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徐汉强：为什么《返校》不能拍成“很”严肃的历史电影？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返校》都是今年最成功的台湾电影：以近2.6亿新台币成为年度国片票房冠军，更以十二项提名雄踞金马入围名单之首。连内政部警政署的反黑广告都借用起电影海报上那句“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进行二次创作，足见该片的议题热度。

《返校》的巨大成功，当然是导演徐汉强的成功。从“最年轻的金钟奖导演”到获得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提名，他用了14年，个中甘苦旁人无从揣测，而他看上去则宠辱不惊。外界称《返校》是金马入围最大赢家，他却觉得金马是“比较听天由命的事情。”

“入围跟得奖这件事基本上是由不得你的。你把东西送出去了，交给评审评断谁比较好谁没有那么好——它没有办法被掌握。”反而他的欣慰在于电影几乎拿全了所有技术类奖项提名：剪辑、音效、视效、美术设计、动作设计⋯⋯他说自己很少看到这样一个“每个技术部门都铆足全力”的团队。“以往他们在台湾也做得相当好，但很少有被看到的机会。”所以他高兴的是“常年来都这么努力在做事情的人这次可以被看到。”

至于对“最佳剧情长片”大奖有无期待？徐汉强波澜不惊地淡淡答道：“真的太难说了，顺其自然。”

最困难是处理人物动机

好的游戏变成好的电影并不易，这几乎已是常识。谙熟游戏思维又对说故事有热诚，是徐汉强切入《返校》的先天优势。但将一个台湾近年来最成功的原创游戏IP改编为电影，仍面临双重挑战：叙事本身的难度和如何满足众口难调的各方期许。

游戏是在一无所知里独自解谜并捕捉蛛丝马迹，破碎线索最终自会砌出故事全貌。而电影的叙事逻辑与视点则大相径庭，用徐汉强的话说：“代入感的差别，决定了游戏跟电影的做法完全不同。在游戏里，角色就是玩家，所以不需要花太长时间让观众代入角色。”

但改成电影时，不可能再由始至终锁定主观视点，势必要加入新的角色、状况与冲突：为游戏原有的骨干添上新线索。

“我们需要另外一种观点来支撑这个故事。加上整件事背后的原因，其实很多部分是在女主角记忆之外的。譬如读书会、老师跟学生之间，那些是她看不到的。”游戏里用了超现实方式，让鬼魂们在女主角面前扮演剧情——而这恰恰是电影在改编过程中试图避免的“方芮欣走到XX看到XX”式叙事，所以他们才把男主角魏仲廷单独提出来，让电影不只是一场女主角的救赎旅程。

如果说从个人视点变为全知视点是电影对游戏的重建，那么用“交错”而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则又是电影对游戏的回归。三幕剧结构最终顺畅兼纳了游戏里的两个结局。而导演要做的则是“尽可能在这种结构下把类型稳住，因为它毕竟表面上还是个心理惊悚片。”

徐汉强认为电影的叙事搭建里，最困难之处是处理角色动机——对游戏人物而言，动机相对没有解谜那么重要；但对电影角色来说，每场戏里的每一个决定如何影响接续行动，都需要以动机为后盾。“我们常常会遇到这种状况：先有‘果’，我们要想办法把‘因’兜进去，而且要能成立能连贯。”

女主角告密的动机，在《返校》游戏里已经让人看法不一。

“有些人很讨厌她，有些人觉得她很可怜。”徐汉强说：“我们那时候也在苦思，你一定要展现出她某些程度的恶，但可能她并不见得完全清楚这件事的后果有多严重。我们花了蛮多力气反复在剪接阶段去测试：要让这个角色她恶意到什么程度？天真到什么程度？”

求取平衡，尽量找到观众接受度的最大公约数——不只是女主角，更是整部电影所面对的考验。

三种观众可以平衡？

《返校》所面对的，其实是三种不同意义上的观众。

“喜欢类型电影的观众希望这部片很恐怖很吓人。原本游戏的粉丝们希望电影版的故事跟游戏一模一样，一点都不能改。还有一群观众对当年台湾白色恐怖的历史非常期待，他希望你整部电影都在谈这个。”而这三方面的期待，某种程度上又是断裂的。徐汉强心知“不可能完全舍弃其中一方”，所以唯有抓一个“三方观众需求之间的平衡点”。

“我们知道不管怎么做，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但又要让大家都觉得至少“有部分是他们想看的。”这也恰正是徐汉强认为如今在台湾做电影的难点——“因为市场相对小，又可以在家看Netflix看Amazon，去戏院的动力就更少。而你的电影受众又必须到一定程度，才能支撑像我们这种制作成本。”他坦言：“这个部分我觉得蛮辛苦的。”

而《返校》的最终呈现，他相信这三类观众里“处于那三个最极端的观众可能还是会不满意。”譬如在釜山电影节时就有人问怎么后半段剧情与游戏不同？而台湾则有观众认为片中处理白色恐怖议题浅尝辄止不够深刻。

“当然我们不会说只希望电影沾点水就好，能做深刻还是想做深刻，但毕竟这部片的结构与叙述太复杂了。”首次执掌长片就面面俱到并不现实。徐汉强也坦然指出《返校》在故事的编排上有改进空间。“如果故事的编排能够更通顺，相对其它的也会更好一些。”具体来说，他认为：“也许应该多让给角色一些篇幅，起码让角色更鲜明些。”花了大量工夫处理虚实交错，很多角色却没办法好好地谈，是他最觉可惜之处。只是当时“如果真的去讲这些角色，电影那一段的篇幅又变很长很重。”两难权衡下，势必有未尽人意的遗憾。

原作的超高人气之于电影改编，宛如双刃剑：游戏广为人知，利于电影先期推广，但也正因为备受关注，对于创作者来说，“除了你在讲这个故事，你还要顾虑到大家会怎么消化这个故事。”尝试改动或挑战游戏情节要冒风险，而尝试吸引完全没玩过游戏的观众走入戏院同样辛苦。

“我们当然希望不是只有游戏玩家来看——也希望不知道这个故事或是可能只知道大家在谈论《返校》的人愿意走进戏院，希望他们也能看懂。”不同于主动接收信息的游戏玩家，全无游戏背景的电影观众是被动去看故事，所以很多东西必须讲得更直白。

某种意义上，这大概也能回应“历史向”观众对该片“不够深入”的批评声音。

徐汉强说：“一方面因为这是个心理惊悚虚实交错的片子，所以我们能放在那个历史事件本身的篇幅相对是少的。另一方面，毕竟我们的目标观众还是年轻族群——不管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因而他认为：“如果一开始在设定故事时，把历史事件的部分扩张到很大，年轻观众可能会怯步，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历史电影。”而《返校》团队试图打造的则是类型电影。

所以注定有些部分难以深入。“应该说当你把它讲得太深入或者太沈重时，对现在的年轻观众来讲，可能会有阻碍。”徐汉强面对的，其实是一个选择。

“那在这个选择之下，有没有更好的平衡方式？我相信一定有。”《返校》最终选择的中间地带未臻完美，却也已经是一位大银幕新导演倾尽心力的尝试。

驾驶一部巨大机器

叙事与调和观众需求是电影内部的难处，而电影之外的艰辛，反而不完全是外界周知的预算有限。

三百万美金在台湾其实已算是大成本，连徐汉强自己都觉得“运气真的很好”，因为这样的预算一般来说很难回收——可其实还是低到外国同业听了都会吓一跳。预算掣肘，决定了场景不能太多，且尽量不要转景。戏里那栋学校，有正常上学、荒废和鬼魅三种状态，导演组和美术组就必须切得很细、规划得足够清楚。

《返校》全片有四百多个特效镜头，在台湾电影中已是非常庞大的特效体量。好在徐汉强是做后期出身，技术环节样样在行，所以预算有限之下，品控仍然严格。整个过程下来，预算反倒不是他觉得最难的部分——“因为大家都知道预算没办法再追加。其实一直都有投资人希望加码，可我们知道再往上的话，回本可能性就更少。”

最难的，是整个台湾电影产业缺乏这类电影的创作经验。

“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恐怖片，它有太多东西是台湾以往比较没有尝试过的。”因而徐汉强和他的团队，要在没有前例可循的情况下边学边做、边做边学——“遇到问题想办法解决，解决不掉的问题也只能那样。”执导《返校》也让他深刻体会到：“台湾的电影产业，目前为止还没办法很有效率地量产这种电影。”而或许这会是个从无到有的循序过程。“不管是藉这次也好，还是以后能够累积更多经验也好，希望未来大家都有更好的想法。”

在许多访问里，徐汉强都将自己这首部长片的拍摄经验，形容为“驾驶一部巨大机器在前进”：每走一步、每做一个动作都异常笨重。

以往拍短片或单元剧，他习惯单打独斗，什么事都自己完成，但运作一部电影长片却需要与大量工作人员沟通。他说：“花更多力气，去尽可能准确地沟通，这部分对我来讲还蛮吃力的。”因为团队中的大家，对《返校》都有想法与想像，“那你怎样尽可能纳入所有这些想法，把它们整合为同一样东西，这本身就很困难。”

一如《返校》原作——其实亦是从各种历史事件中抽取元素再整合而成的一个虚构故事：民国四五至五零年代所发生的各种白色恐怖事件，构成了最初蓝本。而徐汉强的初心，也正是想好好还原游戏里那个由历史隙缝中诸多碎片所组成的故事。

“一开始跟两位监制聊时也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自诩说是一个能把这段历史讲得很完整的片子。但如果大家——尤其是年轻一点或者从未接触过这段历史的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愿意去做更多了解，其实我们这部片就算功德圆满了。”

越逃避伤口，就越无法治愈

从游戏到电影，《返校》最珍贵的精神在于“面对”：不要因为“害怕想起来”而选择性失忆。历史的伤，只有面对，才有机会治愈。

少女的嫉妒之心倘若放在承平年代，本不至于酿成无可挽回的大错。“其实游戏后半段的部分，也是让女主角可以面对自己犯下的错。”个人需要面对，而整个台湾更必须面对。徐汉强指出：“我们其实一直都没有好好面对那段历史。但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它，所以整个社会有点被卡在这样的状态下，很多事没办法往前走——因为你没有好好去面对并且治疗那个伤口。”

这是游戏中就在传达的思考，电影版则进一步延续了原作的精神。“我们的主题蛮朴实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记得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来的。”

徐汉强是在台湾教改之前度过学生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在他记忆中的教科书里，只有只言片语。“历史课本上可能就一两句话带过去，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被传达出来的部分，相对还是少的。”

“所以我们片子的主旨，也正是我们台湾的现况。”在徐汉强看来，台湾目前尚未能够真正去面对那段历史。“转型正义目前好像只有做到赔偿受害者，或是受害者的除罪化。”但事实上，“很多事件它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都还是不清楚的。”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越逃避当年发生过的事——就好像身上有个伤口，但你一直当作这个伤口不存在——就越无法治愈它往前进。”

拍摄《返校》，也为徐汉强个人带来了超越以往经验的冲击。因为片中的六张犁公墓和景美监狱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场景，所以去实地走访时，他能感受到那些地点至今仍凝结著“巨大的、属于整个国族的郁闷。”

“而且我们刚好有遇上景美人权园区在办白色恐怖特展。那是一个蛮幸运的巧合，让我们看到了很多细节。”他也大方坦言：“我之前没想过有一天会突然这么细节地去了解这段历史。也是越了解，越觉得你真的要记住它，才不会重蹈覆辙。”

很多人好奇，《返校》之后，他会否再拍摄与白色恐怖有关的题材？其实他并没有把自己定位成“一定要拍历史题材或者一定要拍惊悚片”的导演，他也无法有效预测自己接下来要拍什么。“但我始终觉得，在这个时间刚好有这样的电影出现——它不会是一个单一事件。一定有很多人都在想要讲那个时代的故事。后面应该会有更多比我更擅长处理历史题材的作者出现。”

转型正义之于台湾，仍是一条漫漫长路。而徐汉强也认为，转型正义的工作需要被更有主动性地去完成。国家与政府理应予以更多推动，个人能做的，则是记住这件事——“不要让它消失。因为它不会真的消失。”

“我当时在玩游戏时的感受，就是我们今天拥有的自由看起来稀松平常，但它曾经并不是这么稀松平常。”所以记住，才能指向疗愈。知晓伤口的来处，才有莫失莫忘的坚决。

《返校》正是他与我们共同以记忆抵挡对历史的遗忘与漠然之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