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竞嫦 Sharon Hom：推火车的人

11月9日，在冲突现场堕楼的香港科技大学学生周梓乐证实不治的次日早晨，69岁的NGO“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Sharon Hom）在社交平台上发了几张照片。那是香港大学的几个角落，周梓乐的纪念信息遍布各处。他的照片上放著一个白色头盔，“科大学生周梓乐死去了”的英文大字，白底黑字贴在英语角。

她写道：“留给另一个逝去的年轻生命的，是白花、纸鹤以慰安宁；留给还活著的人，是寻求真相、要求伸张正义的责任。”

这是2019年香港的运动爆发以来，谭竞嫦第二次回到香港，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访问教授的身份。

上一次来是5个月前。6月初，她还没有因为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发言走红，而香港的空气中能嗅到更多的希望，谭竞嫦参与了那两次大型的香港反修例游行。人太多了，她找不到自己团队的人，于是一个人在人群中走著。她与同行的陌生人闲话家常：这个是不是你的女儿？阴功，小朋友，热死你了。要翻过某个障碍的时候，她险些摔倒，另一边一堆年轻人众星捧月地把她接住了。“没事，没事。”他们说。两次游行都有年轻人来问她，你要不要水？还有年轻人用尊敬的眼光看著她。“我肯定是看上去非常老了，看上去走不完的样子。”她笑著说。

“我就是人群中的一个老太太。”

谭竞嫦觉得那种感觉太好了。她在这其中没有名字，没有身份，但她是这个巨大共同体的一部分。“那些人性的小互动让我感觉我属于那个人群。”她说，“我只有一个人在走，但我感觉到这其中有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

在那之后，香港的运动瞬息万变。结束了6月的做客教学，谭竞嫦回到美国，继续人权工作。9月17日，美国国会就《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和香港问题举办听证会，会上的香港代表除了本地人熟悉的社运人士黄之锋、歌手何韵诗等人，还有一身黑色西装，戴著眼镜的谭竞嫦。

大量香港网民观看了这场听证会直播，谭竞嫦的表现引起了他们注意。她语速极快而声调平稳，短短的发言时间内涵盖了大量信息。她回答参议员关于香港自治问题时的内容引起了最大的回响。

在两分多钟的时间内，她很快地阐释了自己的基本观点：她认为，香港有过经济改革，但从未有过政治改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一直强调要修复经济秩序，却完全忽视政治上的结构问题才是引起社会动荡的根源；过往香港经济起飞受益者是财阀和黑社会，并未有令普罗大众受惠，反而引发各种民生问题，所以要恢复香港经济的话，必须顺天应民；在她看来，共产党口中的“自治”，只需放眼新疆西藏，就会发现那意味著失去文化、语言、历史、践行信仰的自由；另外，中共要强推“中国性”、中国人的概念，但香港人的历史、语言、文化是多元综合的，香港人能否定义自己的身份正正就体现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对于共产党的“自治”概念来说是不道德的，真正的自治从来都不存在。

听证会结束之后，谭竞嫦在香港网络上迅速走红了。网民认为她的表达“句句中Point”，是“全场MVP”（编按：最有价值球员），亲切地称她为“Sharon姨姨”，连登甚至要为她成立后援会。

突然的关注让谭竞嫦感到意外。在她看来，网民点评中她足够放上国际正式场合台面“唔失礼”的表现、切中要害的发言内容、大场面上娴熟的表达技巧，是她平日工作的日常内容，她不明白为什么这次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甚至一些崇拜。她所属的NGO中国人权，成立于1989年5月，主要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这类跟联合国、国际组织、西方政府打交道，督促他们的工作，她已经做了30年。

一开始你还不会清晰地谈‘权利’，但你会经常感到不公平，被区别对待。

法律与人权：想要做可以改变现状那个人

从开始关注人权问题，到最后完全投身于这项事业，是谭竞嫦生命中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你在美国长大，作为少数族裔，你不可能感受不到歧视对你权利的影响。一开始你还不会清晰地谈‘权利’，但你会经常感到不公平，被区别对待，作为一个华裔女人感受到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在美国的童年和成长经历上，就标记著种族歧视。

“当你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之后，你会更在一个结构层面观测到它，而且个人化地体验到它。比如我开始教书后，会发现在教职人员中不会有很多女性或者少数族裔，你会被区别对待。”

谭竞嫦回忆，她的成长时代，正好是美国社会运动的高峰期，那些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关于性别、种族、暴力的思考，都打磨了她对社会议题的反思意识。

1956年，5岁的谭竞嫦随著父母从香港举家移民美国。当时她不会说英文，父母也不允许她出去和其他小孩玩，就把她长年关在家里，与她作伴的唯有书籍。她的广东父亲非常传统，认为女孩就不该上大学。她想读大学，就只有靠打工、争取奖学金来自己养活自己。谭竞嫦做过餐厅服务生，帮人看过小孩，贷款。把大学读了下来。

她当时梦想做一个小说家。“因为我觉得写作可以改变世界。”她说，“我能创造世界可以有的另一个样子，人们可以看到它、感受它。”

大学毕业后的工作改变了谭竞嫦的人生方向。当时的中国城，有不少互相斗争的青少年帮派，“黑鹰、鬼影……”，她依然记得那些帮派的名字，“他们之间的打斗非常暴力。”那时她成了一个青少年辅导员，被分配跟一个帮派的年轻人。“我的工作的时候是当他们被捕的时候，跟他们去过堂，和父母谈话，试著教育他们，”谭竞嫦说，“但你其实没有经过什么训练，也没有资源。”

那段记忆太暴力了，她说。她记得需要去停尸房认人，他们会问，这个是不是你那组的小孩。她记得要埋葬十二三岁的小孩。她记得有一个小孩，在一个电影院，他去上了个厕所，在厕所被捅死了。她记得自己被其他帮派恐吓：我们知道你住在哪里。

“有一次孩子在餐厅吃饭时被其他帮派攻击。他们在餐厅大打出手，有一个被刀捅得很严重。我去医院看他，我说你一定要从这种状态里面出来。但他不是这么想。他觉得自己现在天下无敌，因为他们杀不死我。他们要出去复仇。有一次一个小孩的忌日，我和他姐姐一齐去祭拜他，因为别人都不想去，他父母也不想去。”

日复一日，陷入常规，情况没有任何改善。这对谭竞嫦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她的性格需要她去做那个改变现状的人。“这个工作不是我的心可以承受的。这个角色真的很令人沮丧，我不能这辈子以后都做这个，我觉得我改变不了任何事。我必须换一个角色。”

她目睹了很多被分配来的免费律师对待那些孩子的方式，感觉到他们不尊重人，又不能胜任工作。“我觉得我都能做得比那个好！我要去上法学院。”这个决定就这样做下了。

最初，谭竞嫦想当一个刑辩律师。而经过在法学院三年的学习，当一个刑辩律师对她来说已经不够了。她更想关注政策方面的内容，因为政策能够改变更多，“能有一个更系统性的影响”。1980年，在法学院毕业后，她在一个刑事司法研究机构做过策划分析师，研究无家可归问题，在纽约的收容所待过，和流浪汉沟通，研究他们的需要。
从那个时候起，对于人权问题的关注，在她心中逐渐建立。

我所在的那段日子刚好处于一个时期，那时人们真的觉得我们能有民主化的改革。

中国羁绊：我只会问，So?

1986年，36岁的谭竞嫦是一名法学老师，她申请到一个到中国任教的交流项目。“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大陆。”谭竞嫦说，“而这改变了我的一生。”

她在北京从1986年任教到1988年。“我所在的那段日子刚好处于一个时期，那时人们真的觉得我们能有民主化的改革。我的课上有一些学生，他们非常兴奋，他们相信会有新的行政程序法，会有问责制度。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

在北京，她和她4岁的孩子住在一个狭小的房子，一间睡房，一间饭厅。那个年代没有即时通讯，她的朋友们，那些艺术家，音乐家，法律学者，骑两个小时的单车，从北京城的这头骑到那头，远远的来她家看她，一来就待一天。他们一齐煮饭、包饺子，聊天，聊很多关于中国未来的畅想。她去读诗会，去看好友崔健的音乐演出，他的朋友们在围墙另一边喊著Sharon, Sharon，她从墙这一边翻过去，那边的人将她接住。她认为她的同事和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她听到了很多充满力量的想象，人们梦想著中国的未来可以有哪些不同的样子。

“尽管物质上我们拥有的很少，但我觉得自己非常富有，他们让我的生活非常丰富。”谭竞嫦说。“那里有一个社区，努力地想要表达自己，想要创作，想要活下去。……那里有一个社区，真的在设想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中国，有那么多的自由和空间。”

“那永远地改变了我的一生，”她第二次强调说，“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该做的，去支持那些努力。那个变成了我该做的事情。”

谭竞嫦回到美国后，加入了中美法律交流的项目，得以在未来十年两地来回，做一些法律培训。她回美次年，六四事件发生了。“你奉献十年，去尝试建立一个法制系统和法治社会……那真的是毁灭性的。这一切到底有多大用呢？你去建设法治社会，到最后他们就只是把军队叫出来。那真的是很大的打击。”

但六四没有让她心灰意冷。“后来我又回去了。因为我觉得，好吧那真的是很大的一个退步，但只要我们还可以回去，你就必须去建设它，哪怕它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哪怕情况看上去多么不可能。”谭竞嫦说，这是写在她的基因里。

“我只会问，so？（那又如何呢）好，情况确实是很糟糕，那我们就来应对它吧。那现在有哪些事是能做的？”

香港：精神首都不该被矮化成谈判筹码

“香港一直是很特别的。尽管我在外国长大，我广东话讲得很糟糕，但无论什么时候我回来，总会有很特别的感觉。你没法解释，我就是觉得我到家了。我的一个同事曾经跟我说：你知道你在香港和在纽约很不同吗？你在这里好像另一个人，看上去很放松又开心。……也许是吧，我不知道，但我确实有家的感觉，这很奇怪，因为我5岁就离开了。”

谭竞嫦将香港称之为她的“精神首都”。

听证会上的谭竞嫦，以一个能在国际语境之内以国际视角，跟不同的机构团体交谈，将香港的运动理念清楚阐释的形象，迎来不少香港人的喜爱甚至崇拜。她看到网络上的留言，连登的讨论，回到香港的时候有人跟她说欢迎回来。她感到很荣幸，但有时候有一些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被过于抬高了。“有些人会说我是个英雄。不，我不是。我不想被理想化。”

“我觉得他们对我有很高的期望，”谭竞嫦说，“他们想要些我给不了的东西，但我能做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比如提供一些策略，或者一些领域的培训。”

根据网络上一个联合国1995年统计数据，当时全球已经有接近29000个国际NGO。而“中国人权”只是其中之一。他们要想办法去争取为数不多的发言时间，去游说，当中国的代表人数众多将占满会议上的座位时，他们要一大早带著早餐到会议室门口去占座。他们在台北参加国际人权联盟的会议，有192个NGO参与，有的来自战区，也门，叙利亚。他们希望世界能够分一点点注意力给自己。

我们并没有‘银子弹’（一招制胜的方法）。我们没法说，来，跟我们聊聊，我告诉你这样做就一定能在国际社会上有影响。

这次给机构带来一点意料之外的本地知名度，谭竞嫦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和挑战，去想他们能够在运动中做什么。“我们能有什么贡献？能在哪里补位？我们还在寻找自己在运动中的位置。”她说，“我们不想重复现在已有的本地民间团体所做的事情。我们没有法政汇思的专业，我们没有学联的学生动员力，我们没有这些。但我们想与他们合作，我要支持他们。我们能带到台面上的，是通过30年在联合国主张人权的工作，你如果做了一件事那么久，总会从中发展到什么。我想那就是我们能加上的东西。”

“但我们并没有‘银子弹’（一招制胜的方法）。我们没法说，来，跟我们聊聊，我告诉你这样做就一定能在国际社会上有影响。”

在香港这一次的社会运动期间，“如何引起国际关注”乃至国际支持，一直是运动者讨论的一大议题。示威者们激动于谭竞嫦、何韵诗在国际会议上的一次精彩发言，重视运动现场的外国媒体，在白宫联署网站发起各种联署，在全球媒体登广告，或者在示威时挥舞美国国旗。

“国际关注”这回事，在谭竞嫦看来有很多层次和涵义。

“国际社会有很多不同的主体。当我们说我们在游说国际社会，我们是在说我国际社群中很多不同的主题：政府，民间组织，外国媒体，智囊团等。”

谭竞嫦把他们细分成不同的类型。国际民间组织对香港的问题表现了支持和关切。在10月23日在国际人权联盟的大会上，192个人权组织通过了一向紧急动议，支持香港的运动。

而如今的政府们，则对香港的示威现状表现出了担忧。“这种担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国际媒体报道的北京宣传机器构建的那些内容。”她说。“是一次一次播放的破坏财产，扔燃烧弹的暴力等。那个画面和故事是北京所讲述的，而外国媒体对此关注很多，因而影响了很多政府和团体看待香港的方式。”

“所以他们说这种话：‘双方都应该把暴力减少，特别是示威者，他们真的必须停止这么暴力。’‘噢，他们好暴力呀，他们让人上班很不方便，让普通人出入不方便。’但我觉得，他们没有看到全局。…他们有报道成千上百的联署吗？有报道医疗人员对那些受伤的证实和担忧吗？有关注那些代理了大量案件的代表律师吗？那会是一个多么好的故事。他们没有写那些故事，他们也没有报道普通市民支持运动的方式。”

在这个社会运动中，确实有很多不同面向在发生，但什么东西在被国际报道？则正在影响他们看待（香港的方式）。

她认为，目前各国政府对此非常担忧，而一些国际媒体正在以一个不太全面的方式去报道当下发生事情的复杂性，不过，国际民间团体仍让对此有巨大的支持。

“我自己的观点是，在这个社会运动中，确实有很多不同面向在发生，但什么东西在被国际报道？则正在影响他们看待（香港的方式）。当你问国际社会怎么看香港的运动时，很多是跟国际媒体怎么报道有很大关系。”她说。“另一个挑战是国际社会并不懂中文。他们需要读懂正在发生什么，所以我觉得需要去在这个基础上，鼓励媒体的报道。”

而在复杂的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中，香港问题应该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也常常是争议的焦点。谭竞嫦说，她经常听到一些本地的关键人物、比如立法会议员之类地，对她说，香港不应该被矮化成地缘政治、贸易战之间的一个谈判筹码。“但同时也有一些声音对我说：你就用那些政治筹码吧！”

在这个问题上，谭竞嫦有明确的态度。她认为，在国际关系里面，这个问题不应该被放在双边国家关系的框架中讨论，而应该在一个国际人权的框架中讨论。“无论中美的关系是如何，无论他们是不是在谈判，美国必须站出来，说香港人应该获得他们该有的人权保障。我觉得这应该从一个原则的观点出发。”

国际民间团体：建立规范，但没有银子弹

“我们很遗憾地发现，美国，和其他你能够打交道的每一个政府，制定政策时都有三个面向考虑：国家安全，贸易，和人权。而通常在紧要关头，人权面向都会被放在最后。”谭竞嫦说。

“你数得出的每一个西方国家，都有一套人权政策。他们会说很好听的话，我们支持这些基本核心理念，支持人权。”在谭竞嫦看来，民间人权团体的工作，就是要努力把那些国家拉到他们自称的那条线，然后说，不，你不能一到关键时刻就把人权当做牺牲品，因为你既然说要支持它必须你就必须付出代价。

就如同现在的国际学术界，已经因为香港问题而引起了辩论了，她说。“哪一个机构会站在香港的权利一边，在这种当中国（学生）是他们的主要收入，而中国的留学生付著全额学费，说我们不想让他们搞香港活动，因为这伤害到了学校里面中国学生的感情的时候？这对国外的学术机构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必须维持他们的价值，那就是学术自由，尊重多元价值。他们在开始做这件事。你看到有的机构取消了何君尧的荣誉学位，这就是在尝试建立一些基准，以及让你的实际行动和你的价值同步。那些大学院校有可能有数十亿计的收入来自于，比方说，360,000来自中国的外国学生——这是美国的数字，超过360,000。而他们支付全额学费。所以有机构觉得他们会有很大的损失，但他们有这个责任。所以现在有一个大辩论已经开始了，很多民间团体在督促他们。”

国际社会的状态并不是静态的，而关键的挑战，是那些机构和政权必须坚持它们所说的原则，而NGO的工作则是去督促，去保证它们言行一致，谭竞嫦说。

“运动也一样。我们想谈人权，想谈自由，想谈和平请愿，我们自己也必须实践它。必须知行合一。”

但这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有时是令人疑惑甚至泄气的：民间团体或普通公民手中确实没有权力或者谈判筹码，面对国际政治权力的游戏中手握权力的庞然大物，游说、敦促，无论有多少声明、联署、报告，似乎都对局势没有明显影响。这种形式是否已经失效呢？

如果你觉得一个联合国的声明就能停止所有的街头暴力，让每个人都高兴，给你普世的选举权，那这真的是对社会变革如何产生的一个极度简单化的想象。

谭竞嫦不同意。“你如果觉得你试著做了A，就会有结果B，那这并不现实。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如果你觉得一个联合国的声明就能停止所有的街头暴力，让每个人都高兴，给你普世的选举权，那这真的是对社会变革如何产生的一个极度简单化的想象。南非的种族隔离，他们不是只是跑去说，停止种族隔离。这是个庞杂的运动，有人牺牲，死亡，坐牢，公司组织杯葛，那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它发生了。”

“如果你看历史上的任何社会运动……并不是因为马丁路德金说一句‘我有一个梦想’，然后突然，美国的种族歧视就结束了。”

“我们做这些事情30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了吗？没有。那我们就说我们所有的努力是白费的吗？我们不这么说，我们说做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我要做下去直到我的最后一口呼吸。”

如果你决定了要晒冷（all in），那就必须是晒冷。你没法说，我晒冷了，但我一定要赢，而且我要在五年之内赢，然后赢的意思由我来定义。谭竞嫦说。

而在看似徒劳无功的声明和运动者真正能够向政权倒逼之间，在她看来有无数的事情可做。

在人权团体的敦促中，会有新的社会规范产生，然后就会有团体和机构去推动其执行，然后就是推进。

“比方说，我们和联合国有各种互动，我们得到了一些联合声明，我们还得到了对一些标准的认受，以及对警方违反了那些标准的确认。而这些就是你可以向特区政府提要求的工具。你知道为什么作用有限吗？因为在我的港大讲座上，只有一两个人知道它。”

“我们能怎么用这些工具呢？比如艺术家可以拿那些结论去传播，比如去做成卡通，让人们更了解这些。我们必须去改变人们对自己可以有什么权利的认知。我们必须超越只喊著‘法治’‘基本价值’，需要在一个更具体实在的框架里行动，当你在网上发那些警察的行为时，不应该只是说著警察暴力，应该说，你违反了这个条款因为你做了什么什么……应该用更多那些标准，而不是说，天啊都有了这些声明和规范了怎么事情还没有改变？如果香港人开始用它们，那就会改变。”

这些规范让大众熟知之后，下一步就是应用策略。“我们能用它做什么？我们能不能去接触警察，然后要求他们看看训练手册？你能做点什么让它产生作用？这就是国际倡议的运作方式。”

现在，她专注谈很多在民间机构联盟之间取得的成绩，“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留给政府，他们自己是不会去尊重人权的。”在她看来，国际人权工作就是这样，没有银子弹，没有一蹴而就，每次都只能一步一个脚印。

你想不想做其中一个推著火车前进的人，而它只前进了1英吋？她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