偉大城市,或者是從幾百年前開始的歐洲城市,全都是先有城市身份,然後才有國家。你去看看「漢薩同盟」,再看看歐洲的城市形成的歷史。

  26. 從評論中就可以看到中國人一如既往的魔障。一是領土民族大一統,二是文中已寫得很清楚的主權心結。如果中國人以這兩個不容討論的姿態來做討論前提,那麼任何討論只不過是雞同鴨講。

  27. 什么叫造成全球性的对抗格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干涉他国内政,让所有国家自行选择发展道路就成了拱火了?那美国在全世界到处扶持分裂势力和反政府武装,武装干涉他国内战又算什么?
    我不是说国际化不好,也不是说要驱逐国内所有的外国利益,但对于中国这种五独俱全的年轻民族国家,在尚未完成内部整合之前就草率的向外界让渡主权,我真是不知道你是盼着中国好还是盼着中国坏。

  28. 引用这么多花里胡哨的理论说到底作者还是在指望“中美共治香港”那套歪理邪说。
    你到底明不明白国际自由港本来就是殖民时代西方国家发明出来糊弄人的一套说法?别人家城市的主权那当然是和越多人分享越好,自家城市的主权当然是自己独享最好。这套逻辑的本质就是租界!世界上有哪一座伟大城市的诞生和存在是靠让渡主权实现的?中共跟英国谈香港回归只是贪图那一点商业利益吗?香港的短暂繁荣本来就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你要是连这些道理都不明白,那只能说方向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这个人屁股根本就是歪的。

  29. 很好的文章,难得从政治地理学视角切入。我本人不是政治地理学分野,粗略理解文章的意思是,世界城市的发展需要根植于国际化的城市体系。对于强调领土底线的大陆而言,其城市网络发展具有明显的内倾化现象,其城市体系是国家的而非国际的。这也就是上海难以成为世界城市的原因。
    我担心的问题是,对这样一个不理解全球化经济网络与领土的虚化现实的国家来说,它所倡导的世界秩序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一带一路构建的由多个强调领土主权的国家所形成的世界网络或许不能完全笼罩所有国家,但是形成一个区域级、洲际尺度的新的格局是完全可能的,而这也并不与大陆的民族情绪和排外性相冲突。但若如此,形成新的世界范围内的对抗格局,大陆便有一分功劳。

  30. 中国最大的民族屈辱在我看来应该是,不论在哪个时代,坑中国人坑得最厉害,对中国人最心狠手辣的的永远是中国人而不是外邦人……

  31. 西柏林的坚守最终证明是值得的,而苏联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废墟里了。愿荣光归香港。

  32. 出让主权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你见到美国跟谁共治纽约了吗?你见到英国跟谁共治伦敦了?
    这篇文章充分解释了香港问题的一个重要缘由:香港人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老觉得自己能当一个玩家而不只是一个旗子,殊不知自己根本就没有跟这场游戏里的大庄家讨价还价的资格。
    作为中国眼皮子底下的边疆还老想着靠另一个大庄家来玩左右横跳,历史上这么玩的没一个有好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