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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唯有甄別史料真偽,才能認識文革性質

和個人記憶錯位相比,有意識地掩蓋和偽造歷史的政府行為要嚴重得多。在中國,因為政府壟斷了一切構築民族集體記憶的渠道和手段,它很容易在數十年內把謊言變成真理。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在北京的街上遊行,手持毛澤東的肖像和紅旗。 攝:	Bettmann / Contributor / Getty Images
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在北京的街上遊行,手持毛澤東的肖像和紅旗。 攝: Bettmann / Contributor / Getty Images

在中國大陸的官方宣傳中,與所謂「新中國」同齡,乃是一種莫大榮譽。然而身處其中的人卻知道,這意味着他們這一代人經歷的政治運動更多、更殘酷,「文化大革命」便是其中頂峰。1949年12月生於上海的宋永毅,正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

文革期間,17歲的宋永毅因為參加上海地區「炮打張春橋」的活動,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小頭頭」,隔離審查五年半。在此期間的閲讀與反省,使得宋永毅從毛澤東的追隨者變為反對派。1977年參加高考,宋永毅原本考上復旦大學歷史系,卻因檔案裏的「反革命」而不被錄取,轉入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1989年,宋永毅到美國留學,1992年獲得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東亞研究系文學碩士;1995年獲得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分校圖書館與資訊科學院碩士。現任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圖書館教授。

赴美之後,宋永毅發現,文革研究在美國堪稱「顯學」,然而同時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即史料錯誤非常多。這些錯誤不僅存在於非中國出身的學者身上,即便是有中國生活背景的學者和作家寫的著作中也屢見不鮮。再加上中共政府的刻意隱瞞與偽造,文革史料更是真假難辨。

宋永毅強調,文革研究首先是史料研究,必須首先學會甄別史料的真偽,才有可能認識文革的性質。「在中共當局所掌握的文革史料中,『內部』的比公開出版的要接近真實;『秘密 』 的和『機密』的又比『內部』的更接近真實。以此類推,『絕密的』或『最高機密』的文件檔案,就離歷史真相不遠了。只不過極權主義的執政者們絕不想給其公民以知情權罷了。」

在最近完成的論文《文革史料學與廣西的大屠殺》中,宋永毅舉了一個例子:「比如廣西省靈山縣,機密檔案中受難者的人數為3220,然而在公開出版的縣誌裏,只記載了八人,在廣西,僅七個縣,就有千餘名文革的暴力受難者被抹去他們曾經鮮活的生命存在。在官方機密檔案中,廣西八個縣有302人被吃,而在公開出版的縣誌中,沒有人吃人的紀錄。執政者在公開的場合,對他們縱容和推動的類似的『人吃人』這樣極度罪惡和醜聞是持一概不承認的鴕鳥戰術的。」

正是基於這樣一個原因,從1998年起,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支持下,宋永毅與郭建、丁抒、周原、周澤浩和沈志佳等學者一起,建立《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編輯部,開始收集中國當代政治運動的原始文件。

宋永毅強調,文革研究首先是史料研究,必須首先學會甄別史料的真偽,才有可能認識文革的性質。

1999年8月,宋永毅回中國收集紅衞兵資料時,被中國國家安全機關以非法獲取「國家機密」和「向境外提供信息資訊」的罪名關押半年。在此期間,一百多位歐美、澳洲學者寫信給當時國家主席江澤民,要求釋放宋永毅。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Alan Cohen)擔任他的美方辯護律師。2000年2月,宋永毅被無罪釋放,回到美國繼續做數據庫工作。

2002年,《中國文化大革命數據庫(1966-1976)》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出版,此後,宋永毅又陸續主編了《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中國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運動資料庫:從土地改革到公私合營(1949-1956))》。四個數據庫由此構成了《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系列,共收入近四萬份文件,一億多字。此外,在文革五十週年之際,還出版了36卷、700萬字的《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

哈佛大學麥克法夸爾(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認為,這些數據庫為「進一步研究當代中國提供了一份宏大的奠基石」,「整個研究領域也因此欠下了宋教授和他的夥伴們一份沉甸甸的感謝之情。」

對於宋永毅來說,數據庫的建立也讓他對文革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當我們把近四萬份原始文件聚集於一個數據庫系列中時,就會產生一種自然的『聚焦』縱深效應,給了使用者一個對歷史事件兼顧左右、追溯前因後果的機會,從而也就能更深入地把握其真相和本質。」

宋永毅1999年回中國徵集紅衛兵小報,作為「文革資料庫」的一部分,結果中共以非法獲取「國家機密」和「不准出境的文件」罪名,將他關押了半年,於2000年1月被釋回到美國。

宋永毅1999年回中國徵集紅衛兵小報,作為「文革資料庫」的一部分,結果中共以非法獲取「國家機密」和「不准出境的文件」罪名,將他關押了半年,於2000年1月被釋回到美國。攝:Tom Mihalek/AFP/Getty Images

端傳媒=端

宋永毅=宋

端: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觸動您,讓您最初想建立文革數據庫?

宋:起初想要建這樣一個數據庫,還是從學術上出發的,我發現一些英文著作,尤其是回憶錄,史料錯誤非常多。比如,2013年夏,一位在美國商界卓有成就的華裔女強人傅蘋出版了她的文革回憶錄《寧折不彎》(Bend, not Break),不料書中的一些內容引起爭議,並進一步掀起軒然大波,不少激憤的中國和華裔青年讀者在網上指責她為「污衊祖國」的「賣國賊」。

平心而論,傅蘋回憶錄的歷史框架並沒有虛構, 但在不少情節上完全是記憶錯位的。例如她回憶8歲時看到紅衞兵對老師「五馬分屍」,而這一罪行在南京和上海的文革檔案裏從沒有記載,並不是事實。

當然,和個人心理無意識造成的記憶錯位相比,有意識地掩蓋和偽造歷史的政府行為要嚴重得多。在中國,因為政府壟斷了新聞、教育、出版等一切構築民族集體記憶的渠道和手段,它很容易通過種種官方路徑,在數十年內把謊言變成真理,從而製造出一代無知的「憤青」來。例如文革中龐大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就一直是中共當局諱莫如深、極力篡改的史實之一。

如果沒有大量豐富而準確的歷史資料,科學的歷史研究就無從談起,一門新興的學科更無法建立。不在史料上下一番艱苦卓絕的工夫,也很難展現歷史的真貌。也正是出於這種學術信念,我們開始做這個數據庫的。

「和個人心理無意識造成的記憶錯位相比,有意識地掩蓋和偽造歷史的政府行為要嚴重得多。」

端:這些數據主要是如何收集的?

宋:這二十年,我們走遍了世界各地的亞洲圖書館,徵集了眾多的私人收藏,搶救了無數第一手的文字資料,在數以百萬計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獻中,進行專業的編輯校勘,彙集成了這一數據庫系列中的三萬多篇文獻,共一億多字。

端:您當年到中國大陸收集紅衞兵資料被捕,是怎麼回事?

宋:那是1999年,我被關半年。為什麼當時江澤民政府把我給放了?因為實在抓不住我什麼把柄,我到那裏去,無非是到北京潘家園一個舊書市場去買了一些紅衞兵小報。紅衞兵小報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公開出版,它不屬於保密的,所以硬要給我安一個罪名,首先說是「國家機密」,送上去被北京檢察院給駁回了,說如果把這些小報說成國家機密,基本全國人民都要關進去,文革時候大家都看。後來,就把罪名說成是「收集情報信息」。

相反,我要是那個時候收集像廣西那些機密文件的話,那我一定出不來、一定會被判刑,而且至少是5到10年徒刑。

我當時去搜集這些紅衞兵小報有兩個目的,一是為出版那一套120卷的《紅衞兵小報》。二是準備做這個文革數據庫。但有人去告密,中共在美國有不少線人,包括在大學中。當時我們的第一筆錢是蔣經國基金會給的。中共安全部門因此知道了我們要做文革數據庫,他們在審訊我的時候就流露出來了,想破壞我們這個項目。要破壞這個項目最有效的辦法,不就是把一個主編給關起來嗎?

端:這二十年間,您相繼建成四個數據庫,涵蓋了整個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在此過程中,您對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又有何發現?

宋:我發現,中共的政治運動,第一關聯性特別強;第二密集度高。為此,我總結了一個觀點:毛澤東時代是以政治運動治國。

先說密集度,就政治運動數目而言,以1949至1956年中共建政初期為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動的全國性政治運動便有四十種之多。它們分別是:徵糧,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查田定產、黨內整風、推銷公債、抗美援朝、全民捐獻、鎮壓反革命、反政治謠言、反地方主義、宗教三自運動 (自治、自養、自傳)、思想改造、批判資產階級傾向、清理「中層」、「內層」、司法改革、清理積案、對黨忠誠老實、民主改革、民主改革補課、審幹、三反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增產節約、批判《武訓傳》、新三反 (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四反 (反行賄、反欺騙、反暴利、反偷漏)、五反(反行賄、反偷税漏税、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交待和資產階級關係、統購統銷、批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批胡風反革命集團、肅反、批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批李四喜思想、農業合作化、公私合營和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等等。

換言之,僅在中共建政初期的六年裏,平均每年的政治運動就有六、七種之多。儘管上述運動不少是在經濟和其他非政治領域內發生的,但在毛澤東時代 ,一切都泛政治化了,它們都是以暴風驟雨般的政治運動形式展開的。

其次是關聯性強,例如,毛澤東在1952年初發動「三反運動」,想藉此解決黨內日益嚴重的貪污問題。在他的強力推動下,如火如荼的群眾運動確實也打出了幾百萬只大小「老虎」,還公審槍斃了近五十名黨內相當級別的幹部。雖然當時黨內的貪污現象有所收斂,但是其他的腐敗現象卻此起彼伏了起來。為此,毛又只得在1953年初又發動了一場「新三反運動」來制止新的腐敗。

此外,當代中國史上同名同主題的政治運動常常重複出現。自1950年開始,一直到文革後期(如「批林整風」),中共黨內的「整風」運動從沒有停止,但黨內的風氣卻越「整」越壞,中共的威信也越「整」越低。又如,在毛澤東時代至少有過四次「三反運動」和兩次「五反運動」。除了上面已經提及的1952至1953年的「三反」和「新三反」運動外,1960年初毛澤東還在黨內發起了一場內容完全相同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但不久便不了了之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文革中又發動了「一打三反運動」(1970年),即「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和「反對鋪張浪費」。其實, 這也又是「鎮反」和「三反運動」的重複而已。但文革後期的黨風卻日益敗壞。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向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紅衛兵揮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向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紅衛兵揮手。攝:VCG via Getty Images

端:文革50週年的時候,您牽頭出版了700萬字的《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為何要單獨給廣西建立資料庫?

宋:廣西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內亂的重災區,全區冤假錯案近23萬件,據檔案記錄:有名有姓有地址的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就至少有89700多人,加上無名死者和所謂的「失蹤者」,死者實際上高達12到15萬人之多,居全國之冠。文革結束後,中共中央的改革派領導,如胡耀邦、習仲勛等人曾前後派出三個工作組,由李鋭、週一鋒等中紀委,中組部,公安部的開明派領導掛帥。此外,改組後的廣西省委也組織了10萬人,在全區開展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工作,歷時四年多。

1986年到1988年,廣西區黨委整黨領導小組辦公室根據各地,市,縣黨委審定上報的《文革大事記,大事件》的材料,以及該辦公室編寫的《廣西文革大事件》、《廣西文革大事記》,編成一套《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堪稱單一省份中最翔實、最完整的十年浩劫史料長卷,而其「官方身份」,更使其擁有了無可置疑的權威性。加上中央工作組三次調查中的一些絕密文件和報告,不難向世人展現廣西文革血雨腥風的真相。

從2016年出版的36卷,共700萬字的《廣西文革機密檔案資料》中,不難發現廣西文革有如下五個特點:

一、在全國所有省市的第一書記或被打倒、或被調任的十年裏,它的自治區第一書記,自治區政府主席,廣西軍區第一政委,號稱「廣西王」的韋國清始終不倒,並得到廣西軍區,各縣武裝部和基幹民兵的極力支持;

二、發生過一場旨在消滅「四類分子」(及其子弟)的遍及全省的大屠殺;

三、出現了相當規模的人吃人,即革命群眾對「階級敵人」剜心剖肝吃肉的風潮;

四、軍隊動用了數個師的兵力,直接策劃,指揮,攻打和殲滅一派群眾組織,由此導致大規模的殺俘虜的現象;

五、作為大屠殺的常見衍生物,對女性的性暴力和性侵犯事件集中迸發,這是中國大陸和平時期從來沒有過的。當時殺夫奸妻,殺父奸女竟成為相當一段時間內某些農村地區的社會常態。

從廣西文革這些迥異於其他省市的特點,通過一個省的比較完整的機密和絕密檔案資料來研究分析全中國的文革,無論對當代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都有異乎尋常的意義。

文革大屠殺一般說來都是國家行為,就是武裝民兵或者是軍隊對手無寸鐵的平民、或者是對群眾組織進行大規模的屠殺。

端:剛才您提到廣西文革期間的屠殺與人吃人事件,文革期間其他地方有沒有類似事件和屠殺事件?

宋:文革大屠殺現在知道的將近有20場左右,一般說來都是國家行為,就是武裝民兵或者是軍隊對手無寸鐵的平民、或者是對群眾組織進行大規模的屠殺。

文革屠殺大概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軍隊直接屠殺的「武裝平叛型」。武裝平叛的第一槍是於1967年2月23日在青海打響的。當時的青海的造反派為響應毛澤東號召去奪權,佔領了《青海日報》,卻被青海軍區認為是「反革命叛亂」。該軍區的副司令趙永夫主張軍事鎮壓,帶了十三個連,動用機槍和火焰噴射器,共殺了手無寸鐵的群眾169人,傷178人。後又在全省範圍內逮捕、拘留、看管了10157人。這種武裝平叛和中共軍隊建政以來長期的武裝「鎮反」及平叛是一脈相承的。

第二種是「階級滅絕型」,所謂階級滅絕大多數發生在農村,像廣西、江西、湖南、雲南等,最典型的就是湖南道縣。大屠殺實際上波及到道縣所屬的整個永州地委,共有11個縣和市。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被迫自殺1397人;其中「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共7633人,佔了85%左右。

第三種是「種族滅絕型」,最典型的就是在內蒙古對蒙古族的屠殺,也就是所謂的「內人黨事件」。官方公布被殺害的是兩萬多,一般的民間調查至少是十萬以上。從此以後,蒙古族人就被打斷「脊梁骨」,因為精英階層基本上被一網打盡、被肉體消滅。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學者楊海英已經編了11本有關「內人黨」的資料,其中屠殺的內容無比殘忍。

這三種屠殺形式有的時候交織在一起的,尤其是軍隊的武裝平叛和階級滅絕,例如廣西的大屠殺就是混雜交集的,共殺了9到15萬人。

1966年底在北京街頭的一張展出的海報,展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如何應對所謂的「人民之敵」。

1966年底在北京街頭的一張展出的海報,展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如何應對所謂的「人民之敵」。攝:Jean Vincent/AFP/Getty Images

端:這些屠殺是政府行為還是無政府行為?

宋:我認為這是一個政府有意製造的無政府狀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湖南道縣和廣西,都發生過對所謂的「地富反壞」的大屠殺。在大屠殺發生前夕,體制內的策劃者都非常熱心於在體制外成立了許多施害者的組織,如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法庭」、「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社隊聯合橫掃牛鬼蛇神指揮部」、「衞革指揮部」 、「保衞紅色政權指揮部」等等,來充當直接的兇手角色。至今為止中共機密檔案都把它們稱之為「非法組織」,其實不是。例如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在土改時就有過。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和斯大林的大清洗中,並沒有這種形式。這恐怕是中國文革時期屠殺的第一個特點,即通過建立群眾組織做白手套殺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方面: 成千上萬無辜的湖南道縣和廣西的「四類分子」或對立派的幹部群眾還被莫名其妙地高度「組織化」,即被打成林林種種莫須有的反革命組織成員。在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這類組織有一百多種,如四類分子對貧下中農的「暗殺團」、「暗殺隊」、「殺貧留中保地富反動組」。還有遍布「四.二二」中的「廣西反共救國團」 「反共救國軍」、「農民黨」、「平民黨」 、「6955部隊賀龍同盟軍」等。

以廣西樂業縣為例, 1987年3月的處遺檔案中統計,全縣搞出了19個大型的反革命集團,計有各區報來的所謂板洪「反共聯蘇聯美戰鬥隊」、幼平「反共救國軍一○七一團」、山洲「反共聯蘇聯美」、幼平「國民黨先遣軍」等等。清查這些「反革命組織」致使「300多名幹部群眾……被打、被關、被公判。其中就有12人被鬥打死或開槍打死,有40多人被捕關押,有37人被打致傷殘。」

端:文革期間最高領導人知道這些事情嗎?

宋:知道的,我舉個例子。比如廣西吃人最厲害的地方是武宣縣,官方統計有75個人被吃掉,實際上不止這個數字。但廣西的武宣縣吃人是公開的,是在集市上吃人,在集市上把人割成骨頭架子取肉。武宣縣有一個老幹部,在北京有很多關係。他發現了這個事情後,就通過各種途徑把信直接送到北京的那些老同事那裏,老同事又通過各種關係把信送到周恩來的辦公桌上。周恩來又送到毛澤東的中南海,現在有證據說明中央,包括周恩來、毛澤東都是知道這個事情的。

端:既然知道為什麼不制止呢?

宋:因為當時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是支持廣西軍區,支持韋國清把造反派「411」打下去,然後儘早成立革命委員會,所以他對下面反映的大屠殺、人吃人的事情不願意調查。因為被殺的多是造反派,這正是他要拋棄的。 如果要阻止,是完全可能的。為什麼呢?當時有人對武宣縣革委會副主任、縣武裝部副部長嚴玉林說,你要馬上制止,這可是公開的人吃人啊!那個部長竟然說這是群眾運動,我們不宜插手,就讓他們自然發展。也就是說他支持這種恐怖行為。後來有人向中央告狀,廣西軍區也覺得這個事情不能這樣搞下去,當時的軍區司令叫歐致富,是中共中央委員,他立刻開車到武宣縣,掏出一把槍來,在那個武裝部長的台子上一拍,說,你明天不把人吃人給我制止了,我就一槍斃了你。於是第二天就制止了。

再比如說道縣的屠殺,當時47軍軍長是黎原,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組負責人是華國鋒,他們那些人還是比較有責任心。道縣屠殺發生在1967年8月,47軍知道這個情況,立刻就派軍隊到道縣去制止,七天就全部制止住了。

文革中的大屠殺不過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運動中的殺戮的一種延續而已,只不過表現形式更加集中和誇張。

端:文革時期的屠殺是不是文革獨有的?

宋:我們在挑選、編撰文革數據庫裏的數萬份原始資料時,首先震驚於當代中國政治運動的惡性重複。它們非但貫穿於整個毛澤東時代,之間又一脈相承。

如用來殺人的「群眾組織」,在中共建政以來的政治運動中都是合法組織。在1950年代大規模的「暴力土改」和「鎮壓反革命運動」裏,中國農村至少有數百萬地主富農或歷史反革命分子被虐殺。而直接充當殺戮者的,也都是這些林林種種的「人民法庭」、「貧下中農委員會」。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或「宣判大會」鬥爭、再宣判,後用野蠻的私刑處死,也完全是土改殺地主的全套流程。這樣的貌似法制外的組織,在文革前「四清運動」中還作為一種重新組織階級隊伍的重要手段寫入「二十三條」、即著名的「貧農、下中農協會」。

值得注意的還有:劊子手在殺戮受害者之前,常常先追逼受害者的「浮財」。殺了受害者以後,兇手們一定不會忘了土改的傳統——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浮財」,包括受害者家庭裏的青年女性。換句話說,氾濫的性暴力是土改和文革的共同特色。如果說後者有什麼不同之處,那就是暴徒們再也無法從受害者那裏分得土地。因為第一次土改中他們分得的土地,早已經被中共在一兩年後以「農業合作化」的名義收歸了國有。

文革屠殺的第二個特點,是受害者被「組織化」的現象,這在中共建政初期的「土改」和「鎮反」運動裏也比比皆是。比如,在四川土改中,就發生過多起製造假的「暗殺團」、並把有不同意見幹部群眾非法殺害的事件。在貴州的土改中,有過震動全國的所謂的「破壞土改同盟軍」假案——「晴隆事件」;經新華社絕密的《內部參考》報導的類似的大案,還有湖南邵陽的所謂「反共救國軍」事件、浙江桐廬的「清共政治局案」 、廣西信都「反共救國會」、山西「稷王山遊擊支隊」、廣東羅定縣的「地下軍」暴動案等等。僅海南一地鎮反中, 便發現76宗嚴重的假案,「被牽連帶上匪特地下軍之類帽子的老百姓和幹部共達2604人,其中被逮捕的1158人,被槍決的52人,在獄中病亡或自殺的50人;被誣者大多數(90%以上)都是貧僱中農和教員、學生,還有共產黨員。」

上述所謂的「反動組織」有幸被平了反,但更多的「反動組織」卻並沒有如此好的運氣了。 可見,對大屠殺的發生而言,最重要的並不在於受害者是否真是「黑五類」,而在於他們是否是「紅色政權」的反對派。「階級敵人」是可以根據需要隨意製造的。即便你歷史清白,施害者也可以羅織罪名、把你隨意地「組織」到某個「反動組織」裏去。

之所以要煞費苦心地先把清白的群眾貼上「反革命分子」的標籤後再殺,背後藴含着這樣一個文革前政治運動中簡單的法統邏輯:反革命分子是階級敵人,是革命要消滅的對象。既然這些人已經被「組織」入這一行列,殺他們也就合理合法了。

毛澤東時鐘,拍攝於2006年9月27日的北京。

毛澤東時鐘,拍攝於2006年9月27日的北京。攝:Fairfax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因此,文革中的大屠殺不過是文革前十七年的政治運動中的殺戮的一種延續而已。按以往政治運動的慣例,它不僅是合法的,還是合理的。只不過它的表現形式更加集中和誇張而已。

這些發現也使得我們深深地感到:僅僅把我們的史料工程局限於文革,便會切斷歷史的源流關係,無法反映出整個中國當代史上的政治運動的全貌。所以做完文革資料庫,我們又開始做其他政治運動的資料庫,這就是後來土改、公私合營、反右、大躍進等各個資料庫建立的緣起。現在數據庫就像滾雪球,每年大約增加200到300萬字。所以我很有信心,將來這個數據庫確實會成為一個電子版的學術資料庫,或者說一個國史博物館。

(羅四鴒,70年代後生人,現居波士頓,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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