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湾断交七日内，我在索罗门群岛遇见的四个故事

【编者按】位居南太平洋群岛战略要冲的索罗门群岛，在上月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竟引发当地Malaita省扬言“宣布独立”抗议，广泛激起“反对与台湾断交”的声浪。为了一探索国“挺台抗议”的究竟，我们的撰稿人前往当地，[与他们聊了聊][1]，并[追寻岛上百年来的华人身影][2]。以下是在正文之外，他所记录下的四个索罗门群岛故事，关于当地“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医生、华语教师、“台湾农场”，以及抗议政府与中国建交的当地青年。

工程师

台索断交后五天，我走进唐人街附近的中央医院，医院外头，写着“台湾驻索罗门群岛卫生中心”的招牌还高高立着，门诊大楼里却空荡荡的。突然走廊转角处传来熟悉的台湾口音，我循声走去，只见到一个中年男子的背影，他双手环抱纸箱向外走去，留下一扇半掩的门。

房间里，台籍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收拾，要赶在中方代表抵达索国之前撤离。不意外地，断交时机敏感，卫生中心的台籍工作人员不愿受访。“或者，你问问刚走出去的那位张大哥吧，他在这里待很久了。”

就这样，张荣华成为我在索罗门群岛认识的第一个台湾人。皮肤黝黑、头上顶着浓密卷发的张荣华，乍看几乎和索罗门本地人无异，一开口却又是台湾外省第二代的国语口音。听闻卫生中心要撤站，他赶忙前来搬药，把一年内可能用到的药品都拿齐了。“把药留给本地医院，那些本地人也只会占为己有，不如留给我们这些台湾人用。”

见我有心想聊，张荣华提议去太平洋赌场的咖啡厅坐坐，那里距离卫生中心只有两分钟车程；虽然称不上豪华，但建筑立面近两百公尺的赌场，在公路边依然堪称气派。坊间流传，经营赌场的老华侨梁家，当年是透过贿赂才取得了如此大片的滨海土地，因而在二〇〇六年暴动期间，也成了群众破坏的对象。

没等我开口，张荣华直接向吧台要了两罐通宁水。“我来这里之后很喜欢喝通宁水——这里有疟疾你知道吧，通宁水可以治疟疾。”

张荣华的父亲是跟着国民党来台的上海人，母亲则是台湾云林四湖的本省人，从小就在国台语交错的双语环境下长大。“我告诉你，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你不要误会，我还是把台湾人放在中国人前面的。”

一九八九年，张荣华在工专念完土木工程、修习过建筑硕士课程之后，在荣工处（全名为“荣民工程事业管理处”，为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属下的公营事业单位，初期宗旨是为大陆来台的退役官兵提供就业机会）找到第一份全职工作。

当年台湾经济正好，带有官方色彩的荣工处又负责多项援外工程，张荣华被分配到索罗门中央医院的援建计划，只身一人来到这个他连听都没听过的国家。张荣华原本以为医院建完就会回台，却在第三年和当地老华侨的女儿结了婚，索罗门群岛从此便和他的人生结下了难解的羁绊。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台湾迎来经济自由化的浪潮，“公司化”和“民营化”这两个词喊得震天价响，而荣工处最后也于一九九八年转型成为公司。转型后的“荣民工程公司”调整业务方向，不再肩负援建外交任务，最后决定放弃索罗门卫生中心的第三期工程。百般考量之后，张荣华于一九九九年和公司一起撤回台湾。然而妻子搬去台湾之后无法适应，不想离婚的张荣华，只能再次搬回索国，在这里开了一间建设公司，偶尔承接台湾在索罗门援建的工程包案。

“历史从来都是这样，如果陆权国家强，台湾就属于陆权国家；如果海权国家强，台湾就属于海权国家。”

事后回看，张荣华的人生和职涯起起伏伏，俨然就是台湾政经走势和索国社会情势的缩影。

“我运气不好，公司刚开没多久，就碰上族裔冲突和内战，只好先进入本地华侨的工程公司当经理，避避风头。”二〇〇六年暴乱再起，张荣华的妻子带孩子离开动荡的索国到澳洲念书，过没几年夫妻便协议离婚。

局势回稳之后，张荣华再次当起了老板，除了继续接些建筑工程之外，也经销太阳能电板，偶尔帮大使馆处理货运物流。“我再婚后又生了四个孩子，现在负担很大。”一边说着，他一边又点燃了一根烟。

张荣华散发着一股老愤青的气质。说要谈台索断交，他却把话题一下子拉到明清之际的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这样，如果陆权国家强，台湾就属于陆权国家；如果海权国家强，台湾就属于海权国家。以前考试我拿最高分的就是中国史，每次考试只有我会洋洋洒洒写下好几页，还拿过九十六分。”看他滔滔不绝，我完全可以想像他答题时振笔疾书的画面。

张荣华认为，所谓的断交决议只是索罗门内阁的投票结果，不是整个国会的决议，而且九成民意都支持台湾，断交与否仍有转圜余地，“蔡政府却赶在情势明朗之前就宣布断交，目的就是为了『捡枪』（台湾流行用语，意指意外获得发动攻势的大好机会），想激起台湾人对大陆的反感。”

撇开角力暗潮和政治贪腐，索罗门群岛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张荣华在此大可怡然遗世，无须心系台湾政局和两岸情势，但在索国待了三十年，张荣华认为自己隔海旁观，对于台湾政治环境、两岸消长都看得更加清楚。

目前在索国仅存的台商约十家，规模都不大，除了几家餐厅之外，还有远在外岛的轮胎修理厂。索罗门群岛日照强烈，几年前台湾的茂迪太阳能在索国还有据点，然而二〇〇八年中国太阳能板厂商进入索国之后，就用低价抢走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台湾经济势力的下滑，除了可以从台商数量看出之外，也展现在援助的力度上，而中国的“慷慨大气”，在张荣华看来反而是集权制度、一党专政的优势。“台湾给个捐款，还要谈多少比例用贷款的方式。换成大陆，他们要多少给多少，因为他们就是集权国家嘛，国家说要给，老百姓有能力反对吗？但台湾不能这样搞，外援预算一曝光，立法院就有得吵了，还会被媒体舆论说成金援外交。”

经历过台湾经济荣景的张荣华，几乎汇聚各种“老蓝男”的典型特质：新闻频道锁定中天，对国民党时代的技术官僚赞誉有加，也推崇中国政府的宽阔视野。

张荣华认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中华民国的台湾化，注定会让非台籍的海外华侨感到疏离，导致台湾在外交工作上少了海外华侨的支持。据说索罗门群岛的中华总会每逢新年都有舞狮活动，往年也都会特意绕去台湾大使馆，然而今年大使馆却以下雨为由，主动取消了在使馆前的舞狮表演。在他看来，这就是断交前夕的一个不祥预兆。

“本地老华侨也会质疑台湾人，问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啊。可惜台湾人已经被教改洗脑，没有人要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了。”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张荣华义愤填膺，激动的语气背后，似乎还藏着几丝落寞。

离开索国当天，张荣华坚持要载我去机场。

大使馆撤走之后，他俨然已经成为台湾驻索国的实质代表。往机场的一路上，他的手机铃声几乎没有停过，一会安排使馆财产清运、大使官邸转卖，一会又用外省腔的台语接听台湾木商来电。看他在百忙之中抽空送我一程，我有点不好意思，但他挥了挥手说，“反正下午有台湾学术考察团要来，我也是要去机场接他们，顺路而已。”

陪我在机场办理报到手续时，张荣华突然从皮夹里抽出一张二十元索币的小钞，塞到了地勤人员的手里。原来这位地勤人员曾经因为签证问题而刁难过张荣华，他当时只能给钱了事，然而先例一开，不论是否有求于他，张荣华每次看到他时都仍得提供“喝茶钱”。

“这里就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和我道别之后，张荣华还得赶在学术考察团抵达之前，抽空去机场附近的工地巡视工程；和在中央医院初识他时一样，我再次看着他的背影离去。外交场合固然无情，国旗说降就降、农技团也可以在一夜之间撤离，但当初被邦交带来索罗门群岛的张荣华，却已经有太多理由，离不开这个南太小岛。

台湾农场

虽说“台湾农技团”理论上已随邦交断绝而撤离，但种在土里的作物不可能一夜连根拔起。台索断交第六天，我搭乘箱型车改装成的公车，前往位于首都东郊的台湾农技团。和卫生中心相比，台湾农技团显得忙碌依旧——办公室里摆满刚收成的芭乐、香蕉、蕃薯、芋头，碾米机也仍在隆隆运作。

经过农技团大门时，一位索籍警卫把我拦了下来，“现在时机敏感，上面交代要严格控管访客”。

虽然台湾农技团只是技术指导单位、没有盈利，但当地人仍习惯用“台湾农场”（Taiwan Farm）称呼这里。自从一九八三年台索建交以来，农技团一直都以示范和技术移转作为定位，希望让当地农业脱离粗放模式，并为农业学生提供有薪实习机会。自二〇一六年起，农技团也开始将农作物无偿供应给各级学校。

正在田里施肥的实习生安德鲁来自马岛，每个月可以拿到实习津贴六百索币（约八十美元）。他知道索国和台湾已经断交，但实习合约十一月才到期，问他接下来何去何从，他只是一脸茫然。

虽然农技团的作物不对外贩售，但农技团大门边上，却有几位中年妇女在小摊子上贩卖各种蔬菜水果。看顾小摊的妇女宣称，他们贩售的产品来自台湾农技团；和中央市场相比，这里的蔬果品相的确更好。经过追问，她们才坦承这些蔬果其实是和农技团购买种子、在附近耕作收成而来，精确来说，应该算是“台湾农场”的“延伸”（extension）。或许，这些“台湾农场”的菜贩有“广告不实”之嫌，但让当地人学会技术、独立耕作贩卖，本来也就是农技团的本意。

回看战后历史，农业一直都是两岸在国际社会中进行角力的外交工具。早在一九五九年，当时经济依然孱弱的台湾，就已经开始对外派遣农技团。由于农业外援政策渐趋复杂、必须与中国政府竞争，中华民国政府于一九七二年将农业援助事务并入“海外技术合作委员会”，由外交部管辖，最后才于一九九五年以财团法人的形式成立“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一般简称国合会）。时至今日，国合会对外的援助项目仍以农渔牧业的技术转移为主。

就中国而言，早在大量非洲国家和台湾断交的一九七〇年代，中国便已有接替台湾农业援助计划的经验；一九七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也有部分要归功于非洲国家的支持。中国当时的农业外援，采用的是国家控管、政府主导执行的模式，而“一个中国原则”，也一直都是中国在各国投入发展计划的前提。

和台湾不同的是，中国从一九九〇年代末开始以“公私合作”模式推动农业援助，并于二〇〇三年在商务部下成立“国际经济合作局”，正式鼓励中国私人企业参与农业援助计划，并为农业企业在海外投资提供优惠补助。自此，中国透过农业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圈地的传言，便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

除此之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也于今年发布 报告 ，指出中国从二〇〇〇年至二〇一四年间对海外提供的融资项目之中，超过百分之七十五的资金都不符合“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定义，其中也包括农业发展在内。根据经合组织（OECD），所谓的“官方发展援助”必须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援款以捐款和优惠贷款为形式，否则便会被视为盈利目的的“其他官方资金”（Other Official Flows）。

面对外界疑虑，中国官方则是一再澄清，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农业项目，只有小部份会将作物出口到中国，因此西方人对于中国在海外“圈地”、满足粮食需求的指控，根本只是夸大其词。

眼下没有人知道，台湾农技团走了之后，中国会不会继续经营“台湾农场”；就算真的接手，也没人确定中国会以何种形式在农业上提供援助，而“台湾农场”这个一般人早已习惯的代称会不会继续在口耳之间流传，也没有人说得准。但可以预期的是，这个农技团门口的小市集，应该不会在台湾农技团撤离之后就马上消失。

华文教师

“老实说，我也看不懂门口上方那些汉字。”中华学校校长尤妮斯・塔胡妮亚拉（Eunice Tahuniara）用带着英国口音的英语对我坦承。塔胡妮亚拉生于巴纽，一九八二年嫁来索罗门群岛之后，便一直在中华学校任教，接任校长职位至今还不到四年。

她提到的“门口上的汉字”，指的是中华学校一幢老校舍颇为标致的拱形墙面上所写的“中华学校”四个大字，一旁还有“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曾广顺”的落款；再仔细一看，汉字下方原本还有“CHINESE SCHOOL”几个英文字，只是今日已经斑驳。不过看不懂汉字实在没什么好难为情的——虽然名为“中华学校”，学校里的主要授课语言仍是英语，除了新华侨的子弟和教授华语的老师之外，能无碍识读汉字的人本就不多。

“我前几年看过建校初期的历史资料，但现在不知道放哪去了，也一直找不到时间好好整理。”这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在经费拮据、人手不足的情况下，爬梳历史是个奢侈的工作。

然而中华学校的校史，可以说就是索罗门群岛的华人聚落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属索罗门群岛的首府原本位于图拉基（Tulagi），而华人初期也是在图拉基一带建立了聚落和学校。二战结束后，遭受猛烈轰炸的图拉基满目疮痍、重建腹地又不够宽阔，政府遂决定将首府迁至荷尼亚拉，而“逐市而居”的华人也一并将中华学校带到了现址重建。

时至今日，中华学校依然采用英国学制，从学前班到九年级都各有一个班级，全校学生数超过三百人，是索国境内声誉最好的学校之一，与另外一所国际学校齐名，而注册在籍的学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来自经济状况较好的本地家庭，只有大约百分之十五是老华侨和新华侨的后代。

“我们使用的是澳洲课本，也有不少香港的英文教材。”塔胡妮亚拉瞥向我背后的书柜，语气颇为自豪。“毕竟校董都是广东人，当年也有些老师来自香港，就一并把教材带来了。不过不管是哪里来的教科书，总归都是英国人编写的——你也知道，我们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嘛。”

尽管中华民国侨委会的题字仍在，但中华学校今日并不属于台湾的侨校体系。“台湾政府过去对中华学校的确有过支持，但近年来学校的财政来源主要还是依靠本地华商的赞助，以及驻巴纽中国大使馆的资金。不过学校的财源都是校董会在筹措，详细状况我们这些教职人员并不清楚。”

塔胡妮亚拉提到的校董会，今日仍由索国的广东籍老华侨组成，他们都是事业有成的华商；身兼中华总会会长的知名华商“ＱＱＱ”老板马修・关（Matthew Quan），便是中华学校的现任董事之一。

中索于九月二十一日建交之后，便派出大使赶在十一国庆之前抵达索国；由于大使馆舍仍未就绪，十一当天的升旗仪式和庆祝活动，便是在中华总会的帮助之下，由中华学校出借场地举行。

回溯台湾侨委会的历史，为中华学校题字的曾广顺出任侨委会委员长期间，也正好就是一九八三年台索建交之际。换言之，中华学校虽然校史悠久，但应该也是在台索建交之后才开始受到台湾的关照。侨委会过去也曾对中华学校派送华语教师，为学生提供课后的免费中文课，但这个政策却在二〇〇〇年前后，亦即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时遭到取消，不仅让中华学校的华语教学难以为继，也形同让中华学校徒具“华名”。

到了二〇一三年，这个窘况终于出现了变化。当时中华学校正在研拟兴建一栋新的教学楼，然而台湾方面无法提供资助，校董会于是转向驻巴纽的中国大使馆求助，自此，中国便成为中华学校重要的资金来源。根据报载，中国从二〇一三年就开始持续对中华学校提供援助，二〇一五年当年则捐赠了三十一万索币（约合四万美元）维持校务运作，而今日学生使用的新校舍，也是在中国资金的挹注之下才得以完工。

“早期的老校舍，现在只剩这些教师办公室还在使用。第二期新校舍工程完工之后，这里也会一并拆除——不过门口那幢写有汉字的老建筑比较特别，我们应该会保留下来。”午后天气让人昏昏欲睡，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里有些闷热，塔胡妮亚拉一边说着，一边用手里的课本不断扇风。

由中国引入的除了资金之外，还有华语教师。从二〇一四年起，校董会便开始透过中国国务院的侨务办公室引入华语教师，试图让华语教学常态化，也正式将简体字和汉语拼音引为教学标准。

“董事们现在偏好从中国引进华语老师，但老实说，我们这些第一线的教职人员还是比较喜欢台籍的华语老师。台湾老师的英语能力比较好，可以在英语不好的新华侨学生和其他老师之间担任桥梁，沟通起来也比中国籍老师更为容易。”

中华学校今日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学生是新华侨的子弟，他们跟着经商的父母来此，英语能力相对低落，经常跟不上课程进度，也总是来来去去。根据校方的课程安排，学前班每天都有十五分钟的中文课，其他年级则是每天半个小时。由于本地学生和华侨子弟的中文程度落差太大，因此校方会尽量让两个群体分开上课，然而中文课的成效依然十分有限，每个年级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同一本教材，只能不断让学生复习。

就教师的招募管道而言，中籍和台籍教师也有非常大的差异：前者透过中国侨办这个正式管道引进，后者却是由索国当地的台湾人私下引介的。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寻常，因为直到今年为止，和索国建有邦交的分明是台湾政府，然而倾官方之力在援助师资的却是中国政府。

“台湾大使馆并没有帮忙介绍师资，不过我们有位校董的妻子正好就是台湾人，她也一直都很乐意帮我们从台湾寻找华语老师。”

谈及索国政府的外交转向，塔胡妮亚拉迟疑了一下，笑容也有些尴尬。

“对于教职人员来说，台索断交、中索建交都是政治人物的决定，我们只能维持中立。至于校董会的立场，我没有办法代言。”然而可以确认的是，台索断交对于中华学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