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本文部分内容涉及血腥暴力，可能会引起不适。
1967年10月3日清晨，43岁的唐家美闻讯飞奔回娘家时，哥哥们已不见踪影。祖宅的房门早已被踹烂，上面留下大小不一的脚印，屋内家具七零八乱。唐家美瘫坐在地上，脑袋一片空白，眼泪瞬间涌出来：“造了孽了！造了孽了！”
就在前一天深夜，一场屠杀地主、富农（下称“地富”）及其子女的秘密行动席卷广西全州三江大队全境。共有76人被带至邻村黄瓜冲一个洞口半径五米的天坑旁，然后，一个接一个被推入坑中。
半个世纪后，2017年1月1日，9名洞穴探险队员赴黄瓜冲天坑探险，寻访历史的痕迹。两年后，端传媒在桂林辗转找到他们，还原探洞的六个小时，亦数度走访涉事村庄，希望能拼凑出50年前惨案的轮廓。时间冲淡了红砖墙上“革命委员会好”的字样，覆以“扫黑除恶”的标语；亲历者大多步入耄耋，或溘然长逝；但坑杀在人们心中剜下的洞，却至今未能填补。
“都过了那么久了，你们怎么还来问？我都快死了，死了就好了。”2019年3月29日，端传媒初次探访大宅村时，95岁的唐家美这样说道。
1. 土改来了
1950年，解放军进村，拿枪指着她，“说你是地主，就是地主了。”
白色吉普车开到海拔800多米的东山乡清水镇，已接近2017年1月1日中午，探险队员们穿上橙色冲锋衣，徒步前往黄瓜冲。
组织者阿牛走在前头。他1989年出生，河南焦作人，因对洞穴探险痴迷，常在网上搜集桂林附近的洞穴。2016年夏天，他发现“天坑杀人”的故事，迅速将信息散入群里，结果一呼百应。队伍里的精灵（化名）是桂林本地人，他个头不高，生得壮实。“广西洞穴多，适合杀人。”精灵说，距桂林市区一小时车程内，“这样的杀人坑就有三五个。”此外，还有广西一间高校的表演老师老唐，他今年40多岁，听过文革时期广西人吃人的残暴，这天想来“真实地见证历史”。
探险队很快来到天坑口。队长蜘蛛（化名）开始设定锚点、指挥布局，他与阿牛同年，有丰富的洞穴救援经验。
纸钱点燃，青烟升起，队员们在天坑口前例行拜祭。村里的老人们上前劝阻：“你们不要下去啊，下面有恶灵！”“我们路过都要绕道走！”这时，老唐才发现，附近的草丛里散落着纸钱、塑料花和燃烧过的蜡烛——原来这些年，村民们一直在祭拜——“或许是在赎罪吧。”老唐想。
隶属全州东山瑶族乡的黄瓜冲位于广西边缘，距最近的县城也要37公里，它与湖南交界，翻过几个山头、趟过山野险径，便可抵达那边的零陵地区。
今年3月，端传媒初次拜访黄瓜冲。恰逢雨季，村民们包着头巾，裤腿高高卷起，拉头牛，在田间地头劳作。八个月后，待作物成熟，他们再揹着成袋成袋的野菜、辣椒和芋头，到另一头的湖南找买主换钱。日子虽不余裕，但在村民李太兰看来，“也安稳、踏实。”
这也是唐汉鸠一生的构想。在女儿唐家美的记忆中，父亲“聪明、勤奋”。小时候，四兄妹鲜少见到父亲，“每天天没亮，他就下地了。”
“他也是农民出身，从湖南过来，有次放牛才看中这里。”如今73岁的孙女唐映翔还记得爷爷说过，“他喜欢这里的安静。”
民国19年，靠“种豆子、磨豆腐”，唐汉鸠攒下第一桶金，在大宅村后山买下六亩地，种上水稻、玉米。很快，唐汉鸠举家迁到这里，在村东购置了一座大宅，“六间房，对开式”，唐映翔记得最清楚的是，从大门穿过客厅，还要经过两个天井，“村里人都羡慕我们”。
唐家美的大姐唐老俊18岁时，被父亲许配给同村的地主。姐姐的新家是一幢灰色吊脚楼，由青砖砌成，两层高——在家家户户还是茅房、瓦房的年代分外耀眼，就连二楼的窗户都雕刻着“富贵”二字。“那是我见过最好的，宽敞、气派，特别美。”唐家美说，她盼望自己日后出嫁也能住上这样的房子。
每逢农忙，唐映翔起床都会看到家门口坐着一排农民等着派活，工钱每天一毫五仙。逢年过节，唐汉鸠还会给长工们派发米粥，他因此在村里赢得不错的名声。
“我们几个小孩这里跑，那里闯，谁管谁是地主的儿子，什么阶级。”唐顺福说，“那时，我们还不懂中国的现状。”
那时，村里人不用“地主”这种词汇，也没有阶级概念。下亩田村位于大宅村西北方向三里处，村民唐顺福五六岁时，每天和唐玉福一起放牛、玩泥。
“玉福他爸在村头有很多地。”唐顺福比玉福小一岁，出身贫农，“我们几个小孩这里跑，那里闯，谁管谁是地主的儿子，什么阶级。”唐顺福说，“那时，我们还不懂中国的现状。”
对于地主，如今82岁的三江村民黄林爱（化名）至今心怀感激。1940年代，她在当地一户地主家做农活，逢年过节，都被分到两袋5公斤的米和一筐玉米。年底，他们还会和地主同桌吃饭，热腾腾的桌上，有菜，有鸡，也有鱼。
直到1950年，一场革命轰然而至。唐家美记得，解放军进村了，拿枪指着她，“说你是地主，就是地主了。”
2. 民兵崛起
“毛泽东讲个什么政策，你要跟着走。”
两块砖头大的石头丢下去，没有响。
蜘蛛蹲在天坑边，以9.8m/s^2的重力加速度估算洞穴深度：60米——在众多洞穴中，它并不算深，但阿牛很快得出个残忍的判断——人掉下去，大约百分之六七十会死，“死不了的会非常非常疼。”
下午两点，蜘蛛带领队员们下洞。距离洞口四五米深处，老唐轻触洞壁，“冰冰凉凉的”，他将双脚向洞壁蹭去，“完全撑不住。太滑了！”在水流经年冲刷下，天坑洞壁笔直、光滑。“就算世界攀岩的高手也爬不上来。”言及于此，寒意爬上老唐的背脊。
寒意从1950年就弥漫开来了。据当地县志记载，当年12月起，全州全境260个行政村在短短四个月内完成了土地改革（下称“土改”）。全县共没收18.06万亩土地，收走了1.64万间房屋和495头牛。
在1950年6月发表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毛泽东提到，“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但实际上，“就是把枪头对准地富，”研究川东（编注：原四川东部）土改的学者谭松说，“利用土改夺财”。
以全州境内其中的109个行政村为例，土改后，地主和富农的人口比例均下降至不足10%，中农、贫农则分别从先前的24.37%、12.67%升至32.58%和47.56%。
暴风骤雨的土改运动将两千多年的乡绅文化连根拔起，并代以马列文化，以达至统治“基层政权”的最终目的。“就是肉体上消灭后，文化上再摧毁，让受害者恐惧，得益者感恩。”谭松解释道。
“如果你叫地主，那就比狗都还要贱。”唐家美说。土改后的头几年，但凡有人从她家门外经过，都要进来唾弃，“人人都说我有罪。”
母亲的死成为她心头挥之不去的阴云。1952年，瓜分土地之后，大宅村民兵进而对地富展开抄家。四五个人闯进唐家美的家，抢走金银、煮饭的锅，连母亲身上的衣服也被人扒了。第二天早晨，唐家美推开门，看见一根粗实的绳子系住母亲的脖子，“她上吊死了。”
彼时父亲唐汉鸠已病逝多年。母亲去世后，唐家子女被人赶出宅子，住进隔壁的茅草屋。丧礼也草草结束，哥哥们把母亲的尸体用席子一裹，葬在了后山。一年后，哥哥唐家清被干部们诬陷“藏枪”。在群众专政年代，指控不需要证据，几个干部商量好，案件“一锤定音”，他被关进了全州监狱，直至1964年才被释放。
唐家美也没有如愿嫁入地主家，为改变身份，她嫁给同村的中农，相继诞下两个儿子。1960年，全县大搞“反瞒产”运动（编注：大跃进时期，粮食征购困难，政府认定农民有粮不交、隐瞒产量，遂展开反瞒产运动），出现大量浮肿病，两个儿子相继死于饥荒。
唐家美的女儿刘俊香记得，那以后，“我妈每天坐在家门口，总说自己‘造了孽了’，‘造了孽了’，我们问她，到底造了什么孽这么苦啊？”
三江大队的村民们进入了一套新秩序。权力塔尖上的村干部统管生产，决定每一个人的工分，（编注：工分制多见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村人民公社，主要用于衡量每个人的劳动量，并以此决定其劳动报酬）。在饥荒频发的六零年代，“那（工分）就是我们的命。”一位村民回忆道。
三江村贫农黄有才曾因劳作时间太长，冲撞了村干部，结果工分被扣光，遭到打骂训斥，两天两夜没吃东西。饥饿难忍，他很快向干部们认错，接受每天长达15小时的高强度劳作，“耙地、挑粪、蒿草.....什么都要做。”
守护这套秩序的是民兵。下亩田村的民兵唐玉才回忆，那时，民兵分两类——普通和基干民兵。前者可以深入百姓的私人生活，监控并记录每个人的举止、态度和言行；后者可随意拦截路上的村民，盘问其身份、阶级、家庭信息......用唐玉才的话，“那是更勇敢的民兵”。
“勇敢的民兵”拥有特权，他们5人为一组，配备枪械，遇到“不听话”的地富，“打打他，骂骂他”，也可以随意抓捕、关押——“一切为了社会稳定。”唐玉才说。
这是1949年后建立的准军事制度。它沿袭自民主革命的“农民协会”，成员大多由农民构成。1927年，在《湖南农民考察运动报告》中，毛泽东曾提到：“这是革命力量中最坚定的一支”，他们“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
“这也是一群流氓无产者。”谭松说，他们大多出自底层，“无所事事，一无所有，素质很差。所以，下起手来，也特别狠，特别毒。”革命年代，为打击地富，这样的人经常得到提拔，并构造出一条“夺财、害命、劫色”的流水线。
三江村委下辖的桥头村是民兵营长黄天辉的出生地。在他被枪决后的三十年，村民们仍谈虎色变。“他霸道、喝了酒会发疯。”一位村民模仿起他大摇大摆的走路姿势，“走路都横着走的。”那时，谁家小孩不听话，也用这个名字吓他。
正是黄天辉让唐玉才当上民兵的。1950年，因在土改抄家运动中表现优异，唐玉才一家九口得到了7亩地。“你不能乱想，不能乱说”，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讲个什么政策，你要跟着走，跟着共产党走。”凭借忠诚，他当上了民兵。
唐玉才今年88岁，国字脸，小眼睛，膝下有7个子女。他至今相信是那封信为命运转变提供了助推力。信是早年北上投军的哥哥寄来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上甘岭......他为这个国家去了18年！”
收到信的头几年，他家里总来干部。六十年代，村村寨寨闹饥荒，但逢年过节，干部们抱着大袋的粑粑、野菜、粮食前来慰问，浩荡的队伍至少有100人。“原来你家有个军人啊。”干部们纷纷惊叹。
唐玉才洞悉命运变化的原因——“他晓得你家里有军人”。但关注越多，负罪感却越重：“我矮小，没学识，无法像我大哥一样参军。”当上民兵后，唐玉才反复告诫自己，要更积极、更卖命。
3. 批斗大会
踢多了他才知道，原来暴力会上瘾
强制劳动如影随形。干部们一声令下，地富们全部成为免费劳动力。零下几度的大冬天，唐家美曾上山砍柴、到大队生火。干部们饿了，他们赶去大队里做饭。各村放红色电影，也由地富们扛起一台老式放映机，在六个村落“吭哧吭哧”来回搬运。
唐家美曾向干部们提出质疑，自己嫁给中农，为什么还要做苦力？“你们小时候也享了福”——那是她得到的唯一解释，也是第一次懂得什么叫作“连坐”，是“身上的罪永远也洗不掉了”。
贫农出身的唐磊记得，邻居“塘边奶奶”土改前嫁给了地主。阶级斗争最剧烈那几年，每天有人捆绑她的手，踹她到墙角，在她头上拉屎，民兵唐玉才的儿子还在她嘴巴边撒尿。
唐磊的父亲唐惠普（音）心疼“塘边奶奶”，为她煮粥，却被村干部打成“漏网地主”——“让她饿死也不能和她来往。”唐磊的姐姐唐芳记得，那时父亲每天遭到全村人的拳打脚踢，家里的粮食也被收走了，还被赶到村外修水库。直到有一天，唐磊推开塘边奶奶家的门，发现她一动不动，浑身爬满蛆。
虐待愈演愈烈。80岁的村民黄爱花（化名）至今能数出9种惩罚花样——“吊、跪、绑、蹲水缸、剥衣服、坐老虎凳、变狗叫、在头上压石头、放火烧阴毛。”
“没人挨得住。”黄爱花的哥哥在大队里挑柴火。有一次，因劳作太辛苦、随意抱怨了几句，被民兵惩罚“蹲水缸”。他们揪住哥哥的头发，强行按入一米深的水缸，反反复复——从那以后，哥哥每次耳朵进水，就会浑身颤抖，大声痛哭。
说到底，还是批斗大会最可怕。它杀伐果决，肆意妄为，没人躲得过，形塑起那个年代的集体暴力。
“你每天听，每天听，到最后，你根本分不清对错。干脆不管了，只要地富，统统都有罪。”唐磊说。
彼时在各村公堂前，有一座水泥台，村民们称为“总厅”。平时总厅用来开大会、放电影，全村的婚丧嫁娶也在这里举行。1952年，它成为阶级斗争的舞台。村干部把“犯错”的地富们五花大绑，让他们在台上跪成一排，再提起削好的竹片挨个儿打，“脑壳、背壳，打得到处都是伤”，唐家美说。
她记得，也是从那一年起，针对地富们的监控系统启动。每天傍晚，地富们被民兵带到大队接受干部的审问——今天做了什么，家里每个人做了什么。
一开始还有些抵触的唐家美见识过批斗后，迅速学“乖”了。“他问什么，你说什么，说了他就不打你了。”再说了，“你干嘛骗他们呢？”
下亩田村民的唐磊记得，批斗台上的口号总是在变：今天是“你是猪，你是狗，你是万恶的寄生虫”，明天又变成“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你每天听，每天听，到最后，你根本分不清对错。干脆不管了，只要地富，统统都有罪。”唐磊说。
1956年，唐顺福在批斗的高台上看见失踪于田野的童年伙伴时，他会隐隐作痛。“几个五六岁的孩子被人绑着手，和大人跪在一起。”背后竖着的破烂木头上写着“万恶的剥削阶级”。
“可五六岁的孩子能剥削什么啊？”他将疑惑丢向大人，但大人们也没有答案。后来再有批斗会，唐顺福也参加，有口号，他喊，地主被批斗时，他也上前踢两脚，踢多了他才知道，原来暴力会上瘾。
再次撞上旧同伴，唐顺福告诫对方：“你别和我走太近”。他知道，如果不划清界限，“人家会说我‘对毛主席不忠’，‘对无产阶级不忠’。那是天大的罪。把你绑起来，吊起来，打成地富，一辈子活在耻辱里。”回忆起那段往事，他用了一会儿功夫才冷静下来，“那时候， 我们不把人分好坏，只讲阶级。”
批斗会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唐玉才回忆，1965年以后，每月至少有4场批斗，每年3次大会。每次大会前，村民们就马不停蹄地搜集举报材料，材料没有边界，包括邻里的表情、态度或仅仅只是日常聊天。
大罪加小罪，构成了三江大队的警戒线。唐玉才记下了这样的规定：下地生产时，偷懒、讲闲话算作小罪。小罪被定性成“破坏作用”，犯人只须接受思想教育。与之相较，“说毛泽东不对，说共产党不对”就是“反革命”的大罪——会有干部专门上报，上级作出批示，甚至发生过对“犯罪者”实施私刑的案例。
曾参与文革平反的地方干部王德佳告诉端传媒，他在1984年走访中发现，在东山乡白宝木岭村有一片一百亩的大草坪曾执行过私刑。开批斗会时，干部们会将革命积极分子安排进群众队伍中，煽动仇恨，制造杀人气氛。紧接着，干部们带头问：“要不要杀他”，没等群众回应，“民兵举起马刀，就把人家的头给砍了。”王德佳说。唐玉才记得，他曾用此法解决了四名与自己有私怨的地富。
意识形态的狂潮迭起，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地富数量急剧增长，民兵也随之增加。1965年后，三江大队招募了一批新民兵。端传媒走访六个村落，不完全统计发现，截至1967年7月，三江大队下辖的六个村共有约一百名民兵，监控着76名地富及其子女及近800个村民。
在这套严密的监控系统里，不同位置的人遵从着各自的行为规范，像是设置了固定问答功能的机器。唐顺福记得，1965年前后，村里开批斗大会时，台上的干部们面对地富呼喊：“打不打他”，底下的他们只能回答：“打他”或者“杀他”！不可以沉默，更不允许其他表达——语言单调，如同《1984》中的“新话（New Speak）”。
而一份文件的发表令局势雪上加霜。196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地、富、反、坏、右......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不准改名换姓、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坏行为，要依法惩办。”
《规定》触发三江大队监控进一步升级。多位村民向端传媒证实，从当年8月开始，三江大队的每位地富都增设了两名民兵看守，白天出门前，点人头；下地干活时，被看守；入夜归家后，民兵再用牛绳将其房门锁死，贴上红色封条，防止地富出逃。监控长达一个半月。
这是一个被忽略的危险信号，背后是长达15年的宣传渗透。谭松说，1950年后，包括诗歌、文学、戏剧、影视等丑化地主的作品相继问世，包括人们耳熟能详的《白毛女》（编注：1951年上映的电影，讲述贫农的女儿被地主霸占后，逃进深山丛林，头发全部变白，后被八路军解救）、《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编注：1957年发行的歌曲，主题是妈妈向孩子们回忆自己遭受地主迫害的经历）……在谭松看来，这些作品目的就是“把对地主树立为阶级敌人，将仇恨根植在人们心中，融入到血液里”，为打击地富、抢夺其财产，构建合理性。
一种可能性却被忽略了。群众仇恨一旦得到培植，“上面稍有煽动，底下就容易造成屠杀。”谭松说，历史上，典型案例如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现代性与大屠杀》(Modernity and Holocaust)中，引用过哈佛大学社会伦理学教授赫伯特·C·凯尔曼(Herbert C. Kelman)的结论。他指出，变成集体罪行的罪犯需具备三个条件：暴力被赋予了权威、行动被例行化、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第一个是前提，后两者是暴力的加速器。而三者具备，屠杀的剧本就已谱好。
“那时候， 我们不把人分好坏，只讲阶级。”
三江大队的人们没有听过屠杀犹太人的故事，也不知道齐格蒙是谁，彼时，他们只关心自己能不能吃饱、会不会被斗。
“妈的！谁知道他要杀人啊。”问及那场屠杀时，三江村民刘乐富（音）朝地上啐了一口，恨恨道。
4. 最后一夜
“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
探险开始两小时后，五名队员已抵达洞底。气温不到10度，队员们搓着手、哈着气，精灵猜测：“他们会不会被冻死？”
但也可能被砸死。天坑洞底大约五十平米，凹槽遍布，四处碎石——“村民说，这是推下地富后，民兵搬石头砸下来的，砸碎了。”阿牛说。
队员们走上右前方的斜坡，一边走，一边踏过疑似地富们的遗物和后人的祭拜物：橡胶鞋底、碎布料、啤酒瓶子......但没有发现骨头，“我们还以为搞错了。”老唐回忆。
“太冷了！”站在洞穴中央，蜘蛛打了个喷嚏。他俯身捡起枯枝，打火，烟雾升腾。白烟向上飘扬时，蜘蛛“哇——”地叫起来——在阳光和火焰烟雾交叠下，洞口“血红血红的”。
就像1967年，风暴的前夕。
“听说要杀地富了。”这是屠杀发生大约20天前，在大队做生产的村民黄肖唐（化名）听到的消息。但他后来依然没能救下地主出身的姑姑和叔叔——那时，民兵之间也互相监视。
屠杀的气氛酝酿已久。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3000名学生被迫停课，20岁的学生黄塞阳从北京回到桂林时，发现家乡的人“都疯了”。
在桂林下辖的临桂县，党政机关被群众攻下，包括县委副书记在内的19名干部在批斗中遭到群众处决；在246公里外的武宣县，干部带头将地富挖肝剖心的“人吃人”运动也将在一年后上演.....“全部都疯了！”虽患脑梗，如今73岁的黄塞阳依然坚持发动当地志愿者记录广西文革。他想弄清楚：为什么家乡的文革那么残暴，“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死？”
学者宋永毅曾对广西文革做过抽丝剥茧的分析。他指出，广西是文革重灾区，全区冤假错案近23万件，据档案记录，有名有姓有地址的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至少有89700人，加之无名死者和“失踪者”，死亡人数实际高达12至15万，居全国之首。
宋永毅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在全国所有省市的第一书记或被打倒、或被调任的十年里，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号称“广西王”的韦国清却始终不倒，并得到广西军区各县武装部和基干民兵的极力支持。
韦国清坚固的地位来自军功和革命年代的战略地位。他是红七军、新四军出身，国共内战期间，曾出任有名的三野苏北兵团司令；1950年，法越战争（又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他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参加指挥边奠府战役；1955年，42岁的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革爆发后，中国正处于“抗美援越”之际，毛泽东想借此与苏联争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与越南交界的广西则是“抗美援越”的大后方——韦国清的重要地位不言自明。
但韦国清并不是毛泽东的嫡系。文革初期，毛泽东发动造反群众对韦国清进行“炮打”和“火烧”，检视他的忠诚度，但又不把他撤离，仍要他担任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组长。
中央的态度为韦国清和造反派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宋永毅指出，韦国清不敢对支持造反群众的毛泽东和文革有怨言，而“一旦他大权在握，对那些反对了他的干部群众就决绝不会心慈手软了”，宋永毅在《血雨腥风中的广西文革》中分析道。
正是韦国清的默许，广西文革期间发生过屠杀‘四类分子（编注：土地改革时出现的政治标签，主要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的阶级灭绝行动和相当规模的‘人吃人’运动......“这是中国大陆和平时期从来没有过的。”宋永毅在2018年接受端传媒专访时说。
这是天坑杀人的背景，不是它爆发的直接原因。在宋永毅看来，作为广西文革洒下的“第一滴血”，天坑杀人与地缘有更大关联。
“天坑杀人的内在理路和湖南道县屠杀几乎一模一样。”留德历史学博士梁强彪（化名）告诉端传媒，它们都是通过“制造四类分子趁机造反，进行阶级报复的谣言，再煽动屠杀，先发制人。”
1967年，湖南道县针对“四类分子”的屠杀持续爆发。在《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中，学者谭合成记录道，从当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贫下中农组织人民法院判决，并以活埋、枪杀、刀砍、沉水、身上放炸药等方式杀害“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3576人及他们的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在零陵地区，“杀绝黑七类”、“打倒黑五类”的白底黑字已贴满了街道。
这股“杀人风”很快飘到了广西，风暴一触即发。
1967年10月2日，三江大队召开了一场干部大会。参会的大队会计黄天爱对端传媒回忆，当天上午，“天辉去区（东山区）里开了个会。”他至今不知道会议内容是什么，只见他回来后，“很兴奋，眼红红。”
当天深夜10点，黄天辉于大队召开会议，向在场大队30名干部下达屠杀令。“湖南道县红华的四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批四类分子，我区斜水公社也开始行动了。”他鼓动干部们，“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
“没一个敢说不。”黄天爱回忆。
公社医师唐富坤支持黄天辉的决定。他表示，地富子女也“要一扫光”——“人不断根必有祸，草不断根必有生。”
大队治保主任杨隆义提出质疑：“我们做事要讲政策、讲策略。”他再三问黄天辉，屠杀地富是不是上级的决定？现场，杨隆义的质疑得到了民兵干部唐甫元、党支部委员黄于祖的支持。
迟疑很快遭到了压制——“其余的地富子女给你们管，你们管得了吗？”黄天辉呛声道，“哪个不同意，就是和地富有联系！”
此时，唐甫元再次请求黄天辉请示上级。
“我区里开了会，难道这点不晓得，一切由我负责！”黄天辉一口回绝。
黄天爱说，“有贫下中农到地富家招亲的，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贫下中农家招亲落户的，杀了不好，会引起动乱的。”
干部们遂主张区别对待，最后定下标准：和地富家联姻的贫下中农男女不杀；娶了贫下中农女子的地富家男子要杀；嫁给贫下中农的地富家女子不杀——酣睡的唐家美、唐映翔就这样逃过了大屠杀。
接下来讨论行刑地点。大宅村民兵营长王光裕建议，将地富们丢入黄瓜冲天坑——那是一片险恶之境，在当地有“无底洞”之称。小时候，唐映翔与爸爸一同去附近犁地，“石头丢下去，它（天坑）哐啷哐啷地响”。就在坑杀的五年前，李太兰还记得它“吞掉了”两头牛——天坑由此成为村民心中恶的象征。
会议结束已是凌晨两点。黄天辉向干部们下达最后通牒：“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能通风报信，谁走漏了消息，就接受地富一样的待遇。”紧接著，杨隆义统计被丢坑的地富名单。以村为单位，黄天辉分配杀人任务，沉浸在即将到来的屠杀狂欢中的干部们宰猪、加餐。
黄天爱找了借口回家睡觉，“那是杀人的事，犯法的！”他向端传媒回忆。但直至清晨六点，他都未能入眠。
而此时，酣睡的地富们并不知道，他们已被强制推进了生命的最后一夜。
5. 坑杀
“慢点儿，等我打一枪再推嘛。”
傍晚六点，9名队员们全数抵达洞底。沿着斜坡，队员们走向最深处。阿牛忽然叫起来：“哇，这么多！”眼前，数十根白骨从泥土里露出：成排的牙齿、背骨、腿骨、胸腔骨......混着青草味、扎实地嵌在土里，仿佛刺入历史的细长铁钉。
“原来这里有个洞！”斜坡尽头，阿牛又有发现。他旋即招呼队员们过来，翻查地图。“那里原本有条地下河。”阿牛分析，如果被丢下去的地富们没死，或许可以从这里逃生。
这个猜测旋即被推翻——洞口被很多砸下来的碎石堵住了，“或许是石头坠落后，被水流冲过来的。”阿牛猜测。
尸骨遍布的场景揪住了队员们的心。在洞口，裸露于湿土的尸骨越来越多，“光露出1米厚的粘土就全是骨头”，阿牛说，下面或许更多。
老唐走上斜坡，张开双臂，平躺在尸骨上，“原来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躺在这里，望着上面的光，却上不去了。”老唐感叹，“好绝望啊。”
1967年10月3日凌晨两点15分，第一波剧烈的踹门声冲进大宅村。从梦中惊醒的村民以为是“日本鬼子杀回来了”。但当他们发现是民兵后，却更加胆怯，“不敢出声，不敢动。”
那一夜，抓捕行动持续了三个小时，打斗声、哭号声、惨叫声此起彼伏，弥漫了整个村落。同一个时间，三江村、桥头村、东江村、宅乐坪村也相继展开抓捕。
唐家美说自己那晚睡得特别沉，没听到任何声音。不过，这个陈述遭到女儿刘俊香的质疑。当晚，刘俊香也被剧烈的撞门声惊醒，她起身看到母亲在被子里翻来覆去，“声音太大了，她根本不可能睡着”。
村民刘满军（音）听到外面的求救声，他躲在瓦房的窗口背后，双腿发抖，狠劲儿地捂着嘴，却捂不住“砰砰砰”的心跳。
三点多，唐映翔循着撞门声出去救人，却发现家门口站了两个民兵，门也贴上封条。“你根本出不去！”不敌恐惧，她又将身子缩回去了。
不断有地富们被牵出家门。他们的左右肩被民兵用牛绳各绑了两次，双手反剪，腕关节也打上死结了。当晚参与抓人的唐云洪向端传媒示范起抓捕动作：“这样他们才不容易跑啊。”他笑起来。
天蒙蒙亮时，被捆绑的地富们被丢在各村公堂前，下跪。
透过窗户的洞口，刘满军看见“一共30多个，脸上都没有表情”，“没有人哭，也没有人闹”，只听到民兵不停地辱骂。
不久后，历经彻夜抓捕、辱骂、殴打的地富们被悉数推上石板路，埋着头，一个接一个，连成一道近百米长的队伍。没有一个村民敢出来营救，当年只有10岁的村民唐礼成（化名）目睹这列纵队在村尾的转角处消失。“我们太小了，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今年4月，在村民的带领下，端传媒重走这条“死亡之路”——它和50年前一样荒草满地，行至高处，石板路宽不足半米，若人不慎踩空，便跌入百米下的山林。
1967年10月3日下午两点过后，第三次抓捕行动在下亩田村爆发，唐顺福正与父亲从山上割草回家，撞上30个民兵冲进村里抓人，捉走了4户地主、4户富农。他吓到腿软，以为全国都在抓地富了，“以为是毛泽东下的令”，“那是毛泽东决定的！谁敢救？！”他说。
下亩田村的地富后代唐幸林（音）拼命挣脱绳索，奔向山下数百米外的平地。但跑到一半，民兵还是追上来了，在黑葱塘岭的水塘，将他包围。令唐玉才至今无法理解的是，唐幸林没有投降，而是冲破了他们的封锁，奔向百米外的水潭，纵身一跃。
这一举动并未激起民兵们的同情。唐玉才说，唐幸林无论如何都要死——“他活下来了，知道你要杀他，还不杀死你吗？”他说。
10月3日下午，黄天辉再次下达屠杀令。一些入赘到外地的地富子弟亦未能幸免。根据全州县的文革档案记录，三江村的蒋能奇入赘黄龙公社弄岩村，当天返回公社捡药，被民兵发现后，丢入坑内。第二天，民兵们又将在零陵羊岩头和长家湾入赘的地主唐保安和唐建春抓回，一并坑杀。
在10月3日清晨，黄瓜冲村村民李清连（化名）看见了缓缓走来的队伍。“他们五六十人，男男女女，孩子骑在大人身上，没有哭，没有闹。”一个中年男人从队列里走了出来，蹲在水潭边，捧水洗把脸，又自觉回到队列中了。李清连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跑啊？”
清晨六点半，地富们身体挨着身体，站在天坑边，乌压压一片。民兵给出两个选择：要么主动跳入坑内；要么遭到一顿暴打后，再被推入坑中。
蓄积已久的绝望终于爆发了。
大宅村地主刘香元首先跪在天坑边，哀求道，倘若他主动抱着一个孙子跳坑，是否能换取另一个孙子的生存权。另一个地主唐老金也向黄天辉求情，如果他抱着1岁的孙女跳下去，“能不能把我孙子留给我媳妇（贫农出身），他没有罪。”
这些请求都被拒绝了。
当地民办老师蒋鸾莺掏出毛主席语录本：“你们这样做，有无这样的政策？”
“谁管你政策不政策，不给你讲话。”黄天辉回呛道。她很快遭到一顿暴打，也被民兵推下坑中。
民兵们甚至饶有兴致地品尝着嗜血的滋味。宅乐坪地主王绍荣快被推下坑时，被民兵杨雨生叫住：“慢点儿，等我打一枪再推嘛。”他撑起枪杆，将王绍荣顶入洞内。
人们声称没有听到哭喊或求救。家住在距离半山100米的李太兰笃定地说：“那天我去镇上教书了。没看到。”距离天坑不到百米的村民李天夫说：“我们哪里听得到，都在睡觉呢，这是三江大队的事。”
坑杀爆发的第二个下午，消息传到了县城。李太兰回忆，“是县里下了文件，叫他们不能再杀下去了”，屠杀才被遏止。
但为时已晚。据官方文件记录，这场屠杀共夺走了76名地富及子女的生命。其中，在1950年后出生的、彼时尚不满18岁的共31人，最小的不足一岁。最多的一户共有9人被坑杀，逃亡失败的两人中，一人上吊自杀，一人投河自尽。
6. 平反
“赔了钱就好了，他们还想怎么样！”
探险结束两年后，老唐还常常在午夜梦回时想起那些散落的白骨，“那是人性的恶啊，几乎是最恶的一面了。”
坑杀后的第一天，老人的哀嚎、小孩的尖叫、女人的哭喊……混杂着从半径五米的洞口散出。李太兰把自己锁在家中，三天三夜不敢出门。
恶心，是大多数村民事后提到的生理反应。坑杀当天，唐玉才吃不进饭，头也昏昏沉沉，“吃什么吐什么”——激烈的呕吐持续了整整四天。
洞内的声音在第三天渐渐转弱，老人声最先消失，小孩的哭喊也随之绝迹，空旷的洞内，只飘散出年轻女人的哀嚎。
一个星期后，哀嚎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浓烈的臭味。黄天顺那时在邻县做木工，每天经过天坑，他以为附近有蛇死了——“那是蛇死后腐烂的臭气。”一个月后，气味变成“死了1000条（蛇）”。
村里集结了20个年轻汉子，搬来一块百斤重的巨石，尝试用它封住洞口，更重要的是，“不再让人作恶了”。
石头落洞，被激荡的气味反而越来越浓烈——它们穿过树干交叉形成的封锁线，飘散到方圆十几米。“那是来报复我们的。”李天夫想。
坑杀之后，村民亦渐渐修复起是非观。一些村民记起了那些被丢下的小孩：“奶都没吃够，（他们）有什么罪？”另一些，则诅咒起施暴的领头人：“民兵营长黄天辉不被雷公打，也要被老虎吃！”
在200多人的大宅村，鲜少有人说得清那场屠杀是如何爆发的，又如何搅动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只记得，曾经历过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失去了几十个朝夕相处的邻居，没有更多了。
唐家美坦言，坑杀之后，她从未到黄瓜冲附近探听过亲人们的下落，“你看什么？去了连你都要杀。”失去了至少5个亲人的唐映翔也说，“你去看，他也活不了啊。”她只希望，以后“好好活”。
1984年，全县成立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彼时毛泽东已于七年前逝世，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轰然落幕，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推动下，全国陆续开启文革冤案平反工作。当年秋天，全州县抽调出300多个年轻干部下到农村走访。据宋永毅记载，整个广西参与平反的干部数量高达10万。
“遍地都是冤案。”参与当地平反工作的王德佳记得，他们本来暂居在农民的牛棚，“冤案太多”，县里又分拨了几批干部，牛棚很快住不下。
调查中，干部们并不接受村民的随意指控，而是教导每一个人 “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栽赃，什么又是证据”，帮助他们渐渐纠回那颗偏离正轨的心。
1984年，政府开始为受害者提供赔偿定案，以每条人命200元为最高赔偿标准。唐映翔家被坑杀三口人，她母亲从干部手里接过600块。“那是很大的数字了，就像现在的几千。”王德佳说。
可就连赔偿也略显随机。“我半毛钱都没拿到。”唐家美恨恨地说，那些年，“根本没人查，没人问。”
根据端传媒了解到的多方说法，一些钱也并非掏自政府的腰包。三江大队公社医生唐富坤曾因一句“人不断根必有祸，草不断根必有生”，被罚了500块。唐玉才因曾被派去湖南追捕地富，被政府追缴了50块钱。他为此借了6户邻居的钱，背上“巨债”。
但是，“这不是政权的犯罪吗？”王德佳反问道。
在宋永毅看来，罚款也映射出毛泽东时代的统治术——土地革命时期，为让底层群众相互牵制，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文革后，策略转向“挑动群众斗干部”；平反则是“挑动干部斗群众。”“只有底下斗来斗去，相互牵制，上层的政权才能稳固。”宋永毅说。
权力是突然蒸发的。坑杀的第二年，和所有民兵一样，唐玉才被政府缴了枪，撤了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割了草，捐了地’，国家不要你了呗。”
他不明白政府当年“怎么做得那么绝”。平反那些年，政府的人“每天来，每天来”，逼他供出参与坑杀的民兵，“把我搞得要死。”“赔了钱就好了，他们还想怎么样！”
平反始终没能攻破民兵合力编织的防御。“根本没人说。”唐映翔记得，“所有的罪名都让黄天辉背下了。”而交易很明白——为了报恩，民兵们每人凑了200块，将黄天辉遗留下的16岁儿子养大成人。
同年，平反工作也草草收了场。在王德佳的记忆中，它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每个受害者家属领到一张协议。协议写道：“过去的一些不实之词，现在予以推翻，对其名誉予以平反。”“就这么格式化地结束了。”王德佳叹了口气。
而这段骇人历史，亦在官方县志中被轻描淡写，仅仅留下了73个字。
如果有什么变成了永恒，那就是忠诚。
唐玉才至今相信，若不是毛泽东，他不会改变命运。“毛泽东是我们的大救星。”接受采访的那个午后，面对着毛泽东的画像，他细数起毛的恩情——他本来平平无奇，一无所有，凭着闹革命和毛的“平均主义”，才分到大片的土地、宅子，挺过大饥荒。
唐玉才家的客厅中央，至今挂着毛泽东画像，金光闪闪的头顶，上书三个大字——“红太阳”。今年冬天，发现画像褪色，他搭车到40公里外的县城，买来新的换上，继续感受“红太阳”的照耀。
赔偿并没能抚平受害者家属的创伤。王德佳记得，1984年，要求讨回公道的家属越来越多，当地信访局几乎挤爆了人。“家家户户都有冤死的人。”
上访的人数实在太多，为平民愤，1985年3月，在当地人民法院裁定下，黄天辉被判处死刑，遭到枪决。
“这根本不公平。”黄天辉的堂哥黄天耀说。遭到枪决后，政府的人用一台拖拉机，把黄天辉的尸体拉回来。“他妈的，就丢在了路边。”黄天耀恨恨地说。
“没有政府的允许，天辉敢杀那么多人？”黄天耀说，“妈的，把人用完就宰了。”但他们不敢质疑什么。兄弟们把黄天辉的尸体小心地抬回了家。在黄家大宅，族人为他治丧，按礼数设宴，丧歌悲怆，缭绕村庄三天三夜。
家人们在立碑时遇到了难题。“他做了这样的事，写什么好呢？”黄天耀说。毕竟，连黄天辉的儿子黄明桂也觉得，父亲的死“罪有应得”——“他杀了那么多人，难道不偿命吗？”如今年近70的黄明桂是当地有口皆碑、老实巴交的农民。关于父亲的事，他不愿多谈，话末挥挥手，转身走向了农田。
在桥头村的后山，一座无碑墓破土而出。墓前是垒起的几块花岗岩，顶上散落着清明扫墓时留下的纪念物。同年，黄天辉的死讯也成为村里的禁忌。唐映翔记得，村干部很快下令，禁止任何人提及、讨论。“哼，以为我们就这么忘记了。”
那一年，渐渐有受害者家属为死去的亲人立碑。拿到补偿后，唐映翔和母亲找了个尸工（编注：当地对祭师的称呼）为父亲唐家清请魂，又为他修墓，600块的补偿所剩无几了。
请魂那天，唐映翔跪在天坑前给父亲磕头，尸工在一边念咒语。有那么一瞬，她想起不堪的童年——土改刚刚完成，贫农常常到地富家里抓人做工。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孩，父亲不看重，把她送去贫农家给人蒿草、守猪圈。但她才8岁，根本守不住，打开栅栏，猪一个个地跑了。她害怕得躲上山，几天几夜没回来。但父母也没去找，直至邻居撞见，才被母亲领了回来。
回家后，被贫农严厉训斥的父亲将她一顿暴打，并坚持要送走她。唐映翔搂住柱子的双手被父亲用劲儿掰开，前后抵抗了三次。父亲拧不过，才把她留下。但怨恨也留下了——“他简直不是人啊，恨他恨得要死。”
“但能怎么办呢？”替父亲修墓后，她每年清明都上坟、烧纸、供酒。
五十年后，三江大队的民兵大多已故去，大宅村尚在世的民兵仅剩下唐云洪。坑杀当天，唐云洪将人悉数押至执行地，发现漏掉了个一岁半的孩子。黎明前，他一路小跑，把孩子也抓了过来。
唐云洪79岁，终身未婚，无子无嗣，靠砍柴、种地度日。在近年如火如荼的“扶贫攻坚战”运动中，他有幸被划入国家社保体系，成为一名“五保户”（编注：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每月可以收到政府派发的200块。
他曾有过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那年他26岁，天坑杀人刚刚结束，村里的干部为他在附近的哑鼓岭村寻了个招亲的机会，他拒绝了，因为干部要他出让在土改中分到的宅子——那曾是唐家美的家。
这座宅子如今成为他毕生的最大财产。房檐处，是当年闹革命时留下的五个大字——“要斗私批修”（毛泽东于1967年视察文革成绩时提出：斗私，即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的“私心”作斗争；批修，是利用上述理论去反对修正主义，与共产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当权派作斗争）。屋内，倒塌的墙壁和东倒西歪的桌椅上长满了青苔。
伴随困顿生活的，是如影随行的指责。“他杀死过一个一岁半的小孩”、“就是他，小孩都不放过”......提及唐云洪，大宅村人大多这样介绍。但他似乎已忘记那个夜晚了。在数次回忆中，他坚称自己从未到场参与屠杀，“我好像在大队守粮食。”他挠头笑笑。
本文参考资料：
- 宋永毅，2016年，《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明镜出版社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84）刑二复字第28号
- 全州县志办，2016年，《全州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 《炎黄春秋》2014年第一期
- 罗四鸰 ，2018年，《专访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唯有甄别史料真伪，才能认识文革的实质性》，端传媒
- 谭合成，2010，《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天行健出版社
感谢王德佳对报导提供的采访帮助。
应部分受访者要求，名字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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