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历来最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将至半年、仍未止息，换来的却是北京更严厉的对港政策，中港矛盾更激化，一国两制前路堪忧。我想，现在是时候让我们好好梳理一下中国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和它背后的主权和领土观念，对其“治国技艺” （statecraft）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思考香港的处境以及它的前路。两年多前我在《端传媒》提到中国和香港，有如“国家和城市的探戈”，我也在最近《端》的一个专访中提到对于一国两制的想法，本文想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讨论。
这是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近年较受关注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global city）与国家领土 (state territory) 的课题。相关理论分析在中国仍未见著作，以之思考中国与香港关系更是新尝试。以下我提出的衹是一些初步想法或假设，旨在为以后更深入的研究找出一点脉络和方向。
这探讨有学术和现实意义，一来中国崛起，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跃跃欲试，它将以怎样的领土性示人？二来，新冷战下香港这具特殊地位的“世界城市”的处境和前路将会如何？思考香港前途，需对这两问题有更透彻的理解。
香港：夹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世界城市”
一直以来我们对香港的理解无法摆脱两个传统，一是中共的爱国主义论述，一是英国殖民者史观的论述。
一直以来我们对香港的理解无法摆脱两个传统，一是中共的爱国主义论述，一是英国殖民者史观的论述。爱国主义观点把香港置于中国国家民族论述系统之下，在这套论说逻辑下，中国于鸦片战争战败割让香港，是它近代民族屈辱的开始，香港长年处于英国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自成为英国殖民地，西方更以香港为踏脚石侵扰中国，香港既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也是襄助外敌加害中国的帮凶。中共眼里的香港，是血浓于水的骨肉，也是吃里扒外的忤逆子，情感复杂。最后，香港因得到祖国的关怀、爱护，终于结束了殖民时期的沧桑回归母体步向光明。中共关于香港问题的书写，始终离不开“天朝主义”中央/边陲的观点：位处边陲的香港时刻得到中央的关怀爱护，但它总要听命于中央受其摆布。
殖民者史观的基础是“文明使命论”（civilizing mission），它著墨于英国对香港文明进化过程中的贡献，无非是为殖民者涂脂抹粉、歌功颂德。“香港由小渔村蜕变为国际大都会”，就是最为港人所熟知的一种“文明使命论”的说法。这说法仿佛认为，香港在英国人“开埠”以前并不存在；“香港”由英国人创造再按其计划把想像变成真实。然而在殖民者视野中，殖民地衹是其属土，并不具备独立的性格和意志，帝国中心（metropole）与殖民地之间始终高低有序，殖民地得服从帝国的秩序。这两套主流论说或都无法准确描绘香港的特质。论说中的中国和英国，都是香港所无法摆脱的“帝国”。思考香港，我们一直所缺的，是世界体系中“线”汇聚为“点”的世界城市理解视角。
关于帝国的讨论，近年有了一些新理解，或能让我们开拓对香港“世界城市”属性的想象。这里我简要介绍两个观点。近年就帝国现象的讨论，始于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广受关注的《帝国》（Empire）一书。首先，帝国所指，是一个能有效统驭全球的体制，今日而言，是美国。美帝国是一种崭新的主权模式，它已背离现代国家的领土主权原则。一方面，这帝国并不以领土占有为其权力基础，其权力也不依仗于国界及任何形式的屏障。它建立的是“去中心”和“去领土”的统治机制，把全球都纳入其开放且不断膨胀的前沿之内：“帝国主权的根本特质，在于其空间的开放”。这种新的统治机制，乃以其在全球范围内交相错节的“网络”（networks）构筑起。网络传输之有效，使帝国对全球的支配不受国界所阻。透过网路，“帝国”把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都纳入其经济文化政治体系内。此其一。
此后，新的殖民主义研究者如 Alan Lester 和 David Lambert 指出，“网络”是更适合描述英国所构建的资本主义帝国的概念。所谓网络，就是“多元轨迹具体的并列和集结”，即人、资本、资源、知识、文化、信仰等在某一地点的集合。帝国由这些轨迹交集组成；帝国体系，随轨迹的切换、集或散而变。换言之，帝国并非结构紧密的稳定存在，人的能动性在帝国形成的过程中产生重要的影响。进一步言，因帝国由独特的轨迹集结而成，它中的每一地方（place）都是独特的。甚至，殖民地并非简单的帝国中心的复制。此其二。
帝国由独特的轨迹集结而成，它中的每一地方（place）都是独特的。甚至，殖民地并非简单的帝国中心的复制。
这里说的帝国都没有强大、颐指气使的帝国中心，它们是松散、扁平的组织，经营、维系著全球性的网络；而网络，就是由无数条“线”和无数个“点”编织而成，本身是动态（dynamic）、流变（fluid）的。“线”是人类跨地域活动、交往、关系的轨迹，可长可短；“点”是“线”汇聚而成，有大有小。
鸦片战争是古老中国与新兴的海权国家英国之间第一场主要战争，因此香港的开埠之际便已是现代世界史的一个章节，在世界史舞台中有它的角色。香港开埠至今已愈170年，期间中国历晚清至民国而至共和国三朝。香港历来与它的母国（中、英皆然）若即若离。它是世界体系中重要的纽带，它的身份归属于世界，自然不过。一条国际边界把香港区隔于中国，开埠之初英国把它定为自由港，至十九世纪后期它已是远东地区举足轻重的枢纽港口。因制度优势和接近中国及位处东亚中心的地利之便，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组织很快聚集香港，以之为据点开展对华的往来。西方利用香港作踏脚石进入中国：香港是西方对华贸易的重镇，开拓中国市场、资源；西方传教士东来活跃于香港，并踏足中国开展对华传教工作；西学东渐，西方在香港设立各级教育机构，以在文化层面对中国产生影响。
作为世界城市，香港是众多的“线”汇合而成的“点”，在长时期里沟通于新的世界体系与古老中国之间。
同时，中国也以香港为其国门与世界各国沟通：利用香港与国际接轨的市场与法律制度融资、与外国订立商业合同，甚至作仲裁；香港乃西方商业势力聚集之处，可取其便与西方作商业交易，且引入西方先进知识、技术；香港的学校栽培出中西学兼通的人才，被中国政府延揽到其新设的洋部门并任高职者，人数以百计。因国际边界的区隔，自晚清以降香港以其特有地位，方方面面牵线，为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作贡献。1911年的辛亥革命，由一众在香港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分子带领，国父孙中山是其中表表者。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中共的成立，也见香港人身影，香港皇仁书院毕业的袁振英，在北大就学期间便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合作，为《新青年》杂志主持俄罗斯栏目，为国人介绍俄国革命经验。因他通外语，他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联络人。袁也是共青团前身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八位共同发起人之一（关于香港人与现代中国的建立，可参看黄振威著《番书与黄龙：香港皇仁书院、华人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共建国，与西方关系势成水火，香港成为它与西方沟通、接触的门户。及至改革开放，香港又拉线促进中国融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香港作为连通中西的据点，百多年来没有根本转变。简单讲，作为世界城市，香港是众多的“线”汇合而成的“点”，在长时期里沟通于新的世界体系与古老中国之间。
香港二：置于世界体系中的世界城市
政治地理学者所说的世界城市的种种特质，均能见于香港。
若我们转换一下思考模式，暂且把图像记忆中地图上弹丸之地的香港抽离于中国版图，并把它置放于全球城市体系中去察看，香港作为世界城市的特质就更加明显。过去三十年在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香港跻身为全球顶尖世界城市，在香港聚合的“线”，比过往就更长更密集了。政治地理学者所说的世界城市的种种特质，均能见于香港。
首先，自七十年代开始，城市体系（world inter-urban network）已取代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地缘经济引擎，在这层级分明的城市体系中，香港与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法兰克福等城市同处于最上层，支配著数目众多的中下层城市，而上中下层的城市则支配著大片的腹地（hinterland），共同构建著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具体讲，香港最直接支配的城市群，显然是中国及东南亚一带的城市，在香港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地区总部，随时指挥设在上海、北京、新加坡等分公司的业务，这就是世界城市一些“线”的辐射范围。
其次、香港是全球性金融中心，不少跨国公司甚至新兴的“独角兽”初创企业都在香港筹集资金，并作相应的财务策划。香港有大量的金融、法律、会计、保险、公关、广告等人才为它们提供所需的专业服务。其三、商品交易价格的厘定、商业上的种种决策，皆需要适时准确的市场信息。香港是世界首屈一指的信息中心，信息科技、通讯基建完善，其股票、商品、期货等市场，对全球而言皆有指标作用。其四、对外交通发达，人、货、财的流通便捷。香港的航空、陆路、海运交通发达，这是它长年保持全球性枢纽港地位的重要原因。
世界城市的冒起，对国家领土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因为世界城市也还是处于主权国领土之内，受其主权所规管。
其五、因香港是集资、财务策划的中心，它自然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组织纽带”（organizing nodes），协调地区、国家、国际间的商品流通。这很容易理解，在港企业会因应市场需要、生产成本、经济周期等因素，灵活调配资源策划商品的生产与销售，例如把生产线从中国迁移到柬埔寨，或把生产合约授予越南的分包商，并开辟缅甸的新市场。这是资本主义全球空间格局的一种新形态，香港在当中担当著大脑的角色。其六、世界城市对外网络连接全球，使资本、人才、技术、知识、文化得以汇聚，因此它们本身就有著开放、流动、多元的特质。同理，在文化层面世界城市的市民所展现的是世界性精神，他们没有太强的领土、边界观念，视野开阔兼容并蓄不排拒外来新事物，能接受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他们最具创造力，带领著文明进步。香港不中不西，身份多元难以定义，正就是多种文化积累、共融的结果。其七、世界城市因面向世界，都难免面对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处境，各方势力各方利益云集盘踞，它们表面的平静难掩暗地里的群雄逐鹿、波谲云诡。香港在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处境我已在多个场合讲过（例如见：亚然，“从地缘政治思考香港”（李家翘、蔡俊威专访），《明报》，2018-9-23），这里不再啰嗦。
世界城市的冒起，对国家领土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因为世界城市也还是处于主权国领土之内，受其主权所规管。香港这世界城市，面对著怎样的中国领土性？
世界城市与国家的领土性
近三十年，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世界城市体系冒起，西方各国更订立了与世界城市空间性质兼容的领土治理方案。
现代民族国家（modern nation-state）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很主要题材。现代国家有四个主要特质，分别是领土、人口、政府与主权。过去一段很长时期，主流政治学者似乎都不太热衷于研究领土和人口问题。主权问题政治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有涉猎，但他们都抽离于领土和人口因素谈国家主权，容易流于抽象和苍白。政治学最关心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国家的形成，但国家建设（state-/nation building）与领土治理、人口治理密切有关，政治学者们可有留意到？对国家领土问题有深入研究的，是政治地理学。有关讨论已热闹了逾十年，为人们对国家领土的思考大大扩阔了空间。简单讲，政治地理学的国家领土研究不视领土为国家固有（given）——即国家不证自明的组成部分，而更关注当代空间研究鼻祖 Henry Lefebvre 所说的国家与领土之间的“相互构建”（mutually constitutive）关系：国家如何“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即营建其领土？反过来，国家营建领土，如何促进其国家建设？领土性是这讨论中的重点，它是指国家为政治、经济、社会目的而用领土的行为和背后的一套想法。
1648年欧洲国家间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奠下了现代领土主权国家体系的基础。现代国家建立之初尤重其领土之完整，视领土为其主权的最重要体现。为适应资本主义“流动”的需要，即人、货、财，甚至知识、观念等的自由流通，国家的领土治理有了新思维，城门敞开、城墙拆去，国界也更开放。法国思想家 Michel Foucault 指出，18世纪的欧洲，人口已替代土地成为财富创造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最重要基础，所以国家治理的重点已由往日君王所重的“领土安保”（safety of the territory），转为“人口安全”（security of the population）的考量。在“流通”的大前提下，国家不能再处处强调领土主权，领土治理要服从于经济运行。
近三十年，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世界城市体系冒起，西方各国更订立了与世界城市空间性质兼容的领土治理方案。不同政治地理学者如 John Agnew 、 Neil Brenner 的说法，我综合如下：一、国家会“再领土化”（re-territorialization），通过重整领土和“再层域化”（rescaling）以建立起更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领土组织和管理体系。这种由主权国演化而来的新空间组织形式包括区域性的“超国家”（supranational）组织，它们成立的基础是国家让出部分主权予该组织，成员国就跨越国界或国家利益的事务达成决策。最佳例子是欧盟。另一种空间形态是国家领土内主权下（subnational）的世界城市，国家下放更大权力予这些用以对外沟通的城市，使之更开放管理制度更具弹性以适应变化多端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蜕变成今日全球金融中心的伦敦，是重要一例。二、建立网络式，而非领土式的主权行使方式，从而更有效的理顺“点”与“点”之间“线”的流动。如此，国家权力的领土性（territoriality of state authority），转为国家权力的空间性（spatiality of state authority），国家由治理成“块”的领土，转为治理“点”、“线”所构成的网络。
“共享主权”（shared sovereignty）才是需要国家面对的现实。
三、打破国内与国际的藩篱，使领土内的城市体系与国际的城市体系有最大程度的结连，从而使国家领土融入全球体系当中。四、国家领土治理，转化为国家空间（state space）治理，国家把其权力远距离的延伸至海外的“点”，以期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如果治理国家领土所用的是“集权式的权力”（centralized power），讲求命令与服从，治理国家国界以外的空间，讲究的是“分散式的权力”（diffused power）运用。前者是“硬力”，后者是“阴力”，即柔劲。五、基于以上，国家在认识的层面不再认为它在其领土内仍拥有绝对主权。全球化下城市、城市网络、国家领土等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反之，“共享主权”（shared sovereignty）才是需要国家面对的现实。
中国对香港：逆世界潮流的领土性
北京没有独立的对港政策，其对港政策是对西方政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北京官员们看似眼望香港，但他们在意的是（他们想象出来）在香港背后的西方国家。
北京对香港的政策，是它对西方政策的缩影。我很多年前为学生讲课时已说，北京没有独立的对港政策，其对港政策是对西方政策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北京官员们看似眼望香港，但他们在意的是（他们想象出来）在香港背后的西方国家。从北京对港的领土性，我们或能窥视它将如何走向世界，展现其领土性。
今日所见，中国的领土性充满矛盾，有点乱了套。它一方面希望更多的参与全球事务，但另方面它更强调其领土的不可侵犯，不断的重申国家主权、安全。当别国都放下了对领土主权的一些坚持，设法加入全球化；中国却反其道而行，再强调主权、安全原则。领土治理上中国未能为适应外在秩序的剧烈转变做好充分的准备。
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呼应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列根（雷根，里根）总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有助建立起新的国际资本主义格局。从1979至1989年，中国与西方交往中的蜜月阶段，中国虽仍不断受到左的干扰，但最高领导层（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是真诚相信西方制度的优越，向西方学习以融入以西方为首的国际秩序中，外交上采取韬光养晦政策，不争出头。香港前途问题在这时期得以解决，是中国与西方互信与中国领土性的展现：收回香港的领土主权，但在一国两制原则下香港原有的整套制度得以保留，香港仍留在西方的体系之内，中国可通过香港这领土内的“境外”世界城市与西方世界有更密切的交往。邓更豪言要在内地多造几个香港。邓对香港的领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毛泽东1949年时不挥军香港，让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作为新中国对外交往对海外华人开展统战工作的“窗口”。香港就在这历史背景中逐步成为一个世界城市。香港是新中国对全球“点”、“线”网络施展权力的初尝试，在毛、邓时期，它表现还算不错，懂得使柔劲。
今天，很多论者都留意到中国已舍弃了韬光养晦政策。习近平虽辩称“中国梦”不是为称霸而是让中国恢复应有的尊严和地位，但邻国和西方国家如何解读则是另一回事。一带一路继续推进，中国在海外营建“租借”甚至军事基地的新闻时有所闻。有中国官方智囊学者提倡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有更多的参与染指更多全球事务。有人甚至指出人类历史本是几个区域帝国（东亚的儒家文明区、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区、中东的伊斯兰教文明区、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区）之间的不断争逐的历史，以主权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衹是欧洲文明发展出来的一种政治组织形态，与帝国形成的国际秩序的现实并不相符。在世界帝国的竞逐中，中国要把“中华文明的重构与世界秩序的重构作为互相促进的整体来思考”。这些人都很有雄心壮志，问题是，中国是否已做好准备？
或许，中国正盘算著跨步式的参与全球治理：它未及理解现有的世界帝国秩序并有效参与之，便已寻求重构之。
或许，中国正盘算著跨步式的参与全球治理：它未及理解现有的世界帝国秩序并有效参与之，便已寻求重构之。中国的领土性是不是指向中国有更大程度参与的世界帝国重构？我无从判断。但这若属实，很令人担忧，这正是广东人说的“未学行先学走”。大约一百年前，中国才进入现代主权国家之列。孙中山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中国开始领土化的漫长过程，《中华民国约法》称“中华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对外它与周边国家议定边界，对内则对其领土内资源作更深度的开垦。民国时的动荡使种种国家建设与领土大计无法实践，例子有孙中山《建国方略》中述及的三峡大坝、矿产资源的开发、全国铁路网、北方东方南方大商港，及南京的首都计划等。
中共建政，中国领土治理踏入新的阶段。在苏联的襄助下，新中国对领土内的空间的控制、管理与改造皆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土地与海洋勘探测绘、石油和矿产等资源的钻探开采、草原与林业资源的维护与利用、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等系统的铺设、水资源之调查和调度、河道水利之修治、供电网络的建设、轻重工业之规划和布局、城市营建与改造等都得到长足发展，经过几十年努力，中国的政治权力领土化的工作可谓完成。然而，正如 John Agnew 说，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仍（衹）是个典型的领土型国家，它的治国技艺主要在于经营固定范围内的领土，而未及于其国界以外的国际体系。香港是唯一例外：在英国继续治港的几十年中，香港是中国宣称的领土范围内的“境外”之地，让中国摸索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土治理方案。
观乎今日北京对香港政策，新冷战下中国的领土性实与全球化的潮流相悖，较诸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它反而走了回头路，和上述西方国家为适应以城市网络组构起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订定的领土治理方案更是相去甚远。
观乎今日北京对香港政策，新冷战下中国的领土性实与全球化的潮流相悖，较诸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它反而走了回头路，和上述西方国家为适应以城市网络组构起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订定的领土治理方案更是相去甚远。中国这领土性，我暂且称之为“块”(“块”的逻辑与“点”、“线”的逻辑相左，阻碍“点”与“线”之间的流动），它（更）有如下几个相互间有矛盾的领土观念，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中共眼中的领土，就如人们打开一本世界地图册所见，全球土地划分为一块一块，每一块是一国所占之领土，国与国之间国界清晰、严明。领土和主权一样，是固有的；主权国家即领土型国家，国家的主权行使，以领土为据；国家与领土，几乎可以画上等号。国界内之领土，国家行使绝对主权；国家之主权具排他性，国家的权力有效施展于国界内每一寸领土。中共这种领土观，我不用详加解释，读者衹需要留意外交部发言人的常挂在口边的“XX中是国自古以来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的说话，便能心领神会。香港无疑是在中国领土之内，为其主权所披。但在一国两制下它一直被视为“境外”地区。近年，在国家主权、安全的旋律下，重一国轻两制，江泽民时代所讲的“河水”、“井水”互不侵犯的路线因“虚化一国”而被否定。香港这片“境外”领土竟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盲区，北京执意要在港“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见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逃犯条例》修订为打通中港两地法制的区隔，终告大败收场；可预见，不久之后北京将大力推动“加辣版”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香港本属中国领土内“境外”之地的例外性，正被逐渐消磨，而被纳入到国家领土的绝对主权之中。
其次、在上述的领土观基础之上，它视国家领土是社会和经济活动的载体，国土内之经济、社会活动由国家规管。换言之，中共认为政治和经济截然区分为“本地”和“国外”或“国际”两个领域。在全球化下，“本地”和“国际”本就难以区分，上面已谈到过，最理想的“线”和“点”的连结是跨越国界的。当内外截然区分的思维模式主导了，香港便不再具有非内非外的模糊身份，接通全球，它衹能在内与外两极选一定位。可悲的是，北京似乎更希望香港向内走，有接近官方的学者这么说：“香港的一国两制不是朝着完全自治方向演变，而是朝着融入国家方式整合”。
这内外对立的思考框架必会损害香港的世界城市根基。一、当主权和安全考虑凌驾一切，香港原有保障自由的制度或多或少会受到损害，有碍这世界城市的开放性、流动性。当法律成为当权者的“武器”、当三权要合作司法独立被毁法治被削弱，香港原有的开放性流动性也难保了。二、基本法所承诺的民主制度（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加上了国家主权、安全的考虑，就变成了人大常委会 8.31 的决定，为行政长官普选设下重重关卡，变成香港人所指的“假普选”方案。对北京而言这安排或有利于阻止“港独”并维护领土完整，但它却动摇了香港制度与西方制度接轨的优越性。三、时刻强调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权，香港是否仍有足够的自主权推进符合全球化格局的政策？上面谈到，西方国家之所以下放权力予城市，就是要让它有最大灵活度制订并推动适应信息万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政策，难度香港要逆其势而行？四、我们经常听的大湾区，本意该是以香港为中心，建设对外交往、适应全球化格局的宏大城市群。然而在国家主权、安全的旋律下，莫说大湾区众城市能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连本来已是顶级世界城市的香港，其本来开放、多元、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与文化也被蹂躏得七零八落了。本来香港要带领大湾区向外走，现在却衹见大湾区把香港向内拉。
其三、在内外区分的观念下，中共一直有种国家主权获取于外（即政治地理学所讲的 sovereignty is acquired exogenously）的意识。“外争国权”是五四运动的主要主张，乘五四而起的中共更进一步以为衹有通过对外的斗争，才能巩固其内部的统治。有学者很久前已说，中国的外交向来有很重的排外意识，近年也有论者提出中国“国难兴邦”之说。几十年来在国家教导下“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想法牢牢植入了中国人民脑中。想象著外部有敌人，是团结国民、维护中共领导的良方。中共领导人都深明，最有效动员中国人热情的并非共产主义，而是国家民族情绪。香港这“境外”世界城市，因其百多年的殖民历史，长久以来为中国操弄民族情绪提供了“弹药”。早期说香港人处于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是要凸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殖民者的丑恶。2014年雨伞运动前后他们开始操作“外国势力”干政、“港独”议题；至今年夏天期间，北京对香港反修例运动定性为“外国势力”煽动的“港版颜色革命”，是一场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生死战”、“保卫战”，其主要目的是要警醒国人国家有领土分裂的风险，国家要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也从而起防火墙作用，阻止香港的抗争浪潮蔓延至内地。有趣的是，北京正一边把香港往内拉，使它融入大湾区，但另一边却对他如外在的敌人般往死理打。这也彰显了中共领土性的意识混乱和自相矛盾。香港在国家领土以内，还是以外？
香港历来是“线”汇聚成的“点”，中国准备好转换思维，面对“线”与“点”组建成的世界体系了吗？
我们大概可以肯定，香港已处于新冷战中美角力的前线。新冷战敏感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中国如何对待香港，也是它在全球化下领土性的一种展现与考验，可能会挑动全球神经也撼动香港脆弱的基础。以上论析所见，中国的领土性与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局相悖。在“中国梦”的发动下，国人都期许中国在全球治理上有更多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很值得学者们用政治地理学的视野深入探究，因为它是中国领土性的外向投射。中国的全球治理参与遇上了逆境，固然有外在因素，但根本是自身领土性的问题：“一带一路”予人霸权欺凌的形象，也遭遇不小的阻力，这不单单是一句“外媒抹黑”可以解释。中国可能都锐意“再领土化”，在其境内建立起接通世界体系的世界城市，以更融入全球，也减少对香港的依赖。可是，上海2020要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宏愿恐怕要落空了；深圳前海的发展，据传媒报道似是了无起色；现在连澳门也说要建设证券交易所，但前景不乐观。香港是中国现成唯一的世界城市，它如何治理之，是它在全球化下领土性的重要彰显。香港历来是“线”汇聚成的“点”，中国准备好转换思维，面对“线”与“点”组建成的世界体系了吗？
行文到此已愈九千字。收笔前我提三点，让香港人扩阔思维，应对当下处境：一、多以“线”和“点”的视野认识香港。二、在自己所处的“点”上，感受“线”的世界脉动。三、想一下在连通“线”的“点”上，我们有什么可以做。我衹能说，思考空间很大。
（李家翘，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讲师，政治地理学者）
两边的社科系统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在一个平面，自说自话只能是常态了。
问题在于作者对香港的看法以及香港的未来，都建立在一个稳定的，拥抱全球化的世界，现在看来，我持悲观态度。
千言万语一句话，我不认可，但这不重要，我尊重。
先回一下樓下Bur師傅，文章大概也算是一篇有誠意的文章。就中間一些立論跟概念，我擷取一些出來，希望大家平心靜氣考慮一下，再最下面引用了。
然後再下一點的bboylonliness師傅，本來我看到你的評論也是很氣的，但我大概理解你的立論，你回應中的那個作者提到點線，沒有想像體面的論點，也挺能把思緒發展下去的。要麼，假如你把文章中你以為把香港地位高估吹噓的部份先不看，從這裡開始，你們會覺得文章有新的啟發嗎？
作者的主旨都挺明確的，就是現代特別是外國已發展的強大經濟體都以非主權國家的傳統方式去擴張影響力，supra層面以跨國公司為方法，sub層面就是在國家某些點就是城市下放權力與地緣相似的對手競爭。美利堅不存在對手但比如倫敦就一直在改compliance以面對首先Ams然後巴黎再來法蘭克福的競爭；馬來西亞一直在找特區企圖在東盟中突起；固然你提出的如印度收回克什米爾的例子，但這只是印度眾多政策的一例，你忽略了它如何在孟買、清奈搞開放政策。
我們看文章，特別注意到國內朋友喜愛攻擊論據的說服力、舉反例以期證明他的偶然性。通過指出西方制度有缺陷並不能說明中國制度的缺陷是自然不過可接受的、更不能就這樣胡混過去不對制度做反思做改革的；通過以偶爾一兩個不好結果說明一個制度必然會失敗來為中國制度辯護也是荒謬的，英國的脫歐不改它作為世上議會民主楷模的地位、美國的槍管不力不改它制度設計的一絲不苟和它政府的特高效率，最終配合自由經濟帶來的強大經濟；同理漢薩最終的失敗不改他數百年以來在波羅的海北海的歷史地位，它碰上了人類歷史上最巔峰的民族主義洪潮，但這不代表21世紀的全球化、更多的權力下放到地方必然會再次被民族主義所摧毀。
我們不妨再從最下面往回再讀一下：
//其三、在内外區分的觀念下，中共一直有種國家主權獲取於外（即政治地理學所講的 sovereignty is acquired exogenously）的意識。
幾十年來在國家教導下「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這想法牢牢植入了中國人民腦中。想象著外部有敵人，是團結國民、維護中共領導的良方。//
//香港這片「境外」領土竟被視爲國家安全的盲區，北京執意要在港「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見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
//上面談到，西方國家之所以下放權力予城市，就是要讓它有最大靈活度制訂并推動適應訊息萬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政策，難道香港要逆其勢而行？//
//香港就在這歷史背景中逐步成爲一個世界城市。香港是新中國對全球「點」、「綫」網絡施展權力的初嘗試，在毛、鄧時期，它表現還算不錯，懂得使柔勁。//
這也是為什麼香港會從2008年對中國身份最為認同，演變成今天這樣。本來是新中國剛柔並濟的新嘗試，雙贏的局面，今天卻被定義為國家安全的盲區，衝突頻現。
@Roundoff 混淆主权与开放
你是蠢还是坏？
说到世界城市的时候把香港和东京、和纽约等等相并列。
说到国家领土性，忽略了香港相较于东京、纽约等城市，在相应国家之内已经是最松散的了。
双标666。
中国CCP立党的根本之一就是国家主权，拿回国家主权统一是所有人民（精日精美咱不谈，这个所尤其是夸张了）不容跨越的底线。
主權這個詞語包含的內容太多太廣 下面批評的評論跳不出愛國教育裏面的國權framework 覺得既然是中國的領土那麼自然所有事務都是自家獨裁
而這篇文章正正提出 國際城市的主權裹括的權力們或多或少都是必須要有國際勢力的endorsement 因為國際城市的存在就是為了連結國家之間的利益和文化 中國現在就是停留在近代歷史而導致的民族主義框架 傾向把國際勢力的影響力從領土外完全驅逐出境 卻不理解國際城市的地位本身就需要多國共同維護 既然要把外國勢力清除 那麼他們自然也沒動機繼續sponsor一個假的國際城市
人抬人才有轎子坐 你要一家通吃 就要被接受被圍攻的命運
用政治地理学解释香港困境原来是这么的有必要，读完真的受教了，感谢。也完全可以联系到最近的美国香港人权法案通过，北京暴怒跳脚的事情，老三套的干涉他国内政哈哈。相比香港能否被世界体系所承认，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北京果然最在意的果然还是，我自己管教孩子又怎能让外人说三道四？？？
這篇文章寫得其實很好，不過當中有很多概念和名詞其實沒那麼好懂，畢竟這個議題在大學值得一整學期的課程，所以評論區有些人會批評可以理解，但說真的，基本上批評的觀點和文章的觀點根本不是在講同一件事情。
除內地需要重新以世界城市的角度出發面對香港外，香港人自身亦需要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地位。不能再躲在天朝的大一框架，或英籍時代的小漁港等論述面對自身。或許，簡單的從東亞，亞洲，一步一步的思考，才再次伸延至世界的面向。
My goodness, this is such an excellent piece!
“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那“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要不要谈了？
一個專政的實體授權特區實行共和國，西歐歷史某一段時間是常態。一個國家裡有chatered city, chartered university, 教會也是自成一個國家。遺留到現在，西歐裡頭有很多小國， 小的自治實體。上承自中世紀的契約概念，西方的這種主權概念，大概是之所以能擴張至全球的基礎。就比較一下古代帝國的擴張模式，與美國殖民地以華盛頓所說的“republican empire” 的模式有何不同：這個帝國並不需要什麼黨中央去控制。殖民者佔領了一個地方，人數夠多，就自主形成一個議會，申請加入合眾國。在20世紀以前，聯邦政府是非常小的。誰擁有一個州的主權？全體美國人與該州人民共享。
老大哥最希望香港扮演的角色，就是二十一世纪的远东共和国，所以自治什么的当然得以特区政府全是西环契仔为前提，就酱。
我想到的另一個分享主權的例子也是來自金融，金融業本質上就是結點構成的網路，沒法子符合地理的主權界線，這也是分享主權可能受人詬病的所在：who really governs？有興趣的，可以看這本書：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書裡有關於美國FED在2008年危機裡如何直接繞過IMF，對世界十幾個央行提共美元流動性，嘆為觀止。這是個深層網路的帝國，決不是佔領土地的帝國所能比擬。繼續堅持你們的自古擁有的領土吧(包括南海的暗礁!哈)。you never really got very far.
评论里面有的人总喜欢说什么“屁股歪”，看来是用屁股指导脑子 😂
說什麼上海集裝箱全球第一又如何…真抱歉，那本來就不是香港的強項，香港對中國的用處是金融與資訊，以現階段中國西方的差距，維持香港的言論出版思想學術金融自由，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有絕對的益處，還是不可取代的。對政治發展當然也好，只是共產黨受不了，如此而已。其實挑戰就是機遇，難道一黨一人專制真槁到要千秋萬世萬萬歲嗎？現在中國經濟很困難，別找自己麻煩。放香港一馬，本文作者提共了一個可行的思維方向，值得參考。
這裡批判文章的人可能沒有看懂文章。我的理解是這樣：分享香港的主權並不是說香港的領土可與其他國家共有，而是他的管理，法治，可以讓自治政府與法庭擁有更大的自主空間，與接受別的國家的法庭，國際法庭的裁判。作者舉的倫敦(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作為例子。雖然英國鬧著要脫歐，似乎是個分享主權的逆流，然而這個倫敦的城中城，已經不知道存在多久了。這個金融城市就是最顯著的例子，有自己的國旗與議會，但同時也選舉議員進入國會。詳情請自己去查吧。當然這個Jurisdiction 存在的目的是依他為中心的金融帝國。香港就是這個網路裏頭的一個很重要的節點。香港的法治是支撐它的基礎。這其實就是主權共享了。為什麼外界很在意香港的言論自由?為什麼金融時報記者被拒入境會引人注目？就在這裡。聯合王國存在本身也是主權共享，蘇格蘭向來有自己的議會。當然對於印度與香港等地有色人種殖民地，都是抓在自己手裡。
非常好的文章
看到文章已经被批驳的很多了，就不再多说。只想提一句，作者既然提到了点和线，那么不知道有没有想过面和体的问题。点和线不是凭空存在的，香港人是否要考虑应将香港置于何种面和体之上？一个不附着于一个稳固面体同进退而是骑墙于两个面体之间的单薄的点，必然充满了动荡和撕裂。很多对于香港问题论述往往是微观个体和宏观理想分析得很多，但对于连接围观和宏观的通道却一头雾水。谈理想谈理论当然是好的，但不基于残酷现实的空谈空想，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对于香港，还是想引用胡适先生的那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香港才会更好。
因最后一段文所以重看了一次，值！好文，有启发性，端需要更多这水平的文章
作者找到了一个世界城市的概念，用此来弱化国家领土主权。虽然文中举了很多的论点论据，但不止一驳。就选择其中几个点说一下评论吧。
第一点，关于别国放下对领土主权的一些坚持，请问是哪些国家？英国为什么脱欧，美国为什么建墙，德国反难民的政党为什么崛起，俄罗斯为什么入侵克里米亚，印度为什么军管克什米尔，世界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放下对于国家主权的坚持。邓小平先生推行的是一国两制。为什么不叫两制一国？因为一国在先，两制在后。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底线。而不是两制可以超脱一国的框架。
第二点，香港不是一个世界城市。香港人口构成，族群文化都不是世界性的。它也没有具备成为世界城市的能力。除非在作者眼中，世界只是包含英语系国家。俄罗斯是不是世界的一部分，非洲是不是世界的一部分？香港和他们有多少链接？香港只是亚太金融中心的一个，除此以外还有新加坡，东京。它不叫世界金融中心。
第三点，全球性枢纽港地位。2018年，世界前三大集装箱港排名，第一是上海，第二是新加坡，第三是宁波。香港集装箱吞吐量连前三都不是。请问这还能算全球性枢纽港吗？它已经不是独步天下的那个香港了。
第四点，用欧盟来说事。欧盟是国家之间的联合，不是城市，这是其一。其二，欧盟本来就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脱钩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其三，英国脱欧。欧盟本身矛盾重重。
第五点，全球治理。美国不是在英国的秩序下取得世界霸权地位的。中国有没有有效参与如今的帝国秩序，看加入WTO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即可。作者纠结的不是中国有没有参与如今的世界秩序，而是没有采用他们眼里特定的一套政治制度。
第六点，法律成为当权者的武器。现在香港抓了5800人，有几个判刑了？放火烧人的那个暴徒交1000元假释。法律是暴徒的武器。
第七点，底下评论还有说汉萨同盟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欧洲早就衰落了一个联盟会被人拿出来证明世界城市的合理性。我们来看看汉萨同盟的结局。拿破仑战争为汉萨同盟带来了最后的打击，汉堡、吕贝克和不来梅商船队被封锁欧洲大陆的英国海军消灭，吕贝克从此以后彻底衰落，汉堡和不来梅则借助19世纪新德意志帝国的兴起而获得了新的商业中心地位。1937年，作为对吕贝克早年曾禁止其发表竞选演说的报复，希特勒取消了吕贝克的“汉萨自由城市”称呼，将其并入大汉堡地区。法国和德国2个主权国家把它给最后终结了。
如果一座单独的欧洲城市靠开放和分享主权就能永葆繁荣，那他们又何必费心费力组成“同盟”呢？那俾斯麦又何必不惜通过战争也要统一德意志？正是因为靠一个松散的联邦活不下去啊孩子！你要是了解一点欧洲历史你就会知道德国在完成统一之前德意志民族过得有多屈辱。
没说不能与跨国公司和资本分享影响力，但防的就是敌对国家政府的影响力。要是毫无防备的向外部影响力张开怀抱真的有这么好，那澳大利亚现在又何必担忧中国资本对澳洲政局的影响？有何必心惊胆战的防着来着中国的“共谍”呢？
主权和现代民族国家本来就是西方国家发明的概念，怎么现在又成了中国人的传统心结了？
如果西方国家不在乎大一统，那美国又何必不惜发达战争也要把南方邦联留住呢？南北战争的一大益处就是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这可是美国中学教科书中明明白白写着的。
要是西方国家不在乎领土完整，那英国把马岛让给阿根廷不就完了？两个国家分享马岛的主权不好？又何必千里迢迢跑过去跟别人打一架？
你大可以跑到美国跟他们谈不如国际社会共治纽约得了，因为这对国际社会有利。你大可以跑到日本跟他们谈不如国家社会共治东京得了，因为这对人类进步有利。你看这些国家的国民不立刻把你打出门外。
自己视若珍宝的东西整天劝别人赶快放弃，这种人绝不是蠢，只是单纯的坏。
「你见到美国跟谁共治纽约了吗？你见到英国跟谁共治伦敦了？」
你認真去研究一下，其實的確如此，別太天真。「共治」的未必是其他主權國家，而是主權國家以外的力量，例如資本家，跨國企業等等。
明明作者嘗試用理論去解構你整個以「絕對主權」的中國天朝敘事，你還是可以如此低級地去批評，到底你是否連文章的頭幾段也沒有看完？
「世界上有哪一座伟大城市的诞生和存在是靠让渡主权实现的？」抱歉，現在我們看到的偉大城市，或者是從幾百年前開始的歐洲城市，全都是先有城市身份，然後才有國家。你去看看「漢薩同盟」，再看看歐洲的城市形成的歷史。
從評論中就可以看到中國人一如既往的魔障。一是領土民族大一統，二是文中已寫得很清楚的主權心結。如果中國人以這兩個不容討論的姿態來做討論前提，那麼任何討論只不過是雞同鴨講。
什么叫造成全球性的对抗格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不干涉他国内政，让所有国家自行选择发展道路就成了拱火了？那美国在全世界到处扶持分裂势力和反政府武装，武装干涉他国内战又算什么？
我不是说国际化不好，也不是说要驱逐国内所有的外国利益，但对于中国这种五独俱全的年轻民族国家，在尚未完成内部整合之前就草率的向外界让渡主权，我真是不知道你是盼着中国好还是盼着中国坏。
引用这么多花里胡哨的理论说到底作者还是在指望“中美共治香港”那套歪理邪说。
你到底明不明白国际自由港本来就是殖民时代西方国家发明出来糊弄人的一套说法？别人家城市的主权那当然是和越多人分享越好，自家城市的主权当然是自己独享最好。这套逻辑的本质就是租界！世界上有哪一座伟大城市的诞生和存在是靠让渡主权实现的？中共跟英国谈香港回归只是贪图那一点商业利益吗？香港的短暂繁荣本来就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你要是连这些道理都不明白，那只能说方向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你这个人屁股根本就是歪的。
很好的文章，难得从政治地理学视角切入。我本人不是政治地理学分野，粗略理解文章的意思是，世界城市的发展需要根植于国际化的城市体系。对于强调领土底线的大陆而言，其城市网络发展具有明显的内倾化现象，其城市体系是国家的而非国际的。这也就是上海难以成为世界城市的原因。
我担心的问题是，对这样一个不理解全球化经济网络与领土的虚化现实的国家来说，它所倡导的世界秩序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一带一路构建的由多个强调领土主权的国家所形成的世界网络或许不能完全笼罩所有国家，但是形成一个区域级、洲际尺度的新的格局是完全可能的，而这也并不与大陆的民族情绪和排外性相冲突。但若如此，形成新的世界范围内的对抗格局，大陆便有一分功劳。
中国最大的民族屈辱在我看来应该是，不论在哪个时代，坑中国人坑得最厉害，对中国人最心狠手辣的的永远是中国人而不是外邦人……
西柏林的坚守最终证明是值得的，而苏联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废墟里了。愿荣光归香港。
出让主权根本就是胡说八道，你见到美国跟谁共治纽约了吗？你见到英国跟谁共治伦敦了？
这篇文章充分解释了香港问题的一个重要缘由：香港人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老觉得自己能当一个玩家而不只是一个旗子，殊不知自己根本就没有跟这场游戏里的大庄家讨价还价的资格。
作为中国眼皮子底下的边疆还老想着靠另一个大庄家来玩左右横跳，历史上这么玩的没一个有好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