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台灣斷交七日內，我在索羅門群島遇見的四個故事

【編者按】位居南太平洋群島戰略要衝的索羅門群島，在上月與台灣斷交、與中國建交，竟引發當地Malaita省揚言「宣布獨立」抗議，廣泛激起「反對與台灣斷交」的聲浪。為了一探索國「挺台抗議」的究竟，我們的撰稿人前往當地，與他們聊了聊，並追尋島上百年來的華人身影。以下是在正文之外，他所記錄下的四個索羅門群島故事。

工程師

台索斷交後五天，我走進唐人街附近的中央醫院，醫院外頭，寫著「台灣駐索羅門群島衛生中心」的招牌還高高立著，門診大樓裡卻空蕩蕩的。突然走廊轉角處傳來熟悉的台灣口音，我循聲走去，只見到一個中年男子的背影，他雙手環抱紙箱向外走去，留下一扇半掩的門。

房間裡，台籍工作人員正忙著打包收拾，要趕在中方代表抵達索國之前撤離。不意外地，斷交時機敏感，衛生中心的台籍工作人員不願受訪。「或者，你問問剛走出去的那位張大哥吧，他在這裡待很久了。」

就這樣，張榮華成為我在索羅門群島認識的第一個台灣人。皮膚黝黑、頭上頂著濃密捲髮的張榮華，乍看幾乎和索羅門本地人無異，一開口卻又是台灣外省第二代的國語口音。聽聞衛生中心要撤站，他趕忙前來搬藥，把一年內可能用到的藥品都拿齊了。「把藥留給本地醫院，那些本地人也只會佔為己有，不如留給我們這些台灣人用。」

見我有心想聊，張榮華提議去太平洋賭場的咖啡廳坐坐，那裡距離衛生中心只有兩分鐘車程；雖然稱不上豪華，但建築立面近兩百公尺的賭場，在公路邊依然堪稱氣派。坊間流傳，經營賭場的老華僑梁家，當年是透過賄賂才取得了如此大片的濱海土地，因而在二〇〇六年暴動期間，也成了群眾破壞的對象。

沒等我開口，張榮華直接向吧台要了兩罐通寧水。「我來這裡之後很喜歡喝通寧水——這裡有瘧疾你知道吧，通寧水可以治瘧疾。」

張榮華的父親是跟著國民黨來台的上海人，母親則是台灣雲林四湖的本省人，從小就在國台語交錯的雙語環境下長大。「我告訴你，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你不要誤會，我還是把台灣人放在中國人前面的。」

一九八九年，張榮華在工專念完土木工程、修習過建築碩士課程之後，在榮工處（全名為「榮民工程事業管理處」，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屬下的公營事業單位，初期宗旨是為大陸來台的退役官兵提供就業機會）找到第一份全職工作。

當年台灣經濟正好，帶有官方色彩的榮工處又負責多項援外工程，張榮華被分配到索羅門中央醫院的援建計畫，隻身一人來到這個他連聽都沒聽過的國家。張榮華原本以為醫院建完就會回台，卻在第三年和當地老華僑的女兒結了婚，索羅門群島從此便和他的人生結下了難解的羈絆。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台灣迎來經濟自由化的浪潮，「公司化」和「民營化」這兩個詞喊得震天價響，而榮工處最後也於一九九八年轉型成為公司。轉型後的「榮民工程公司」調整業務方向，不再肩負援建外交任務，最後決定放棄索羅門衛生中心的第三期工程。百般考量之後，張榮華於一九九九年和公司一起撤回台灣。然而妻子搬去台灣之後無法適應，不想離婚的張榮華，只能再次搬回索國，在這裡開了一間建設公司，偶爾承接台灣在索羅門援建的工程包案。

「歷史從來都是這樣，如果陸權國家強，台灣就屬於陸權國家；如果海權國家強，台灣就屬於海權國家。」

事後回看，張榮華的人生和職涯起起伏伏，儼然就是台灣政經走勢和索國社會情勢的縮影。

「我運氣不好，公司剛開沒多久，就碰上族裔衝突和內戰，只好先進入本地華僑的工程公司當經理，避避風頭。」二〇〇六年暴亂再起，張榮華的妻子帶孩子離開動盪的索國到澳洲唸書，過沒幾年夫妻便協議離婚。

局勢回穩之後，張榮華再次當起了老闆，除了繼續接些建築工程之外，也經銷太陽能電板，偶爾幫大使館處理貨運物流。「我再婚後又生了四個孩子，現在負擔很大。」一邊說著，他一邊又點燃了一根菸。

張榮華散發著一股老憤青的氣質。說要談台索斷交，他卻把話題一下子拉到明清之際的中國，「歷史從來都是這樣，如果陸權國家強，台灣就屬於陸權國家；如果海權國家強，台灣就屬於海權國家。以前考試我拿最高分的就是中國史，每次考試只有我會洋洋灑灑寫下好幾頁，還拿過九十六分。」看他滔滔不絕，我完全可以想像他答題時振筆疾書的畫面。

張榮華認為，所謂的斷交決議只是索羅門內閣的投票結果，不是整個國會的決議，而且九成民意都支持台灣，斷交與否仍有轉圜餘地，「蔡政府卻趕在情勢明朗之前就宣布斷交，目的就是為了『撿槍』（台灣流行用語，意指意外獲得發動攻勢的大好機會），想激起台灣人對大陸的反感。」

撇開角力暗潮和政治貪腐，索羅門群島資源豐富、氣候宜人，張榮華在此大可怡然遺世，無須心繫台灣政局和兩岸情勢，但在索國待了三十年，張榮華認為自己隔海旁觀，對於台灣政治環境、兩岸消長都看得更加清楚。

目前在索國僅存的台商約十家，規模都不大，除了幾家餐廳之外，還有遠在外島的輪胎修理廠。索羅門群島日照強烈，幾年前台灣的茂迪太陽能在索國還有據點，然而二〇〇八年中國太陽能板廠商進入索國之後，就用低價搶走了大部分的市場份額。

台灣經濟勢力的下滑，除了可以從台商數量看出之外，也展現在援助的力度上，而中國的「慷慨大氣」，在張榮華看來反而是集權制度、一黨專政的優勢。「台灣給個捐款，還要談多少比例用貸款的方式。換成大陸，他們要多少給多少，因為他們就是集權國家嘛，國家說要給，老百姓有能力反對嗎？但台灣不能這樣搞，外援預算一曝光，立法院就有得吵了，還會被媒體輿論說成金援外交。」

經歷過台灣經濟榮景的張榮華，幾乎匯聚各種「老藍男」的典型特質：新聞頻道鎖定中天，對國民黨時代的技術官僚讚譽有加，也推崇中國政府的寬闊視野。

張榮華認為，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中華民國的台灣化，注定會讓非台籍的海外華僑感到疏離，導致台灣在外交工作上少了海外華僑的支持。據說索羅門群島的中華總會每逢新年都有舞獅活動，往年也都會特意繞去台灣大使館，然而今年大使館卻以下雨為由，主動取消了在使館前的舞獅表演。在他看來，這就是斷交前夕的一個不祥預兆。

「本地老華僑也會質疑台灣人，問你們到底是不是中國人啊。可惜台灣人已經被教改洗腦，沒有人要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了。」認同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張榮華義憤填膺，激動的語氣背後，似乎還藏著幾絲落寞。

離開索國當天，張榮華堅持要載我去機場。

大使館撤走之後，他儼然已經成為台灣駐索國的實質代表。往機場的一路上，他的手機鈴聲幾乎沒有停過，一會安排使館財產清運、大使官邸轉賣，一會又用外省腔的台語接聽台灣木商來電。看他在百忙之中抽空送我一程，我有點不好意思，但他揮了揮手說，「反正下午有台灣學術考察團要來，我也是要去機場接他們，順路而已。」

陪我在機場辦理報到手續時，張榮華突然從皮夾裡抽出一張二十元索幣的小鈔，塞到了地勤人員的手裡。原來這位地勤人員曾經因為簽證問題而刁難過張榮華，他當時只能給錢了事，然而先例一開，不論是否有求於他，張榮華每次看到他時都仍得提供「喝茶錢」。

「這裡就是這樣，我已經習慣了。」

和我道別之後，張榮華還得趕在學術考察團抵達之前，抽空去機場附近的工地巡視工程；和在中央醫院初識他時一樣，我再次看著他的背影離去。外交場合固然無情，國旗說降就降、農技團也可以在一夜之間撤離，但當初被邦交帶來索羅門群島的張榮華，卻已經有太多理由，離不開這個南太小島。

台灣農場

雖說「台灣農技團」理論上已隨邦交斷絕而撤離，但種在土裡的作物不可能一夜連根拔起。台索斷交第六天，我搭乘箱型車改裝成的公車，前往位於首都東郊的台灣農技團。和衛生中心相比，台灣農技團顯得忙碌依舊——辦公室裡擺滿剛收成的芭樂、香蕉、蕃薯、芋頭，碾米機也仍在隆隆運作。

經過農技團大門時，一位索籍警衛把我攔了下來，「現在時機敏感，上面交代要嚴格控管訪客」。

雖然台灣農技團只是技術指導單位、沒有盈利，但當地人仍習慣用「台灣農場」（Taiwan Farm）稱呼這裡。自從一九八三年台索建交以來，農技團一直都以示範和技術移轉作為定位，希望讓當地農業脫離粗放模式，並為農業學生提供有薪實習機會。自二〇一六年起，農技團也開始將農作物無償供應給各級學校。

正在田裡施肥的實習生安德魯來自馬島，每個月可以拿到實習津貼六百索幣（約八十美元）。他知道索國和台灣已經斷交，但實習合約十一月才到期，問他接下來何去何從，他只是一臉茫然。

雖然農技團的作物不對外販售，但農技團大門邊上，卻有幾位中年婦女在小攤子上販賣各種蔬菜水果。看顧小攤的婦女宣稱，他們販售的產品來自台灣農技團；和中央市場相比，這裡的蔬果品相的確更好。經過追問，她們才坦承這些蔬果其實是和農技團購買種子、在附近耕作收成而來，精確來說，應該算是「台灣農場」的「延伸」（extension）。或許，這些「台灣農場」的菜販有「廣告不實」之嫌，但讓當地人學會技術、獨立耕作販賣，本來也就是農技團的本意。

回看戰後歷史，農業一直都是兩岸在國際社會中進行角力的外交工具。早在一九五九年，當時經濟依然孱弱的台灣，就已經開始對外派遣農技團。由於農業外援政策漸趨複雜、必須與中國政府競爭，中華民國政府於一九七二年將農業援助事務併入「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由外交部管轄，最後才於一九九五年以財團法人的形式成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一般簡稱國合會）。時至今日，國合會對外的援助項目仍以農漁牧業的技術轉移為主。

就中國而言，早在大量非洲國家和台灣斷交的一九七〇年代，中國便已有接替台灣農業援助計劃的經驗；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中的席位，也有部分要歸功於非洲國家的支持。中國當時的農業外援，採用的是國家控管、政府主導執行的模式，而「一個中國原則」，也一直都是中國在各國投入發展計劃的前提。

和台灣不同的是，中國從一九九〇年代末開始以「公私合作」模式推動農業援助，並於二〇〇三年在商務部下成立「國際經濟合作局」，正式鼓勵中國私人企業參與農業援助計劃，並為農業企業在海外投資提供優惠補助。自此，中國透過農業投資在發展中國家圈地的傳言，便在西方世界甚囂塵上。

除此之外，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也於今年發布 報告 ，指出中國從二〇〇〇年至二〇一四年間對海外提供的融資項目之中，超過百分之七十五的資金都不符合「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定義，其中也包括農業發展在內。根據經合組織（OECD），所謂的「官方發展援助」必須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援款以捐款和優惠貸款為形式，否則便會被視為盈利目的的「其他官方資金」（Other Official Flows）。

面對外界疑慮，中國官方則是一再澄清，中國在海外投資的農業項目，只有小部份會將作物出口到中國，因此西方人對於中國在海外「圈地」、滿足糧食需求的指控，根本只是誇大其詞。

眼下沒有人知道，台灣農技團走了之後，中國會不會繼續經營「台灣農場」；就算真的接手，也沒人確定中國會以何種形式在農業上提供援助，而「台灣農場」這個一般人早已習慣的代稱會不會繼續在口耳之間流傳，也沒有人說得準。但可以預期的是，這個農技團門口的小市集，應該不會在台灣農技團撤離之後就馬上消失。

華文教師

「老實說，我也看不懂門口上方那些漢字。」中華學校校長尤妮斯・塔胡妮亞拉（Eunice Tahuniara）用帶著英國口音的英語對我坦承。塔胡妮亞拉生於巴紐，一九八二年嫁來索羅門群島之後，便一直在中華學校任教，接任校長職位至今還不到四年。

她提到的「門口上的漢字」，指的是中華學校一幢老校舍頗為標緻的拱形牆面上所寫的「中華學校」四個大字，一旁還有「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曾廣順」的落款；再仔細一看，漢字下方原本還有「CHINESE SCHOOL」幾個英文字，只是今日已經斑駁。不過看不懂漢字實在沒什麼好難為情的——雖然名為「中華學校」，學校裡的主要授課語言仍是英語，除了新華僑的子弟和教授華語的老師之外，能無礙識讀漢字的人本就不多。

「我前幾年看過建校初期的歷史資料，但現在不知道放哪去了，也一直找不到時間好好整理。」這也沒什麼好難為情的。在經費拮据、人手不足的情況下，爬梳歷史是個奢侈的工作。

然而中華學校的校史，可以說就是索羅門群島的華人聚落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屬索羅門群島的首府原本位於圖拉基（Tulagi），而華人初期也是在圖拉基一帶建立了聚落和學校。二戰結束後，遭受猛烈轟炸的圖拉基滿目瘡痍、重建腹地又不夠寬闊，政府遂決定將首府遷至荷尼亞拉，而「逐市而居」的華人也一併將中華學校帶到了現址重建。

時至今日，中華學校依然採用英國學制，從學前班到九年級都各有一個班級，全校學生數超過三百人，是索國境內聲譽最好的學校之一，與另外一所國際學校齊名，而註冊在籍的學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來自經濟狀況較好的本地家庭，只有大約百分之十五是老華僑和新華僑的後代。

「我們使用的是澳洲課本，也有不少香港的英文教材。」塔胡妮亞拉瞥向我背後的書櫃，語氣頗為自豪。「畢竟校董都是廣東人，當年也有些老師來自香港，就一併把教材帶來了。不過不管是哪裡來的教科書，總歸都是英國人編寫的——你也知道，我們都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嘛。」

儘管中華民國僑委會的題字仍在，但中華學校今日並不屬於台灣的僑校體系。「台灣政府過去對中華學校的確有過支持，但近年來學校的財政來源主要還是依靠本地華商的贊助，以及駐巴紐中國大使館的資金。不過學校的財源都是校董會在籌措，詳細狀況我們這些教職人員並不清楚。」

塔胡妮亞拉提到的校董會，今日仍由索國的廣東籍老華僑組成，他們都是事業有成的華商；身兼中華總會會長的知名華商「ＱＱＱ」老闆馬修・關（Matthew Quan），便是中華學校的現任董事之一。

中索於九月二十一日建交之後，便派出大使趕在十一國慶之前抵達索國；由於大使館舍仍未就緒，十一當天的升旗儀式和慶祝活動，便是在中華總會的幫助之下，由中華學校出借場地舉行。

回溯台灣僑委會的歷史，為中華學校題字的曾廣順出任僑委會委員長期間，也正好就是一九八三年台索建交之際。換言之，中華學校雖然校史悠久，但應該也是在台索建交之後才開始受到台灣的關照。僑委會過去也曾對中華學校派送華語教師，為學生提供課後的免費中文課，但這個政策卻在二〇〇〇年前後，亦即台灣第一次政黨輪替時遭到取消，不僅讓中華學校的華語教學難以為繼，也形同讓中華學校徒具「華名」。

到了二〇一三年，這個窘況終於出現了變化。當時中華學校正在研擬興建一棟新的教學樓，然而台灣方面無法提供資助，校董會於是轉向駐巴紐的中國大使館求助，自此，中國便成為中華學校重要的資金來源。根據報載，中國從二〇一三年就開始持續對中華學校提供援助，二〇一五年當年則捐贈了三十一萬索幣（約合四萬美元）維持校務運作，而今日學生使用的新校舍，也是在中國資金的挹注之下才得以完工。

「早期的老校舍，現在只剩這些教師辦公室還在使用。第二期新校舍工程完工之後，這裡也會一併拆除——不過門口那幢寫有漢字的老建築比較特別，我們應該會保留下來。」午後天氣讓人昏昏欲睡，沒有空調的辦公室裡有些悶熱，塔胡妮亞拉一邊說著，一邊用手裡的課本不斷搧風。

由中國引入的除了資金之外，還有華語教師。從二〇一四年起，校董會便開始透過中國國務院的僑務辦公室引入華語教師，試圖讓華語教學常態化，也正式將簡體字和漢語拼音引為教學標準。

「董事們現在偏好從中國引進華語老師，但老實說，我們這些第一線的教職人員還是比較喜歡台籍的華語老師。台灣老師的英語能力比較好，可以在英語不好的新華僑學生和其他老師之間擔任橋樑，溝通起來也比中國籍老師更為容易。」

中華學校今日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學生是新華僑的子弟，他們跟著經商的父母來此，英語能力相對低落，經常跟不上課程進度，也總是來來去去。根據校方的課程安排，學前班每天都有十五分鐘的中文課，其他年級則是每天半個小時。由於本地學生和華僑子弟的中文程度落差太大，因此校方會盡量讓兩個群體分開上課，然而中文課的成效依然十分有限，每個年級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同一本教材，只能不斷讓學生複習。

就教師的招募管道而言，中籍和台籍教師也有非常大的差異：前者透過中國僑辦這個正式管道引進，後者卻是由索國當地的台灣人私下引介的。這種現象其實並不尋常，因為直到今年為止，和索國建有邦交的分明是台灣政府，然而傾官方之力在援助師資的卻是中國政府。

「台灣大使館並沒有幫忙介紹師資，不過我們有位校董的妻子正好就是台灣人，她也一直都很樂意幫我們從台灣尋找華語老師。」

談及索國政府的外交轉向，塔胡妮亞拉遲疑了一下，笑容也有些尷尬。

「對於教職人員來說，台索斷交、中索建交都是政治人物的決定，我們只能維持中立。至於校董會的立場，我沒有辦法代言。」然而可以確認的是，台索斷交對於中華學校的台籍老師並不會造成任何影響，「他們本來就不是台灣大使館介紹過來的，薪水也都是由校方支付。」

塔胡妮亞拉沒有再回答我的下一個問題。

塔胡妮亞拉離開不久後，彼得進到辦公室從冰箱裡取出了幾個餐盒。他穿著藍球球褲，皮膚泛著健康的小麥色，看起來朝氣十足。

見到我在教師辦公室裡，彼得打開餐盒問我，「我和這裡的本地朋友訂了墨圖（Motu），你要不要試試？」餐盒裡，幾塊樹薯、香蕉和雞腿正閃著油光。墨圖是索羅門群島的一種特色菜餚，做法是將食材放在燒熱的石堆裡烹煮，在飲食地景已被華人餐館掌控的索國，是少見的本地料理。

來自台灣的彼得今年三十二歲，已經在中華學校教了一年半的華語，今年底約滿之後就要回台。來索羅門群島之前，他在台灣海軍艦隊上服役長達八年，曾以樂隊鼓手的身份隨敦睦艦隊出訪四次，台灣在太平洋地區和中美洲的邦交國他都去過。

彼得之所以會來索羅門群島教書，其實也是因為當年跟著艦隊在這裡登岸時，認識了塔胡妮亞拉提到的那位校董的台籍妻子。「退伍之後，我聽她說中華學校在找華語教師，就投履歷應徵了。」

彼得邀我到他的辦公室坐坐，沒想到華語教師的辦公室，就是門口寫有漢字、頗有特色的那幢老建築。說是辦公室，其實也就是一個擺著三套桌椅的小房間，內裝十分簡陋。另一名台籍教師麗莎也在辦公室裡，正埋頭專心備課。

麗莎是中華學校新聘的華語老師，在台索斷交前一個星期才抵達索國；我見到她時，她剛上完教師職涯的第一天課程，神色顯得有些緊張。和彼得一樣，麗莎在來索國之前就已經擁有非常豐富的國際經驗。大學讀商學院的她，畢業之後加入了台灣的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在台一般簡稱「國合會」，主要負責對外援助發展計畫），在台灣的邦交國巴拉圭一邊擔任志工，一邊學習西班牙文。離開國合會之後，她又申請了工作度假（Working Holidays）簽證，在澳洲和紐西蘭各待了兩年，從此愛上南太平洋地區。

雖然麗莎喜歡南太島國的緩慢步調、穿著打扮也很隨性，她的語速卻異常地快。「還在紐西蘭的時候，我結交了很多來自南太島國的朋友，也去過斐濟、吐瓦魯和萬那杜，早就習慣了南太地區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後來我在臉書上看到朋友說這裡在徵老師，想都沒想就應徵了。」

中華學校對華語師資的要求不高，既不看華語教學證照，也不在意老師是否有過教學經驗。雖然麗莎從紐西蘭返台之後，就報名了師大的華語師資培訓課程，但她應徵中華學校教師職缺時資格認證仍未到手。「我看得懂簡體字，但寫不出來，所以現在得花很多時間備課。」

我問她為何不在去紐西蘭之前就先考到華語教學證照，這樣在當地就可以找份華語教職、收入會更加優渥，沒想到她給了我一個白眼。「我追求的就是自由，不想被同一份工作綁在原地，而且我很喜歡吃奇異果，本來就想在奇異果農園裡打工。」即使麗莎現在和中華學校簽了兩年合約，如果哪天想走，隨時也都能離職。

提到自由，彼得也有類似感觸。「我覺得這裡的生活和在艦隊上沒什麼差別，每週的工時只有十多個小時，有很多時間可以做自己的事，也可以認識很多本地朋友。」儘管中華學校提供的月薪只有六到八千索幣（大約相當於八百至一千美元），但他們本就是為了體驗不同生活而來，薪水考量還在其次。

聊著聊著，中國派來的華語教師小鄭也回到了辦公室。手裡拿著華語課本的他，長相斯文、裝束簡練時髦，頭髮還用髮蠟整理得服貼有型，和兩位打扮閒適的台灣老師相比，簡直像是隨時都能走上伸展台走秀似的。

如果說來自台灣的彼得和麗莎，是跟著人生軌跡才偶然來到索羅門群島，那麼來自山東棗莊的小鄭之所以會在這裡支教，則是國家體制安排的結果。「我們當時是沒得選的，國家要你去哪就得去哪，頂多就是放棄海外支教的機會。」中華學校另一位中國籍的華語教師也是山東人，因為整個南太平洋地區的外派教師計畫，都被國務院劃給了山東省僑辦統包負責。

在中國，「支教」一向就不只是教育而已，而是藉由國家力量動員教師前往貧困地區，帶有志願服務和支援性質，也有平衡城鄉發展的功能。從二〇〇二開始，支教也開始冠上「海外」一詞，成為中國拓展軟實力、推廣漢語的工具，除了「孔子學院」之外，也會和個別學校合作，薦送教師出國。為了出國支教，小鄭必須先通過普通話水平測試二級甲等，再經過考試選拔，出國之前還參加過統一培訓，而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漢辦）則會對他提供生活津貼、旅費和醫療保險。

和已經跑過大半個地球的麗莎、彼得相比，小鄭的人生經歷也非常不同。來索國之前，他在山東某個縣城的小學裡教書，從未出過國。「何止出國，我連工作單位附近的黃河景區都沒去過——用你們台灣的話說，就是『很宅』。」

在所有華語教師之中，小鄭在中華學校的資歷最久，已經待了兩年半，而且才剛續約，預計還會再待上兩年。剛到索羅門群島時，小鄭在生活上不太能適應，花了好些時間才能用英語和當地同事溝通，每天就是在宿舍和學校之間兩點一線，放假時也很少出門。一直到彼得來了之後，小鄭才開始一起到處溜噠，談吐間也多了台式用詞，偶爾還會開玩笑自己是「習主席派來監視台灣老師的間諜」。

「這裡的生活很簡單，不像在國內壓力那麼大，連當個老師都要攀比競爭。」現在下了課，小鄭會開車載其他老師一起到市中心上健身房，偶爾也上KTV唱唱歌。

問起最近的外交轉向，三位老師似乎都不覺得有什麼好談的。

「對於台灣人而言，斷交之後最大的影響，大概就是以後生病了沒地方看醫生吧。雖然台灣醫療中心的設備馬馬虎虎，但至少從台灣來的醫生看診更積極、也更能信賴。」彼得聳了聳肩。

有意思的是，兩位年輕的台灣老師都是所謂的「天然獨」世代，在指涉對岸時也都使用「中國」一詞，而不用「大陸」，但小鄭彷彿早已習慣似的，沒有想要「曉以大義」，也不曾嚴肅糾正台灣同胞的思想。「都離開中國了，還談這些幹嘛呢？這裡是索羅門群島啊，離中國多遠你知不知道？」話剛說完，小鄭又轉過頭去繼續和彼得討論下班之後要上哪去。

是上健身房流流汗，還是去大馬華人開的咖啡店吃叻沙呢？想念家鄉味的話，「小青島」離市區也不遠，山東燒雞和餃子的口味也都還算道地——畢竟，不論離中國多遠，你永遠都能找到中國人開的餐廳。

運動青年

九月二十日，亦即台索斷交之後不到四天，索國政府派出了密使團前往中國；收到情資的瑞克於是立刻製作標語，召集三名同志於密使出發當天前往機場抗議。他們在牌子上寫著「他們付了多少錢給你？」、「你的下一步是什麼？」

我循線找到了瑞奇，撥了電話過去。接起電話的是一個有點亢奮的男聲，「方便的話，半個小時之後直接約在中央市場見面吧。」我掛斷電話之後連忙趕去中央市場，而他比說好的時間晚了十五分鐘才出現。

這位才剛從警察局釋放出來沒幾天的年輕男孩名叫瑞奇，擁有典型的美拉尼西亞面孔，眉宇之間散發著索國人少見的自信與幹練。他先是用皮欽語和同伴交代完事情，才和我握了握手。我提議去附近的餐館坐著聊，瑞奇一邊振步疾走，一邊已經開始興奮地向我交代他的身世和理念。

「我從七歲開始就是人權鬥士。」

我以為自己聽錯，「七歲？」

他聽了之後得意地拿出手機，在 Instagram 上找出一張照片遞給我看。照片裡的男孩手裡拿著一張寫著「權利」的海報，閃閃發亮的眼神和我眼前的瑞奇真有幾分相似。「以前學校裡的老師會拿鐵尺體罰學生，所以我當時發起了一場運動，希望讓大家知道小孩也是有人權的。」

我們最後走進一間由福州人經營的廉價快餐館；入夜後，荷里亞納市區只剩華人的店還有營業。這類快餐館在索羅門被稱為「Kai Bar」（「Kai Kai」是索羅門皮欽語的「食物」之意），而荷尼亞拉市區的「Kai Bar」則幾乎清一色都由華人經營，販賣內容千篇一律，就是辣味和蠔油兩種口味的豬、雞、牛、魚這幾種組合配上米飯，有些也賣炸魚薯條（Fish and Chips）這種帶有後殖民風味的英國食物，價格從二十三到四十元索幣（相當於九十元台幣至一百六十台幣，或二十至四十人民幣）不等，在物價高企的索羅門群島算是相對平價的選擇。

雖然瑞奇也是第一次來，卻十分熱情地和中國老闆攀談。「我厭惡的是中國政府，不是中國人民。他們和我一樣，都是在現實和理想之間拉鋸打拚的人。」拿著蠔油雞肉飯在塑膠椅上坐定之後，瑞奇如此對我說道。

雖然落腮鬍讓雷奇看起來十分成熟，但他今年其實只有二十三歲，還在索國某所大學讀社區發展，在索羅門國際論壇（Forum Solomon Islands International）這個本地的人權倡議團體之中也非常活躍。他曾經想要申請台灣政府提供的獎學金赴台留學，現在看來恐怕再也沒有機會。

「我相信人權和民主制度，所以認為索國和台灣斷交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在接下來的一個半小時裡，「人權」和「民主」這幾個字，成為他最常脫口而出的關鍵字。

瑞奇對於台灣的支持，並不像一般民眾是建立在台灣對索國的「恩情」之上，而是建立在「自由」、「民主」的價值之上。「我認同民族自決的概念，也知道台灣有很多人想要獨立，所以我必須支持台灣。」然而再深入多聊，瑞奇其實也和大多數支持台灣的索羅門人一樣，對於台灣的現況，以及中華民國憲法框架的矛盾與爭議並不了解。

現在的他一邊上學，一邊在人權團體裡工作，主要關注索國各部族的傳統權益，近期則在索國境內宣傳印尼西巴布亞省的民族自決運動，希望喚起索國對鄰近地區人權議題的關注。因為工作的關係，他和許多反對黨政治人物以及西方外交官都走得很近。「索羅門人的文化崇尚和平，所以有時就算我們看到不對的事情，也不會選擇發聲。我選擇投入組織工作，就是希望改變這種態度！」

在機場抗議過後，他與其他七位夥伴全部被警察逮補。在警局訊問時，警察最在意的不是抗議行動本身，而是他們的情資從何而來。瑞奇顯然也很進入與警察對抗的情境之中，與他吃飯時，我注意到他的蠔油雞肉飯只動了幾口、就被擱在一邊，我以為他顧著說話而忘了吃飯，示意請他記得用餐，沒想到瑞奇認真地搖了搖頭說，「我是運動分子，隨時都有可能會被警察追著跑，不能吃太飽的。」

瑞奇和我說，他們目前正在策動一場示威遊行，預定於九月二十七日號召兩千人在國會大廈集結，要求政府收回和中國建交的決定，並恢復和台灣的外交關係。

瑞克認為自己也是一名民族主義者。「二十年前的族裔衝突，為索羅門人帶來了很多傷痛。我希望政治人物可以讓索羅門團結起來，而非造成分裂。」

中國政府或許會帶來基礎建設，但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表達訴求的自由，以及民族自決和原住民的權利；台灣人想要脫離中國的控制，索羅門同樣也害怕被中國控制。「我們的土地大部分都被外國人控制住，尤其是中國人。台灣人卻沒有這樣做。在我看來，中國人對於索羅門的資源和經濟發展並沒有太多興趣，何況他們早在建交之前，和索羅門群島的商貿來往就已經非常密切，不需要等到建交才可以幫助我們發展經濟、開發資源。他們真正想要的，是我們的地理位置，幫助自己和美國爭霸。」

「我們已經取得示威許可，但我認為自己應該又會被逮補。」瑞奇說著，語氣興奮得幾乎在像在發抖。「如果我們在抗議過程中做了一些違法的事情，就很有可能會被逮補。」

「所以抗議當天除了和平示威之外，也會有一些違法的活動嗎？」我追問。瑞克聽了欲言又止，最後決定賣個關子，「到時候你就知道了。」

我們離開中國餐館前，外頭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本該是乾季的九月天，卻在我到訪期間幾乎天天有雨。瑞奇斬釘截鐵地說，「這就是氣候變遷。」

在雨夜裡奔跑躲雨時，我問他以後想做什麼。

「我想成為一個英雄烈士，我要為了理想而死！」我笑著問他，為什麼不當一個好好活下來的英雄呢。瑞克聽了尷尬地笑了笑，沒有再說什麼。

或許是讓我們在夜裡狂奔起來的大雨，讓他想起了過去被警察追趕的經歷，他的神情異常興奮。我還來不及向瑞奇道別，他的身影便已經消失在荷里亞納街上的暗夜之中。

隔天，我在網路上看到遊行取消的消息，於是連忙在臉書上搜尋瑞奇的個人頁面，想問他遊行策劃出了什麼問題？他的頁面並不難找，大頭照下方的自我介紹欄位還寫著「青年運動組織者。支持西巴布亞人。反貪腐太平洋青年論壇。氣候變遷對抗者。」

然而，瑞奇終究沒有回覆我的訊息。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