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若「勇武」失效,反修例運動應往何處去?

這場抗爭並非「終局之戰」,因為真正的終局之戰還未到來。


2019年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學有物品被焚燒。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1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學有物品被焚燒。 攝:林振東/端傳媒

昨日,當警察再次開槍射傷示威者、一位市民被黑衣人士縱火點燃等傷人事件發生後,林鄭於傍晚六點站在記者招待會的台前,平靜地說出「暴徒的行為是不會得逞的,一定不會爭取到口中的政治訴求」時, 我們理應能夠確認,中央與港府此時的策略,就是以壓倒性的武力優勢,逐步將前線的運動熄滅;而在這個過程中,假如抗爭者的武力升級或演變成無差別攻擊,也會是政府樂見的局面。

因為到了今天這一步,「勇武」看起來已不再是一種抗爭的策略,更像是某種「絕望」的反抗。

「勇武」的由來

這幾個月以來,林鄭政府將民意視作無物,警方面對市民的武力也不斷升級,則是本次抗爭升級的背後,多數同情者重要的心理基礎。

起初,「勇武」的行為被多數示威者所接受,可以說是因為香港人的「和平示威」在這些年已經屢次被證明無效。這種無效,既是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的失敗與其發起者相繼被判刑所體現的,也是反修例運動在六月動員一百萬與兩百萬人上街後,政府仍不願正式撤回《條例》、及五個月來的系列令人失望的回應所導致的。

而在這五年中,香港本就有限的政治參與持續被設置各種限制,立法會議員因為人大釋法被取消資格;而銅鑼灣書店等較明顯的政治迫害事件,也令很多原本沒有那麼在意普選的港人,感受到了政治不自由帶來的恐懼。

一個鮮明的對比是,2016年的旺角騷亂,示威者對警察的攻擊行為,仍然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當梁天琦、盧建民等人在去年被重判6到7年時,並未有很多市民站出來為他們鳴不平。

當年,佔中發起人之一、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廷針對此事發表評論時,曾明確表態「有人指騷亂是與『佔中』有關,這點我絕對不能認同。『和平佔中』是非暴力抗爭,『旺角騷亂』是暴力抗爭,兩者本質上是有根本分別。在香港現在的情況下,我並不認同暴力抗爭是合理及聰明的做法。」今日觀之,他自然是在與暴力抗爭者「割席」。

在此次反修例運動中,抗爭市民對「激進」行為的普遍容忍,甚至都不願進行譴責,首先與過去五年香港政治局勢的每況愈下不無關係。進一步來說,這幾個月以來,林鄭政府將民意視作無物,警方面對市民的武力也不斷升級,則是本次抗爭升級的背後,多數同情者重要的心理基礎。

抗爭升級的「效用」

問題在於,中央與林鄭不在乎它怎樣結束,甚至會希望它以一種最難看的方式結束。因為運動結束地愈難看,愈有利於它們之後的鐵腕管制。

可是,就像剛才提到的,在抗爭升級的「心理基礎」之外,「勇武」本應是作為一種策略而存在,理應是替代和平示威的一種更「有效」的抗爭手法。所以抗爭行為的武力升級,也被認作是一種「理性」選擇。

「理性」的原因有兩種,並相互交織:一是將其看做「壓力測試」,利用抗爭中的武力與有針對性的「暴力破壞」行為,考驗香港政府的應對能力,迫使其回應其本來不願意回應的政治訴求;二是將其看做「攬炒」的手段,如果政治訴求難以實現,那麼寧願以整個香港作為籌碼,來作最後的嘗試;或者擾亂香港的日常秩序,讓香港喪失經濟上的重要性;甚或引起解放軍進城,香港同樣會失去其經濟地位。

只是,目前來看,這兩種目的都已無法實現。就第一個目的,無論「三萬警力」是不是中央和林鄭可以依賴的唯一力量,現實都已證明,警隊完全有能力應對前線示威者的衝擊行為。特別是十月一日第一槍開出之後,警隊的部署與對抗也有了明顯升級的趨勢。所謂「全副武裝」的示威者,在面對真正做好準備、也對使用致命武器沒有顧慮的警察來說,實屬不堪一擊。至於警隊是否「失控」,在政府看來也是不值一提的說法,如若失控,對於「抗暴」可能反而更有效率。更何況,在持續的出警壓力之下,部分警員的失控也會被內部看作是一個「合理」的發洩渠道。

而第二個目的,將香港作為籌碼的攬炒手段,在中央已經打定主意不進行表面上的軍事干預、只依賴警隊應付之後,無論示威者怎樣折騰,都已經沒法引起解放軍出手。更進一步來說,「攬炒」作為一種行事邏輯,也很可能要失效了,因為攬炒的結局不會出現。

由於力量的懸殊對比,這場抗爭終歸要結束。它可能會聲勢逐漸減弱,自然畫上尾聲;也可能會以暴制暴,無差別地攻擊升級,最終難看地結束。問題在於,中央與林鄭不在乎它怎樣結束,甚至會希望它以一種最難看的方式結束。因為運動結束地愈難看,愈有利於它們之後的鐵腕管制。

所以,現在面對「和理非」實際上的無法作為,和「勇武」的破壞升級與無差別攻擊的出現,無論我們要不要去譴責或「割席」,至少可以承認,在政治層面,升級的抗爭行為很可能已經失去了效用。

2019年11月11日,西灣河警員槍擊示威者的現場。

2019年11月11日,西灣河警員槍擊示威者的現場。攝:廖雁雄/端傳媒

It's not the end. 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所謂「Endgame」,如果要有,也不會是現在這場。

如果勇武已經失效,這場運動是不是要失敗了?或者說,如果不願武力無限升級變成無差別的暴力,這場運動應該如何繼續下去?

回答這些問題,取決於如何理解這場運動的性質,也取決於如果要繼續下去,還有哪些能做的事情。

從一開始,很多人將這次的運動和抗爭看作一場「終局之戰」(Endgame),如果這次不去抗爭,令《逃犯條例》通過,香港人的未來就會被徹底決定,不再有任何希望。不過,隨著運動的行進,《逃犯條例》的撤回,其他矛盾的突出,和中央對香港政策的重新制訂,令這次的抗爭,已不再是終局之戰。而真正的終局之戰,其實才剛剛開始。

從今以後,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可能就要正式替換為穩定與繁榮,以至於,繁榮還是否存在,會逐步變得不再重要,而「穩定」才是最優先事項。

香港六七事件之後,此城實際上開啟了維持近半個世紀,以發展換穩定,以發展得人心的治理模式。這一模式並未隨著九七回歸發生很大變化,但卻在2012年之後,逐步走向終結。未來的治理,很可能會變為以管制換穩定,以穩定制人心的模式。這不僅是中央對港政策的小氣候決定的,也是中國整個未來政治趨勢的大氣候所決定。

四中全會的《決定》告訴我們,無論之前有怎樣的傳言,習的政治權威最終並未受到挑戰。在貿易戰看似要逼近階段性休戰之時,中央對香港問題的處理,也會有更充足的空間。所以,我們也看到,張曉明在對四中全會《決定》的解釋文章中,強調維護國家安全與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將會是未來對港政策的重點。在維護安全方面,即便不以正式通過23條的方式實現,也會以在政府中設立相關行政機構的方式去做。

此外,這次的運動,對於北京來說,不僅暴露出在香港人心已盡失的局面,更暴露出香港政府治理能力缺失的問題。可以想像,林鄭與整個公務員體系,都已令北京感到深深的失望。在未來,則「要完善中央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選拔、任命、監督、罷免等相關制度和程序」,這也意味著,不僅國家安全方面會重點工作,北京對香港的日常治理也會有更多直接的干預。

更重要的是,不管示威者在這次運動中怎樣做,都不太可能不讓上述的情況,在未來出現。所謂「Endgame」,如果要有,也不會是現在這場。

並且,如果回到這場運動自身,從「和理非」的行為去看,這次抗爭,又怎麼可能是終局之戰呢?終局,意味著可以拋棄大部分所有,去捍衞不可被拋棄的東西。那麼廣大的「和理非」,究竟為了這次運動拋棄了什麼?而他們堅守的又是什麼?總不能說拋棄的是過去對暴力的評判標準,而堅守的只是「不割席」的立場。

當然,這種說法玩笑的成分更重,但又不能不嚴肅看待其中真實的成分。

畢竟,如果「和理非」只是守在合法的抗議現場,避免被捕,週六參加完周梓樂同學的悼念儀式,在「三罷」的號召之下,週一還是正常返工,維持著這個社會與個人生活的日常運轉——如何能說這是一場終局之戰?

這樣講,並不是為了說明大部分抗爭者的言不由衷,只是為了能做出如下的逼問:如果讓「和理非」重新上場,什麼樣的行為,才可能是「有效」抗爭?當大部分人每天還是在返工與生活,只是前線的年輕人看似在拋棄一切,那些沒有做出的自我犧牲,是因為可能「無效」,還是因為「生活總要繼續」的無可奈何?

可是,「生活總要繼續」與終局之戰,本身就是矛盾的。最終的戰役,意味著輸掉之後,不僅會沒有自由,也會失去生活,如果「生活總可以繼續」,輸掉的就不是全部。

最終,它們將彙集成一個問題:為了守住這座城,香港人可以去到幾盡?

以上種種,其實都是這一場運動無法解答的。最終,它們將彙集成一個問題:為了守住這座城,香港人可以去到幾盡?

不是抽象愛自由的香港人,也不只是戴著防毒面具在前線的兩千個年輕人,而是那一百萬、兩百萬上過街的香港人,當終局之戰終會來臨時,還有哪些事情可以做?現在並不是可以絕望或失控的時刻,因為這個問題,可能需要用盡整整一代人的時間去回答。

(草石,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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