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最後四天,北京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簡稱十九屆四中全會)。距離上次三中全會已經二十個月,黨內外、國內外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甚至危機;而距離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只剩三年,政治局常委更迭在即,卻因為派系政治的式微而撲簌迷離。
即便會議召開前夕,無法不讓人想起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夕、「大躍進」失敗後的情勢,「習躍進」在過去二十個月裏遭遇的挫折更引發會前的種種傳聞,但是會議最終卻在閉門四天之後若無其事地結束了,生出一份空洞宂長卻令人瞠目結舌的決議公報。
雖然可能的人事變動,最早需要待明年三月「兩會」期間才會有消息;雖然會後第二天中國司法部就發文要求禁止限制外資企業匯出資金、顯示市場開放立場,中美貿易戰第一階段也行將結束。但是基本上,會議結果和會議公報都肯定了習近平過去七年的執政路線,並且全面概括為所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等於確立了習近平個人堪與毛、鄧比肩、各領三十年的歷史地位,奠定了後三十年的基本路線。
這到底是怎樣的一種轉變呢?其歷史意義和政治意圖,或許形同40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卻代表着完全相反的政治方向:四十年前,鄧小平繼續以周恩來1975年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為改革開放的動員目標,而同時,魏京生提出了第五個現代化,即朝向民主的政治現代化。而習近平今天綱領化的所謂治理現代化,不僅以第五現代化之名巧妙地取代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而且完全否定了雖然早被封殺卻始終被知識分子視為希望方向的政治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