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本文部分內容涉及血腥暴力，可能會引起不適。
1967年10月3日清晨，43歲的唐家美聞訊飛奔回娘家時，哥哥們已不見蹤影。祖宅的房門早已被踹爛，上面留下大小不一的腳印，屋內傢俱七零八亂。唐家美癱坐在地上，腦袋一片空白，眼淚瞬間湧出來：「造了孽了！造了孽了！」
就在前一天深夜，一場屠殺地主、富農（下稱「地富」）及其子女的秘密行動席捲廣西全州三江大隊全境。共有76人被帶至鄰村黃瓜沖一個洞口半徑五米的天坑旁，然後，一個接一個被推入坑中。
半個世紀後，2017年1月1日，9名洞穴探險隊員赴黃瓜沖天坑探險，尋訪歷史的痕跡。兩年後，端傳媒在桂林輾轉找到他們，還原探洞的六個小時，亦數度走訪涉事村莊，希望能拼湊出50年前慘案的輪廓。時間沖淡了紅磚牆上「革命委員會好」的字樣，覆以「掃黑除惡」的標語；親歷者大多步入耄耋，或溘然長逝；但坑殺在人們心中剜下的洞，卻至今未能填補。
「都過了那麼久了，你們怎麼還來問？我都快死了，死了就好了。」2019年3月29日，端傳媒初次探訪大宅村時，95歲的唐家美這樣說道。
1. 土改來了
1950年，解放軍進村，拿槍指着她，「說你是地主，就是地主了。」
白色吉普車開到海拔800多米的東山鄉清水鎮，已接近2017年1月1日中午，探險隊員們穿上橙色衝鋒衣，徒步前往黃瓜沖。
組織者阿牛走在前頭。他1989年出生，河南焦作人，因對洞穴探險痴迷，常在網上搜集桂林附近的洞穴。2016年夏天，他發現「天坑殺人」的故事，迅速將信息散入群裏，結果一呼百應。隊伍裏的精靈（化名）是桂林本地人，他個頭不高，生得壯實。「廣西洞穴多，適合殺人。」精靈說，距桂林市區一小時車程內，「這樣的殺人坑就有三五個。」此外，還有廣西一間高校的表演老師老唐，他今年40多歲，聽過文革時期廣西人吃人的殘暴，這天想來「真實地見證歷史」。
探險隊很快來到天坑口。隊長蜘蛛（化名）開始設定錨點、指揮布局，他與阿牛同年，有豐富的洞穴救援經驗。
紙錢點燃，青煙升起，隊員們在天坑口前例行拜祭。村裏的老人們上前勸阻：「你們不要下去啊，下面有惡靈！」「我們路過都要繞道走！」這時，老唐才發現，附近的草叢裏散落着紙錢、塑料花和燃燒過的蠟燭——原來這些年，村民們一直在祭拜——「或許是在贖罪吧。」老唐想。
隸屬全州東山瑤族鄉的黃瓜沖位於廣西邊緣，距最近的縣城也要37公里，它與湖南交界，翻過幾個山頭、趟過山野險徑，便可抵達那邊的零陵地區。
今年3月，端傳媒初次拜訪黃瓜沖。恰逢雨季，村民們包着頭巾，褲腿高高捲起，拉頭牛，在田間地頭勞作。八個月後，待作物成熟，他們再揹着成袋成袋的野菜、辣椒和芋頭，到另一頭的湖南找買主換錢。日子雖不餘裕，但在村民李太蘭看來，「也安穩、踏實。」
這也是唐漢鳩一生的構想。在女兒唐家美的記憶中，父親「聰明、勤奮」。小時候，四兄妹鮮少見到父親，「每天天沒亮，他就下地了。」
「他也是農民出身，從湖南過來，有次放牛才看中這裏。」如今73歲的孫女唐映翔還記得爺爺說過，「他喜歡這裏的安靜。」
民國19年，靠「種豆子、磨豆腐」，唐漢鳩攢下第一桶金，在大宅村後山買下六畝地，種上水稻、玉米。很快，唐漢鳩舉家遷到這裏，在村東購置了一座大宅，「六間房，對開式」，唐映翔記得最清楚的是，從大門穿過客廳，還要經過兩個天井，「村裏人都羨慕我們」。
唐家美的大姐唐老俊18歲時，被父親許配給同村的地主。姐姐的新家是一幢灰色吊腳樓，由青磚砌成，兩層高——在家家戶戶還是茅房、瓦房的年代分外耀眼，就連二樓的窗戶都雕刻着「富貴」二字。「那是我見過最好的，寬敞、氣派，特別美。」唐家美說，她盼望自己日後出嫁也能住上這樣的房子。
每逢農忙，唐映翔起床都會看到家門口坐着一排農民等着派活，工錢每天一毫五仙。逢年過節，唐漢鳩還會給長工們派發米粥，他因此在村裏贏得不錯的名聲。
「我們幾個小孩這裏跑，那裏闖，誰管誰是地主的兒子，什麼階級。」唐順福說，「那時，我們還不懂中國的現狀。」
那時，村裏人不用「地主」這種詞彙，也沒有階級概念。下畝田村位於大宅村西北方向三裏處，村民唐順福五六歲時，每天和唐玉福一起放牛、玩泥。
「玉福他爸在村頭有很多地。」唐順福比玉福小一歲，出身貧農，「我們幾個小孩這裏跑，那裏闖，誰管誰是地主的兒子，什麼階級。」唐順福說，「那時，我們還不懂中國的現狀。」
對於地主，如今82歲的三江村民黃林愛（化名）至今心懷感激。1940年代，她在當地一戶地主家做農活，逢年過節，都被分到兩袋5公斤的米和一筐玉米。年底，他們還會和地主同桌吃飯，熱騰騰的桌上，有菜，有雞，也有魚。
直到1950年，一場革命轟然而至。唐家美記得，解放軍進村了，拿槍指着她，「說你是地主，就是地主了。」
2. 民兵崛起
「毛澤東講個什麼政策，你要跟着走。」
兩塊磚頭大的石頭丟下去，沒有響。
蜘蛛蹲在天坑邊，以9.8m/s^2的重力加速度估算洞穴深度：60米——在眾多洞穴中，它並不算深，但阿牛很快得出個殘忍的判斷——人掉下去，大約百分之六七十會死，「死不了的會非常非常疼。」
下午兩點，蜘蛛帶領隊員們下洞。距離洞口四五米深處，老唐輕觸洞壁，「冰冰涼涼的」，他將雙腳向洞壁蹭去，「完全撐不住。太滑了！」在水流經年沖刷下，天坑洞壁筆直、光滑。「就算世界攀岩的高手也爬不上來。」言及於此，寒意爬上老唐的背脊。
寒意從1950年就瀰漫開來了。據當地縣誌記載，當年12月起，全州全境260個行政村在短短四個月內完成了土地改革（下稱「土改」）。全縣共沒收18.06萬畝土地，收走了1.64萬間房屋和495頭牛。
在1950年6月發表的《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中，毛澤東提到，「土地改革的完成是獲得財政經濟情況根本好轉的首要條件」。但實際上，「就是把槍頭對準地富，」研究川東（編註：原四川東部）土改的學者譚松說，「利用土改奪財」。
以全州境內其中的109個行政村為例，土改後，地主和富農的人口比例均下降至不足10%，中農、貧農則分別從先前的24.37%、12.67%升至32.58%和47.56%。
暴風驟雨的土改運動將兩千多年的鄉紳文化連根拔起，並代以馬列文化，以達至統治「基層政權」的最終目的。「就是肉體上消滅後，文化上再摧毀，讓受害者恐懼，得益者感恩。」譚松解釋道。
「如果你叫地主，那就比狗都還要賤。」唐家美說。土改後的頭幾年，但凡有人從她家門外經過，都要進來唾棄，「人人都說我有罪。」
母親的死成為她心頭揮之不去的陰雲。1952年，瓜分土地之後，大宅村民兵進而對地富展開抄家。四五個人闖進唐家美的家，搶走金銀、煮飯的鍋，連母親身上的衣服也被人扒了。第二天早晨，唐家美推開門，看見一根粗實的繩子繫住母親的脖子，「她上吊死了。」
彼時父親唐漢鳩已病逝多年。母親去世後，唐家子女被人趕出宅子，住進隔壁的茅草屋。喪禮也草草結束，哥哥們把母親的屍體用席子一裹，葬在了後山。一年後，哥哥唐家清被幹部們誣陷「藏槍」。在群眾專政年代，指控不需要證據，幾個幹部商量好，案件「一錘定音」，他被關進了全州監獄，直至1964年才被釋放。
唐家美也沒有如願嫁入地主家，為改變身份，她嫁給同村的中農，相繼誕下兩個兒子。1960年，全縣大搞「反瞞產」運動（編註：大躍進時期，糧食徵購困難，政府認定農民有糧不交、隱瞞產量，遂展開反瞞產運動），出現大量浮腫病，兩個兒子相繼死於饑荒。
唐家美的女兒劉俊香記得，那以後，「我媽每天坐在家門口，總說自己『造了孽了』，『造了孽了』，我們問她，到底造了什麼孽這麼苦啊？」
三江大隊的村民們進入了一套新秩序。權力塔尖上的村幹部統管生產，決定每一個人的工分，（編註：工分制多見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和農村人民公社，主要用於衡量每個人的勞動量，並以此決定其勞動報酬）。在饑荒頻發的六零年代，「那（工分）就是我們的命。」一位村民回憶道。
三江村貧農黃有才曾因勞作時間太長，衝撞了村幹部，結果工分被扣光，遭到打罵訓斥，兩天兩夜沒吃東西。飢餓難忍，他很快向幹部們認錯，接受每天長達15小時的高強度勞作，「耙地、挑糞、蒿草…..什麼都要做。」
守護這套秩序的是民兵。下畝田村的民兵唐玉才回憶，那時，民兵分兩類——普通和基幹民兵。前者可以深入百姓的私人生活，監控並記錄每個人的舉止、態度和言行；後者可隨意攔截路上的村民，盤問其身份、階級、家庭信息……用唐玉才的話，「那是更勇敢的民兵」。
「勇敢的民兵」擁有特權，他們5人為一組，配備槍械，遇到「不聽話」的地富，「打打他，罵罵他」，也可以隨意抓捕、關押——「一切為了社會穩定。」唐玉才說。
這是1949年後建立的準軍事制度。它沿襲自民主革命的「農民協會」，成員大多由農民構成。1927年，在《湖南農民考察運動報告》中，毛澤東曾提到：「這是革命力量中最堅定的一支」，他們「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壓抑不住。」
「這也是一群流氓無產者。」譚松說，他們大多出自底層，「無所事事，一無所有，素質很差。所以，下起手來，也特別狠，特別毒。」革命年代，為打擊地富，這樣的人經常得到提拔，並構造出一條「奪財、害命、劫色」的流水線。
三江村委下轄的橋頭村是民兵營長黃天輝的出生地。在他被槍決後的三十年，村民們仍談虎色變。「他霸道、喝了酒會發瘋。」一位村民模仿起他大搖大擺的走路姿勢，「走路都橫着走的。」那時，誰家小孩不聽話，也用這個名字嚇他。
正是黃天輝讓唐玉才當上民兵的。1950年，因在土改抄家運動中表現優異，唐玉才一家九口得到了7畝地。「你不能亂想，不能亂說」，更重要的是，「毛澤東講個什麼政策，你要跟着走，跟着共產黨走。」憑藉忠誠，他當上了民兵。
唐玉才今年88歲，國字臉，小眼睛，膝下有7個子女。他至今相信是那封信為命運轉變提供了助推力。信是早年北上投軍的哥哥寄來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上甘嶺……他為這個國家去了18年！」
收到信的頭幾年，他家裏總來幹部。六十年代，村村寨寨鬧饑荒，但逢年過節，幹部們抱着大袋的粑粑、野菜、糧食前來慰問，浩蕩的隊伍至少有100人。「原來你家有個軍人啊。」幹部們紛紛驚歎。
唐玉才洞悉命運變化的原因——「他曉得你家裏有軍人」。但關注越多，負罪感卻越重：「我矮小，沒學識，無法像我大哥一樣參軍。」當上民兵後，唐玉才反覆告誡自己，要更積極、更賣命。
3. 批鬥大會
踢多了他才知道，原來暴力會上癮
強制勞動如影隨形。幹部們一聲令下，地富們全部成為免費勞動力。零下幾度的大冬天，唐家美曾上山砍柴、到大隊生火。幹部們餓了，他們趕去大隊裏做飯。各村放紅色電影，也由地富們扛起一台老式放映機，在六個村落「吭哧吭哧」來回搬運。
唐家美曾向幹部們提出質疑，自己嫁給中農，為什麼還要做苦力？「你們小時候也享了福」——那是她得到的唯一解釋，也是第一次懂得什麼叫作「連坐」，是「身上的罪永遠也洗不掉了」。
貧農出身的唐磊記得，鄰居「塘邊奶奶」土改前嫁給了地主。階級鬥爭最劇烈那幾年，每天有人捆綁她的手，踹她到牆角，在她頭上拉屎，民兵唐玉才的兒子還在她嘴巴邊撒尿。
唐磊的父親唐惠普（音）心疼「塘邊奶奶」，為她煮粥，卻被村幹部打成「漏網地主」——「讓她餓死也不能和她來往。」唐磊的姐姐唐芳記得，那時父親每天遭到全村人的拳打腳踢，家裏的糧食也被收走了，還被趕到村外修水庫。直到有一天，唐磊推開塘邊奶奶家的門，發現她一動不動，渾身爬滿蛆。
虐待愈演愈烈。80歲的村民黃愛花（化名）至今能數出9種懲罰花樣——「吊、跪、綁、蹲水缸、剝衣服、坐老虎凳、變狗叫、在頭上壓石頭、放火燒陰毛。」
「沒人捱得住。」黃愛花的哥哥在大隊裏挑柴火。有一次，因勞作太辛苦、隨意抱怨了幾句，被民兵懲罰「蹲水缸」。他們揪住哥哥的頭髮，強行按入一米深的水缸，反反覆覆——從那以後，哥哥每次耳朵進水，就會渾身顫抖，大聲痛哭。
說到底，還是批鬥大會最可怕。它殺伐果決，肆意妄為，沒人躲得過，形塑起那個年代的集體暴力。
「你每天聽，每天聽，到最後，你根本分不清對錯。乾脆不管了，只要地富，統統都有罪。」唐磊說。
彼時在各村公堂前，有一座水泥台，村民們稱為「總廳」。平時總廳用來開大會、放電影，全村的婚喪嫁娶也在這裏舉行。1952年，它成為階級鬥爭的舞台。村幹部把「犯錯」的地富們五花大綁，讓他們在台上跪成一排，再提起削好的竹片挨個兒打，「腦殼、背殼，打得到處都是傷」，唐家美說。
她記得，也是從那一年起，針對地富們的監控系統啟動。每天傍晚，地富們被民兵帶到大隊接受幹部的審問——今天做了什麼，家裏每個人做了什麼。
一開始還有些抵觸的唐家美見識過批鬥後，迅速學「乖」了。「他問什麼，你說什麼，說了他就不打你了。」再說了，「你幹嘛騙他們呢？」
下畝田村民的唐磊記得，批鬥台上的口號總是在變：今天是「你是豬，你是狗，你是萬惡的寄生蟲」，明天又變成「牢記階級苦，不忘血淚仇」。
「你每天聽，每天聽，到最後，你根本分不清對錯。乾脆不管了，只要地富，統統都有罪。」唐磊說。
1956年，唐順福在批鬥的高台上看見失蹤於田野的童年夥伴時，他會隱隱作痛。「幾個五六歲的孩子被人綁着手，和大人跪在一起。」背後豎着的破爛木頭上寫着「萬惡的剝削階級」。
「可五六歲的孩子能剝削什麼啊？」他將疑惑丟向大人，但大人們也沒有答案。後來再有批鬥會，唐順福也參加，有口號，他喊，地主被批鬥時，他也上前踢兩腳，踢多了他才知道，原來暴力會上癮。
再次撞上舊同伴，唐順福告誡對方：「你別和我走太近」。他知道，如果不劃清界限，「人家會說我『對毛主席不忠』，『對無產階級不忠』。那是天大的罪。把你綁起來，吊起來，打成地富，一輩子活在恥辱裏。」回憶起那段往事，他用了一會兒功夫才冷靜下來，「那時候， 我們不把人分好壞，只講階級。」
批鬥會變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唐玉才回憶，1965年以後，每月至少有4場批鬥，每年3次大會。每次大會前，村民們就馬不停蹄地蒐集舉報材料，材料沒有邊界，包括鄰里的表情、態度或僅僅只是日常聊天。
大罪加小罪，構成了三江大隊的警戒線。唐玉才記下了這樣的規定：下地生產時，偷懶、講閒話算作小罪。小罪被定性成「破壞作用」，犯人只須接受思想教育。與之相較，「說毛澤東不對，說共產黨不對」就是「反革命」的大罪——會有幹部專門上報，上級作出批示，甚至發生過對「犯罪者」實施私刑的案例。
曾參與文革平反的地方幹部王德佳告訴端傳媒，他在1984年走訪中發現，在東山鄉白寶木嶺村有一片一百畝的大草坪曾執行過私刑。開批鬥會時，幹部們會將革命積極分子安排進群眾隊伍中，煽動仇恨，製造殺人氣氛。緊接着，幹部們帶頭問：「要不要殺他」，沒等群眾回應，「民兵舉起馬刀，就把人家的頭給砍了。」王德佳說。唐玉才記得，他曾用此法解決了四名與自己有私怨的地富。
意識形態的狂潮迭起，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地富數量急劇增長，民兵也隨之增加。1965年後，三江大隊招募了一批新民兵。端傳媒走訪六個村落，不完全統計發現，截至1967年7月，三江大隊下轄的六個村共有約一百名民兵，監控着76名地富及其子女及近800個村民。
在這套嚴密的監控系統裏，不同位置的人遵從着各自的行為規範，像是設置了固定問答功能的機器。唐順福記得，1965年前後，村裏開批鬥大會時，台上的幹部們面對地富呼喊：「打不打他」，底下的他們只能回答：「打他」，或者「殺他！」不可以沉默，更不允許其他表達——語言單調，如同《1984》中的「新話（New Speak）」。
而一份文件的發表令局勢雪上加霜。1967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地、富、反、壞、右……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一律不準外出、不準改名換姓、偽造歷史、混入革命群眾組織。這些分子，如有破壞行為，要依法懲辦。」
《規定》觸發三江大隊監控進一步升級。多位村民向端傳媒證實，從當年8月開始，三江大隊的每位地富都增設了兩名民兵看守，白天出門前，點人頭；下地幹活時，被看守；入夜歸家後，民兵再用牛繩將其房門鎖死，貼上紅色封條，防止地富出逃。監控長達一個半月。
這是一個被忽略的危險信號，背後是長達15年的宣傳滲透。譚松說，1950年後，包括詩歌、文學、戲劇、影視等醜化地主的作品相繼問世，包括人們耳熟能詳的《白毛女》（編註：1951年上映的電影，講述貧農的女兒被地主霸佔後，逃進深山叢林，頭髮全部變白，後被八路軍解救）、《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編註：1957年發行的歌曲，主題是媽媽向孩子們回憶自己遭受地主迫害的經歷）……在譚松看來，這些作品目的就是「把對地主樹立為階級敵人，將仇恨根植在人們心中，融入到血液裏」，為打擊地富、搶奪其財產，構建合理性。
一種可能性卻被忽略了。群眾仇恨一旦得到培植，「上面稍有煽動，底下就容易造成屠殺。」譚松說，歷史上，典型案例如二戰期間納粹屠殺猶太人。
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Zygmunt Bauman)在《現代性與大屠殺》(Modernity and Holocaust)中，引用過哈佛大學社會倫理學教授赫伯特·C·凱爾曼(Herbert C. Kelman)的結論。他指出，變成集體罪行的罪犯需具備三個條件：暴力被賦予了權威、行動被例行化、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第一個是前提，後兩者是暴力的加速器。而三者具備，屠殺的劇本就已譜好。
「那時候， 我們不把人分好壞，只講階級。」
三江大隊的人們沒有聽過屠殺猶太人的故事，也不知道齊格蒙是誰，彼時，他們只關心自己能不能吃飽、會不會被鬥。
「媽的！誰知道他要殺人啊。」問及那場屠殺時，三江村民劉樂富（音）朝地上啐了一口，恨恨道。
4. 最後一夜
「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
探險開始兩小時後，五名隊員已抵達洞底。氣温不到10度，隊員們搓着手、哈着氣，精靈猜測：「他們會不會被凍死？」
但也可能被砸死。天坑洞底大約五十平米，凹槽遍布，四處碎石——「村民說，這是推下地富後，民兵搬石頭砸下來的，砸碎了。」阿牛說。
隊員們走上右前方的斜坡，一邊走，一邊踏過疑似地富們的遺物和後人的祭拜物：橡膠鞋底、碎布料、啤酒瓶子……但沒有發現骨頭，「我們還以為搞錯了。」老唐回憶。
「太冷了！」站在洞穴中央，蜘蛛打了個噴嚏。他俯身撿起枯枝，打火，煙霧升騰。白煙向上飄揚時，蜘蛛「哇——」地叫起來——在陽光和火焰煙霧交疊下，洞口「血紅血紅的」。
就像1967年，風暴的前夕。
「聽說要殺地富了。」這是屠殺發生大約20天前，在大隊做生產的村民黃肖唐（化名）聽到的消息。但他後來依然沒能救下地主出身的姑姑和叔叔——那時，民兵之間也互相監視。
屠殺的氣氛醖釀已久。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國科學技術大學3000名學生被迫停課，20歲的學生黃塞陽從北京回到桂林時，發現家鄉的人「都瘋了」。
在桂林下轄的臨桂縣，黨政機關被群眾攻下，包括縣委副書記在內的19名幹部在批鬥中遭到群眾處決；在246公里外的武宣縣，幹部帶頭將地富挖肝剖心的「人吃人」運動也將在一年後上演…..「全部都瘋了！」雖患腦梗，如今73歲的黃塞陽依然堅持發動當地志願者記錄廣西文革。他想弄清楚：為什麼家鄉的文革那麼殘暴，「為什麼那麼多人會死？」
學者宋永毅曾對廣西文革做過抽絲剝繭的分析。他指出，廣西是文革重災區，全區冤假錯案近23萬件，據檔案記錄，有名有姓有地址的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至少有89700人，加之無名死者和「失蹤者」，死亡人數實際高達12至15萬，居全國之首。
宋永毅提到了一個關鍵人物。在全國所有省市的第一書記或被打倒、或被調任的十年裏，廣西自治區第一書記、廣西軍區第一政委、號稱「廣西王」的韋國清卻始終不倒，並得到廣西軍區各縣武裝部和基幹民兵的極力支持。
韋國清堅固的地位來自軍功和革命年代的戰略地位。他是紅七軍、新四軍出身，國共內戰期間，曾出任有名的三野蘇北兵團司令；1950年，法越戰爭（又稱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期間，他任駐越南民主共和國軍事顧問團團長，參加指揮邊奠府戰役；1955年，42歲的韋國清被授予上將軍銜。
文革爆發後，中國正處於「抗美援越」之際，毛澤東想借此與蘇聯爭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權。與越南交界的廣西則是「抗美援越」的大後方——韋國清的重要地位不言自明。
但韋國清並不是毛澤東的嫡系。文革初期，毛澤東發動造反群眾對韋國清進行「炮打」和「火燒」，檢視他的忠誠度，但又不把他撤離，仍要他擔任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組長。
中央的態度為韋國清和造反派埋下了仇恨的種子。宋永毅指出，韋國清不敢對支持造反群眾的毛澤東和文革有怨言，而「一旦他大權在握，對那些反對了他的幹部群眾就決絕不會心慈手軟了」，宋永毅在《血雨腥風中的廣西文革》中分析道。
正是韋國清的默許，廣西文革期間發生過屠殺『四類分子（編註：土地改革時出現的政治標籤，主要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的階級滅絕行動和相當規模的『人吃人』運動……「這是中國大陸和平時期從來沒有過的。」宋永毅在2018年接受端傳媒專訪時說。
這是天坑殺人的背景，不是它爆發的直接原因。在宋永毅看來，作為廣西文革灑下的「第一滴血」，天坑殺人與地緣有更大關聯。
「天坑殺人的內在理路和湖南道縣屠殺幾乎一模一樣。」留德歷史學博士梁強彪（化名）告訴端傳媒，它們都是通過「製造四類分子趁機造反，進行階級報復的謠言，再煽動屠殺，先發制人。」
1967年，湖南道縣針對「四類分子」的屠殺持續爆發。在《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中，學者譚合成記錄道，從當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貧下中農組織人民法院判決，並以活埋、槍殺、刀砍、沉水、身上放炸藥等方式殺害「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3576人及他們的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在零陵地區，「殺絕黑七類」、「打倒黑五類」的白底黑字已貼滿了街道。
這股「殺人風」很快飄到了廣西，風暴一觸即發。
1967年10月2日，三江大隊召開了一場幹部大會。參會的大隊會計黃天愛對端傳媒回憶，當天上午，「天輝去區（東山區）裏開了個會。」他至今不知道會議內容是什麼，只見他回來後，「很興奮，眼紅紅。」
當天深夜10點，黃天輝於大隊召開會議，向在場大隊30名幹部下達屠殺令。「湖南道縣紅華的四類分子要暴動，群眾起來殺了一批四類分子，我區斜水公社也開始行動了。」他鼓動幹部們，「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
「沒一個敢說不。」黃天愛回憶。
公社醫師唐富坤支持黃天輝的決定。他表示，地富子女也「要一掃光」——「人不斷根必有禍，草不斷根必有生。」
大隊治保主任楊隆義提出質疑：「我們做事要講政策、講策略。」他再三問黃天輝，屠殺地富是不是上級的決定？現場，楊隆義的質疑得到了民兵幹部唐甫元、黨支部委員黃於祖的支持。
遲疑很快遭到了壓制——「其餘的地富子女給你們管，你們管得了嗎？」黃天輝嗆聲道，「哪個不同意，就是和地富有聯繫！」
此時，唐甫元再次請求黃天輝請示上級。
「我區裏開了會，難道這點不曉得，一切由我負責！」黃天輝一口回絕。
黃天愛說，「有貧下中農到地富家招親的，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貧下中農家招親落戶的，殺了不好，會引起動亂的。」
幹部們遂主張區別對待，最後定下標準：和地富家聯姻的貧下中農男女不殺；娶了貧下中農女子的地富家男子要殺；嫁給貧下中農的地富家女子不殺——酣睡的唐家美、唐映翔就這樣逃過了大屠殺。
接下來討論行刑地點。大宅村民兵營長王光裕建議，將地富們丟入黃瓜沖天坑——那是一片險惡之境，在當地有「無底洞」之稱。小時候，唐映翔與爸爸一同去附近犁地，「石頭丟下去，它（天坑）哐啷哐啷地響」。就在坑殺的五年前，李太蘭還記得它「吞掉了」兩頭牛——天坑由此成為村民心中惡的象徵。
會議結束已是凌晨兩點。黃天輝向幹部們下達最後通牒：「不管是親戚還是朋友，不能通風報信，誰走漏了消息，就接受地富一樣的待遇。」緊接著，楊隆義統計被丟坑的地富名單。以村為單位，黃天輝分配殺人任務，沉浸在即將到來的屠殺狂歡中的幹部們宰豬、加餐。
黃天愛找了藉口回家睡覺，「那是殺人的事，犯法的！」他向端傳媒回憶。但直至清晨六點，他都未能入眠。
而此時，酣睡的地富們並不知道，他們已被強制推進了生命的最後一夜。
5. 坑殺
「慢點兒，等我打一槍再推嘛。」
傍晚六點，9名隊員們全數抵達洞底。沿着斜坡，隊員們走向最深處。阿牛忽然叫起來：「哇，這麼多！」眼前，數十根白骨從泥土裏露出：成排的牙齒、背骨、腿骨、胸腔骨……混着青草味、紮實地嵌在土裏，彷彿刺入歷史的細長鐵釘。
「原來這裏有個洞！」斜坡盡頭，阿牛又有發現。他旋即招呼隊員們過來，翻查地圖。「那裏原本有條地下河。」阿牛分析，如果被丟下去的地富們沒死，或許可以從這裏逃生。
這個猜測旋即被推翻——洞口被很多砸下來的碎石堵住了，「或許是石頭墜落後，被水流衝過來的。」阿牛猜測。
屍骨遍布的場景揪住了隊員們的心。在洞口，裸露於濕土的屍骨越來越多，「光露出1米厚的粘土就全是骨頭」，阿牛說，下面或許更多。
老唐走上斜坡，張開雙臂，平躺在屍骨上，「原來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躺在這裏，望着上面的光，卻上不去了。」老唐感歎，「好絕望啊。」
1967年10月3日凌晨兩點15分，第一波劇烈的踹門聲衝進大宅村。從夢中驚醒的村民以為是「日本鬼子殺回來了」。但當他們發現是民兵後，卻更加膽怯，「不敢出聲，不敢動。」
那一夜，抓捕行動持續了三個小時，打鬥聲、哭號聲、慘叫聲此起彼伏，瀰漫了整個村落。同一個時間，三江村、橋頭村、東江村、宅樂坪村也相繼展開抓捕。
唐家美說自己那晚睡得特別沉，沒聽到任何聲音。不過，這個陳述遭到女兒劉俊香的質疑。當晚，劉俊香也被劇烈的撞門聲驚醒，她起身看到母親在被子裏翻來覆去，「聲音太大了，她根本不可能睡着」。
村民劉滿軍（音）聽到外面的求救聲，他躲在瓦房的窗口背後，雙腿發抖，狠勁兒地捂着嘴，卻捂不住「砰砰砰」的心跳。
三點多，唐映翔循着撞門聲出去救人，卻發現家門口站了兩個民兵，門也貼上封條。「你根本出不去！」不敵恐懼，她又將身子縮回去了。
不斷有地富們被牽出家門。他們的左右肩被民兵用牛繩各綁了兩次，雙手反剪，腕關節也打上死結了。當晚參與抓人的唐雲洪向端傳媒示範起抓捕動作：「這樣他們才不容易跑啊。」他笑起來。
天矇矇亮時，被捆綁的地富們被丟在各村公堂前，下跪。
透過窗戶的洞口，劉滿軍看見「一共30多個，臉上都沒有表情」，「沒有人哭，也沒有人鬧」，只聽到民兵不停地辱罵。
不久後，歷經徹夜抓捕、辱罵、毆打的地富們被悉數推上石板路，埋着頭，一個接一個，連成一道近百米長的隊伍。沒有一個村民敢出來營救，當年只有10歲的村民唐禮成（化名）目睹這列縱隊在村尾的轉角處消失。「我們太小了，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今年4月，在村民的帶領下，端傳媒重走這條「死亡之路」——它和50年前一樣荒草滿地，行至高處，石板路寬不足半米，若人不慎踩空，便跌入百米下的山林。
1967年10月3日下午兩點過後，第三次抓捕行動在下畝田村爆發，唐順福正與父親從山上割草回家，撞上30個民兵衝進村裏抓人，捉走了4戶地主、4戶富農。他嚇到腿軟，以為全國都在抓地富了，「以為是毛澤東下的令」，「那是毛澤東決定的！誰敢救？！」他說。
下畝田村的地富後代唐幸林（音）拼命掙脱繩索，奔向山下數百米外的平地。但跑到一半，民兵還是追上來了，在黑葱塘嶺的水塘，將他包圍。令唐玉才至今無法理解的是，唐幸林沒有投降，而是衝破了他們的封鎖，奔向百米外的水潭，縱身一躍。
這一舉動並未激起民兵們的同情。唐玉才說，唐幸林無論如何都要死——「他活下來了，知道你要殺他，還不殺死你嗎？」他說。
10月3日下午，黃天輝再次下達屠殺令。一些入贅到外地的地富子弟亦未能倖免。根據全州縣的文革檔案記錄，三江村的蔣能奇入贅黃龍公社弄巖村，當天返回公社撿藥，被民兵發現後，丟入坑內。第二天，民兵們又將在零陵羊巖頭和長家灣入贅的地主唐保安和唐建春抓回，一併坑殺。
在10月3日清晨，黃瓜沖村村民李清連（化名）看見了緩緩走來的隊伍。「他們五六十人，男男女女，孩子騎在大人身上，沒有哭，沒有鬧。」一個中年男人從隊列裏走了出來，蹲在水潭邊，捧水洗把臉，又自覺回到隊列中了。李清連不明白，「他為什麼不跑啊？」
清晨六點半，地富們身體挨着身體，站在天坑邊，烏壓壓一片。民兵給出兩個選擇：要麼主動跳入坑內；要麼遭到一頓暴打後，再被推入坑中。
蓄積已久的絕望終於爆發了。
大宅村地主劉香元首先跪在天坑邊，哀求道，倘若他主動抱着一個孫子跳坑，是否能換取另一個孫子的生存權。另一個地主唐老金也向黃天輝求情，如果他抱着1歲的孫女跳下去，「能不能把我孫子留給我媳婦（貧農出身），他沒有罪。」
這些請求都被拒絕了。
當地民辦老師蔣鸞鶯掏出毛主席語錄本：「你們這樣做，有無這樣的政策？」
「誰管你政策不政策，不給你講話。」黃天輝回嗆道。她很快遭到一頓暴打，也被民兵推下坑中。
民兵們甚至饒有興致地品嚐着嗜血的滋味。宅樂坪地主王紹榮快被推下坑時，被民兵楊雨生叫住：「慢點兒，等我打一槍再推嘛。」他撐起槍桿，將王紹榮頂入洞內。
人們聲稱沒有聽到哭喊或求救。家住在距離半山100米的李太蘭篤定地說：「那天我去鎮上教書了。沒看到。」距離天坑不到百米的村民李天夫說：「我們哪裏聽得到，都在睡覺呢，這是三江大隊的事。」
坑殺爆發的第二個下午，消息傳到了縣城。李太蘭回憶，「是縣裏下了文件，叫他們不能再殺下去了」，屠殺才被遏止。
但為時已晚。據官方文件記錄，這場屠殺共奪走了76名地富及子女的生命。其中，在1950年後出生的、彼時尚不滿18歲的共31人，最小的不足一歲。最多的一戶共有9人被坑殺，逃亡失敗的兩人中，一人上吊自殺，一人投河自盡。
6. 平反
「賠了錢就好了，他們還想怎麼樣！」
探險結束兩年後，老唐還常常在午夜夢迴時想起那些散落的白骨，「那是人性的惡啊，幾乎是最惡的一面了。」
坑殺後的第一天，老人的哀嚎、小孩的尖叫、女人的哭喊……混雜着從半徑五米的洞口散出。李太蘭把自己鎖在家中，三天三夜不敢出門。
噁心，是大多數村民事後提到的生理反應。坑殺當天，唐玉才吃不進飯，頭也昏昏沉沉，「吃什麼吐什麼」——激烈的嘔吐持續了整整四天。
洞內的聲音在第三天漸漸轉弱，老人聲最先消失，小孩的哭喊也隨之絕跡，空曠的洞內，只飄散出年輕女人的哀嚎。
一個星期後，哀嚎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濃烈的臭味。黃天順那時在鄰縣做木工，每天經過天坑，他以為附近有蛇死了——「那是蛇死後腐爛的臭氣。」一個月後，氣味變成「死了1000條（蛇）」。
村裏集結了20個年輕漢子，搬來一塊百斤重的巨石，嘗試用它封住洞口，更重要的是，「不再讓人作惡了」。
石頭落洞，被激盪的氣味反而越來越濃烈——它們穿過樹幹交叉形成的封鎖線，飄散到方圓十幾米。「那是來報復我們的。」李天夫想。
坑殺之後，村民亦漸漸修復起是非觀。一些村民記起了那些被丟下的小孩：「奶都沒吃夠，（他們）有什麼罪？」另一些，則詛咒起施暴的領頭人：「民兵營長黃天輝不被雷公打，也要被老虎吃！」
在200多人的大宅村，鮮少有人說得清那場屠殺是如何爆發的，又如何攪動過他們的生活。他們只記得，曾經歷過一個驚心動魄的夜晚，失去了幾十個朝夕相處的鄰居，沒有更多了。
唐家美坦言，坑殺之後，她從未到黃瓜沖附近探聽過親人們的下落，「你看什麼？去了連你都要殺。」失去了至少5個親人的唐映翔也說，「你去看，他也活不了啊。」她只希望，以後「好好活」。
1984年，全縣成立處理文革遺留問題領導小組。彼時毛澤東已於七年前逝世，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轟然落幕，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推動下，全國陸續開啟文革冤案平反工作。當年秋天，全州縣抽調出300多個年輕幹部下到農村走訪。據宋永毅記載，整個廣西參與平反的幹部數量高達10萬。
「遍地都是冤案。」參與當地平反工作的王德佳記得，他們本來暫居在農民的牛棚，「冤案太多」，縣裏又分撥了幾批幹部，牛棚很快住不下。
調查中，幹部們並不接受村民的隨意指控，而是教導每一個人 「什麼是事實，什麼是栽贓，什麼又是證據」，幫助他們漸漸糾回那顆偏離正軌的心。
1984年，政府開始為受害者提供賠償定案，以每條人命200元為最高賠償標準。唐映翔家被坑殺三口人，她母親從幹部手裏接過600塊。「那是很大的數字了，就像現在的幾千。」王德佳說。
可就連賠償也略顯隨機。「我半毛錢都沒拿到。」唐家美恨恨地說，那些年，「根本沒人查，沒人問。」
根據端傳媒了解到的多方說法，一些錢也並非掏自政府的腰包。三江大隊公社醫生唐富坤曾因一句「人不斷根必有禍，草不斷根必有生」，被罰了500塊。唐玉才因曾被派去湖南追捕地富，被政府追繳了50塊錢。他為此借了6戶鄰居的錢，背上「鉅債」。
但是，「這不是政權的犯罪嗎？」王德佳反問道。
在宋永毅看來，罰款也映射出毛澤東時代的統治術——土地革命時期，為讓底層群眾相互牽制，毛澤東挑動群眾鬥群眾；文革後，策略轉向「挑動群眾鬥幹部」；平反則是「挑動幹部鬥群眾。」「只有底下鬥來鬥去，相互牽制，上層的政權才能穩固。」宋永毅說。
權力是突然蒸發的。坑殺的第二年，和所有民兵一樣，唐玉才被政府繳了槍，撤了職。他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就是『割了草，捐了地』，國家不要你了唄。」
他不明白政府當年「怎麼做得那麼絕」。平反那些年，政府的人「每天來，每天來」，逼他供出參與坑殺的民兵，「把我搞得要死。」「賠了錢就好了，他們還想怎麼樣！」
平反始終沒能攻破民兵合力編織的防禦。「根本沒人說。」唐映翔記得，「所有的罪名都讓黃天輝背下了。」而交易很明白——為了報恩，民兵們每人湊了200塊，將黃天輝遺留下的16歲兒子養大成人。
同年，平反工作也草草收了場。在王德佳的記憶中，它僅僅持續了三個月。在處理文革遺留問題辦公室，每個受害者家屬領到一張協議。協議寫道：「過去的一些不實之詞，現在予以推翻，對其名譽予以平反。」「就這麼格式化地結束了。」王德佳歎了口氣。
而這段駭人歷史，亦在官方縣誌中被輕描淡寫，僅僅留下了73個字。
如果有什麼變成了永恆，那就是忠誠。
唐玉才至今相信，若不是毛澤東，他不會改變命運。「毛澤東是我們的大救星。」接受採訪的那個午後，面對着毛澤東的畫像，他細數起毛的恩情——他本來平平無奇，一無所有，憑着鬧革命和毛的「平均主義」，才分到大片的土地、宅子，挺過大饑荒。
唐玉才家的客廳中央，至今掛着毛澤東畫像，金光閃閃的頭頂，上書三個大字——「紅太陽」。今年冬天，發現畫像褪色，他搭車到40公里外的縣城，買來新的換上，繼續感受「紅太陽」的照耀。
賠償並沒能撫平受害者家屬的創傷。王德佳記得，1984年，要求討回公道的家屬越來越多，當地信訪局幾乎擠爆了人。「家家戶戶都有冤死的人。」
上訪的人數實在太多，為平民憤，1985年3月，在當地人民法院裁定下，黃天輝被判處死刑，遭到槍決。
「這根本不公平。」黃天輝的堂哥黃天耀說。遭到槍決後，政府的人用一台拖拉機，把黃天輝的屍體拉回來。「他媽的，就丟在了路邊。」黃天耀恨恨地說。
「沒有政府的允許，天輝敢殺那麼多人？」黃天耀說，「媽的，把人用完就宰了。」但他們不敢質疑什麼。兄弟們把黃天輝的屍體小心地抬回了家。在黃家大宅，族人為他治喪，按禮數設宴，喪歌悲愴，繚繞村莊三天三夜。
家人們在立碑時遇到了難題。「他做了這樣的事，寫什麼好呢？」黃天耀說。畢竟，連黃天輝的兒子黃明桂也覺得，父親的死「罪有應得」——「他殺了那麼多人，難道不償命嗎？」如今年近70的黃明桂是當地有口皆碑、老實巴交的農民。關於父親的事，他不願多談，話末揮揮手，轉身走向了農田。
在橋頭村的後山，一座無碑墓破土而出。墓前是壘起的幾塊花崗巖，頂上散落着清明掃墓時留下的紀念物。同年，黃天輝的死訊也成為村裏的禁忌。唐映翔記得，村幹部很快下令，禁止任何人提及、討論。「哼，以為我們就這麼忘記了。」
那一年，漸漸有受害者家屬為死去的親人立碑。拿到補償後，唐映翔和母親找了個屍工（編註：當地對祭師的稱呼）為父親唐家清請魂，又為他修墓，600塊的補償所剩無幾了。
請魂那天，唐映翔跪在天坑前給父親磕頭，屍工在一邊唸咒語。有那麼一瞬，她想起不堪的童年——土改剛剛完成，貧農常常到地富家裏抓人做工。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孩，父親不看重，把她送去貧農家給人蒿草、守豬圈。但她才8歲，根本守不住，打開柵欄，豬一個個地跑了。她害怕得躲上山，幾天幾夜沒回來。但父母也沒去找，直至鄰居撞見，才被母親領了回來。
回家後，被貧農嚴厲訓斥的父親將她一頓暴打，並堅持要送走她。唐映翔摟住柱子的雙手被父親用勁兒掰開，前後抵抗了三次。父親擰不過，才把她留下。但怨恨也留下了——「他簡直不是人啊，恨他恨得要死。」
「但能怎麼辦呢？」替父親修墓後，她每年清明都上墳、燒紙、供酒。
五十年後，三江大隊的民兵大多已故去，大宅村尚在世的民兵僅剩下唐雲洪。坑殺當天，唐雲洪將人悉數押至執行地，發現漏掉了個一歲半的孩子。黎明前，他一路小跑，把孩子也抓了過來。
唐雲洪79歲，終身未婚，無子無嗣，靠砍柴、種地度日。在近年如火如荼的「扶貧攻堅戰」運動中，他有幸被劃入國家社保體系，成為一名「五保戶」（編註：保吃、保穿、保醫、保住、保葬），每月可以收到政府派發的200塊。
他曾有過一個改變人生的機會。那年他26歲，天坑殺人剛剛結束，村裏的幹部為他在附近的啞鼓嶺村尋了個招親的機會，他拒絕了，因為幹部要他出讓在土改中分到的宅子——那曾是唐家美的家。
這座宅子如今成為他畢生的最大財產。房檐處，是當年鬧革命時留下的五個大字——「要鬥私批修」（毛澤東於1967年視察文革成績時提出：鬥私，即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自己的「私心」作鬥爭；批修，是利用上述理論去反對修正主義，與共產黨內一小撮資本主義當權派作鬥爭）。屋內，倒塌的牆壁和東倒西歪的桌椅上長滿了青苔。
伴隨困頓生活的，是如影隨行的指責。「他殺死過一個一歲半的小孩」、「就是他，小孩都不放過」……提及唐雲洪，大宅村人大多這樣介紹。但他似乎已忘記那個夜晚了。在數次回憶中，他堅稱自己從未到場參與屠殺，「我好像在大隊守糧食。」他撓頭笑笑。
本文參考資料：
- 宋永毅，2016年，《文革機密檔案——廣西報告》，明鏡出版社
- 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84）刑二復字第28號
- 全州縣誌辦，2016年，《全州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
- 《炎黃春秋》2014年第一期
- 羅四鴒 ，2018年，《專訪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唯有甄別史料真偽，才能認識文革的實質性》，端傳媒
- 譚合成，2010，《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天行健出版社
感謝王德佳對報導提供的採訪幫助。
應部分受訪者要求，名字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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