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競嫦 Sharon Hom：推火車的人

11月9日，在衝突現場墮樓的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證實不治的次日早晨，69歲的NGO「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譚競嫦（Sharon Hom）在社交平台上發了幾張照片。那是香港大學的幾個角落，周梓樂的紀念信息遍佈各處。他的照片上放著一個白色頭盔，「科大學生周梓樂死去了」的英文大字，白底黑字貼在英語角。

她寫道：「留給另一個逝去的年輕生命的，是白花、紙鶴以慰安寧；留給還活著的人，是尋求真相、要求伸張正義的責任。」

這是2019年香港的運動爆發以來，譚競嫦第二次回到香港，以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訪問教授的身份。

上一次來是5個月前。6月初，她還沒有因為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的發言走紅，而香港的空氣中能嗅到更多的希望，譚競嫦參與了那兩次大型的香港反修例遊行。人太多了，她找不到自己團隊的人，於是一個人在人群中走著。她與同行的陌生人閒話家常：這個是不是你的女兒？陰功，小朋友，熱死你了。要翻過某個障礙的時候，她險些摔倒，另一邊一堆年輕人眾星捧月地把她接住了。「沒事，沒事。」他們說。兩次遊行都有年輕人來問她，你要不要水？還有年輕人用尊敬的眼光看著她。「我肯定是看上去非常老了，看上去走不完的樣子。」她笑著說。

「我就是人群中的一個老太太。」

譚競嫦覺得那種感覺太好了。她在這其中沒有名字，沒有身份，但她是這個巨大共同體的一部分。「那些人性的小互動讓我感覺我屬於那個人群。」她說，「我只有一個人在走，但我感覺到這其中有一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我們』。」

在那之後，香港的運動瞬息萬變。結束了6月的做客教學，譚競嫦回到美國，繼續人權工作。9月17日，美國國會就《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香港問題舉辦聽證會，會上的香港代表除了本地人熟悉的社運人士黃之鋒、歌手何韻詩等人，還有一身黑色西裝，戴著眼鏡的譚競嫦。

大量香港網民觀看了這場聽證會直播，譚競嫦的表現引起了他們注意。她語速極快而聲調平穩，短短的發言時間內涵蓋了大量信息。她回答參議員關於香港自治問題時的內容引起了最大的迴響。

在兩分多鐘的時間內，她很快地闡釋了自己的基本觀點：她認為，香港有過經濟改革，但從未有過政治改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直強調要修復經濟秩序，卻完全忽視政治上的結構問題才是引起社會動盪的根源；過往香港經濟起飛受益者是財閥和黑社會，並未有令普羅大眾受惠，反而引發各種民生問題，所以要恢復香港經濟的話，必須順天應民；在她看來，共產黨口中的「自治」，只需放眼新疆西藏，就會發現那意味著失去文化、語言、歷史、踐行信仰的自由；另外，中共要強推「中國性」、中國人的概念，但香港人的歷史、語言、文化是多元綜合的，香港人能否定義自己的身份正正就體現了自由，而這種自由對於共產黨的「自治」概念來說是不道德的，真正的自治從來都不存在。

聽證會結束之後，譚競嫦在香港網絡上迅速走紅了。網民認為她的表達「句句中Point」，是「全場MVP」（編按：最有價值球員），親切地稱她為「Sharon姨姨」，連登甚至要為她成立後援會。

突然的關注讓譚競嫦感到意外。在她看來，網民點評中她足夠放上國際正式場合檯面「唔失禮」的表現、切中要害的發言內容、大場面上嫻熟的表達技巧，是她平日工作的日常內容，她不明白為什麼這次引起了那麼大的反響甚至一些崇拜。她所屬的NGO中國人權，成立於1989年5月，主要關注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這類跟聯合國、國際組織、西方政府打交道，督促他們的工作，她已經做了30年。

一開始你還不會清晰地談『權利』，但你會經常感到不公平，被區別對待。

法律與人權：想要做可以改變現狀那個人

從開始關注人權問題，到最後完全投身於這項事業，是譚競嫦生命中一個漸進的過程。「如果你在美國長大，作為少數族裔，你不可能感受不到歧視對你權利的影響。一開始你還不會清晰地談『權利』，但你會經常感到不公平，被區別對待，作為一個華裔女人感受到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在美國的童年和成長經歷上，就標記著種族歧視。

「當你成為一個專業人士之後，你會更在一個結構層面觀測到它，而且個人化地體驗到它。比如我開始教書後，會發現在教職人員中不會有很多女性或者少數族裔，你會被區別對待。」

譚競嫦回憶，她的成長時代，正好是美國社會運動的高峰期，那些民權運動、反戰運動，關於性別、種族、暴力的思考，都打磨了她對社會議題的反思意識。

1956年，5歲的譚競嫦隨著父母從香港舉家移民美國。當時她不會說英文，父母也不允許她出去和其他小孩玩，就把她長年關在家裡，與她作伴的唯有書籍。她的廣東父親非常傳統，認為女孩就不該上大學。她想讀大學，就只有靠打工、爭取獎學金來自己養活自己。譚競嫦做過餐廳服務生，幫人看過小孩，貸款。把大學讀了下來。

她當時夢想做一個小說家。「因為我覺得寫作可以改變世界。」她說，「我能創造世界可以有的另一個樣子，人們可以看到它、感受它。」

大學畢業後的工作改變了譚競嫦的人生方向。當時的中國城，有不少互相鬥爭的青少年幫派，「黑鷹、鬼影……」，她依然記得那些幫派的名字，「他們之間的打鬥非常暴力。」那時她成了一個青少年輔導員，被分配跟一個幫派的年輕人。「我的工作的時候是當他們被捕的時候，跟他們去過堂，和父母談話，試著教育他們，」譚競嫦說，「但你其實沒有經過什麼訓練，也沒有資源。」

那段記憶太暴力了，她說。她記得需要去停屍房認人，他們會問，這個是不是你那組的小孩。她記得要埋葬十二三歲的小孩。她記得有一個小孩，在一個電影院，他去上了個廁所，在廁所被捅死了。她記得自己被其他幫派恐嚇：我們知道你住在哪裡。

「有一次孩子在餐廳吃飯時被其他幫派攻擊。他們在餐廳大打出手，有一個被刀捅得很嚴重。我去醫院看他，我說你一定要從這種狀態裡面出來。但他不是這麼想。他覺得自己現在天下無敵，因為他們殺不死我。他們要出去復仇。有一次一個小孩的忌日，我和他姐姐一齊去祭拜他，因為別人都不想去，他父母也不想去。」

日復一日，陷入常規，情況沒有任何改善。這對譚競嫦來說是無法忍受的，她的性格需要她去做那個改變現狀的人。「這個工作不是我的心可以承受的。這個角色真的很令人沮喪，我不能這輩子以後都做這個，我覺得我改變不了任何事。我必須換一個角色。」

她目睹了很多被分配來的免費律師對待那些孩子的方式，感覺到他們不尊重人，又不能勝任工作。「我覺得我都能做得比那個好！我要去上法學院。」這個決定就這樣做下了。

最初，譚競嫦想當一個刑辯律師。而經過在法學院三年的學習，當一個刑辯律師對她來說已經不夠了。她更想關注政策方面的內容，因為政策能夠改變更多，「能有一個更系統性的影響」。1980年，在法學院畢業後，她在一個刑事司法研究機構做過策劃分析師，研究無家可歸問題，在紐約的收容所待過，和流浪漢溝通，研究他們的需要。
從那個時候起，對於人權問題的關注，在她心中逐漸建立。

我所在的那段日子剛好處於一個時期，那時人們真的覺得我們能有民主化的改革。

中國羈絆：我只會問，So?

1986年，36歲的譚競嫦是一名法學老師，她申請到一個到中國任教的交流項目。「那之前我從來沒有去過中國大陸。」譚競嫦說，「而這改變了我的一生。」

她在北京從1986年任教到1988年。「我所在的那段日子剛好處於一個時期，那時人們真的覺得我們能有民主化的改革。我的課上有一些學生，他們非常興奮，他們相信會有新的行政程序法，會有問責制度。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期。」

在北京，她和她4歲的孩子住在一個狹小的房子，一間睡房，一間飯廳。那個年代沒有即時通訊，她的朋友們，那些藝術家，音樂家，法律學者，騎兩個小時的單車，從北京城的這頭騎到那頭，遠遠的來她家看她，一來就待一天。他們一齊煮飯、包餃子，聊天，聊很多關於中國未來的暢想。她去讀詩會，去看好友崔健的音樂演出，他的朋友們在圍墻另一邊喊著Sharon, Sharon，她從牆這一邊翻過去，那邊的人將她接住。她認為她的同事和學生都是非常優秀的人。她聽到了很多充滿力量的想象，人們夢想著中國的未來可以有哪些不同的樣子。

「儘管物質上我們擁有的很少，但我覺得自己非常富有，他們讓我的生活非常豐富。」譚競嫦說。「那裡有一個社區，努力地想要表達自己，想要創作，想要活下去。……那裡有一個社區，真的在設想一個不一樣的未來中國，有那麼多的自由和空間。」

「那永遠地改變了我的一生，」她第二次強調說，「我覺得那個就是我該做的，去支持那些努力。那個變成了我該做的事情。」

譚競嫦回到美國後，加入了中美法律交流的項目，得以在未來十年兩地來回，做一些法律培訓。她回美次年，六四事件發生了。「你奉獻十年，去嘗試建立一個法制系統和法治社會……那真的是毀滅性的。這一切到底有多大用呢？你去建設法治社會，到最後他們就只是把軍隊叫出來。那真的是很大的打擊。」

但六四沒有讓她心灰意冷。「後來我又回去了。因為我覺得，好吧那真的是很大的一個退步，但只要我們還可以回去，你就必須去建設它，哪怕它是一個巨大的騙局，哪怕情況看上去多麼不可能。」譚競嫦說，這是寫在她的基因裡。

「我只會問，so？（那又如何呢）好，情況確實是很糟糕，那我們就來應對它吧。那現在有哪些事是能做的？」

香港：精神首都不該被矮化成談判籌碼

「香港一直是很特別的。儘管我在外國長大，我廣東話講得很糟糕，但無論什麼時候我回來，總會有很特別的感覺。你沒法解釋，我就是覺得我到家了。我的一個同事曾經跟我說：你知道你在香港和在紐約很不同嗎？你在這裡好像另一個人，看上去很放鬆又開心。……也許是吧，我不知道，但我確實有家的感覺，這很奇怪，因為我5歲就離開了。」

譚競嫦將香港稱之為她的「精神首都」。

聽證會上的譚競嫦，以一個能在國際語境之內以國際視角，跟不同的機構團體交談，將香港的運動理念清楚闡釋的形象，迎來不少香港人的喜愛甚至崇拜。她看到網絡上的留言，連登的討論，回到香港的時候有人跟她說歡迎回來。她感到很榮幸，但有時候有一些奇怪的感覺，覺得自己被過於抬高了。「有些人會說我是個英雄。不，我不是。我不想被理想化。」

「我覺得他們對我有很高的期望，」譚競嫦說，「他們想要些我給不了的東西，但我能做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比如提供一些策略，或者一些領域的培訓。」

根據網絡上一個聯合國1995年統計數據，當時全球已經有接近29000個國際NGO。而「中國人權」只是其中之一。他們要想辦法去爭取為數不多的發言時間，去遊說，當中國的代表人數眾多將佔滿會議上的座位時，他們要一大早帶著早餐到會議室門口去佔座。他們在台北參加國際人權聯盟的會議，有192個NGO參與，有的來自戰區，也門，敘利亞。他們希望世界能夠分一點點注意力給自己。

我們並沒有『銀子彈』（一招製勝的方法）。我們沒法說，來，跟我們聊聊，我告訴你這樣做就一定能在國際社會上有影響。

這次給機構帶來一點意料之外的本地知名度，譚競嫦覺得，這是一個機會和挑戰，去想他們能夠在運動中做什麼。「我們能有什麼貢獻？能在哪裡補位？我們還在尋找自己在運動中的位置。」她說，「我們不想重複現在已有的本地民間團體所做的事情。我們沒有法政匯思的專業，我們沒有學聯的學生動員力，我們沒有這些。但我們想與他們合作，我要支持他們。我們能帶到檯面上的，是通過30年在聯合國主張人權的工作，你如果做了一件事那麼久，總會從中發展到什麼。我想那就是我們能加上的東西。」

「但我們並沒有『銀子彈』（一招製勝的方法）。我們沒法說，來，跟我們聊聊，我告訴你這樣做就一定能在國際社會上有影響。」

在香港這一次的社會運動期間，「如何引起國際關注」乃至國際支持，一直是運動者討論的一大議題。示威者們激動於譚競嫦、何韻詩在國際會議上的一次精彩發言，重視運動現場的外國媒體，在白宮聯署網站發起各種聯署，在全球媒體登廣告，或者在示威時揮舞美國國旗。

「國際關注」這回事，在譚競嫦看來有很多層次和涵義。

「國際社會有很多不同的主體。當我們說我們在遊說國際社會，我們是在說我國際社群中很多不同的主題：政府，民間組織，外國媒體，智囊团等。」

譚競嫦把他們細分成不同的類型。國際民間組織對香港的問題表現了支持和關切。在10月23日在國際人權聯盟的大會上，192個人權組織通過了一向緊急動議，支持香港的運動。

而如今的政府們，則對香港的示威現狀表現出了擔憂。「這種擔憂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看到的，都是國際媒體報道的北京宣傳機器構建的那些內容。」她說。「是一次一次播放的破壞財產，扔燃燒彈的暴力等。那個畫面和故事是北京所講述的，而外國媒體對此關注很多，因而影響了很多政府和團體看待香港的方式。」

「所以他們說這種話：『雙方都應該把暴力減少，特別是示威者，他們真的必須停止這麼暴力。』『噢，他們好暴力呀，他們讓人上班很不方便，讓普通人出入不方便。』但我覺得，他們沒有看到全局。…他們有報道成千上百的聯署嗎？有報道醫療人員對那些受傷的證實和擔憂嗎？有關注那些代理了大量案件的代表律師嗎？那會是一個多麼好的故事。他們沒有寫那些故事，他們也沒有報道普通市民支持運動的方式。」

在這個社會運動中，確實有很多不同面向在發生，但什麼東西在被國際報道？則正在影響他們看待（香港的方式）。

她認為，目前各國政府對此非常擔憂，而一些國際媒體正在以一個不太全面的方式去報道當下發生事情的複雜性，不過，國際民間團體仍讓對此有巨大的支持。

「我自己的觀點是，在這個社會運動中，確實有很多不同面向在發生，但什麼東西在被國際報道？則正在影響他們看待（香港的方式）。當你問國際社會怎麼看香港的運動時，很多是跟國際媒體怎麼報道有很大關係。」她說。「另一個挑戰是國際社會並不懂中文。他們需要讀懂正在發生什麼，所以我覺得需要去在這個基礎上，鼓勵媒體的報道。」

而在複雜的國際關係、地緣政治中，香港問題應該處在一個什麼位置，也常常是爭議的焦點。譚競嫦說，她經常聽到一些本地的關鍵人物、比如立法會議員之類地，對她說，香港不應該被矮化成地緣政治、貿易戰之間的一個談判籌碼。「但同時也有一些聲音對我說：你就用那些政治籌碼吧！」

在這個問題上，譚競嫦有明確的態度。她認為，在國際關係裡面，這個問題不應該被放在雙邊國家關係的框架中討論，而應該在一個國際人權的框架中討論。「無論中美的關係是如何，無論他們是不是在談判，美國必須站出來，說香港人應該獲得他們該有的人權保障。我覺得這應該從一個原則的觀點出發。」

國際民間團體：建立規範，但沒有銀子彈

「我們很遺憾地發現，美國，和其他你能夠打交道的每一個政府，制定政策時都有三個面向考慮：國家安全，貿易，和人權。而通常在緊要關頭，人權面向都會被放在最後。」譚競嫦說。

「你數得出的每一個西方國家，都有一套人權政策。他們會說很好聽的話，我們支持這些基本核心理念，支持人權。」在譚競嫦看來，民間人權團體的工作，就是要努力把那些國家拉到他們自稱的那條線，然後說，不，你不能一到關鍵時刻就把人權當做犧牲品，因為你既然說要支持它必須你就必須付出代價。

就如同現在的國際學術界，已經因為香港問題而引起了辯論了，她說。「哪一個機構會站在香港的權利一邊，在這種當中國（學生）是他們的主要收入，而中國的留學生付著全額學費，說我們不想讓他們搞香港活動，因為這傷害到了學校裡面中國學生的感情的時候？這對國外的學術機構現在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他們必須維持他們的價值，那就是學術自由，尊重多元價值。他們在開始做這件事。你看到有的機構取消了何君堯的榮譽學位，這就是在嘗試建立一些基準，以及讓你的實際行動和你的價值同步。那些大學院校有可能有數十億計的收入來自於，比方說，360,000來自中國的外國學生——這是美國的數字，超過360,000。而他們支付全額學費。所以有機構覺得他們會有很大的損失，但他們有這個責任。所以現在有一個大辯論已經開始了，很多民間團體在督促他們。」

國際社會的狀態並不是靜態的，而關鍵的挑戰，是那些機構和政權必須堅持它們所說的原則，而NGO的工作則是去督促，去保證它們言行一致，譚競嫦說。

「運動也一樣。我們想談人權，想談自由，想談和平請願，我們自己也必須實踐它。必須知行合一。」

但這種西西弗斯式的努力，有時是令人疑惑甚至洩氣的：民間團體或普通公民手中確實沒有權力或者談判籌碼，面對國際政治權力的遊戲中手握權力的龐然大物，遊說、敦促，無論有多少聲明、聯署、報告，似乎都對局勢沒有明顯影響。這種形式是否已經失效呢？

如果你覺得一個聯合國的聲明就能停止所有的街頭暴力，讓每個人都高興，給你普世的選舉權，那這真的是對社會變革如何產生的一個極度簡單化的想象。

譚競嫦不同意。「你如果覺得你試著做了A，就會有結果B，那這並不現實。世界不是這樣運作的。如果你覺得一個聯合國的聲明就能停止所有的街頭暴力，讓每個人都高興，給你普世的選舉權，那這真的是對社會變革如何產生的一個極度簡單化的想象。南非的種族隔離，他們不是只是跑去說，停止種族隔離。這是個龐雜的運動，有人犧牲，死亡，坐牢，公司組織杯葛，那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但它發生了。」

「如果你看歷史上的任何社會運動……並不是因為馬丁路德金說一句『我有一個夢想』，然後突然，美國的種族歧視就結束了。」

「我們做這些事情30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了嗎？沒有。那我們就說我們所有的努力是白費的嗎？我們不這麼說，我們說做這個事情就是這樣的，我要做下去直到我的最後一口呼吸。」

如果你決定了要曬冷（all in），那就必須是曬冷。你沒法說，我曬冷了，但我一定要贏，而且我要在五年之內贏，然後贏的意思由我來定義。譚競嫦說。

而在看似徒勞無功的聲明和運動者真正能夠向政權倒逼之間，在她看來有無數的事情可做。

在人權團體的敦促中，會有新的社會規範產生，然後就會有團體和機構去推動其執行，然後就是推進。

「比方說，我們和聯合國有各種互動，我們得到了一些聯合聲明，我們還得到了對一些標準的認受，以及對警方違反了那些標準的確認。而這些就是你可以向特區政府提要求的工具。你知道為什麼作用有限嗎？因為在我的港大講座上，只有一兩個人知道它。」

「我們能怎麼用這些工具呢？比如藝術家可以拿那些結論去傳播，比如去做成卡通，讓人們更了解這些。我們必須去改變人們對自己可以有什麼權利的認知。我們必須超越只喊著『法治』『基本價值』，需要在一個更具體實在的框架裡行動，當你在網上發那些警察的行為時，不應該只是說著警察暴力，應該說，你違反了這個條款因為你做了什麼什麼……應該用更多那些標準，而不是說，天啊都有了這些聲明和規範了怎麼事情還沒有改變？如果香港人開始用它們，那就會改變。」

這些規範讓大眾熟知之後，下一步就是應用策略。「我們能用它做什麼？我們能不能去接觸警察，然後要求他們看看訓練手冊？你能做點什麼讓它產生作用？這就是國際倡議的運作方式。」

現在，她專注談很多在民間機構聯盟之間取得的成績，「如果我們把這些事情留給政府，他們自己是不會去尊重人權的。」在她看來，國際人權工作就是這樣，沒有銀子彈，沒有一蹴而就，每次都只能一步一個腳印。

你想不想做其中一個推著火車前進的人，而它只前進了1英吋？她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