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徐漢強：為什麼《返校》不能拍成「很」嚴肅的歷史電影？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返校》都是今年最成功的台灣電影：以近2.6億新台幣成為年度國片票房冠軍，更以十二項提名雄踞金馬入圍名單之首。連內政部警政署的反黑廣告都借用起電影海報上那句「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進行二次創作，足見該片的議題熱度。

《返校》的巨大成功，當然是導演徐漢強的成功。從「最年輕的金鐘獎導演」到獲得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提名，他用了14年，個中甘苦旁人無從揣測，而他看上去則寵辱不驚。外界稱《返校》是金馬入圍最大贏家，他卻覺得金馬是「比較聽天由命的事情。」

「入圍跟得獎這件事基本上是由不得你的。你把東西送出去了，交給評審評斷誰比較好誰沒有那麼好——它沒有辦法被掌握。」反而他的欣慰在於電影幾乎拿全了所有技術類獎項提名：剪輯、音效、視效、美術設計、動作設計⋯⋯他說自己很少看到這樣一個「每個技術部門都鉚足全力」的團隊。「以往他們在台灣也做得相當好，但很少有被看到的機會。」所以他高興的是「常年來都這麼努力在做事情的人這次可以被看到。」

至於對「最佳劇情長片」大獎有無期待？徐漢強波瀾不驚地淡淡答道：「真的太難說了，順其自然。」

最困難是處理人物動機

好的遊戲變成好的電影並不易，這幾乎已是常識。諳熟遊戲思維又對說故事有熱誠，是徐漢強切入《返校》的先天優勢。但將一個台灣近年來最成功的原創遊戲IP改編為電影，仍面臨雙重挑戰：敘事本身的難度和如何滿足眾口難調的各方期許。

遊戲是在一無所知裡獨自解謎並捕捉蛛絲馬跡，破碎線索最終自會砌出故事全貌。而電影的敘事邏輯與視點則大相徑庭，用徐漢強的話說：「代入感的差別，決定了遊戲跟電影的做法完全不同。在遊戲裡，角色就是玩家，所以不需要花太長時間讓觀眾代入角色。」

但改成電影時，不可能再由始至終鎖定主觀視點，勢必要加入新的角色、狀況與衝突：為遊戲原有的骨幹添上新線索。

「我們需要另外一種觀點來支撐這個故事。加上整件事背後的原因，其實很多部分是在女主角記憶之外的。譬如讀書會、老師跟學生之間，那些是她看不到的。」遊戲裡用了超現實方式，讓鬼魂們在女主角面前扮演劇情——而這恰恰是電影在改編過程中試圖避免的「方芮欣走到XX看到XX」式敘事，所以他們才把男主角魏仲廷單獨提出來，讓電影不只是一場女主角的救贖旅程。

如果說從個人視點變為全知視點是電影對遊戲的重建，那麼用「交錯」而非線性的敘事方式，則又是電影對遊戲的回歸。三幕劇結構最終順暢兼納了遊戲裡的兩個結局。而導演要做的則是「盡可能在這種結構下把類型穩住，因為它畢竟表面上還是個心理驚悚片。」

徐漢強認為電影的敘事搭建裡，最困難之處是處理角色動機——對遊戲人物而言，動機相對沒有解謎那麼重要；但對電影角色來說，每場戲裡的每一個決定如何影響接續行動，都需要以動機為後盾。「我們常常會遇到這種狀況：先有『果』，我們要想辦法把『因』兜進去，而且要能成立能連貫。」

女主角告密的動機，在《返校》遊戲裡已經讓人看法不一。

「有些人很討厭她，有些人覺得她很可憐。」徐漢強說：「我們那時候也在苦思，你一定要展現出她某些程度的惡，但可能她並不見得完全清楚這件事的後果有多嚴重。我們花了蠻多力氣反復在剪接階段去測試：要讓這個角色她惡意到什麼程度？天真到什麼程度？」

求取平衡，盡量找到觀眾接受度的最大公約數——不只是女主角，更是整部電影所面對的考驗。

三種觀眾可以平衡？

《返校》所面對的，其實是三種不同意義上的觀眾。

「喜歡類型電影的觀眾希望這部片很恐怖很嚇人。原本遊戲的粉絲們希望電影版的故事跟遊戲一模一樣，一點都不能改。還有一群觀眾對當年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非常期待，他希望你整部電影都在談這個。」而這三方面的期待，某種程度上又是斷裂的。徐漢強心知「不可能完全捨棄其中一方」，所以唯有抓一個「三方觀眾需求之間的平衡點」。

「我們知道不管怎麼做，都不可能滿足所有人。」但又要讓大家都覺得至少「有部分是他們想看的。」這也恰正是徐漢強認為如今在台灣做電影的難點——「因為市場相對小，又可以在家看Netflix看Amazon，去戲院的動力就更少。而你的電影受眾又必須到一定程度，才能支撐像我們這種製作成本。」他坦言：「這個部分我覺得蠻辛苦的。」

而《返校》的最終呈現，他相信這三類觀眾裡「處於那三個最極端的觀眾可能還是會不滿意。」譬如在釜山電影節時就有人問怎麼後半段劇情與遊戲不同？而台灣則有觀眾認為片中處理白色恐怖議題淺嘗輒止不夠深刻。

「當然我們不會說只希望電影沾點水就好，能做深刻還是想做深刻，但畢竟這部片的結構與敘述太複雜了。」首次執掌長片就面面俱到並不現實。徐漢強也坦然指出《返校》在故事的編排上有改進空間。「如果故事的編排能夠更通順，相對其它的也會更好一些。」具體來說，他認為：「也許應該多讓給角色一些篇幅，起碼讓角色更鮮明些。」花了大量工夫處理虛實交錯，很多角色卻沒辦法好好地談，是他最覺可惜之處。只是當時「如果真的去講這些角色，電影那一段的篇幅又變很長很重。」兩難權衡下，勢必有未盡人意的遺憾。

原作的超高人氣之於電影改編，宛如雙刃劍：遊戲廣為人知，利於電影先期推廣，但也正因為備受關注，對於創作者來說，「除了你在講這個故事，你還要顧慮到大家會怎麼消化這個故事。」嘗試改動或挑戰遊戲情節要冒風險，而嘗試吸引完全沒玩過遊戲的觀眾走入戲院同樣辛苦。

「我們當然希望不是只有遊戲玩家來看——也希望不知道這個故事或是可能只知道大家在談論《返校》的人願意走進戲院，希望他們也能看懂。」不同於主動接收資訊的遊戲玩家，全無遊戲背景的電影觀眾是被動去看故事，所以很多東西必須講得更直白。

某種意義上，這大概也能回應「歷史向」觀眾對該片「不夠深入」的批評聲音。

徐漢強說：「一方面因為這是個心理驚悚虛實交錯的片子，所以我們能放在那個歷史事件本身的篇幅相對是少的。另一方面，畢竟我們的目標觀眾還是年輕族群——不管有沒有玩過這個遊戲。」因而他認為：「如果一開始在設定故事時，把歷史事件的部分擴張到很大，年輕觀眾可能會怯步，他們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嚴肅的歷史電影。」而《返校》團隊試圖打造的則是類型電影。

所以註定有些部分難以深入。「應該說當你把它講得太深入或者太沈重時，對現在的年輕觀眾來講，可能會有阻礙。」徐漢強面對的，其實是一個選擇。

「那在這個選擇之下，有沒有更好的平衡方式？我相信一定有。」《返校》最終選擇的中間地帶未臻完美，卻也已經是一位大銀幕新導演傾盡心力的嘗試。

駕駛一部巨大機器

敘事與調和觀眾需求是電影內部的難處，而電影之外的艱辛，反而不完全是外界周知的預算有限。

三百萬美金在台灣其實已算是大成本，連徐漢強自己都覺得「運氣真的很好」，因為這樣的預算一般來說很難回收——可其實還是低到外國同業聽了都會嚇一跳。預算掣肘，決定了場景不能太多，且盡量不要轉景。戲裡那棟學校，有正常上學、荒廢和鬼魅三種狀態，導演組和美術組就必須切得很細、規劃得足夠清楚。

《返校》全片有四百多個特效鏡頭，在台灣電影中已是非常龐大的特效體量。好在徐漢強是做後期出身，技術環節樣樣在行，所以預算有限之下，品控仍然嚴格。整個過程下來，預算反倒不是他覺得最難的部分——「因為大家都知道預算沒辦法再追加。其實一直都有投資人希望加碼，可我們知道再往上的話，回本可能性就更少。」

最難的，是整個台灣電影產業缺乏這類電影的創作經驗。

「因為它不是一個單純的恐怖片，它有太多東西是台灣以往比較沒有嘗試過的。」因而徐漢強和他的團隊，要在沒有前例可循的情況下邊學邊做、邊做邊學——「遇到問題想辦法解決，解決不掉的問題也只能那樣。」執導《返校》也讓他深刻體會到：「台灣的電影產業，目前為止還沒辦法很有效率地量產這種電影。」而或許這會是個從無到有的循序過程。「不管是藉這次也好，還是以後能夠累積更多經驗也好，希望未來大家都有更好的想法。」

在許多訪問裡，徐漢強都將自己這首部長片的拍攝經驗，形容為「駕駛一部巨大機器在前進」：每走一步、每做一個動作都異常笨重。

以往拍短片或單元劇，他習慣單打獨鬥，什麼事都自己完成，但運作一部電影長片卻需要與大量工作人員溝通。他說：「花更多力氣，去盡可能準確地溝通，這部分對我來講還蠻吃力的。」因為團隊中的大家，對《返校》都有想法與想像，「那你怎樣盡可能納入所有這些想法，把它們整合為同一樣東西，這本身就很困難。」

一如《返校》原作——其實亦是從各種歷史事件中抽取元素再整合而成的一個虛構故事：民國四五至五零年代所發生的各種白色恐怖事件，構成了最初藍本。而徐漢強的初心，也正是想好好還原遊戲裡那個由歷史隙縫中諸多碎片所組成的故事。

「一開始跟兩位監製聊時也覺得，我們沒有辦法自詡說是一個能把這段歷史講得很完整的片子。但如果大家——尤其是年輕一點或者從未接觸過這段歷史的觀眾，在看完電影後願意去做更多了解，其實我們這部片就算功德圓滿了。」

越逃避傷口，就越無法治癒

從遊戲到電影，《返校》最珍貴的精神在於「面對」：不要因為「害怕想起來」而選擇性失憶。歷史的傷，只有面對，才有機會治愈。

少女的嫉妒之心倘若放在承平年代，本不至於釀成無可挽回的大錯。「其實遊戲後半段的部分，也是讓女主角可以面對自己犯下的錯。」個人需要面對，而整個台灣更必須面對。徐漢強指出：「我們其實一直都沒有好好面對那段歷史。但也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面對它，所以整個社會有點被卡在這樣的狀態下，很多事沒辦法往前走——因為你沒有好好去面對並且治療那個傷口。」

這是遊戲中就在傳達的思考，電影版則進一步延續了原作的精神。「我們的主題蠻樸實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記得有過這麼一件事，記得我們現在的生活是怎麼來的。」

徐漢強是在台灣教改之前度過學生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在他記憶中的教科書裡，只有隻言片語。「歷史課本上可能就一兩句話帶過去，你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所以我覺得被傳達出來的部分，相對還是少的。」

「所以我們片子的主旨，也正是我們台灣的現況。」在徐漢強看來，台灣目前尚未能夠真正去面對那段歷史。「轉型正義目前好像只有做到賠償受害者，或是受害者的除罪化。」但事實上，「很多事件它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發生？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現在都還是不清楚的。」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我們越逃避當年發生過的事——就好像身上有個傷口，但你一直當作這個傷口不存在——就越無法治癒它往前進。」

拍攝《返校》，也為徐漢強個人帶來了超越以往經驗的衝擊。因為片中的六張犁公墓和景美監獄都是真實存在的歷史場景，所以去實地走訪時，他能感受到那些地點至今仍凝結著「巨大的、屬於整個國族的鬱悶。」

「而且我們剛好有遇上景美人權園區在辦白色恐怖特展。那是一個蠻幸運的巧合，讓我們看到了很多細節。」他也大方坦言：「我之前沒想過有一天會突然這麼細節地去了解這段歷史。也是越了解，越覺得你真的要記住它，才不會重蹈覆轍。」

很多人好奇，《返校》之後，他會否再拍攝與白色恐怖有關的題材？其實他並沒有把自己定位成「一定要拍歷史題材或者一定要拍驚悚片」的導演，他也無法有效預測自己接下來要拍什麼。「但我始終覺得，在這個時間剛好有這樣的電影出現——它不會是一個單一事件。一定有很多人都在想要講那個時代的故事。後面應該會有更多比我更擅長處理歷史題材的作者出現。」

轉型正義之於台灣，仍是一條漫漫長路。而徐漢強也認為，轉型正義的工作需要被更有主動性地去完成。國家與政府理應予以更多推動，個人能做的，則是記住這件事——「不要讓它消失。因為它不會真的消失。」

「我當時在玩遊戲時的感受，就是我們今天擁有的自由看起來稀鬆平常，但它曾經並不是這麼稀鬆平常。」所以記住，才能指向療愈。知曉傷口的來處，才有莫失莫忘的堅決。

《返校》正是他與我們共同以記憶抵擋對歷史的遺忘與漠然之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